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古籍《詩經·秦風》中所謳歌的滾滾向前的車馬輪轍，如今人們(men) 可以在河南安陽殷墟遺址車馬館裏近距離領略。考古發掘證實，戰車的發明當在夏初。據《荀子·解蔽》記載，“奚仲作車”。楊倞注釋說：“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雲(yun) 奚仲者，亦改製耳。”按這樣的說法，至少在遠古社會(hui) 末期，當時的人們(men) 已掌握原理，能夠利用粗大的圓木為(wei) 輪，在陸地上來回轉動，製作木車，成為(wei) 重要的陸上交通工具。隨著製作技術的成熟，出現了畜力駕挽並成功運用於(yu) 狩獵，然後逐漸轉用於(yu) 戰爭(zheng) 。

　　當時構成戰車的主要材料是原木，並且塗有防潮防蛀的漆，說明古人已經能夠從(cong) 天然植物中提取化學材料。從(cong) 出土的戰車結構看，大體(ti) 可分為(wei) 車廂、車輪、底盤和馬具四部分;往往一乘戰車可馭駕兩(liang) 匹馬或四匹馬。成語“駟馬難追”的產(chan) 生，正是出於(yu) 對這些現實器物存在的描述。從(cong) 史籍和考古發掘分析，夏初的軍(jun) 隊仍以步兵為(wei) 主體(ti) ，其中可能裝備有少量戰車。

　　戰車的形製

　　史料記載，使用戰車作戰最早的記錄，是夏啟征伐有扈氏的甘(今陝西戶縣)之戰。史學家分析認為(wei) ，隨著金屬工具的出現，夏朝製造戰車的能力顯著增強。最遲應於(yu) 夏朝中期，車戰就已成為(wei) 主要的作戰形式。曆史發展到商代初期，王朝的軍(jun) 兵種中已經有了“車兵”存在。《尚書(shu) ·牧誓》孔疏引《風俗通》說：“車有兩(liang) 輪，故稱為(wei) 兩(liang) (輛)”。《墨子·明鬼》說“湯以車九兩(liang) (輛)，鳥陣雁行”而伐夏。這些記載，說明夏末商初戰車製造和車戰已經有了很大發展。

　　史學家的分析並非空穴來風。現代的人們(men) 完全可以在河南安陽殷墟遺址體(ti) 驗。置身殷墟精美的文物陳列前，人們(men) 可以從(cong) 出土的青銅器具上讀出古代冶煉科技蘊涵的價(jia) 值。看到幾千年前製造的青銅器中，既有武器、工具、車馬器、建築構件等實用器具，也有禮器、樂(le) 器、銅鏡等祭祀禮儀(yi) 品和裝飾藝術品。青銅車馬器件與(yu) 駕車馭馬鞍具的出現，既裝點了王公貴族奢華的生活方式，也豐(feng) 厚了文明文化的傳(chuan) 承積澱。

　　這些工具、武器、車馬器的發展，對其他行業(ye) 亦產(chan) 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如金屬工具的出現和技術改進，直接帶來了古代戰車業(ye) 的興(xing) 起，使得戰車生產(chan) 、舟船製作的規模逐漸增大，結構也更為(wei) 科學、實用。《管子·形勢篇》記載：“奚仲之為(wei) 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相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說明禹時製車技術已很高超，發展至夏代中後期，戰車製作技術應當遠遠高於(yu) 禹時代，而且應該更加牢靠堅固，方才能夠用於(yu) 奔襲作戰。

　　對於(yu) 商周時期的戰車如何使用，《六韜·武鋒第五十二》中說，大凡用兵的要則，必須裝備威武的戰車，驍勇的騎兵以及衝(chong) 鋒陷陣的勇士，一旦發現敵軍(jun) 有可乘之機，就迅速發起攻擊。《六韜·戰車第五十八》中又講，步兵作戰，貴在隨機應變;車兵作戰，貴在熟悉地形狀況;騎兵作戰，貴在熟悉各種道路的特點。檢視殷墟遺址的出土文物，人們(men) 還可以發現商代對戰車的改進環節是多方麵的，如縮短軌距和轅長，加大車輿麵積，增加車輪的輻條數，尤其是關(guan) 鍵部位增加青銅緊固件等等，從(cong) 而提高了戰車的堅固性和機動性。

　　河南浚縣辛村出土的西周實物表明，夏商周時代的銅車轂飾結構是比較科學合理而複雜的。車轂既是輪軸穿合部，又是車輪裁輻之處，承力最重的地方，既是戰車行駛時受力最大的要害部位，也是戰鬥中最易受碰撞損壞之處。因此，西周時期普遍加強了對車轂的保護，往往用成組的青銅器件將其包裹起來。完整的銅轂飾包括輨、軫、軝等部分，輨和軫狀如圓管，或合鑄為(wei) 一件長轂飾，套於(yu) 轂的兩(liang) 端，軫包於(yu) 轂中央的裁輻之處，互相接合，起到了有效的加強和保護作用。

