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政策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協調區際關(guan) 係，解決(jue) 矛盾問題，優(you) 化空間布局，提高資源空間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徑和手段。我國是一個(ge) 地域大國，自然條件複雜多樣，曆史文化豐(feng) 富多彩，人文社會(hui) 各具特色。這樣，各地在發展中，不可避免地會(hui) 遇到各種區域利益關(guan) 係的碰撞、衝(chong) 突，需要調節、平衡。因此，區域政策就十分重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區域政策與(yu) 時俱進，針對時弊，尋求突破，不斷適應新的發展情況並引領未來。區域政策不斷發展完善，內(nei) 容不斷豐(feng) 富創新，對象從(cong) 單一到多元，效應從(cong) 局部到綜合，手段從(cong) 計劃到市場再到複合，更具係統性、理論性及實踐性，日益成為(wei) 我國經濟發展、民族繁榮、國家富強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生產(chan) 力布局及區域經濟發展經曆了初創打基礎、“大躍進”增加產(chan) 量、“三線建設”提升實力、改革開放先行先試、沿海率先發展、“四大板塊”和“三大支撐帶”、城市群、自貿區、國家級新區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波瀾起伏的壯觀曆程。從(cong) 總體(ti) 上看，區域政策經曆了均衡發展、非均衡發展到協調發展三個(ge) 階段，有過失誤和教訓，也積累了豐(feng) 富的經驗。黨(dang) 的十九大提出，要通過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製。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區域政策實踐與(yu) 研究可以為(wei) 今後更好地製定區域政策、促進區域經濟新發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製提供諸多的啟示和借鑒。

　　新中國初期30年均衡發展階段(1949—1978年)

　　新中國成立之初，為(wei) 恢複經濟建設，改變工業(ye) 基礎薄弱、產(chan) 業(ye) 布局畸形等現狀，國家采取了平衡全國工業(ye) 生產(chan) 力布局的均衡發展戰略，也被稱為(wei) 生產(chan) 力均衡布局階段。以毛澤東(dong) 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ti) ，確立了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製度和計劃經濟體(ti) 製，按照“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原則，製定了以國家安全為(wei) 目標的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大力扶持內(nei) 地經濟的發展及“三線建設”，發展國防及尖端技術，開啟了新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起點。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實行以經濟恢複為(wei) 主的生產(chan) 力布局戰略。當時，我國經濟由於(yu) 受到帝國主義(yi) 、封建主義(yi) 和官僚資本主義(yi) 的影響，生產(chan) 力布局離散，70%以上的工業(ye) 集中分布於(yu) 對外貿易便利的東(dong) 部地區，內(nei) 地發展嚴(yan) 重滯緩;再加上朝鮮戰爭(zheng) 、美國經濟封鎖等因素的影響，外部環境嚴(yan) 峻。在這種背景下，當時國家重點支持東(dong) 北、華北和華東(dong) 工業(ye) 基地建設，並向內(nei) 地輸送大量的企業(ye) 和人才，比如：沈陽輪胎廠遷到樺甸，丹東(dong) 造紙廠遷到佳木斯，上海的秦川機床、嘉陵機器等企業(ye) 遷移至內(nei) 地。

　　為(wei) 了改變落後的工業(ye) 麵貌、有計劃地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我國從(cong) 1953年“第一個(ge) 五年計劃”開始，向西推進生產(chan) 力布局，實行計劃性的全國工業(ye) 均衡布局，奠定了我國工業(ye) 化的基礎。從(cong) “一五計劃”開始，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694個(ge) 大中型建設項目為(wei) 中心，在東(dong) 北、華北和內(nei) 地(西北和西南)等地建設了一批工業(ye) 基地。為(wei) 合理布局生產(chan) 力，破解蘇聯僵化體(ti) 製難題，毛澤東(dong) 同誌於(yu) 1956年在《論十大關(guan) 係》中堅持“中蘇對照、以蘇為(wei) 鑒、探索新路”，論述了生產(chan) 力布局中中央與(yu) 地方的關(guan) 係，沿海工業(ye) 和內(nei) 地工業(ye) 的關(guan) 係，重工業(ye) 、輕工業(ye) 和農(nong) 業(ye) 的關(guan) 係以及漢族與(yu) 少數民族的關(guan) 係問題等，成為(wei) 新中國成立初期區域政策中十分有影響力的論述、方略和原則。

