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ye) 在中國經濟中仍然扮演著很重要的一個(ge) 角色。但是，近年來，國有企業(ye) 越來越成為(wei) 社會(hui) 公眾(zhong) 抱怨的對象。公眾(zhong) 對國企的不滿有其深刻的原因，因為(wei) 國企的行為(wei) 在很多方麵，對中國經濟乃至社會(hui) 和政治帶來了極為(wei) 負麵的影響。國企的進一步改革不可避免;不改革，國企不僅(jin) 無助於(yu) 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會(hui) 對執政黨(dang) 的合法性造成巨大的衝(chong) 擊。

　　國企改革從(cong) 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在很多方麵都作了嚐試，但整個(ge) 1980年代並沒有找到改革的突破口。真正的突破口發生在1990年代，是在朱鎔基任副總理和總理期間。當時政府的做法主要有三。一是國企的法人化和企業(ye) 化。此前，國企很難說是企業(ye) ，因為(wei) 其承擔了很多非企業(ye) 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說，每一個(ge) 企業(ye) 就是一個(ge) 小社會(hui) ，不僅(jin) 有經濟功能，而且也有政治和社會(hui) 功能。這種形態的國企當然和當時的計劃經濟體(ti) 製是想吻合的。1980年代所做的隻是放權讓利，即政府把更多的利益讓渡給企業(ye) ，使得企業(ye) 有動力去追求利益。朱鎔基期間政府實行的法人化目標，是要把國企轉型成為(wei) 真正的企業(ye) 。這個(ge) 目標可以分解成不同的方麵，目標的達成也需要一些時日。當時的改革強調的是把諸多社會(hui) 功能從(cong) 國企分解出來，這方麵也的確做到了。

　　二是引進競爭(zheng) 機製。國企最大的難題就是缺失競爭(zheng) 機製。在1980年代，在國企之外開始產(chan) 生一個(ge) 非國有部門。但這個(ge) 非國有部門並沒有對國企構成真正意義(yi) 上的競爭(zheng) 。到1990年代，大多數國企，尤其是中小型企業(ye) ，處於(yu) 虧(kui) 損狀態。1990年代開始對中小型國企實行“放小”政策，即民營化或者中國式的私有化。民營化過程盡管出現了包括被稱之為(wei) “國有資產(chan) 流失”等在內(nei) 的問題，但方向是對的。沒有這個(ge) 過程，很難想象那麽(me) 龐大的國企能夠走出虧(kui) 損的困境。民營化大大提高促成了企業(ye) 之間的競爭(zheng) 。更為(wei) 重要的是，民營化對中國整體(ti) 國民經濟形態發生了結構性的影響，即達成了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之間的大體(ti) 平衡。而此前，國企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這種力量的平衡也反過來促成了兩(liang) 個(ge) 部門之間的競爭(zheng) 。

　　三是組建大型國企集團，即“抓大”戰略。“抓大”就是在關(guan) 鍵的領域，通常是對國家具有戰略意義(yi) 的領域，通過組建大型國企來強化中國企業(ye) 的國際競爭(zheng) 力。這個(ge) 方向也是對的。作為(wei) 一個(ge) 後發展中國家，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扮演一個(ge) 比發達國家更為(wei) 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國際經濟領域。因為(wei) 全球化，中國企業(ye) 成為(wei) 國際經濟的一部分，但在關(guan) 鍵的領域毫無競爭(zheng) 力，國家因此意圖通過組建大型國企來參與(yu) 國際競爭(zheng) 。

　　通過這些改革之後，國企已經今非昔比，在很多方麵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國企已經掙脫了改製前的虧(kui) 損局麵，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國企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就規模來說，國企可以和全球最大的企業(ye) 媲美。實際上，國企已經是海內(nei) 外各方“傾(qing) 心”的對象，紛紛想和國企“攀親(qin) ”。近年來的“央企化”(即無論是民營企業(ye) 還是地方國有企業(ye) 都想和國企發生關(guan) 聯，不管是自願的還是非自願的)現象很能說明問題。

　　國企為(wei) 什麽(me) 遭社會(hui) 抱怨

　　既然取得了那麽(me) 多成就，國企為(wei) 什麽(me) 遭社會(hui) 抱怨呢?

