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同時，經濟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從(cong) 落後的農(nong) 業(ye) 國演進為(wei) 世界第一製造業(ye) 大國，從(cong) 溫飽不足的貧窮國家建設成為(wei) 全麵小康社會(hui) ，城鎮化穩步推進，東(dong) 中西協調發展，公有製經濟和民營經濟共生共榮，經濟社會(hui) 發展快速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邁進。

　　一、產(chan) 業(ye) 結構持續優(you) 化，實現了由農(nong) 業(ye) 為(wei) 主向三次產(chan) 業(ye) 協同發展的轉變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產(chan) 業(ye) 基礎十分薄弱，1952年，農(nong) 業(ye) 增加值占GDP比重為(wei) 50.5%，農(nong) 業(ye) 吸納了83.5%的就業(ye) 人口。之後，按照當時環境和現實需要，我國主要實行“重點發展重工業(ye) ”的方針，同時配以農(nong) 產(chan) 品統購統銷政策，促進了工業(ye) 積累。1978年，農(nong) 業(ye) 增加值比重降至27.7%，就業(ye) 比重降至70.5%。改革開放後，人民群眾(zhong) 生產(chan) 積極性得到發揮，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逐步建立，生產(chan) 力迅速解放和發展，產(chan) 業(ye) 結構深刻調整。2011年，第三產(chan) 業(ye) 就業(ye) 比重提高到35.7%，首次超過第一產(chan) 業(ye) ，成為(wei) 就業(ye) 最多的產(chan) 業(ye) ;2012年，第三產(chan) 業(ye) 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5.5%，首次超過第二產(chan) 業(ye) ，成為(wei) 增加值最大的產(chan) 業(ye)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階段，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轉型升級加快推進，三次產(chan) 業(ye) 發展協調性顯著增強。2018年，第一、二、三產(chan) 業(ye) 增加值比重分別為(wei) 7.2%、40.7%、52.2%;就業(ye) 比重分別為(wei) 26.1%、27.6%、46.3%，其中第三產(chan) 業(ye) 增加值比重和就業(ye) 比重分別比1952年上升23.5和37.2個(ge) 百分點。

　　農(nong) 業(ye) 基礎地位更加鞏固，以糧為(wei) 綱的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轉變為(wei) 農(nong) 林牧漁業(ye) 全麵發展。改革開放前，我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結構較為(wei) 單一，種植業(ye) 占據絕對主導地位。1952­年，農(nong) 林牧漁業(ye) 總產(chan) 值中農(nong) 業(ye) 比重高達85.9%，林、牧、漁業(ye) 比重分別隻有1.6%、11.2%、1.3%。改革開放後，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農(nong) 產(chan) 品流通體(ti) 製等多方麵改革逐步實施，鼓勵發展多種經營、促進農(nong) 業(ye) 產(chan) 業(ye) 化政策措施相繼出台，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逐步多元化。1990年，農(nong) 林牧漁業(ye) 總產(chan) 值中農(nong) 業(ye) 比重下降至64.7%，林、牧、漁業(ye) 比重分別上升至4.3%、25.7%、5.4%。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強農(nong) 惠農(nong) 富農(nong) 政策體(ti) 係持續完善，農(nong) 業(ye)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農(nong) 業(ye) 基礎更加鞏固，農(nong) 業(ye) 現代化水平逐漸提高，農(nong) 業(ye) 結構調整優(you) 化。2018年，農(nong) 林牧漁業(ye) 總產(chan) 值中農(nong) 業(ye) 比重下降至54.1%，林、牧、漁業(ye) 比重分別提高至4.8%、25.3%、10.7%。

　　工業(ye) 體(ti) 係更加齊全，工業(ye) 生產(chan) 由低端向中高端邁進。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工業(ye) 基礎十分薄弱、技術水平落後，僅(jin) 能製造一般吃穿用等生活用品，基本處於(yu) 手工作業(ye) 和簡單製造狀況。建國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cong) 農(nong) 業(ye) 國轉向工業(ye) 國，製定和實施了一係列促進工業(ye) 發展的重大政策和專(zhuan) 項規劃，工業(ye) 規模由小變大，技術水平由低轉高，實現了從(cong) 產(chan) 品單一向門類齊全的變化，“中國製造”的國際競爭(zheng) 力和影響力逐漸增強。目前，我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chan) 業(ye) 分類目錄中所有工業(ye) 門類的國家，全門類的產(chan) 業(ye) 配套為(wei) 工業(ye) 升級奠定了堅實基礎，航空航天、電子通信、醫療儀(yi) 器、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術產(chan) 業(ye) 蓬勃發展，高鐵、核電等重大裝備競爭(zheng) 力居世界前列。2018年，高技術製造業(ye) 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ye) 增加值的比重為(wei) 13.9%，比1995年提高6.9個(ge) 百分點。