　　“二五”時期(1958—1962年)的基本任務仍然是進行以重工業(ye) 為(wei) 中心的工業(ye) 建設，冀望實現工業(ye) 均衡分布，各大省區建立相對完善獨立的經濟體(ti) 係。但國際上中美、中蘇關(guan) 係緊張，美帝侵越戰爭(zheng) 升級;國內(nei) “左傾(qing) ”思想滲透，不切實際的“趕英超美”“大躍進”“大煉鋼”，再加上“三年自然災害”，造成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guan) 係失調，我國陷入三年嚴(yan) 重的經濟困難時期。另外，“三線建設”的生產(chan) 力布局“遍地開花”“星羅棋布”，嚴(yan) 重影響和損害了經濟效益。為(wei) 此，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進一步穩定國民經濟。

　　備國際上的戰爭(zheng) 衝(chong) 突，“三五”(1966—1970年)、“四五”(1971—1975年)以及“五五”(1976—1980年)初期，國家的生產(chan) 力布局逐漸向“大三線”轉移，我國開始進行第二次大規模西進活動，開展以西南為(wei) 重點的內(nei) 地新工業(ye) 基地建設，同時建立各具特色、相互協作的經濟協作區，沿海與(yu) “三線”並重，各省市區發展“小三線”，建成了一大批骨幹企業(ye) 和重點項目。

　　總之，新中國成立初期三十年實施的均衡發展政策，主要是由上至下的單向指令式計劃的執行過程，中央政府運用國家財力實施重大項目(基礎設施、國防)、進行投資建設與(yu) 調控生產(chan) 力布局，從(cong) 空間層麵對區域發展進行以大一統為(wei) 特征的戰略規劃、指導調控。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東(dong) 西部地區經濟不平衡的狀況，建立了一批初具規模的工業(ye) 基地，奠定了我國工業(ye) 化建設的基礎。但由於(yu) 當時的工業(ye) 發展主要出於(yu) 國家安全戰略的需要，布局於(yu) 分散的山區，以重工業(ye) 尤其是軍(jun) 工業(ye) 優(you) 先，輕工業(ye) 發展不足，物資出現短缺，再加上忽略了地方的經濟地理優(you) 勢，項目過於(yu) 分散，市場力量受到抑製，進而影響了總體(ti) 經濟效率。此外，均衡發展政策實際運用中“重內(nei) 地輕沿海”的傾(qing) 向抑製了東(dong) 部地區甚至全國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升。

　　改革開放早期非均衡發展階段(1979—1998年)

　　1978年底，我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深刻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和計劃經濟的弊端，這一時期非均衡發展受到推崇，基本上支配了我國經濟布局和地區發展。為(wei) 盡快使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首先選擇並鼓勵成本低見效快、項目易於(yu) 落地、對外貿易便利的沿海城市和地區優(you) 先發展，分階段、有重點、求效益地開放沿江、沿帶及內(nei) 陸地區，“發展才是硬道理”“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構成了這一時期的主旋律。鄧小平同誌在八十年代提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ge) 擁有兩(liang) 億(yi) 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cong) 而帶動內(nei) 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ge) 事關(guan) 大局的問題。內(nei) 地要顧全這個(ge) 大局。”

　　興(xing) 辦經濟特區

　　隨著“四人幫”被粉碎和“文化大革命”結束，社會(hui) 經濟秩序開始恢複正常。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確定了以改革開放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指導方針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生產(chan) 力布局戰略由以追求地區平衡為(wei) 目的的“均衡”模式正式轉向以追求布局效率為(wei) 目標的“傾(qing) 斜”模式。1979年7月15日，中央批準廣東(dong) 省先在與(yu) 澳門和香港毗鄰的珠海和寶安(現深圳)兩(liang) 地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設立我國對外開放的先導示範基地——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特區政策”意義(yi) 非凡，可以說開啟了我國各種“開發區”“新區”“試驗區”“示範區”的閘門。改革開放以後，生產(chan) 力布局重心開始由內(nei) 陸地區向東(dong) 部沿海逐漸轉移。

　　發展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沿海港口城市

　　“六五”時期(1981—1985年)，在“放開搞活”的改革浪潮中，國家進一步調整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指導方針，明確了沿海、內(nei) 陸和少數民族地區的不同發展方向。為(wei) 促進沿海地區的進一步開放，1984年，我國開放了14個(ge) 沿海港口城市，興(xing) 辦經濟技術開發區，以便引進先進技術、興(xing) 辦“三資”企業(ye) 、投建中外合作的科研機構。198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長江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座談會(hui) 議紀要》，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開辟為(wei) 沿海經濟開放區。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我國形成了沿海開放地帶和工業(ye) 城市群;對東(dong) 部沿海開放地區從(cong) 財政、稅收、信貸、投資、土地、外貿、資源等方麵不斷給予政策優(you) 惠和改革試點支持，這些政策比起“特區政策”而言手段更為(wei) 多樣、惠及區域更廣。2017年末，219家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地區生產(chan) 總值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的11%，強有力地支撐了地區經濟的發展。

