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意義(yi) 上的中國哲學學科的創立，至今尚不到百年。進入20世紀初期，無論是對於(yu) 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文獻的梳理、方法的探索，還是基於(yu) 傳(chuan) 統的現代轉化而嚐試構建中國哲學體(ti) 係，均取得一定進展，為(wei)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哲學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中國哲學學科最初的建立，可以說是學習(xi) 和依傍的產(chan) 物。一方麵，它所研究的材料和對象是中國的;另一方麵，它的問題意識和基本框架主要是外來的。這種狀況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內(nei) 延續著，隻不過問題意識和思想框架發生了改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yu) 世界關(guan) 係日益緊密，進一步豐(feng) 富了國人對世界的理解，對傳(chuan) 統的態度也逐漸發生變化，中國哲學研究進入一個(ge) 活躍時期。比如，馮(feng) 契在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指導下，描述中國哲學的邏輯發展。又如，湯一介思考中國傳(chuan) 統哲學概念範疇，試圖構造以真善美為(wei) 核心的哲學體(ti) 係;等等。在通史之外，無論是斷代史還是學派和人物的研究都向縱深發展。以出土文獻為(wei) 代表的新材料發現，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帶動了人文學科內(nei) 部的知識互動。這一階段研究的一個(ge) 重要傾(qing) 向，就是日益形成中國哲學主體(ti) 性自覺。

　　中國哲學主體(ti) 性自覺，體(ti) 現在更加重視中國思想文化的固有格局，而不是依賴西方的哲學定義(yi) 或者既定的思想框架來擇取材料、肢解原有的知識體(ti) 係。經學傳(chuan) 統重新被關(guan) 注就是一個(ge) 例子。馮(feng) 友蘭(lan) 晚年特別強調，要重視《周易》哲學研究。其弟子朱伯崑所著的《易學哲學史》，不僅(jin) 係統梳理了易學中的哲學問題，而且確立了傳(chuan) 統經學在中國哲學領域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後來的學者除繼續探索易學哲學之外，還進一步討論《詩》《書(shu) 》《春秋》等的哲學思想，豐(feng) 富了對中國哲學的整體(ti) 理解。

　　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自覺，還體(ti) 現在更加注重對中國哲學獨特價(jia) 值和普遍意義(yi) 的發掘。21世紀之初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討論，是對中國思想傳(chuan) 統內(nei) 在價(jia) 值的一次係統反思，也是對長期簡單以西方哲學框架構建中國哲學學科的係統反思。經過此次討論，中國哲學研究者增強了對哲學多樣性的認知，認識到不應把歐洲哲學或者美國哲學看作哲學的唯一形態。在這一背景下，學術界更加自覺地關(guan) 注中國哲學的獨特價(jia) 值和普遍意義(yi) 。當然，這不等於(yu) 不去尋求與(yu) 外部世界的會(hui) 通。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hui) 的快速發展和進步，新時代對於(yu) 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hui) 科學的要求更加急迫。新時代構建中國哲學學科，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堅定文化自信。一方麵，更加客觀理性地認識傳(chuan) 統，更加平和地處理與(yu) 幾千年曆史文化傳(chuan) 統的關(guan) 係，推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另一方麵，加強與(yu) 世界的對話，更加從(cong) 容地借鑒各國、各民族的優(you) 秀文化成果，在中國和世界的會(hui) 通中確立更加堅實的文化根基。在這個(ge) 背景下，通過繼承和借鑒、知識和話語創新來呈現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已成為(wei) 越來越多學者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