　　服務業(ye) 蓬勃發展，新業(ye) 態新模式方興(xing) 未艾。改革開放前，服務業(ye) 主要是一般生活服務業(ye) ，批發零售和交通運輸業(ye) 比重較高。1952年，批發和零售業(ye) 、交通運輸倉(cang) 儲(chu) 和郵政業(ye) 增加值占第三產(chan) 業(ye) 增加值比重分別為(wei) 35.9%和14.9%。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ti) 製改革有序推進，大量服務職能從(cong) 公共部門分離出來，同時居民消費水平不斷提高，帶動服務業(ye) 多元化發展。2010年，批發和零售業(ye) 、交通運輸倉(cang) 儲(chu) 和郵政業(ye) 增加值占第三產(chan) 業(ye) 增加值比重分別下降至19.7%和10.3%，金融業(ye) 和房地產(chan) 業(ye) 增加值比重分別上升為(wei) 14.1%和12.9%。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電子商務、數據消費、現代供應鏈、互聯網金融等新技術新模式日新月異，服務業(ye) 成為(wei) 創新創業(ye) 的熱點。2018年，租賃和商務服務業(ye) 、信息傳(chuan) 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ye) 增加值占第三產(chan) 業(ye) 增加值比重分別升至5.2%和6.9%;全國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達70198億(yi) 元，比上年增長25.4%，占社會(hui) 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提升至18.4%;銷售方式的變化帶動快遞業(ye) 務迅猛發展，2018年完成快遞業(ye) 務量507億(yi) 件，比上年增長26.6%。

　　二、需求結構持續改善，實現了由需求疲弱向三駕馬車協同發力的轉變

　　建國初期，居民消費受限，投資資金匱乏，經濟增長主要依靠一般消費拉動，1952年，最終消費率高達78.9%，資本形成率為(wei) 22.2%，貨物和服務淨出口為(wei) 負。之後，“先治坡、後治窩”，投資明顯加快，消費相對滯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生產(chan) 力的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投資、消費和出口需求均快速增長，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投資和出口的拉動作用明顯增強，2007年，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占GDP比重達到頂峰，為(wei) 8.6%;2011年，資本形成率達到頂峰，為(wei) 48.0%。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積極構建擴大內(nei) 需的長效機製，著力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的關(guan) 鍵性作用，內(nei) 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升，需求結構逐步合理化。2018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wei) 54.3%，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76.2%;資本形成率為(wei) 44.9%，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wei) 32.4%;貨物和服務淨出口的貢獻率為(wei) -8.6%。

　　消費升級態勢明顯。改革開放前，城鄉(xiang) 居民消費支出主要用於(yu) 解決(jue) 溫飽。1978年，城鄉(xiang) 居民恩格爾係數分別高達57.5%和67.7%。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消費水平大幅提高，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feng) 富。2010年，城鄉(xiang) 居民恩格爾係數分別下降至35.7%和41.1%。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居民生活進一步改善，向全麵小康大步邁進。2018年，城鄉(xiang) 居民恩格爾係數分別下降至27.7%和30.1%;全國居民每百戶家用汽車擁有量為(wei) 33.0輛，比2013年增長95.3%;每百戶助力車擁有量為(wei) 59.2輛，增長49.9%;每百戶移動電話擁有量為(wei) 249.1部，增長22.6%;每百戶空調擁有量為(wei) 109.3台，增長55.3%;每百戶排油煙機擁有量為(wei) 56.4台，增長32.7%;每百戶熱水器擁有量為(wei) 85.0台，增長32.4%。

　　投資結構不斷改善。改革開放前，由於(yu) 資金和物資匱乏等原因，有限的投資主要用於(yu) 重點建設工程和重工業(ye) 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投資關(guan) 鍵性作用持續顯現，對推動產(chan) 業(ye) 結構優(you) 化調整產(chan) 生積極影響。2010年，第三產(chan) 業(ye) 投資占固定資產(chan) 投資(不含農(nong) 戶)比重達56.5%。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短板領域投資快速增長，投資在優(you) 化供給結構、提升供給質量等方麵繼續發揮重要作用。2018年，第三產(chan) 業(ye) 投資占固定資產(chan) 投資(不含農(nong) 戶)比重為(wei) 59.0%;高技術製造業(ye) 投資占全部製造業(ye) 投資比重為(wei) 17.5%，比2014年提高6.9個(ge) 百分點;民間投資占固定資產(chan) 投資(不含農(nong) 戶)的62.0%，比2012年提高0.6個(ge) 百分點。

