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雖然沒有近現代意義(yi) 上的行政訴訟製度，但延續千年的以“民告官”為(wei) 主要特征的中國傳(chuan) 統法律文化，是包括行政訴訟製度在內(nei) 的當代司法體(ti) 製的重要淵源。這一傳(chuan) 統體(ti) 現在“為(wei) 民申冤”的直訴製度、“便民告官”的越訴製度、“以上製下”的申控製度、“從(cong) 嚴(yan) 治吏”的監察製度等方麵。

　　一般認為(wei) ，行政訴訟製度是現代民主和憲政的產(chan) 物，我國古代不存在行政訴訟。但是如果用行政訴訟的基本特征——“民告官”來衡量，中國古代是存在行政訴訟的形式的，且與(yu) 現代行政訴訟有許多相通之處。

　　“民告官”的製度類型

　　曆朝曆代的統治者為(wei) 了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其政權穩定，建立了多種救濟製度來體(ti) 恤百姓，安撫民生，防範並製止各級官員濫用權力。其中，符合“民告官”基本特征的具體(ti) 製度主要有五項。

　　采風。就是國家統治者派專(zhuan) 人負責到民間采集四方風俗善惡，代語歌謠的活動。通過采風，統治者可以觀政之清明，官之清廉，同時也是國家提供的救濟人民權益的最原始途徑。《左傳(chuan) ·襄公十四年》引《夏書(shu) 》雲(yun)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yu) 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說的是周代曾設置“遒人”之官，其職責是敲打木鐸於(yu) 鄉(xiang) 間道路，聽取人民的呼聲，征求人民的意見。春秋時代，管仲在齊國創造了“問事”的製度：“問人之所害於(yu) 鄉(xiang) 裏者何物也?”“除人害者幾何矣?”“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這實際上是統治者在直接聽取人民控訴申告。

　　直訴。是指在個(ge) 別案情重大和冤抑難申的情況下，人民可超越一般的訴訟管轄和訴訟程序，直接向最高統治者申訴的製度。從(cong) 表麵上看，這種製度僅(jin) 僅(jin) 是允許當事人越級訴訟，但從(cong) 案件性質上看，往往是民告官案件，因為(wei) 一般的民事糾紛和刑事案件是無需最高統治者親(qin) 自處理的，隻有民告官的案件在地方上是很難討得公道的，法律才特設此道。直訴製度起源於(yu) 周朝的路鼓製度。所謂路鼓，即“建路鼓於(yu) 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yu) 遽令，聞鼓聲，則速逆禦仆與(yu) 禦庶子”。唐朝的直訴製度則更為(wei) 具體(ti) 。《唐律·鬥訟》曰：“即邀車駕及撾登聞鼓，若上表訴，而主司不即受者，加罪一等。”此後，宋元明清，都有直訴製度，而且愈加完善。通過直訴途徑，最高統治者能夠發現冤假錯案，發現官吏為(wei) 非作歹，通過對錯案的糾正，對受害當事人進行救濟，進而達到政通人和的目的。

　　越訴。即越級申告控訴，越過本司本管官員進行控訴。越訴因嚴(yan) 重擾亂(luan) 司法秩序，曆代都嚴(yan) 行禁止。但是，為(wei) 了保護人民的正當權益，防止基層官吏濫用權力、堵塞訟路，古代中國曆代王朝曾作出了許多例外的規定。表麵上看它僅(jin) 是一種訴訟程序製度，實際上這些規定目的在於(yu) 提供行政救濟的功能。宋律規定，司法機關(guan) 對於(yu) 瀆職行為(wei) ，當事人可以越訴。為(wei) 了革除弊端，整飭吏治，南宋統治者一方麵設立“民事被罪法”，重處官吏額外講求、肆意科配的行為(wei) 。另一方麵增置越訴之法，擴大百姓的訴訟權利，以越訴悅百姓之心，從(cong) 而達到寬恤民力、恢複生產(chan) 、鞏固政權的目的。以後的明清時代，均有類似製度。明代規定“若告本縣官吏，則發該府;若告本府官吏，則發布政司;若告布政司官吏，則發按察司”。清代規定“凡在外州縣有事款幹礙本官不便控告，……上司官方許受理”。

