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多年來，收入分配一直是社會(hui) 普遍關(guan) 注的問題，目前學界討論的焦點集中在三方麵：一是我國在公有製基礎上發展市場經濟為(wei) 何會(hui) 出現收入分配差距?二是怎樣衡量當前的收入分配差距?三是如何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回答以上三個(ge) 問題，關(guan) 鍵是要選準正確的研究角度，如果研究角度不對，得出的結論必然似是而非。

　　研究當前我國收入差距的形成： 應從(cong) 交換角度分析

　　中國成功地從(cong) 計劃經濟體(ti) 製向市場經濟體(ti) 製轉軌，其中一個(ge) 重要標誌，是分配體(ti) 製從(cong) 單一按勞分配轉向“以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經濟學研究表明，市場經濟的分配與(yu) 交換是同一個(ge) 過程，因此我們(men) 討論市場經濟下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不能僅(jin) 就分配談分配，而應從(cong) 交換角度研究和分析。

　　關(guan) 於(yu) 收入來源與(yu) 收入分配，薩伊於(yu) 19世紀初曾提出所謂的“三位一體(ti) 公式”：資本—利潤、土地—地租、勞動—工資。我們(men) 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批評過薩伊，說他混淆了收入來源與(yu) 收入分配的區別，並指出資本得到利潤、土地得到地租，並不是資本創造了利潤或土地創造了地租，資本與(yu) 土地不過是創造收入的條件。

　　馬克思的分析是對的，收入隻能來源於(yu) 勞動者的勞動，可這是否意味著其他要素就不能參與(yu) 收入分配呢?當然不是。事實上，隻要建立市場經濟體(ti) 製，就必須允許全要素參與(yu) 分配。讀者想想，黨(dang) 的十六大報告為(wei) 何提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chan) 要素按貢獻參與(yu) 分配的原則”?我認為(wei) ，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men) 不確立這個(ge) 原則，就無法調動全社會(hui) 資源參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

　　往深處想，市場經濟下實行按要素分配，其實是與(yu) 市場經濟的前提有關(guan) 。市場經濟是交換經濟，而商品交換需要有兩(liang) 個(ge) 前提：一是商品要有不同的占有主體(ti) ;二是保護產(chan) 權。馬克思在分析商品交換時曾經指出：“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去，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men) 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所有者。”同理，生產(chan) 要素也是商品，若沒有占有主體(ti) ，也不能自己進入市場去交換。

　　商品交換為(wei) 何要保護產(chan) 權?或者反過來問：如果一個(ge) 國家不保護產(chan) 權意味著什麽(me) ?這無疑是默認弱肉強食規則，意味著搶劫盜竊、欺行霸市等行為(wei) 皆不違法。倘如此，不僅(jin) 不可能產(chan) 生商品交換，反而會(hui) 導致強盜橫行。14、15世紀英國的圈地運動，就是這方麵的例證。

　　商品交換要保護產(chan) 權，而產(chan) 權被保護，那麽(me) 收入就隻能按要素分配。為(wei) 何作此推斷?讓我用下麵的例子解釋：假定有三個(ge) 人分別是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的所有者，經過共同協商，他們(men) 將各自生產(chan) 要素組合起來辦企業(ye) ，結果一年收入了100萬(wan) 元。請問這100萬(wan) 元怎麽(me) 分配?假如國家保護產(chan) 權，三個(ge) 要素的所有者都應參與(yu) 分配，否則剝奪任何一方的分配權，都會(hui) 造成對產(chan) 權的侵犯。

　　時至今日，人們(men) 對按要素分配已有共識，當前人們(men) 的困惑是，按要素分配為(wei) 何會(hui) 出現收入差距?對此馬克思早就為(wei) 我們(men) 提供過分析視角。馬克思明確講，利潤是資本的價(jia) 格，地租是土地的價(jia) 格，工資是勞動力的價(jia) 格。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按要素分配其實就是給要素定價(jia) 。價(jia) 格要由供求決(jue) 定，供不應求的要素價(jia) 格會(hui) 高，供過於(yu) 求的要素價(jia) 格會(hui) 低，由於(yu) 要素的稀缺度不同，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也必然不同。

　　懂得了上麵的原理，我們(men) 就不難解釋我國為(wei) 何會(hui) 存在收入差距。在中國現階段，勞動、資本、技術、管理諸要素中，勞動力相對豐(feng) 富，資本和技術相對稀缺，由此便決(jue) 定了資本、技術等要素的收益率會(hui) 高於(yu) 勞動要素的收益率。可見，我國當前收入分配出現差距與(yu) 社會(hui) 製度無關(guan) ，而是要素的稀缺度不同所形成的結果。

　　衡量當前我國收入差距：

　　應從(cong) 消費角度比較

　　學界通常用基尼係數衡量收入差距，基尼係數作為(wei) 衡量收入差距的工具並沒有錯，關(guan) 鍵是我們(men) 對收入怎樣理解。在經濟學裏，收入分資產(chan) 性收入和勞動收入兩(liang) 種：資產(chan) 性收入是指投資利潤，而勞動收入則主要指工資。目前人們(men) 希望縮小收入差距，那麽(me) 我們(men) 就得弄清楚這個(ge) 差距的含義(yi) 是什麽(me) ?究竟是指資產(chan) 性收入與(yu) 勞動收入的差距，還是僅(jin) 指工資性收入之間的差距?