　　劃分“三大地帶”、設立新特區和國家級新區

　　“三大地帶”發展戰略，是沿海地區開放戰略的延續和深化。八十年代初期，陳棟生等學者深入探討了三大地帶的劃分特點、原則、關(guan) 係、意義(yi) 及對策，區域板塊(空間)概念愈加被關(guan) 注、應用和拓展。80年代中期，沿海、內(nei) 地的劃分方法過於(yu) 籠統，難以適應生產(chan) 力布局的要求，以陳棟生為(wei) 代表的區域經濟學者提出了東(dong) 中西部三大地帶劃分的設想，並被國家“七五”計劃(1986—1990年)采用。“七五”計劃的總體(ti) 目標確定為(wei) ：“要加速東(dong) 部沿海地帶的發展，同時把能源、原材料建設的重點放到中部，並積極做好進一步開發西部地帶的準備。”1988年，鄧小平同誌提出了“兩(liang) 個(ge) 大局”的戰略構想，其中之一是“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ge) 擁有兩(liang) 億(yi) 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cong) 而帶動內(nei) 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ge) 事關(guan) 大局的問題。內(nei) 地要顧全這個(ge) 大局。”

　　1988年初，我國將遼東(dong) 半島和山東(dong) 半島全部對外開放，同年4月，國家批準興(xing) 建全國最大的和唯一覆蓋全省的經濟特區——海南經濟特區，立足海南的資源優(you) 勢和地理優(you) 勢，為(wei) 進一步解放思想、推進市場化做出了必要的探索。1988年9月沿海開放地區研究會(hui) 成立並舉(ju) 行第一次會(hui) 議，以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為(wei) 重點研究對象，著重探討沿海各經濟技術開發區興(xing) 辦經驗和存在問題，為(wei) 今後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進一步興(xing) 辦和政府機關(guan) 決(jue) 策提供參考。20世紀90年代初，國家批準設立上海市浦東(dong) 新區，掀起了新一輪對外開放的浪潮。作為(wei) 長江三角洲的龍頭，浦東(dong) 新區先行先試，與(yu) 珠江三角洲的廣州、深圳遙相呼應，外部溢出效應十分顯著，顯示了其巨大的區域影響力、輻射力、帶動力，進一步拉動了整個(ge) 中國經濟的發展。截至2018年6月，全國共有19個(ge) 國家級新區。國家級新區作為(wei) 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城市區，具有改革先行先試區、新產(chan) 業(ye) 集聚區等特征，對於(yu) 發揮區域比較優(you) 勢，優(you) 化區域產(chan) 業(ye) 布局發揮了重要作用。

　　開放沿江、沿邊及內(nei) 陸城市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區域合作廣泛開展，區域競爭(zheng) 也日益凸顯，一些地方政府運用各種手段幹預本地要素的流出與(yu) 外地商品銷入，濫收稅費、分割市場、重複建設等問題加劇了地區結構性矛盾。為(wei) 緩解改革開放以來日益擴大的東(dong) 西部差距，國家在“八五”時期(1991—1995年)將區域發展戰略調整為(wei) 正確處理發揮地區優(you) 勢與(yu) 全國統籌規劃、沿海與(yu) 內(nei) 地、經濟發達地區與(yu) 較不發達地區之間的關(guan) 係，促進地區經濟朝著合理分工、各展所長、優(you) 勢互補、協調發展的方向前進。20世紀90年代以後，我國由沿海向沿邊、沿江和內(nei) 陸城市延伸開放。1991年，開放滿洲裏、丹東(dong) 、綏芬河、琿春4個(ge) 北部口岸;1992年，先後開放重慶、嶽陽、武漢、九江、蕪湖等5個(ge) 長江沿岸城市，哈爾濱、長春、呼和浩特、石家莊等邊境或沿海地區省會(hui) 城市，太原、合肥、南昌等內(nei) 陸地區省會(hui) 城市。這些舉(ju) 措雖然燃起了內(nei) 地發展的激情，但是“八五”時期東(dong) 部沿海地區社會(hui) 固定資產(chan) 累計投資占比仍高達64.9%，遠高於(yu) 中西部地區，經濟差距仍然很大。