　　監察。監察製度是我國古代吏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最高統治者經常派員在全國各地巡回監察地方官吏，接受人民的申控，它既具有監督功能，又具有救濟功能。監察製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黃帝時代，據說那時就曾“置左右大監，監於(yu) 萬(wan) 國”。漢武帝時代建立了刺史製度，“刺史掌奉詔察州，以六條問事。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製，以強淩弱，以眾(zhong) 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shu) 遵承典製，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wei) 奸……”，這說明老百姓可以對官吏這六個(ge) 方麵的貪贓枉法、損害權益的情形向刺史控告，尋求救濟或保護。唐代繼承了漢代的六察製度，憲宗元和七年敕：“前後累降製敕，應諸道違法征科，及行政冤濫，皆委出使郎官禦史訪察聞奏。”其中的“違法征科”“行政冤濫”主要是針對官吏違法行政、濫用權力、損害百姓正當權益的情形。

　　拿官。拿官是明太祖為(wei) 了打擊貪贓枉法、濫用權力的貪官汙吏，也為(wei) 了保障人民的正當權益，專(zhuan) 門給人民設立的一項特殊的救濟製度。他明確授權人民捉拿貪官害吏送懲：“今後所在有司官吏，若將刑名以是為(wei) 非、以非為(wei) 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鄰，旁入公門，將刑房該吏拿赴京來;若賦役不均，差貧賣富，將戶房該吏拿來;若保舉(ju) 人材擾害於(yu) 民，將吏房該吏拿來。”

　　古代“行政訴訟”的特征

　　古代的民告官製度與(yu) 現代的行政訴訟有許多相通之處，其特征主要表現在三個(ge) 方麵。

　　“民本”思想是古代“行政訴訟”的理論基礎。民本思想是中華民族在治國安邦的實踐中形成的智慧結晶。它濫觴於(yu) 殷周時代，興(xing) 盛於(yu) 春秋戰國時期，經由孔孟建構為(wei) 較為(wei) 完整的思想體(ti) 係，成為(wei) 儒家政治理論的基石，且在曆史上不斷豐(feng) 富和發展，成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珍貴的曆史遺產(chan) 。民本思想強調人民是國家和社會(hui) 的根本，並把民心向背看作政治興(xing) 衰的關(guan) 鍵，主張國家以民為(wei) 本，民貴君輕，王者應以民為(wei) 天等。《尚書(shu) ·五子之歌》雲(yun) ：“民可近，不可下;民為(wei) 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明確主張“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

　　古代行政訴訟發揮了救濟百姓權益的功能。行政訴訟的基本功能是救濟當事人自身的權益，因此，與(yu) 一般的檢舉(ju) 控告不同，後者的直接目的是監督控製官吏，不見得與(yu) 控告人自身利益有必然的利害關(guan) 係，這也是行政訴訟與(yu) 一般的對官吏監督製度的重大區別。

　　“民告官”案件通過訴訟程序解決(jue) 。訴訟的程序特征是當事人雙方對抗，法官居中裁決(jue) ，不同於(yu) 一般的上下級的監督程序。古代民告官案件有多種多樣的方式，直訴、越訴、上訴不用說，屬於(yu) 訴訟模式，有些看似不是訴訟程序，如“采風”“監察”，但實際上采用了當事人雙方對抗、法官居中裁決(jue) 的模式，實質上具備了訴訟特征。如監察官在巡行時，平民通過攔車喊冤、投書(shu) 揭發或告密、擊鼓申訴等方式反映情況，監察官受理後要調查取證，召集雙方質對證詞，而後作出處理，基本上按照訴訟程序處理。也正因為(wei) 這一特征，其才能稱作訴訟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