■在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進程中，社會(hui) 階層流動水平不斷提升，有效激發了社會(hui) 發展的深層活力。

　　■流動的中國從(cong) 多個(ge) 維度增強了社會(hui) 發展的活力，為(wei) 人們(men) 憑借自身努力改變人生軌跡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高水平社會(hui) 流動對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推進更高水平的製度創新。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hui) 持續快速發展，書(shu) 寫(xie) 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英國《經濟學家》周刊指出這樣一個(ge) 事實：英國用了58年、美國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時間使人均實際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國僅(jin) 用10年就實現了。習(xi) 近平同誌指出：“一個(ge) 流動的中國，充滿了繁榮發展的活力。”這既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圖景的生動描繪，又揭示了當代中國繁榮發展的重要密碼。

　　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促進社會(hui) 流動

　　高水平的社會(hui) 階層流動是現代社會(hui) 的重要特征之一，不僅(jin) 有利於(yu) 人力資本競爭(zheng) ，而且有利於(yu) 社會(hui) 和諧。學術界主流觀點認為(wei) ，現代化和市場績效導向對於(yu) 促進階層流動均具有重要意義(yi) 。前者會(hui) 導致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和社會(hui) 分工結構快速分化，後者則會(hui) 使“唯才是舉(ju) ”的績效原則成為(wei) 勞動力市場競爭(zheng) 的主要標尺，因而都能有效提升階層流動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men) 黨(dang) 帶領人民勇於(yu) 探索、大膽實踐。從(cong) 傳(chuan) 統計劃經濟體(ti) 製到前無古人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從(cong) 計劃經濟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探索實踐，推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不斷完善，有力促進了高水平的社會(hui) 階層流動。一方麵，隨著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不斷發揮，勞動力市場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社會(hui) 成員通過努力拚搏和公平競爭(zheng) ，實現了向上的階層流動。另一方麵，政府作用得到更好發揮，特別是注重在宏觀發展戰略層次發揮作用，推動新型工業(ye) 化、信息化、城鎮化、農(nong) 業(ye) 現代化同步發展，積極參與(yu) 國際分工並融入世界經濟體(ti) 係，推動產(chan) 業(ye) 升級，努力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大力實施西部開發、東(dong) 北振興(xing) 、中部崛起、東(dong) 部率先等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強化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等大區域協同發展。這些舉(ju) 措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為(wei) 越來越多的社會(hui) 成員創造了個(ge) 人發展機會(hui) ，促使數以億(yi) 計的勞動力從(cong) 第一產(chan) 業(ye) 向第二產(chan) 業(ye) 、第三產(chan) 業(ye) 快速轉移，整個(ge) 社會(hui) 對專(zhuan) 業(ye) 技術人員的需求快速增長，體(ti) 力勞動者所占比例不斷下降。市場作用與(yu) 政府作用有機結合、協同發力，從(cong) 多個(ge) 維度提升了社會(hui) 階層流動水平。

　　社會(hui) 學最新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代際總流動率持續上升，從(cong) 20世紀70年代的0.38上升至當前的0.71。這表明，反映個(ge) 體(ti) 努力程度的自致性成就已經取代家庭出身等先賦性因素，成為(wei) 影響個(ge) 人社會(hui) 地位的首要因素。在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進程中，社會(hui) 階層流動水平不斷提升，有效激發了社會(hui) 發展的深層活力。

　　基礎設施建設為(wei) 流動社會(hui) 提供重要支撐

　　我國是一個(ge) 幅員遼闊的國家，如何跨越空間區隔，更高效率配置人力資源和各類資源要素，一直是國家發展麵臨(lin) 的重大課題。我們(men) 黨(dang) 以前瞻性戰略視角推動高水平交通基礎設施建設：1949年，全國鐵路通車裏程為(wei) 1.8萬(wan) 多公裏;2018年全國鐵路營業(ye) 裏程突破13萬(wan) 公裏，其中高鐵超2.9萬(wan) 公裏，占世界2/3。隨著國際領先的高鐵和公路網絡不斷發展完善，一個(ge) 規模巨大的流動社會(hui) 逐漸形成，並在多個(ge) 維度助力中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

　　流動社會(hui) 的發展不斷改變人們(men) 生活方式。便捷快速的交通出行使得人口空間流動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都大為(wei) 降低，流動已成為(wei) 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生活常態。這讓社會(hui) 成員能夠在更廣闊的空間範圍內(nei) 活動，不僅(jin) 可以獲得更多發展機會(hui) ，而且可以實現更為(wei) 豐(feng) 富多彩的旅遊休閑。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社會(hui) 成員之間的相互交流，有利於(yu) 不同區域交融發展。

　　流動社會(hui) 的發展有利於(yu) 不同區域形成深度社會(hui) 聯結。借助便捷的交通網絡，相鄰地區的一體(ti) 化發展態勢日益顯著。以長三角地區為(wei) 例，依托G60高速公路和正在建設的滬蘇湖高鐵兩(liang) 大交通網絡，由上海鬆江和浙江嘉興(xing) 、杭州等九城(區)協同打造的區域產(chan) 業(ye) 和城市群一體(ti) 化發展平台已顯雛形。即使在空間上有一定距離的不同區域，也可以借助便捷的交通網絡形成深度對接的新型發展機製。例如，貴州在開通黔粵、黔湘等高鐵線路後，與(yu) 相關(guan) 經濟發達城市之間建立起更為(wei) 緊密的對接機製。

