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hui) 管理是建立在權利和義(yi) 務平衡基礎上的。對於(yu) 社會(hui) 弱勢產(chan) 業(ye) 和弱勢群體(ti) ，其權利的保障是社會(hui) 公正和平等的基礎。而社會(hui) 的公正和平等是生產(chan) 力發展和社會(hui) 進步的基石。在我國，就社會(hui) 整體(ti) 而言，農(nong) 民是弱勢群體(ti) ，其權利的保障是全社會(hui) 實現公正、平等的試金石。

　　在清晰的土地產(chan) 權基礎上構建農(nong) 民權利體(ti) 係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農(nong) 村的社會(hui) 矛盾也經曆了聚集、破解、再次聚集、再次破解的過程。過去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平均主義(yi) 大鍋飯矛盾，通過農(nong) 村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予以了破解；沉重的農(nong) 村稅費負擔支撐起的農(nong) 村公共服務，在2006年停止征收農(nong) 業(ye) 稅、加大政府對農(nong) 村的投入之後也予以了化解；在新一輪城市化的浪潮中，農(nong) 村土地問題已經成為(wei) 目前我國農(nong) 村矛盾的焦點。

　　如果說，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是農(nong) 民為(wei) 自己爭(zheng) 取平等合理的勞動收益權，擺脫沉重的農(nong) 村稅費負擔，是農(nong) 民為(wei) 自己爭(zheng) 取平等的公共服務享有權的話，那麽(me) ，農(nong) 民對自己承包土地使用權利的保護，在更大意義(yi) 上是對自己財產(chan) 權利的維護，也是在更基礎的意義(yi) 上主張自己的權利。這種從(cong) 勞動收益權，到公共服務享有權，又到財產(chan) 權的發展，顯示出我國農(nong) 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也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國農(nong) 村改革深入發展所麵臨(lin) 的新挑戰和新問題。

　　顯然，在這裏依舊是發生在農(nong) 村的矛盾，但仔細觀察，矛盾所導致的結果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基於(yu) 財產(chan) 權基礎上的農(nong) 民自組織水平的提高，和與(yu) 此相伴的農(nong) 民參與(yu) 意識的加強。

　　我國30年農(nong) 村改革開放發展的實踐告訴我們(men) ，農(nong) 民權利是一個(ge) 體(ti) 係。它至少應由經濟收益權、社會(hui) 管理權、社會(hui) 福利權等構成。同時，農(nong) 民權利體(ti) 係的構築必須建立在農(nong) 民財產(chan) 權的基礎上。

　　在農(nong) 民權利體(ti) 係中，經濟收益權是農(nong) 民權益中最基礎的部分。這種收益權與(yu) 農(nong) 村的生產(chan) 要素相聯係，一方麵它表現為(wei) 農(nong) 村勞動力的流動；另一方麵則與(yu) 土地的流動相聯係。前者是勞動力價(jia) 值的體(ti) 現，是農(nong) 民的勞動收入。後者是農(nong) 民財產(chan) 價(jia) 值的體(ti) 現，是農(nong) 民的財產(chan) 性收入。在任何一個(ge) 社會(hui) ，如果農(nong) 民隻有勞動收入，缺乏財產(chan) 性收入的話，很難說他們(men) 的經濟收益權利是完整的。很難設想，一個(ge) 隻靠出賣勞動力的農(nong) 民能夠有持續參與(yu) 社會(hui) 管理的積極性和動力。也很難設想，那些缺乏財產(chan) 收入，隻靠有限工資生活的農(nong) 民對農(nong) 村和社區的管理是值得信賴的。

　　社會(hui) 管理權是農(nong) 民當家作主的權利。農(nong) 民要實現這個(ge) 權利，必須要有參與(yu) 的動力，同時必須組織起來。而這兩(liang) 者都與(yu) 農(nong) 民的財產(chan) 權密切相關(guan) 。隻有當農(nong) 民有了財產(chan) 的時候，為(wei) 保護自己的財產(chan) ，他們(men) 才會(hui) 有參與(yu) 的動力；為(wei) 實現自己的財產(chan) 權利，他們(men) 才能夠組織起來，用自己爭(zheng) 得的話語權，來與(yu) 比他們(men) 強大很多的公司談判和與(yu) 政府對話。