　　貿易結構持續優(you) 化。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出口商品總額中初級產(chan) 品占80%以上，進口商品主要是機器設備等生產(chan) 資料。1978年，初級產(chan) 品占出口總額比重仍高達53.5%。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chan) 力水平大幅提升，貿易結構發生根本性轉變。2018年，出口商品總額中初級產(chan) 品比重下降到5.4%，工業(ye) 製成品比重上升到94.6%。貿易方式經曆了從(cong) 一般貿易為(wei) 主向加工貿易為(wei) 主，再向一般貿易為(wei) 主的轉變。加工貿易比重從(cong) 1981年的6%上升至1998年的53.4%，2018年又降至27.4%。一般貿易比重從(cong) 1981年的93.5%降至2014年的53.8%，2018年上升至57.8%。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高水平對外開放不斷取得積極成效，自貿區建設從(cong) 無到有，與(yu) 世界各國尤其是新興(xing) 市場國家貿易往來更為(wei) 緊密。2018年，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達12個(ge) ，貿易夥(huo) 伴達200多個(ge) ，對東(dong) 盟國家貨物進出口占全部貨物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wei) 12.7%，比2012年提高2.4個(ge) 百分點。

　　三、區域結構更加協調，新的增長極增長帶不斷形成

　　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前，為(wei) 改變工業(ye) 偏集於(yu) 沿海的局麵，我國區域政策強調平衡發展，著重解決(jue) 沿海與(yu) 內(nei) 地的不平衡問題。“一五”時期確立了有計劃地、均衡地布局工業(ye) 的指導方針，提出“在全國各地區適當地分布工業(ye) 的生產(chan) 力，使工業(ye) 接近原料、燃料產(chan) 區和消費地區，並適合於(yu) 鞏固國防的條件，來逐步地改變這種不合理，提高落後地區的經濟水平。”“三線”建設時期，采取“靠山、分散、隱蔽”的工業(ye) 布局原則，為(wei) 內(nei) 地工業(ye) 化和區域差距的縮小打下了基礎。改革開放後，實行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方針，區域政策強調效率優(you) 先，以特區為(wei) 代表的沿海地區迅猛發展。1999年以來，區域政策再次強調平衡發展，西部開發、東(dong) 北振興(xing) 、中部崛起、東(dong) 部率先的區域發展總體(ti) 戰略逐步形成，特別是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區域一體(ti) 化等一係列重大區域戰略穩步推進，東(dong) 西南北縱橫聯動發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區域發展差距趨於(yu) 縮小。建國70年來，我國區域發展差距在不同階段呈現不同特征，總的來看，當前區域發展差距明顯小於(yu) 新中國成立初期，同時也比世紀之交明顯縮小。2018年，全國各省(區、市)中，人均地區生產(chan) 總值最高地區與(yu) 最低地區的比值為(wei) 4.5，而1952年為(wei) 8.1，2000年為(wei) 10.8;2018年，全國各省(區、市)人均地區生產(chan) 總值變異係數為(wei) 0.439，而1952年為(wei) 0.581，2000年為(wei) 0.686。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明顯快於(yu) 東(dong) 部地區，區域發展協調性增強。2012—2018年，中部和西部地區人均地區生產(chan) 總值分別年均增長8.2%和8.5%，東(dong) 部和東(dong) 北地區分別年均增長7.2%和6.1%。

　　產(chan) 業(ye) 布局更加平衡。隨著工業(ye) 化建設的推進，我國各地區形成了各具特色和優(you) 勢的產(chan) 業(ye) ，工業(ye) 布局逐漸優(you) 化。1952年，我國工業(ye) 主要集中在東(dong) 部和東(dong) 北，兩(liang) 板塊工業(ye) 增加值占全國的73.8%，中部和西部比重分別隻有12.6%和13.6%;工業(ye) 規模最大的上海和遼寧兩(liang) 地工業(ye) 增加值占全國的30.4%。2018年，中部和西部工業(ye) 增加值占全國的比重分別提升至22.5%和17.8%;工業(ye) 規模最大的兩(liang) 地區變為(wei) 廣東(dong) 和江蘇，兩(liang) 省工業(ye) 增加值占全國的比重為(wei) 23.4%，明顯小於(yu) 1952年最大兩(liang) 地區的占比，工業(ye) 區域集中度明顯下降。