　　首先是國企開始偏離原來組建大型國企集團的目標。主要有兩(liang) 方麵。其一是國企進入非壟斷領域。原來的設想是要國企在一些關(guan) 乎國家戰略利益的領域實行壟斷，並發揮作用。但近年來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以來，國企大擴張，其觸角馬上伸展到非壟斷領域，哪裏可以賺錢，哪裏就有國企。結果，國企大肆進入民營企業(ye) 領域，占據了民營企業(ye) 的空間，很快改變著原來國企和民營企業(ye) 兩(liang) 個(ge) 部門相對平衡的狀態。同時，也因為(wei) 國企都是大型的，它們(men) 空間的擴張表明中小型企業(ye) 空間的縮減。如此，國企已經造成了中國經濟結構的失衡。

　　其二就是國企“走”不出去，或者盲目“走”出去。國企的其中一個(ge) 責任就是“走出去”，在國際市場上提高中國企業(ye) 的競爭(zheng) 力。但這個(ge) 目標顯然沒有達成，西方各國大都以政治和國家安全為(wei) 理由，拚命抵製國企的“走出去”行為(wei) 。但在發展中國家，包括非洲、中東(dong) 和拉丁美洲等，國企“走出去”又顯得不夠審慎。這裏主要是能源領域。國企的投資很難說具有多大的經濟理性，並且都是一些不穩定的國家和地區，使得民眾(zhong) 有“走出去”了但“走不回來”的感覺。實際上也是這樣。很多國企“走出去”根本就沒有經過科學的風險評估。

　　更為(wei) 重要的是，國企很難使人相信還是國有的。國企內(nei) 部變相私有化現象非常嚴(yan) 重，國家管理國企的“代理人”對國企具有無限的權力，這種權力甚至具有排他性質，即國企成為(wei) 了獨立的王國。簡單地說，國企很容易演變成國企管理者的企業(ye) ，而和社會(hui) 甚至是政府無關(guan) 。很多年裏，國有企業(ye) 盈利了，國企的管理者可以自行支配，進行內(nei) 部分配。社會(hui) 上的一些經營群體(ti) 現在紛紛離開私企，甚至是待遇優(you) 厚的外企而進入國企，並非沒有道理，即國企內(nei) 部的待遇已經大大超越所有其他的企業(ye) 。但是，如果一旦國企發生虧(kui) 損，那麽(me) 就會(hui) 向政府伸手，需要動用納稅人的錢來救濟。

　　即使在“盈利”問題上，公眾(zhong) 也並不相信國企真的是通過提高勞動生產(chan) 力而獲利，更多的人相信國企是通過壟斷，憑借其行政和政治權力來聚集財富。這種聚集財富的方式已經出現了問題，而國企分配財富的方式更是缺失公眾(zhong) 的監督。

　　也同樣為(wei) 社會(hui) 所抨擊的是國企越來越具有封閉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hui) 越來越具有流動性。流動性表明開放性的程度。一個(ge) 組織流動性越強，開放性就越高。但國企已經在很多方麵退回到從(cong) 前計劃經濟時代的企業(ye) 。這尤其表現在員工招收方麵。很多國企招收員工都依靠關(guan) 係(家庭、家族、親(qin) 戚朋友等等關(guan) 係)來進行，很難說是人才。當通過關(guan) 係而進入國企的平庸的員工能夠獲得巨額經濟好處的時候，那些被排擠在外麵的社會(hui) 成員顯然就要表示不滿。

　　很顯然，國企在各個(ge) 方麵已經成為(wei) 腐敗、任人唯親(qin) 、社會(hui) 不公正、不公平等等的象征。

　　出路在深化改革

　　國企的出路在哪裏?一些人開始譴責改革，開始否認1990年代所進行的國企改革。國企所麵臨(lin) 的問題盡管和1990年代開始的改革有關(guan) ，但解決(jue) 問題的方式並不是單純地譴責改革，而是要進一步深化國企的改革。就是說，問題並不在改革的方向，而是改革沒有得到深化。

　　如何深化?譴責改革的人很簡單，想回到改革前的時代。但計劃經濟時代的國企模式已經破產(chan) ，沒有人相信回到那個(ge) 模式能夠解決(jue) 國企問題。也有些人主張全麵的私有化。但私有化既沒有政策上的可行性，私有化的實際結果也不見得好。這在俄國和東(dong) 歐的國企轉型過程中就可以看到。回到過去和全麵私有化這兩(liang) 種選擇都不具有現實性。