　　商代戰車大多為(wei) 一車二馬，也有一車四馬的情況，但數量極少。總體(ti) 上看，夏商周時期的戰車多為(wei) 獨轅馬車。而一車四馬者，其挽馬對稱配置於(yu) 轅兩(liang) 側(ce) ，緊貼轅的兩(liang) 匹馬稱為(wei) “服馬”，靠裝於(yu) 車衡(轅前端橫木)上帥軛套束。

　　車戰的地位

　　大約在商代武丁前後，車兵已有一定的數量並發展成為(wei) 重要的戰鬥兵種。車戰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步戰而成為(wei) 最主要的作戰方式。商周以降，在此基礎上，注重以戰車為(wei) 中心組建部隊，並形成了新的布兵陣勢。如殷墟宗廟遺址的方陣中，列有戰車五輛。每輛戰車有甲士三人，徒兵十五人。說明每五輛戰車組成一個(ge) 戰鬥編製單位，其編組情況與(yu) 文獻“五車為(wei) 列”記載吻合。這也與(yu) 《呂氏春秋·簡選》記載相符：“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士六千人，以戊子戰於(yu) 郕。”可見商湯時期，商軍(jun) 在作戰中已開始使用成建製的戰車。

　　更有甚者，殷墟中還有同置二十五輛戰車的大型墓葬，說明商湯有以二十五輛戰車組成的更大的戰車建製單位;也表明商代戰車的戰術編組基本定型，戰車部隊已具有相當規模。從(cong) 戰車兵員來講，蔡沈《書(shu) 經集傳(chuan) 音釋·甘誓》雲(yun) ：“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禦者居中。”

　　根據戰車的作戰需求，夏商周的武器主要有兩(liang) 類，遠射兵器和格鬥兵器。遠射兵器主要是弓或弩，箭上裝有青銅鏃。格鬥兵器主要是青銅戈和矛，以戈為(wei) 主;還有用於(yu) 砍劈的鉞(類似斧)和刀。戰車上甲士的防護器具主要是皮製的甲胄和盾。

　　戰車的分化

　　時代前行的步履匆匆。戰車緊隨戰爭(zheng) 的步伐又有了新的分工，大致分為(wei) 野戰車即攻車，運輸車即守車，指揮車即戎車三種。由於(yu) 夏代的戰爭(zheng) 多發生在黃河中下遊地區，由駿馬牽引的戰車馳騁於(yu) 廣闊平坦的大平原上所產(chan) 生的快速度和衝(chong) 擊力，都是原始步兵無法比擬的，於(yu) 是原始的徒步格鬥漸漸被車戰所取代。戰爭(zheng) 的勝負往往又取決(jue) 於(yu) 交戰雙方戰車製造技術的先進與(yu) 否;強勁的戰車逐漸成長為(wei) 軍(jun) 隊主力。

　　但後人也注意到，自商湯滅夏並建立新的王朝之後，中原地區的戰事相對平息下來。商王武丁時期的戰爭(zheng) ，多是對邊疆山區方國部落的征伐。山區作戰的特殊性，使戰車的作用受到了限製，戰車發展一度沉寂。依據考古發掘看，西周軍(jun) 兵種雖也有車兵、騎兵和步兵，但似乎當時的步兵已逐漸失去獨立性，成為(wei) 車兵的附屬，或者可視作隸屬步兵，這與(yu) 殷商時期軍(jun) 隊中既有建製步兵，又有隸屬步兵的情況有所變化。到了西周或者春秋時期，戰車重新崛起，一些軍(jun) 事強國常自詡為(wei) “千乘之國”。如晉軍(jun) 在城濮之戰時僅(jin) 七百乘，到春秋後期動輒至五六千乘;楚軍(jun) 全盛時發展到近萬(wan) 乘。車兵數量甚至成為(wei) 七雄爭(zheng) 霸較勁的“本錢”，七雄均以擁有戰車多少乘來顯示其軍(jun) 隊實力。著名兵家孫武計算軍(jun) 隊數量就是以車兵為(wei) 計算單位的。他在《孫子·作戰篇》稱：“凡用兵之法，馳車千乘，革車千乘，帶甲十萬(wan) 。”從(cong) 車戰戰術看，也較前朝發達許多，可以說是戰車發展的鼎盛期。

　　縱然以現今人們(men) 的眼光來看，古代戰車的形製，在夏商周時期就已是登峰造極。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這時的戰車普遍采用四馬駕挽。四馬戰車是在兩(liang) 匹服馬外側(ce) 各增一馬，稱為(wei) “驂馬”，靠一根一端拴係於(yu) 車輿底部的梁木上、另一端套在馬頸上的皮繩係束。增添兩(liang) 匹馬力，這樣就增大了戰車的車速和載重能力。馭手主要靠連接馬銜的轡繩控馬駕車。馬銜和馬頭絡的裝置方式，大致與(yu) 今天的樣式相近。

　　戰國晚期，鋒利的鐵鋼兵器逐漸用於(yu) 實戰，促使防禦兵器出現變革，出現了鐵鎧甲和馬甲。不僅(jin) 將帥兵士而且連作戰的馬匹都得到了保護。

　　到秦末漢初，戰車逐漸衰落，這大概與(yu) 騎兵興(xing) 起等一係列軍(jun) 事變革直接相關(g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