　　四、城鄉(xiang) 統籌有序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呈現新格局

　　改革開放前，我國城鄉(xiang) 差距很大，城鎮化發展緩慢，城鄉(xiang) 處於(yu) 分割狀態。改革開放後，戶籍束縛逐漸鬆綁，城鎮化開始加速，城鄉(xiang) 之間勞動力、土地、資金等要素市場界限被打破，帶動城鄉(xiang) 差距大幅度縮小，一些地區率先實現了城鄉(xiang) 一體(ti) 化。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以人為(wei) 本的新型城鎮化穩步推進，城鎮化質量明顯提高，城鄉(xiang) 結構進一步優(you) 化。

　　城鄉(xiang) 發展差距逐漸縮小。要素在城鄉(xiang) 之間的自由流動，不僅(jin) 有力促進了城鎮經濟的發展，也有效擴展了農(nong) 村居民的收入來源，減輕了農(nong) 村和農(nong) 業(ye) 的人口壓力。同時，隨著我國整體(ti) 經濟實力的增強，“三農(nong) ”投入力度逐漸加大，以工促農(nong) 、以城帶鄉(xiang) 機製逐步形成。2018年末農(nong) 村公路裏程達404萬(wan) 公裏，是1978年的6.9倍，全國行政村通寬帶比例達到98%。2008年以來，城鄉(xiang) 居民收入之比持續縮小，2018年為(wei) 2.69，比2007年縮小0.46。

　　城鎮化水平顯著提高。改革開放前，我國絕大部分人口居住在農(nong) 村，城鎮化進程緩慢。1949年，我國城鎮人口僅(jin) 為(wei) 5765萬(wan) 人，城鎮化率為(wei) 10.64%，1978年也隻有17.92%，近30年的時間內(nei) 僅(jin) 提高7.28個(ge) 百分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明顯加快。1978—2018年，城鎮常住人口從(cong) 1.7億(yi) 人增加到8.3億(yi) 人，城鎮化率從(cong) 17.92%提升到59.58%，提高41.66個(ge) 百分點;城市數量從(cong) 193個(ge) 增加到672個(ge) ，建製鎮數量從(cong) 2176個(ge) 增加到21297個(ge)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戶籍製度改革全麵落地，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提速。2012—2018年，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由35.33%提高到43.37%，與(yu) 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差距由17.24個(ge) 百分點縮小到16.21個(ge) 百分點，縮小1.03個(ge) 百分點。

　　以城市群為(wei) 主體(ti) 的城鎮發展格局初步形成。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我國城鎮布局結構不斷優(you) 化，集聚效應明顯增強，形成了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長江中遊、中原、哈長、北部灣等城市群，成為(wei) 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部分城市群已經具備強大的國際經濟影響力。城市群內(nei) 部大城市對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輻射帶動作用逐步增強，城市間基礎設施網絡建設加速一體(ti) 化，產(chan) 業(ye) 分工效率持續提高，人才流動、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環境質量等多方麵合作機製不斷完善，為(wei) 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空間載體(ti) 。

　　五、所有製結構合理調整，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格局持續鞏固

　　上世紀50年代，我國所有製結構發生較大變化，社會(hui) 主義(yi) 公有製初步形成。改革開放前，多種所有製經濟發展嚴(yan) 重不足。改革開放後，隨著對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理論和所有製理論認識逐步加深，將“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確立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基本經濟製度，包括非公有製經濟在內(nei) 的多種所有製為(wei) 經濟社會(hui) 發展作出了顯著貢獻。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不斷深化國企國資改革，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積極支持民營經濟，激發非公有製經濟活力，多種所有製經濟相互促進，社會(hui) 生產(chan) 力極大解放。

　　國有企業(ye) 改革深入推進，國有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體(ti) 製逐步確立，經過“放權讓利”“抓大放小”“公司製股份製”等一係列改革和戰略調整，國有企業(ye) 數量占比有所降低，但企業(ye) 實力進一步增強。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國企改革持續深化，混合所有製改革穩步推進，三項製度改革進一步深入，國企改革紅利逐漸釋放。2018年末，規模以上工業(ye) 企業(ye) 中國有控股企業(ye) 數量僅(jin) 占4.9%，但主營業(ye) 務收入占26.8%，利潤總額占28.0%。2018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ye) 中，中國120家企業(ye) 上榜，其中中央企業(ye) 48家，3家中央企業(ye) 排名前十，中央企業(ye) 營業(ye) 收入占我國全部上榜企業(ye) 營業(ye) 收入的49.1%，國有企業(ye) 在國民經濟中承擔著中流砥柱的作用。