　　實際上，仍然有很大的空間來深化國企的改革。首先是進一步的企業(ye) 化。要搞好國企就必須培養(yang) 一大批具有企業(ye) 家精神的管理者。企業(ye) 化在1990年代隻走了一步，即法人化。這方麵還需要深入。現在國企的管理者更像政治人物，而非企業(ye) 家。管理者還是具有行政級別。這種製度安排既是政府控製國企的手段，也是國企行為(wei) 行政化和政治化的手段。行政級別必須去除，使得企業(ye) 管理者成為(wei) 真正的企業(ye) 家，而非政治人物。政府可以發展出其他的手段來管理國企。

　　其次，需要給國企設定一個(ge) 邊界。這是原初的設想，即國企必須限製在具有國家戰略意義(yi) 的關(guan) 鍵領域。國企要從(cong) 那些不具有戰略意義(yi) 和戰略意義(yi) 不明顯的領域撤出來，把這些空間讓渡給民營企業(ye) 。國企的邊界非常重要。沒有邊界，國企就會(hui) 到處擴張。因為(wei) 國企的特殊地位，沒有其他企業(ye) 能夠與(yu) 之競爭(zheng) 。這些年央企的毫無邊界的大擴張給人一種“普天之下、莫非央土”的感覺。這就出現了無窮的問題。即使國企在邊界內(nei) ，也需要引入競爭(zheng) 來減低其壟斷地位和提高競爭(zheng) 能力。國企之間的競爭(zheng) 也不是不可以的。隻要是企業(ye) ，就可以互相競爭(zheng) 。

　　國企要保持開放性。目前日漸增加的封閉性對國企有百害而無一利。國企要管理得好，就需要同其他企業(ye) 競爭(zheng) 人才，而開放性是保持和提升人才品質的唯一辦法。通過關(guan) 係網而形成的封閉性隻會(hui) 把人才排擠在外麵。越是沒有人才，國企越是會(hui) 依賴其它資源，包括行政和政治權力。這是一個(ge) 惡性循環。真正的人才才是國企的競爭(zheng) 力之所在。

　　更為(wei) 重要的是國企必須“國有化”。現在國企已經演變成為(wei) 國家代理人的企業(ye) ，和社會(hui) 、公眾(zhong) 毫無關(guan) 係。政府必須建立各種製度機製讓社會(hui) 監督國企，讓民眾(zhong) 參與(yu) 國企。這在國際上有很多經驗。在很多國家，公共部門的運作具有很高的製度性保障的透明度。可以設立專(zhuan) 門的機構監督這個(ge) 部門，也可以有議會(hui) 對這個(ge) 部門的運作進行監督和規製。不管怎麽(me) 說，公共部門必須對社會(hui) 和公眾(zhong) 負責。沒有這個(ge) 環節，國企就很難產(chan) 生出其社會(hui) 責任來。沒有社會(hui) 責任，這個(ge) 部門就會(hui) 成為(wei) 社會(hui) 抱怨的對象。

　　在中國，國有企業(ye) 並不是現代的產(chan) 物，早在《鹽鐵論》中就已經論及國家壟斷重要產(chan) 業(ye) 的意義(yi) ，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國防安全、應付危機和平衡市場。曆史發展到今天，所有這些功能還繼續需要。實際上，就應付危機來說，這種功能需要不斷強化。全球化在大大推進了國際市場的形成的同時，並沒有使得國際市場更為(wei) 強大;相反，國際市場變得越來越脆弱。既然沒有國家能夠逃避全球化，那麽(me) 所有國家也要考慮如何應付日益增多的危機。這些都是中國國企的存在的理由。但是，國企必須改革，如果像今天那樣任其發展，就會(hui) 後患無窮。在西方，當“看不見的手”(市場)占據完全的主導地位，政府缺失規製能力的時候，危機必然發生。中國則相反。當國有部門完全占據主導地位，而市場無從(cong) 發揮其作用的時候，危機必然發生。要避免危機，進一步的改革是唯一的選擇。

　　作者為(wei)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dong) 亞(ya) 所所長，文章隻代表個(ge) 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