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現鄉(xiang) 村現代化是費孝通畢生關(guan) 注的重要問題。他以分析鄉(xiang) 土中國有機配合的社會(hui) 結構為(wei) 起點，在深入分析近代中國鄉(xiang) 村危機的基礎上，提出重建鄉(xiang) 村有機結構的救亡方案。改革開放以後，他密切跟蹤農(nong) 村工業(ye) 化、農(nong) 村城市化發展進程，晚年又深入思考農(nong) 民現代化的問題。費孝通對中國鄉(xiang) 村現代化的觀察和思考對當下鄉(xiang) 村振興(xing) 具有諸多啟示：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要因地製宜、順勢而為(wei) ，充分尊重、順應鄉(xiang) 村既有的社會(hui) 結構，找到政策切入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最佳“姿勢”; 要統籌人口、土地、技術等多要素發揮合力，避免單要素發力;要順應城鄉(xiang) 中國轉型的階段性特征，充分利用城鄉(xiang) 中國階段城鄉(xiang) 互動帶來的機會(hui) ，以“活業(ye) ”帶動“活人”，進而實現“活村”;要實現農(nong) 民的城市權利，促進人口城市化，告別鄉(xiang) 土，實現農(nong) 民現代化。

　　中共十九大將鄉(xiang) 村振興(xing) 作為(wei) 國家現代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鄉(xiang) 村問題再度成為(wei) 熱點。盡管鄉(xiang) 村振興(xing) 已進入實施階段，但一些繞不開的基本問題並沒有予以明確回答，比如，當下鄉(xiang) 村問題的實質到底是什麽(me) ?我們(men) 要振興(xing) 的鄉(xiang) 村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其未來演變趨勢如何?鄉(xiang) 村振興(xing) 到底為(wei) 了誰?鄉(xiang) 村現代化會(hui) 朝向怎樣的路徑?比回答這些問題更重要的是思考的角度和方法——是城市還是鄉(xiang) 村視角、是農(nong) 民還是城裏人出發點——對鄉(xiang) 村問題的思考與(yu) 解決(jue) 存在天壤之別。在鄉(xiang) 村振興(xing) 大熱的當下，學習(xi) 智者思考與(yu) 解決(jue) 鄉(xiang) 村問題的方法尤為(wei) 重要。無論是鄉(xiang) 村問題的學術研究還是尋求解決(jue) 方案，費孝通先生都是一個(ge) 典範。他畢生以“誌在富民”為(wei) 宗旨，探尋鄉(xiang) 土生出現代化的道路，從(cong) 在近代中國的鄉(xiang) 村危機中提出立足解決(jue) “農(nong) 民饑餓問題”的“鄉(xiang) 土重建”，到改革開放以後探索農(nong) 民如何在鄉(xiang) 土展開“農(nong) 村工業(ye) 化與(yu) 城市化”的發展道路，直至晚年思考農(nong) 民現代化的根本問題。本文以費先生的鄉(xiang) 村發展理論變遷為(wei) 線索，從(cong) 他思考和解決(jue) 他所經曆時代鄉(xiang) 村問題的方法中，來吸取解決(jue) 我們(men) 所處時代鄉(xiang) 村問題的養(yang) 分，期待以此對當下鄉(xiang) 村振興(xing) 實施中出現的問題給出提醒。

　　有機配合的鄉(xiang) 土社會(hui) 及其危機

　　(一)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有機配合特性

　　把握鄉(xiang) 村現狀與(yu) 變遷的起點是對鄉(xiang) 村之於(yu) 中國社會(hui) 基礎的總體(ti) 認識。費先生20世紀30年代將鄉(xiang) 村作為(wei) 他研究中國社會(hui) 的起點，正是基於(yu) 他認為(wei) ，“中國農(nong) 民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認識中國社會(hui) 的特點，應該從(cong) 認識農(nong) 民和農(nong) 村開始。中國社會(hui) 的變化，一定會(hui) 從(cong) 廣大的農(nong) 村開始”。