　　非公有製經濟快速發展，民營經濟比重明顯提高。改革開放前，我國工業(ye) 企業(ye) 基本上均為(wei) 全民所有製和集體(ti) 所有製，幾乎不存在民營經濟，1978年公有製經濟占全國工業(ye) 總產(chan) 值的比重為(wei) 100%。改革開放後，非公有製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為(wei) 經濟發展貢獻了巨大力量，特別是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在促進增長、穩定就業(ye) 、增強活力等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2018年末，規模以上私營工業(ye) 企業(ye) 達22.1萬(wan) 個(ge) ，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ye) 企業(ye) 數量的58.3%;主營業(ye) 務收入為(wei) 30.6萬(wan) 億(yi) 元，占比達30.0%。目前，我國民營企業(ye) 超過2500萬(wan) 戶，對稅收貢獻超過50%;民營企業(ye) 創造的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固定資產(chan) 投資以及對外直接投資超過60%;民營企業(ye) 中高新技術企業(ye) 占比超過70%;民營企業(ye) 城鎮就業(ye) 超過80%，對新增就業(ye) 貢獻率達到了90%，成為(wei) 支撐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

　　六、收入分配兼顧公平和效率，實現由平均分配向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轉變

　　改革開放前，在計劃經濟體(ti) 製下我國居民收入平均化特征十分明顯，“吃大鍋飯”現象普遍存在，廣大勞動群眾(zhong) 生產(chan) 積極性沒有得到有效釋放。改革開放後，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相適應，我國收入分配製度進行了大幅調整，堅持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製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chan) 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兼顧了效率與(yu) 公平，極大地激發了勞動人民生產(chan) 積極性，生產(chan) 效率不斷提高，居民收入快速增長。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按照“兩(liang) 個(ge) 同步”和“兩(liang) 個(ge) 提高”思想，在注重提高增加居民收入同時，將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斷健全再分配調節機製，中等收入群體(ti) 持續擴大，社會(hui) 結構進一步優(you) 化。

　　居民收入來源多元化。改革開放前，城鄉(xiang) 居民收入來源單一，城鎮居民依靠工資，農(nong) 村居民依靠工分。1978年，城鎮居民人均職工工資及得自單位的其他收入合計占城鎮居民收入的比重為(wei) 93.8%;農(nong) 村居民人均收入的66.3%來源於(yu) 集體(ti) 統一經營。改革開放後，多種生產(chan) 要素參與(yu) 收入分配，居民收入來源發生顯著變化，城鎮居民工資性收入占比下降，農(nong) 村居民工資性收入上升。200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比降至71.6%;農(nong) 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比升至30.8%。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居民收入來源更趨多元化，財產(chan) 淨收入成為(wei) 城鎮居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工資性收入成為(wei) 農(nong) 村居民最重要的收入來源。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財產(chan) 淨收入占比為(wei) 10.3%，比2013年提高0.6個(ge) 百分點;工資性收入占比為(wei) 60.6%，下降2.2個(ge) 百分點。農(nong)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41.0%，比2013年提高2.3個(ge) 百分點，高於(yu) 經營淨收入4.4個(ge) 百分點。

　　收入分配向居民傾(qing) 斜。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國居民收入大幅增長，特別是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明確提出“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chan) 率同步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13—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7.3%，快於(yu) 人均GDP實際增速0.8個(ge) 百分點。2016年，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可支配總收入的比重為(wei) 62.1%，比2011年提高1.3個(ge) 百分點;勞動者報酬占初次分配總收入的比重為(wei) 52.2%，提高4.7個(ge) 百分點。

　　脫貧攻堅成效突出。改革開放前，我國農(nong) 村地區普遍貧困，按照現行農(nong) 村貧困標準衡量，1978年末農(nong) 村貧困發生率約為(wei) 97.5%，農(nong) 村貧困人口規模達7.7億(yi) 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我國貧困人口大幅減少。2010年末，農(nong) 村貧困發生率降至17.2%，貧困人口降至1.7億(yi) 人。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在黨(dang) 中央領導下，全國打響脫貧攻堅戰，曆經數載砥礪，向整體(ti) 消除絕對貧困邁出了堅實步伐，脫貧攻堅的決(jue) 定性進展為(wei) 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做出了曆史性貢獻。2018年末，農(nong) 村貧困發生率降至1.7%，貧困人口降至1660萬(wan) 人，均降至2010年的十分之一左右。

　　總之，70年來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經濟持續較快發展，70年來致力於(yu) 推動經濟結構優(you) 化升級的政策實踐，為(wei)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當前，我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仍處於(yu) 並將長期處於(yu) 重要發展戰略機遇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經濟結構優(you) 化升級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下一步，要按照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要求，順應經濟發展大勢，加快技術創新，進一步推進經濟結構優(you) 化升級，為(wei) 經濟社會(hui) 高質量發展提供不竭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