　　社會(hui) 福利權是農(nong) 民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權利。盡管農(nong) 村現在取消了直接的農(nong) 業(ye) 稅，但是農(nong) 民依然是間接稅的納稅人，依然有權利享有政府提供的均等化的公共服務。農(nong) 民還是有選舉(ju) 權的公民，雖然目前他們(men) 能夠直接選舉(ju) 的隻是村級自治組織的領導人、縣人大代表和部分試點的鄉(xiang) 鎮黨(dang) 委、政府官員，但是，我國基層民主政治發展的目標，就是要將這種直接選舉(ju) ，逐步在鄉(xiang) 鎮、縣甚至更高層級的政府推開。這樣看來，廣大農(nong) 民逐步對各級政府官員地位的決(jue) 定權，可以對政府產(chan) 生為(wei) 農(nong) 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的倒逼作用。

　　對農(nong) 民來說，他們(men) 最主要的財產(chan) 就是土地。但是，如果農(nong) 民的土地是外在於(yu) 他們(men) 財產(chan) 權利的時候，也就是說，如果農(nong) 民的土地可以被政府或者其他社會(hui) 集團隨意調整、侵占、剝奪的時候，農(nong) 民的權利是很難實現的。隻有當土地真正成為(wei) 農(nong) 民的財產(chan) 時，即土地真正是“我”的，而不是“我們(men) ”的時候，農(nong) 民從(cong) 土地收益的獲取中，就會(hui) 生發出對社會(hui) 管理參與(yu) 的強烈要求，用參與(yu) 社會(hui) 管理來保障自己合理的經濟利益。與(yu) 此同時，農(nong) 民在對其土地財產(chan) 權的維護中，自組織程度的提高和參與(yu) 意識的增強，也對承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提供了良好的基礎，這樣，一方麵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務的質量，另一方麵農(nong) 民也將逐步獲得與(yu) 市民同樣的社會(hui) 福利權。

　　政府對農(nong) 民財產(chan) 權和權利要懷敬畏之心

　　通過筆者在四川成都等地方城鄉(xiang) 統籌綜合發展試驗區的實地考察，都看到了地方政府對農(nong) 民財產(chan) 權和權利的敬畏。那麽(me) ，這種製度創新是否可持續呢？地方政府能否在沒有民眾(zhong) 直接選舉(ju) 的壓力下，在一輪又一輪地方經濟發展的浪潮中，持續尊重農(nong) 民的財產(chan) 權和權利呢？換句話說，如果一些地方政府確實做到了這一點，那麽(me) 是什麽(me) 促使他們(men) 尊重了農(nong) 民的財產(chan) 權和權利？我認為(wei) 原因是多方麵的。目前能夠看到的至少有以下幾個(ge) 方麵：

　　一是尊重農(nong) 民的權利，實現社會(hui) 民主、科學發展，已經成為(wei) 我國改革開放、經濟社會(hui) 進一步發展亟待突破的製度瓶頸。

　　長期以來，在經濟領域調整政府與(yu) 資本的關(guan) 係方麵，我國有了長足的進步，其核心是我們(men) 終於(yu) 承認了市場機製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但在社會(hui) 轉型和體(ti) 製轉軌過程中，在如何加快社會(hui) 建設、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公平正義(yi) 方麵，或者說，在處理好與(yu) 人民的關(guan) 係上，進步較小。所以，當改革進入深水區後，這種一快一慢的不協調狀況，很快成為(wei) 矛盾的焦點。對處於(yu) 社會(hui) 弱勢地位的農(nong) 民來說，如何保護好他們(men) 的權利，激發他們(men) 的參與(yu) 意識，使他們(men) 真正成為(wei) 與(yu) 其他社會(hui) 成員地位平等的公民，顯然關(guan) 係著我國改革開放成敗的命運。