　　舉(ju) 例說吧。某民營企業(ye) 一年利潤為(wei) 2000萬(wan) 元，而某員工一年工資為(wei) 10萬(wan) 元。若從(cong) 資產(chan) 性收入看，企業(ye) 主收入是2000萬(wan) 元，兩(liang) 相比較，企業(ye) 主收入是員工收入的200倍，差距可謂大也。可值得注意的是，若從(cong) 收入使用的角度看，利潤卻不同於(yu) 工資：利潤主要用於(yu) 擴大再生產(chan) ，而工資則主要用於(yu) 個(ge) 人消費。若用利潤與(yu) 工資之比來反映收入分配差距，是否也不太合理?

　　嚴(yan) 格地講，資產(chan) 性收入並非企業(ye) 主個(ge) 人收入。費雪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論》曾給收入下過定義(yi) ，說“收入是一連串事件”。意思是，貨幣隻有當人們(men) 用於(yu) 購買(mai) 食物、衣服、汽車等進行享用時才成為(wei) 收入，沒有享用的貨幣，是資產(chan) 或財產(chan) 。如某企業(ye) 主一年進賬1000萬(wan) 元，其中20萬(wan) 元用於(yu) 個(ge) 人消費，980萬(wan) 元用於(yu) 投資。按照費雪的定義(yi) ，20萬(wan) 元是他的收入，980萬(wan) 元則是他的資產(chan) 。

　　不難看出，費雪是將收入定義(yi) 為(wei) 個(ge) 人消費費用。現在的問題是，比較收入差距我們(men) 應選擇哪種口徑的收入?在我看來，選擇何種口徑的收入要取決(jue) 於(yu) 比較收入差距的目的。當年馬克思選擇用資本家利潤(剩餘(yu) 價(jia) 值)與(yu) 工人工資作對比，目的是為(wei) 了揭示資本積累的曆史趨勢，喚醒工人推翻資產(chan) 階級。而我們(men) 今天研究收入差距的目的顯然不同，是為(wei) 了給政府調節收入分配提供依據。

　　正因為(wei) 目的不同，研究當前我國的收入差距就不能用利潤與(yu) 工資作比較。前麵說過，利潤會(hui) 轉化為(wei) 投資，投資形成的資產(chan) 雖為(wei) 企業(ye) 主所有，但主要不是用於(yu) 企業(ye) 主個(ge) 人消費。恰恰相反，企業(ye) 資產(chan) 越多，創造利稅越多，對社會(hui) 的貢獻也就越大。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企業(ye) 主資產(chan) 也是社會(hui) 資產(chan) ，所以不能簡單地將利潤算作企業(ye) 主收入。

　　請讀者思考一個(ge) 問題，將利潤算作企業(ye) 主收入，除了誇大收入差距還有何實際意義(yi) ?應該說，中國經濟發展能創造奇跡，民營經濟功不可沒。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多次講，民營企業(ye) 家是我們(men) 自己人。在我國目前經濟體(ti) 係中，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ye) ，90%以上的企業(ye) 數量。

　　這裏要特別提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尼曼所作的一項研究。他發現：人們(men) 的幸福感不僅(jin) 來自收入，同時也來自比較的參照。上世紀70年代，美國居民收入和二戰前比平均高出不止3倍;可據他的調查結果顯示，由於(yu) 戰後人們(men) 收入差距擴大，美國普通民眾(zhong) 的幸福感反而不如戰前。此研究給我們(men) 的啟示是，雖然我們(men) 要調節收入差距，但也不能過度誇大收入差距，否則就會(hui) 對社會(hui) 產(chan) 生消極後果。

　　調節當前收入差距：

　　應從(cong) 兼顧公平效率角度施策

　　我們(men) 不能誇大收入差距，當然也不能否認當前存在收入差距。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要求，政府必須重視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黨(dang) 的十八屆五中全會(hui) 強調，要“作出更有效的製度安排，使全體(ti) 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何為(wei) “更有效的製度安排”?我體(ti) 會(hui) ，就是能兼顧公平與(yu) 效率的收入調節機製。