　　市場經濟體(ti) 製改革煥發區域發展活力

　　1993年，《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出台，標誌著中國開始從(cong) 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的計劃經濟體(ti) 製向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全麵轉軌。這一時期各地出現了許多新的經濟發展形式，例如：浙江的溫州模式(個(ge) 體(ti) 私營經濟)、江蘇的蘇南模式(鄉(xiang) 鎮企業(ye) 經濟)、廣東(dong) 東(dong) 莞模式、順德模式、佛山模式(引進外資經濟)、中部地區鄭州的商貿立市等，以及許多新的發展思路(梯度推移、市場換技術、出口替代/進口替代、外引內(nei) 聯)等等。製度與(yu) 機製的改革推動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在我國改革開放、民族振興(xing) 、市場經濟發展的曆史長河中具有重大的意義(yi) 。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以“效率”為(wei) 指導原則向東(dong) 傾(qing) 斜的非均衡發展戰略促進了東(dong) 部沿海地區的快速發展，推動了區域經濟新格局的形成。

　　新世紀以來的協調發展階段(1999至今)

　　這一階段，我國統籌實施“四大板塊”和“三大支撐帶”戰略組合的區域政策，以多項重大戰略為(wei) 引領，推動區域間協調互補發展、縮小區域經濟差距。特別是進入新時代，區域政策體(ti) 現了全方位、多領域、深層次的開放協調發展格局，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為(wei) 引領，並結合細分的城市群、主體(ti) 功能區、自貿區等戰略，加速提升了我國區域經濟的整體(ti) 發展水平。

　　經曆20多年的改革開放，非均衡發展戰略以“效率”為(wei) 導向，采取向東(dong) 部傾(qing) 斜的政策，推動了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等經濟核心區域和京、滬、深、穗等經濟增長極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有了大跨越，幾乎持續保持了每年9%以上的增長率，至2002年時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6位，吸引外資居世界第一位。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環渤海經濟區成為(wei) 中國經濟發展龍頭，初步完成了鄧小平同誌“兩(liang) 個(ge) 大局”構想的第一個(ge) 大局。

　　但是，東(dong) 西部之間的區域發展差距逐步擴大，資源配置、生態環境、民族關(guan) 係、區域競爭(zheng) 等一係列矛盾不斷激化，區域經濟問題(落後病、蕭條病、膨脹病和遲滯病)不斷凸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思路轉向“繼續保持東(dong) 部地區優(you) 先發展勢頭、加速中西部發展”的協調兼顧方式。

　　為(wei) 了促進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世紀之交，我國先後出台了一係列財政、投資政策以推動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提出要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按照統籌規劃、因地製宜、發揮優(you) 勢、分工合作、協調發展的原則，正確處理全國經濟發展與(yu) 地區經濟發展的關(guan) 係，正確處理地區與(yu) 地區之間的關(guan) 係。

　　黨(dang) 的十六屆三中全會(hui) 以後，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按照統籌區域協調發展的要求，國家逐步形成了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xing) 東(dong) 北地區等老工業(ye) 基地，促進中部崛起，鼓勵東(dong) 部地區率先發展，東(dong) 中西互動、優(you) 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區域總體(ti) 發展戰略格局，對我國各地區發揮自身優(you) 勢、促進共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yi) 。黨(dang) 的十七大報告在強調繼續支持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的同時，明確提出了“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必須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生產(chan) 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的新思路。新的曆史時期，我國以“四大板塊”為(wei) 基礎，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為(wei) 引領，推進區域間的協調融合和高質量發展。

　　西部大開發和東(dong) 北振興(xing)

　　與(yu) 東(dong) 部地區相比，西部地區基礎設施落後、生態環境惡化、產(chan) 業(ye) 結構不合理、市場化和城鎮化水平較低，這不利於(yu) 我國整體(ti) 性、全局性的發展。1999年，國家正式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並於(yu) 1999年9月，將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寫(xie) 入了黨(dang) 的十五屆四中全會(hui)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國有企業(ye) 改革和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之中。國家“十五”計劃綱要(2001—2005年)按照西部、中部和東(dong) 部地區的先後次序，對各地區的發展進行了總體(ti) 安排，從(cong) 根本上扭轉了改革開放以來按東(dong) 、中、西三大地帶梯度推進的區域發展戰略。國家“十五”計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合理調整地區經濟布局，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並對西部大開發進行具體(ti) 部署。2002年，《“十五”西部開發總體(ti) 規劃》發布並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步入實質性推進階段。西部大開發的實施，使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獲得重大推動，促進了地區經濟沿著合理分工、優(you) 勢互補、協調發展的方向前進。

　　接著在2002年國家開始明確“支持東(dong) 北地區等老工業(ye) 基地加快調整和改造，支持以資源開采為(wei) 主的城市和地區發展接續產(chan) 業(ye) ”。200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guan) 於(yu) 實施東(dong) 北地區等老工業(ye) 基地振興(xing) 戰略的若幹意見》，提出了振興(xing) 東(dong) 北地區的指導思想、原則、任務和政策措施;2004年4月，國務院振興(xing) 東(dong) 北地區等老工業(ye) 基地領導小組辦公室成立，全麵啟動振興(xing) 東(dong) 北老工業(ye) 基地戰略。2007年，《東(dong) 北地區振興(xing) 規劃》發布，由此，東(dong) 北等老工業(ye) 基地振興(xing) 戰略正式成為(wei) 國家重要的區域發展戰略之一。