　　與(yu) 一般將鄉(xiang) 村簡單視為(wei) 貧愚的對象不同，費先生的獨到之處在於(yu) 他深入鄉(xiang) 土中國的結構性特征，基於(yu) 抵近觀察後，他將之概括為(wei) 一個(ge) 有機配合的穩定結構，即受人多地少、農(nong) 業(ye) 技術難以出現突破性進展的約束，小農(nong) 通過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和家庭手工業(ye) 生產(chan) 結合的方式，使自己勉強維持不饑不寒的小康生活。所謂有機配合表現為(wei) ，農(nong) 民既以農(nong) 業(ye) 為(wei) 生，又兼具工匠的角色;鄉(xiang) 土經濟為(wei) 一種農(nong) 工混合經濟，以“家庭工業(ye) ”和“作坊工業(ye) ”為(wei) 表現形式的鄉(xiang) 村工業(ye) 與(yu) 農(nong) 業(ye) 形成有機配合，共同支撐農(nong) 村家庭經濟;農(nong) 戶既是家庭農(nong) 場的經營單位，也是一個(ge) 手工業(ye) 生產(chan) 單位。所謂穩定的結構表現為(wei) ，“粘著在土地上”的農(nong) 民視土地為(wei) 命根，保持著“向土裏去討生活的傳(chuan) 統”，人口因流動性低而安土重遷;“雙軌政治”下的鄉(xiang) 村保持著高度自治，通過“傳(chuan) 統規則”的“教化”使農(nong) 民主動自覺遵從(cong) 禮治秩序;農(nong) 民與(yu) 鄉(xiang) 土之間保持著密切的情感聯係即“桑梓情誼”，他們(men) 最終都將“落葉歸根”。

　　(二)鄉(xiang) 土社會(hui) 危機源於(yu) 對結構有機性的破壞

　　費孝通並不像當下一些所謂的鄉(xiang) 土學者為(wei) 鄉(xiang) 土結構的穩態而沾沾自喜，他既承認“從(cong) 土裏長出過光榮的曆史”，又意識到它“自然也會(hui) 受到土的束縛”。他擔憂的是各種力量進入鄉(xiang) 村時導致的鄉(xiang) 土社會(hui) 有機配合性的破壞。他將近代中國的鄉(xiang) 村危機歸結為(wei) 帝國主義(yi) 勢力的壓力造成的中國鄉(xiang) 村在政治、經濟、社會(hui) 等層麵陷入全方位、係統性的危機。

　　第一，鄉(xiang) 土工業(ye) 脫栓。手工業(ye) 或副業(ye) 本來是農(nong) 家討生活的主要來源，但是，西方機器大工業(ye) 的衝(chong) 擊導致鄉(xiang) 土工業(ye) 衰落破產(chan) ，從(cong) 有機配合的社會(hui) 結構中“脫栓”，在原來的農(nong) 業(ye) 技術、人口數量、農(nong) 場麵積、地租數量、地主權利等齒輪沒有變的情況下，鄉(xiang) 土工業(ye) 那一齒輪的脫栓直接影響農(nong) 民原來靠傳(chuan) 統有機配合所維持的不饑不寒的小康生活。費先生非常看重鄉(xiang) 土工業(ye) 這一齒輪的重要性：“農(nong) 村手工業(ye) 的崩潰使農(nong) 家經濟發生困難，因而過渡到農(nong) 業(ye) 經營本身;資本缺乏、肥料不足、生產(chan) 降落、土地權外流。都市興(xing) 起雖沒有直接打擊農(nong) 業(ye) ，但從(cong) 手工業(ye) 的橋梁上，這打擊終於(yu) 降到農(nong) 業(ye) 本身。······這樣講來，我們(men) 中國的經濟已犯了一種絕症：農(nong) 業(ye) 本身養(yang) 不活農(nong) 村裏的人口，而以往用來幫助農(nong) 業(ye) 來養(yang) 活龐大農(nong) 村人口的手工業(ye) ，又因機器的發明而淪於(yu) 不可救藥的地位。手工業(ye) 沒有了希望，也就等於(yu) 說中國農(nong) 村經濟沒有了希望。中國大部分人民是在農(nong) 村裏住的，所以也是中國大部分人民的危機。”