　　毋庸諱言，追求公平是人類的天性，與(yu) 生俱來。美國哲學家羅爾斯在《正義(yi) 論》中曾作過這樣的討論：把一群人送到一個(ge) 孤島，讓他們(men) 一切從(cong) 零開始，誰也沒有財產(chan) ，誰也不知道未來，然後讓他們(men) 自己選擇分配製度，他們(men) 會(hui) 選擇均等分配還是差別分配?羅爾斯推測，多數人會(hui) 選擇均等分配。羅爾斯作此推測顯然不是主觀臆斷。有事實為(wei) 證，原始社會(hui) 的分配其實就是均等分配。

　　對人類為(wei) 何傾(qing) 向於(yu) 均等分配，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中做過分析。他說：即便社會(hui) 財富不增加，隻要均等分配收入便能增進社會(hui) 福利。庇古的理由是：窮人手裏一元錢的效用要比在富人手裏的效用大。富人增加一塊錢不過是錦上添花，減少一元錢也無傷(shang) 大雅;可對窮人來說，增加一塊錢是雪中送炭,減少一塊錢則可能影響生存。於(yu) 是他得出結論：將富人收入轉移一部分給窮人，必能增加社會(hui) 福利。

　　上世紀前半期，庇古的觀點廣受好評，並一度影響過西方國家的分配政策。可後來由於(yu) 英國等歐洲國家先後患上了“福利國家病”，庇古便遭到了眾(zhong) 多的質疑和反對。有學者批評說，公平與(yu) 效率同等重要，絕不能顧此失彼，若隻強調公平不重視效率，經濟發展就會(hui) 停滯，最後富人都會(hui) 變成窮人。

　　其實，在庇古之前，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就提出過“帕累托最優(you) 狀態”。其含義(yi) 是，在既定分配狀態下，若不減少一個(ge) 人的福利便無法增加另一人的福利，分配若達到這樣的狀態就是最優(you) 狀態。反之，若不減少任何人的福利卻能增加其他人的福利，則屬“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指出，隻有“改進狀態”的收入調整，才能同時兼顧公平與(yu) 效率。

　　然而困難在於(yu) ，現實中收入調整不能僅(jin) 局限於(yu) “帕累托改進”，為(wei) 了照顧公平，政府有時不得不抽肥補瘦。問題是在何種條件下才可抽肥補瘦呢?為(wei) 此美國學者卡爾多提出了“假想補償(chang) 原則”：即補貼窮人要以窮人收入增加能彌補富人收入減少為(wei) 前提。比如，讓富人拿100元補貼給窮人，若窮人能夠增加100元，這樣的調整可取;若窮人隻增加了90元，對社會(hui) 則是得不償(chang) 失。

　　問題是怎樣讓補貼有效率?弗裏德曼主張采用負所得稅方案，即：負所得稅(補貼)=社會(hui) 貧困保障線-個(ge) 人實際收入負所得稅稅率。舉(ju) 例解釋：假定貧困保障線為(wei) 1000元，負所得稅率為(wei) 50%，若某人實際收入為(wei) 1000元，按上麵公式計算可得補貼500元，個(ge) 人可支配收入(實際收入+補貼)為(wei) 1500元;若實際收入為(wei) 500元，可得補貼750元，個(ge) 人可支配收入為(wei) 1250元。可見，用這種辦法補貼窮人可鼓勵人們(men) 勤奮勞動創造收入。

　　以上是理論分析，轉向政策操作層麵，我認為(wei) 政府調節收入分配應把握三個(ge) 重點：第一，公平事關(guan) 人心向背，為(wei) 防止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政府要密切關(guan) 注收入分配狀況並適時予以調節;第二，對“帕累托改進狀態”的收入分配改革，應盡可能加快推進;第三，調節收入差距應兼顧公平與(yu) 效率，要立足供給側(ce) “造血”，從(cong) 消費性扶貧轉向生產(chan) 性扶貧。

　　簡短的結論

　　綜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一是市場經濟的分配與(yu) 交換是同一過程，按要素分配就是給不同的生產(chan) 要素定價(jia) 。按照供求決(jue) 定價(jia) 格原理，隻要生產(chan) 要素稀缺度存在差異，收入分配就會(hui) 出現差距，當前我國存在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即在於(yu) 此。

　　二是民營企業(ye) 家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建設者，而且企業(ye) 利潤並不是企業(ye) 家的個(ge) 人收入，因此我們(men) 不能用利潤與(yu) 工資之比反映我國當前的收入差距。由此說，中國基尼係數的測算應以消費支出為(wei) 基礎，否則會(hui) 誇大收入差距，誤導人們(men) 的視聽。

　　三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既要注重公平，也要兼顧效率。當前要以精準脫貧為(wei) 重點，加快推進“帕累托改進型”的收入分配改革。加大職業(ye) 教育培訓力度，提高勞動力要素的技術含量;利用扶貧資金，從(cong) 供給側(ce) 扶持農(nong) 民發展生產(chan) ;發揮社會(hui) 政策托底功能，為(wei) 貧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作者係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