　　中部崛起和東(dong) 部率先發展

　　中部地區土地麵積占全國總麵積的10.7%，是全國重要的交通樞紐和物流中心，也是全國著名的農(nong) 產(chan) 品生產(chan) 基地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業(ye) 基地，但中部地區自然條件的限製阻礙了資源能源的開采利用，產(chan) 業(ye) 以一、二產(chan) 業(ye) 為(wei) 主，重工業(ye) 比重大，對外開放水平不高，人力資本相對匱乏，經濟處於(yu) 相對落後的發展狀態。2004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堅持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xing) 東(dong) 北地區等老工業(ye) 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dong) 部地區加快發展，形成東(dong) 中西互動、優(you) 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經過幾年的醞釀、研究，多個(ge) 中央和國務院文件政策形成。2019年5月，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視察中部省份，召開推動中部崛起工作座談會(hui) ，強調要進一步拓展發展空間，努力實現中部地區全麵崛起，中部省份依托現有基礎，大力推進工業(ye) 化和城鎮化，提升產(chan) 業(ye) 層次，在發揮承“東(dong) ”啟“西”和產(chan) 業(ye) 發展優(you) 勢中崛起;特別是裝備製造業(ye) ，要加大投入、加強研發、加快發展，努力占領世界製高點、掌控技術話語權，使我國成為(wei) 現代裝備製造業(ye) 大國。

　　鼓勵東(dong) 部率先發展是新時期我國區域發展總體(ti) 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黨(dang) 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東(dong) 部地區要加快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發展現代農(nong) 業(ye) ，發展高新技術產(chan) 業(ye) 和高附加值加工製造業(ye) ，進一步發展外向型經濟。鼓勵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dong) 新區在製度創新和擴大開放等方麵走在前列。”《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第十一個(ge) 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東(dong) 部地區要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實現結構優(you) 化升級和增長方式轉變，提高外向型經濟水平，增強國際競爭(zheng) 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我國東(dong) 部地區以全國9.6% 的土地和37% 的人口(2009年)，創造了全國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通過政策引導與(yu) 自我發展相結合的方式，已形成了較為(wei) 成熟的發展模式。東(dong) 部地區肩負著自主創新、節能環保、擴大開放、轉型升級的重任，因此，鼓勵東(dong) 部繼續發展對體(ti) 現東(dong) 部價(jia) 值、帶動全國經濟協調發展意義(yi) 重大。

　　統籌協調開放的具體(ti) 實施

　　隨著區域分工的不斷深化、細化，四大板塊的劃分從(cong) 地理空間尺度來看依舊很大，地區封鎖和地方保護仍然嚴(yan) 重，根據區域具體(ti) 情況，製定針對性發展政策文件很有必要。為(wei) 此，“十一五”開始(2006—2010年)，國家出台了一係列有關(guan) 社會(hui) 主義(yi) 新農(nong) 村建設、城市群、主體(ti) 功能區的區域政策文件，提出了以“四大板塊”為(wei) 主體(ti) 的區域經濟發展總體(ti) 戰略，不斷健全區域協調互動機製，更加注重區域協調、可持續發展、區域合作和擴大對外開放，使得區域發展格局更加協調合理。2007年，黨(dang) 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ti) 戰略，“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形成若幹帶動力強、聯係緊密的經濟圈和經濟帶”;同時“加強國土規劃，按照形成主體(ti) 功能區的要求，完善區域政策，調整經濟布局”，為(wei) 推進區域一體(ti) 化指明了方向。2008年，國家發改委編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明確提出珠三角要率先建立更加開放的經濟體(ti) 係。2010年《全國主體(ti) 功能區規劃》劃定的環渤海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三個(ge) 國家層麵的優(you) 化開發區域，均位於(yu) 東(dong) 部沿海地區。其中，重點開發區域包括冀中南地區、太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地區等18個(ge) 區域，顯示出主體(ti) 功能區戰略在構築區域經濟優(you) 勢互補、協調四大經濟區發展方麵發揮的重要作用。此外，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實施區域發展總體(ti) 戰略，重在發揮各地比較優(you) 勢，有針對性地解決(jue) 各地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重在扭轉區域經濟社會(hui) 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增強發展的協調性”。