　　曆史發展規律告訴我們(men) ，要想在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在尊重農(nong) 民權利的基礎上，民主執政、科學執政、依法執政。而農(nong) 民的所有權利都是建立在土地產(chan) 權基礎上的。目前我國一些地方政府的製度創新，正是在這個(ge) 關(guan) 鍵點上，順應了時代的要求，滿足了農(nong) 民的願望。可以看到他們(men) 在曆史潮流方麵的自覺和主動。

　　二是地方官員在實踐中明白了，尊重農(nong) 民的財產(chan) 權和權利是一個(ge) 雙贏的結果。

　　強大的政府權力，在我國始終是一柄雙刃劍。它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提高辦事效率；也可能超越邊界，管了它不該管的事；還可能由於(yu) 缺乏監督，為(wei) 政府官員留下貪汙腐敗的空間。長期以來，我國各級政府大都在扮演無限責任承擔者的角色，如果這種狀況長期得不到改變，不僅(jin) 政府將不堪重負，而且現代公民社會(hui) 的發展也將遙遙無期。

　　現在，我國城鄉(xiang) 統籌綜合改革試驗在農(nong) 民的財產(chan) 權和權利方麵實現了突破，它破解了長期困擾我國的農(nong) 民增收、農(nong) 村公共服務、農(nong) 民權利保護、農(nong) 民參政議政、農(nong) 村社區建設等一係列問題。政府在這個(ge) 過程中密切了和農(nong) 民的關(guan) 係，實現了政府多年的施政目標，促進了城鄉(xiang) 統籌協調發展，縮小了城鄉(xiang) 差別和貧富差別。顯然，這是一個(ge) 雙贏的結果。民主政治在社會(hui) 資源的分配中終於(yu) 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地方幹部也在實踐中嚐到了民主執政的甜頭。

　　三是農(nong) 民的權利意識隨著城市化進程和土地流轉，已經逐步覺醒。

　　一些農(nong) 民已經開始組織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我國社會(hui) 發展必然要經曆一個(ge) 長期的城市化過程。在此過程中，城市和農(nong) 村都要經曆巨大的變遷。對於(yu) 城市來說，大量農(nong) 民進城成為(wei) 新市民，麵對權利的不平等，這些新市民會(hui) 為(wei) 自己爭(zheng) 取平等的權利。對於(yu) 農(nong) 村來說，土地流轉凸顯出土地作為(wei) 農(nong) 民財產(chan) 和收入的重要性，也激發了農(nong) 民組織起來，在與(yu) 實力強大的公司談判和與(yu) 政府的對話中，爭(zheng) 取自己的話語權。這些農(nong) 民自發組織起來的“農(nong) 民議事會(hui) ”、“土地股份合作社”，在維護農(nong) 民利益，搭建土地流轉平台，參與(yu) 土地流轉談判，解決(jue) 農(nong) 民內(nei) 部糾紛等方麵，都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可以想見，這還隻是農(nong) 民組織的初級形式，我相信，隨著我國農(nong) 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種組織還會(hui) 有更高級的形式，實現全鄉(xiang) 、全縣的聯合。有恒產(chan) 者有恒心。當農(nong) 民有了自己的財產(chan) 權和經濟利益時，其組織起來參政議政就是必然的選擇。這也倒逼著地方政府加快自身職能的轉變，以適應這種變化了的形勢。

　　民主執政、科學執政、依法執政，實質是要從(cong) 人治社會(hui) 向法治社會(hui) 轉變。農(nong) 民對自己財產(chan) 權利的維護，既不能建立在地方官員個(ge) 人品質的基礎上，也不能建立在道德力量的基礎上。這種基礎是不牢固的，因為(wei) 它可能會(hui) 出現“人走政息”的情況，從(cong) 而形成農(nong) 民和地方政府的對峙局麵，給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hui) 進步帶來負麵影響。從(cong) 目前來看，比較有效製約地方政府的手段，是賦予農(nong) 民對縣鄉(xiang) 級地方官員的直接選舉(ju) 權。在過渡期，我們(men) 通過擴大選拔地方官員的公開程度和參與(yu) 程度，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們(men) 希望在擴大基層選舉(ju) 範圍和層次上，有更大的突破，因為(wei) 這是我國農(nong) 民權利不受侵犯的基本製度保證。

　　（作者係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yu) 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