　　流動社會(hui) 的發展有利於(yu) 公共服務和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協調發展。麵對流動社會(hui) ，局限於(yu) 屬地管理和服務的傳(chuan) 統思維已不再適用，公共服務體(ti) 係建設越來越強調協調發展、有序對接和一體(ti) 化布局。當前，我國已經在養(yang) 老、醫療等多個(ge) 關(guan) 鍵領域形成了區域銜接的公共服務製度體(ti) 係。可以預見，隨著流動社會(hui) 的進一步發展，公共服務和社會(hui) 保障的跨區域供給還將得到進一步發展。

　　製度創新不斷釋放人口紅利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men) 黨(dang) 針對不同時期人口流動特點適時進行製度創新，促進人口因素在產(chan) 業(ye) 、行業(ye) 和地區之間充分流動，不斷釋放人口紅利，為(wei) 經濟社會(hui) 發展提供了巨大動力。

　　積極構建流動人口在城鎮就業(ye) 、生活的製度保障體(ti) 係。截至2018年，全國農(nong) 民工總量達到2.88億(yi) 。針對這一對經濟社會(hui) 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勞動者群體(ti) ，國家不斷創新製度，著力保障其權益。比如，2010年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第十七次會(hui) 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hui) 保險法》規定，進城務工的農(nong) 村居民與(yu) 其他職工一樣依法參加社會(hui) 保險。又如，2013年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提出，把進城落戶農(nong) 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在農(nong) 村參加的養(yang) 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範接入城鎮社會(hui) 保險體(ti) 係。這穩定了流動人口群體(ti) 在城鎮發展的預期，推動流動人口深度融入城鎮，也有力促進了城市經濟社會(hui) 發展。

　　不斷提升農(nong) 民工的職業(ye) 技能與(yu) 知識素養(yang) 。我國農(nong) 民工培訓體(ti) 係不斷發展完善，根據經濟發展、經濟結構調整、產(chan) 業(ye) 布局需求，加強農(nong) 民工職業(ye) 技能培訓、在崗技能提升培訓、創業(ye) 培訓和農(nong) 村實用技術培訓。進入新時代，各級政府在農(nong) 民工培訓上的投入不斷加大。2014年至2017年，全國累計開展政府補貼性農(nong) 民工職業(ye) 技能培訓達3856萬(wan) 人次。這有力提升了農(nong) 民工群體(ti) 的技能素養(yang) ，使其能夠更好適應產(chan) 業(ye) 升級與(yu) 高質量發展要求，並更好分享經濟社會(hui) 發展成果。

　　努力引導創業(ye) 人才和高技能勞動群體(ti) 向欠發達地區流動。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guan) 於(yu) 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nong) 業(ye) 現代化建設的若幹意見》，國務院出台《關(guan) 於(yu) 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ye) 創業(ye) 工作的意見》《關(guan) 於(yu) 支持農(nong) 民工等人員返鄉(xiang) 創業(ye) 的意見》等，引導在發達地區經濟發展中獲得財富積累和技能提升的勞動力群體(ti) 向欠發達地區流動。截至2015年底，返鄉(xiang) 農(nong) 民工創業(ye) 人數累計超過450萬(wan) ，而且這一勢頭有增無減。這表明，人口流動製度創新正在逐步優(you) 化人力資本在不同區域的配置，促進不同地區經濟社會(hui) 協調發展。

　　適應社會(hui) 流動要求加強製度創新

　　回首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流動的中國從(cong) 多個(ge) 維度增強了社會(hui) 發展的活力，為(wei) 人們(men) 憑借自身努力改變人生軌跡創造了有利條件。但也要看到，高水平社會(hui) 流動在促進發展的同時，對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推進更高水平的製度創新。

　　人口高速流動對創新社會(hui) 治理提出更高要求。我國當前的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建立在屬地管理模式基礎上，其特征是主要麵向屬地居民提供標準化公共產(chan) 品，在流動社會(hui) 必然會(hui) 遇到一些挑戰。比如，無論建立在“街居製”基礎上的城市管理製度體(ti) 係還是農(nong) 村基層管理體(ti) 係，都無法有效覆蓋流動人口，並對其實施高水平的管理與(yu) 服務。近年來，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都在探索以黨(dang) 建引領治理創新的模式，以應對流動社會(hui) 帶來的新問題。今後，在進一步優(you) 化流動社會(hui) 的公共服務模式、創新基層治理組織體(ti) 係方麵，還有很大探索和提升空間。

　　流動社會(hui) 的發展對構建社會(hui) 認同體(ti) 係提出更高要求。在流動社會(hui) 背景下，來自不同地區的多樣化觀念不斷碰撞，使得不同群體(ti) 形成共享性社會(hui) 認同麵臨(lin) 更大挑戰。有效構建不同利益群體(ti) 的社會(hui) 協調機製以及富有包容性的社會(hui) 認同價(jia) 值體(ti) 係，顯得尤為(wei) 重要。要實現這些方麵的深度改革創新，就要形成與(yu) 流動社會(hui) 相匹配的價(jia) 值觀念與(yu) 保障體(ti) 係。

　　社會(hui) 流動性的增強對係統整合的宏觀政策設計提出更高要求。隨著人口、資源和要素在不同區域高速流動，如何從(cong) 整體(ti) 上有效提升與(yu) 之配套的服務與(yu) 管理能力，成為(wei) 當前國家治理麵臨(lin) 的一個(ge) 重要問題。麵對這一深層次問題，單一的屬地管理模式難以形成有效應對機製，需要在宏觀層麵形成更為(wei) 科學合理的整體(ti) 性製度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