　　國家間的競爭(zheng) 正日益演化為(wei) 主要城市群之間的綜合比拚，以城市群為(wei) 主體(ti) 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既是未來城市化的主要方向，也是區域協調新機製的建設重點。“十二五”時期(2011—2015年)，國家十分重視城市群建設，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強調城市群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潛力的核心地區，在全國生產(chan) 力布局中起著戰略支撐點的作用。我國已形成長三角、京津冀、遼中南、山東(dong) 半島、海峽兩(liang) 岸、中原、長江中遊、成渝等城市群，這些城市群對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時期，我國更加重視區域的統籌協調發展，注重東(dong) 中西、沿海和內(nei) 地的聯動，注重沿大江大河和陸路交通幹線引領創新，注重區域一體(ti) 化和要素的高效配置流動，注重國內(nei) 與(yu) 國際的合作發展，注重區域協調發展和科學的國土空間開發。黨(dang) 的十八大指出，區域協調發展機製基本形成是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的重要目標。“十三五”時期(2016—2020年)，中央提出要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為(wei) 引領，以西部、東(dong) 北、中部、東(dong) 部四大板塊為(wei) 基礎，推動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wei) 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促進區域間相互融通補充;同時，還提出了縮小區域政策單元，完善區域政策，提高區域政策的精準性。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堅定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並將其作為(wei) 決(jue) 勝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 開啟全麵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七大戰略之一。

　　自我國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以來，區域格局的總體(ti) 態勢是東(dong) 西兩(liang) 翼帶動中部崛起，從(cong) 而形成海陸統籌、東(dong) 西互濟、麵向全球的開放新格局。我國堅定地遵循改革開放，堅持“引進來”與(yu) “走出去”相結合，在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經驗和資金的同時，加強自主創新，並將自己的產(chan) 能、經驗、技術輸入發展中國家，實現在價(jia) 值鏈地位上的轉變。“一帶一路”不僅(jin) 擴展了區域合作的方式，讓中國與(yu) 世界對接，還有效地解決(jue) 了我國產(chan) 能過剩的問題，有助於(yu) 進一步調整產(chan) 業(ye) 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縮小區域差距、推動經濟協調發展。

　　京津冀協同發展主要包括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區域環境聯防聯治以及產(chan) 業(ye) 的協同發展。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會(hui) 議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標誌著京津冀協同發展進入新階段。京津冀協同發展通過逐步破除製約協同發展的行政壁壘和體(ti) 製機製障礙，創新頂層設計和協同推進機製，已取得諸多發展成果。雄安新區的正式設立標誌著京津冀協同發展步入一個(ge) 全新的曆史階段。作為(wei) 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國家戰略的新製高點，雄安新區的規劃建設將為(wei) 京津冀產(chan) 業(ye) 、交通和生態領域的合作協同確立新的標杆，也為(wei) 京津冀協同發展開啟新的篇章。

　　長江經濟帶包括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遊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個(ge) 國家級城市群及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兩(liang) 個(ge) 區域性城市群，橫跨我國東(dong) 中西三大區域，覆蓋11個(ge) 省市區，麵積超過200萬(wan) 平方公裏，人口和生產(chan) 總值占全國比重均超過40%，關(guan) 係著我國發展全局和民族複興(xing) 大局。2016年9月，《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印發。2018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guan) 於(yu) 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製的意見》，提出進一步完善長三角區域合作工作機製。

　　粵港澳大灣區在傳(chuan) 統經濟特區經驗成就的基礎上，不斷尋求開放空間以及製度層麵上的創新，是我國開放程度較高、經濟發展活力較強的區域之一。廣東(dong) 省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開展珠三角城市升級行動，聯手港澳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等內(nei) 容。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到要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wei) 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nei) 地與(yu) 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宜居宜業(ye) 宜遊的優(you) 質生活圈。這一戰略是我國在新的國際國內(nei) 環境下，保持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經濟、社會(hui) 和生態良性互動，在全社會(hui) 範圍內(nei) 發揮引領作用的典範。

　　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推進，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相繼推出了區域經濟合作的政策措施，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機製、環渤海經濟圈、武漢經濟協作區、中原經濟區等區域組織積極開展廣泛交流合作。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革命老區、民族地區、貧困地區、邊疆地區等特殊地區亟需予以扶持。為(wei) 了推進扶貧工作以及邊疆建設，“一省幫一省”、精準扶貧、對口支援等政策對於(yu) 促進社會(hui) 和諧、國民經濟整體(ti) 發展、區域統籌協調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國區域政策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方針指導下，正在積極地探索和實踐著，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僅(jin) 以改革開放以來算起，我國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由1978年的3645.2億(yi) 元增加到2018年的900309億(yi) 元，位居世界第二，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也由381.2元增加到64644元。區域發展正經曆著倒“U”型發展之路，地區差距、收入差距逐步縮小，各地區的發展質量普遍得到提升。但是，長期以來自然、經濟、社會(hui) 沉積的問題不是短期所能解決(jue) 的。今天來看，東(dong) 中西部地區力量相差依然懸殊，而且南北區域差距拉大趨勢凸顯，因此，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之路依然是艱巨而漫長的。

　　區域經濟研究如火如荼

　　新世紀以來的協調發展階段，區域經濟研究學者十分活躍，近四年論文發表數超過300篇，占近20年發文總量的36.9%，其中區域政策研究的熱度最高。通過“關(guan) 鍵詞共現”的頻次進行聚類，可了解區域主題的特征。結果顯示，區域政策研究的內(nei) 容十分廣泛，主題十分豐(feng) 富，如：特區類、功能類、主題類、策略類、專(zhuan) 項類、戰略類、經驗類等等，不勝枚舉(ju) 。

　　熱點研究區域：經濟特區、主體(ti) 功能區、一帶一路

　　“經濟特區”類包含經濟特區、保稅區、西部大開發、自貿區、科技創新、入世、低碳經濟、區域優(you) 惠政策、外商直接投資等關(guan) 鍵詞。為(wei) 了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我國不斷調整區域發展政策。1979年鄧小平同誌首次提出要開辦“出口特區”，1990年國務院批準設立新中國第一個(ge) 保稅區——上海外高橋保稅區，2001年中國加入WTO參與(yu) 國際競爭(zheng) 與(yu) 合作，2003年以來，國務院頒布了建設節能型社會(hui) 的一係列文件，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成為(wei) 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的必由之路，2013年我國的第一個(ge) 自由貿易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設立。

　　“主體(ti) 功能區”類包括協調發展、耕地保護、中部崛起、產(chan) 業(ye) 集聚、稅收優(you) 惠、公共服務、經濟補償(chang) 、生態補償(chang) 、振興(xing) 東(dong) 北、循環經濟等關(guan) 鍵詞。中國區域經濟已經形成了西部大開發、東(dong) 北振興(xing) 、中部崛起和東(dong) 部率先發展的“四大板塊”總體(ti) 戰略，主體(ti) 功能區是對區域發展總體(ti) 戰略的落實，將國土空間劃分為(wei) 優(you) 化開發、重點開發、限製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並對每一類主體(ti) 功能區的政策落實提出了相應的要求。

　　“一帶一路”類包括改革開放、新時代、區域合作、高質量發展、對外開放、產(chan) 業(ye) 升級、區域協調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驅動、長三角、開放型經濟、特色文化產(chan) 業(ye) 帶、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等關(guan) 鍵詞。當今世界經濟形勢複雜、貿易規則不斷調整，“一帶一路”是我國在新時代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產(chan) 業(ye) 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十三五”規劃中，中央鼓勵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等重大戰略為(wei) 引領，推動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主要發展策略：貨幣政策、精準扶貧、發展戰略

　　“貨幣政策”類包括區域差異、產(chan) 業(ye) 結構、區域效應、政策評估、區位選擇、貿易自由化、農(nong) 村金融、PSM—DID、麵板數據模型、聚類分析、收斂效應、溢出效應、因子分析、向量自回歸、空間自相關(guan) 、夜間燈光等關(guan) 鍵詞。

　　“精準扶貧”類包括精準脫貧、扶貧開發、民族政策、貧困陷阱、教育發展、區域差異、深度貧困、城鎮化、新常態、連片特困地區等關(guan) 鍵詞。我國城鄉(xiang) 收入差距較大、教育非均衡現象突出、少數民族居住於(yu) 偏遠地區，存在貧困情況不明、扶貧資金使用不當等問題，為(wei) 此，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要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不僅(jin) 要建立幫扶機製，還要進一步擴大義(yi) 務教育範圍，切實解決(jue) 貧困問題。

　　“發展戰略”類包括二次創業(ye) 、中小企業(ye) 、競爭(zheng) 優(you) 勢、高新區、創新網絡、區域創新體(ti) 係、製度創新、地域根植性、企業(ye) 集群、地方政府行為(wei) 、漸進式改革等關(guan) 鍵詞。大眾(zhong) 創業(ye) 、萬(wan) 眾(zhong) 創新是富民之本、強國之策，政府不斷鼓勵中小企業(ye) 、青年創客激發創造熱情、提升創新能力，適應新的時代環境。

　　可借鑒經驗：美國、東(dong) 亞(ya) 、京津冀

　　“美國”類包括區域政策、鄉(xiang) 村振興(xing) 、城市化、經濟一體(ti) 化、區域經濟合作、都市圈一體(ti) 化、戶籍製度、地區封鎖、排汙權交易等關(guan) 鍵詞。美國區域政策的製定及施行曆史悠久，國際影響力巨大，在城市化與(yu) 鄉(xiang) 村治理、區域經濟合作等方麵的經驗值得借鑒。

　　“東(dong) 亞(ya) ”類包括開放開發、農(nong) 村經濟、全球價(jia) 值鏈、研發創新、自有品牌製造、匯率製度、比較優(you) 勢、區域貿易協定、東(dong) 亞(ya) 自由貿易區、全球貿易治理結構、政府援助等。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國已經深深地嵌入到全球產(chan) 業(ye) 鏈分工體(ti) 係中，成為(wei) “世界工廠”，增大產(chan) 品的附加值、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成為(wei)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關(guan) 注的重點;中國通過吸收東(dong) 亞(ya) 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拓展中間品貿易，與(yu) 東(dong) 亞(ya) 各國形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ti) ，區域貿易、金融合作也是學者研究的重點。

　　“京津冀”類包括京津冀、大氣汙染、國家級新區、保稅港區、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區域經濟一體(ti) 化、協同創新、政府補貼、人才引進等關(guan) 鍵詞。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國家的重大戰略，要探索出一種人口密集地區優(you) 化開發的模式，形成新增長極。

　　每個(ge) 時期都有特定的研究對象，會(hui) 受到學者們(men) 高度關(guan) 注，進而帶有這些對象的信息詞匯就會(hui) 出現在各種學術刊物中，展現出科學研究中的學術前沿新進展、新動向。按時間維度對區域政策研究熱點詞關(guan) 鍵詞頻次進行演進，這一結果為(wei) ：經濟特區、西部大開發、WTO、東(dong) 亞(ya) 、中部崛起、主體(ti) 功能區、區域協調發展、區域差異、城鎮化、低碳經濟、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精準扶貧、京津冀、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產(chan) 業(ye) 升級、創新驅動、國家級新區。這一演進符合中國區域政策演變的階段劃分，是相關(guan) 理論研究和各時期製定的五年規劃、區域發展戰略等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時，我國區域政策正向更高級別的協調發展和高質量發展邁進。

　　政策實踐研究特點及展望

　　70年來，我國區域政策研究理論更加豐(feng) 富，研究方法更加注重數量化模型化，從(cong) 古典區位論、近代區位論的思想淵源，到新經濟地理學、新製度學派等不同區域經濟理論流派的形成;從(cong) 定性的分析描述到投入產(chan) 出模型、經濟增長模型、均衡模型等應用。區域政策目標清晰、政策工具具有可操作性，陳耀、張可雲(yun) 等學者均提出了係統的政策工具分類，政策績效評價(jia) 中也更加重視GDP、產(chan) 業(ye) 結構、人均收入等具體(ti) 衡量指標的應用。調控的區域單元更加細化，區域政策更加凸顯“個(ge) 性”，從(cong) “兩(liang) 分法”“三分法”“七大經濟區”到現在的“四大板塊”“三大支撐帶”，再到城市群、主體(ti) 功能區、特色小鎮等劃分，我國區域政策設計更具實踐性。同時，調控的重點更加注重區域協調性，不僅(jin) 局限於(yu) 區域間GDP的平均或縮小，更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設施通達程度比較均衡和人民生活水平大體(ti) 相當的目標。

　　70年來，中國在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踐和理論上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膽探索。新中國成立初期三十年的均衡發展時期，盡管在生產(chan) 力布局方麵缺乏科學的考證，但通過解放生產(chan) 力、發展生產(chan) 力，提升了我國工業(ye) 化水平，中西部地區的經濟也得到了極大地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升，國防科技水平、綜合實力顯著增強。改革開放早期的非均衡發展階段，我國通過“兩(liang) 個(ge) 大局”的思想率先發展沿海地區，大膽嚐試經濟特區的思想為(wei) 我國改革開放提供實踐範式，直至今日，我國仍會(hui) 選擇采取特區、自貿區等小範圍的片區劃分方式來檢驗開放政策的可行性及有效性;不可否認的是，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確實有所拉大，影響了我國整體(ti) 經濟水平。新世紀以來的協調發展階段，麵對複雜多變的國內(nei) 外環境，我國始終堅持改革開放，不斷推進“四大板塊”以及“三大支撐帶”的均衡協調開發，區域政策研究方麵呈現出百花齊放、競相發展的良好勢頭，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思路越來越強調科學性、本土性、特色性和可持續性等，區域政策的發展目標向更高級別的協調開放發展和高質量發展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