　　第二，農(nong) 民的貧困。隨著作為(wei) 農(nong) 戶收入重要來源的家庭手工業(ye) 的崩潰，農(nong) 民收入大幅減少。為(wei) 了維持必要的生活開支，農(nong) 民隻能以地權為(wei) 抵押物向城市資本借貸，推動城鎮高利貸發展活躍。但是，農(nong) 民的土地的產(chan) 出並不足以償(chang) 還貸款，從(cong) 而導致農(nong) 村地權不斷外流，農(nong) 民由小土地所有者變為(wei) 佃戶，居住在城鎮的不在地主大量出現。鄉(xiang) 村社會(hui) 在這種惡性循環中不斷衰敗，農(nong) 民生活越來越困苦，最終引發政治危機。“當他們(men) 的收入不斷下降，經濟沒有迅速恢複的希望時，農(nong) 民當然隻得緊縮開支。……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斷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稅，他不僅(jin) 將遭受高利貸者和收租人、稅吏的威脅和虐待，而且還會(hui) 受到監禁和法律製裁。但當饑餓超過槍殺的恐懼時，農(nong) 民起義(yi) 便發生了。”費孝通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農(nong) 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nong) 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國農(nong) 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

　　第三，鄉(xiang) 土社會(hui) “損蝕”。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公共事務與(yu) 秩序治理依托於(yu) 鄉(xiang) 村裏的“人才”。但是，近代中國鄉(xiang) 村麵臨(lin) 著嚴(yan) 重的鄉(xiang) 土人才流失的問題，費先生稱這種現象為(wei) “鄉(xiang) 土損蝕”。費孝通感歎：“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來應當回到地方上去發生領導作用的人，離鄉(xiang) 背井，不回來了。”“鄉(xiang) 土培植出來的人已不複為(wei) 鄉(xiang) 土所用，這是目前很清楚的現象。”費孝通指出，造成鄉(xiang) 土損蝕的原因與(yu) 近代西方教育有密切關(guan) 係，從(cong) 農(nong) 村走出的人受到了與(yu) 鄉(xiang) 土文化完全不同的西方教育之後，生活方式、價(jia) 值觀念發生了改變，以至於(yu) 無法再融入鄉(xiang) 土。他在文中寫(xie) 道：“大學畢業(ye) 了，他們(men) 卻發現這幾年的離鄉(xiang) 生活已把他們(men) 和鄉(xiang) 土的聯係割斷了。……鄉(xiang) 間也是容不下大學畢業(ye) 生的。在學校裏，即使什麽(me) 學問和技術都沒有學得，可是生活方式、價(jia) 值觀念卻必然會(hui) 起重要的變化，足夠使他自己覺得已異於(yu) 鄉(xiang) 下人，而無法再和充滿著土氣的人為(wei) 伍了。……城鄉(xiang) 之別在中國已經大異其趣，做人對事種種方麵已經可以互相不能了解，文化的差異造下了城鄉(xiang) 的解紐。”鄉(xiang) 土損蝕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鄉(xiang) 村治理領袖的匱乏和鄉(xiang) 村自治的失效。正如費孝通所言：“一期又一期的損蝕衝(chong) 洗，發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國社會(hui) 的基層鄉(xiang) 土。”

　　第四，基層行政僵化。鄉(xiang) 土中國的基層社會(hui) 是由士紳階層領導下的自治團體(ti) ，“皇權不下縣”。隨著保甲製度的推行，原本“不下縣”的國家權力的影響範圍延伸到了鄉(xiang) 土社會(hui) 內(nei) 部，深刻改變了傳(chuan) 統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治理格局。一方麵，鄉(xiang) 土社會(hui) 中“自治單位完整性的破壞”。另一方麵，保甲製度導致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軌道的“淤塞”。原本在鄉(xiang) 土社會(hui) 中社會(hui) 地位不高、不能代表地方利益的保長掌握了合法的權力，與(yu) 自治團體(ti) 中的領導者——士紳形成對立，從(cong) 而導致地方與(yu) 國家行政機構之間有效溝通的橋梁被破壞，“下情不能上達”。其結果是，雙軌政治變為(wei) 單軌政治，基層治理陷入僵局。

　　第五，城鄉(xiang) 有機循環割裂。在鄉(xiang) 土社會(hui) 中，城鎮與(yu) 鄉(xiang) 村之間通過“鄉(xiang) 村手工業(ye) 品輸出——城市資金回流”和“落葉歸根”兩(liang) 種機製，實現城鄉(xiang) 之間物資、人員之間的交流。但是，近代中國城鄉(xiang) 之間這兩(liang) 條交換機製都遭到破壞。一方麵，資本不回村帶來的農(nong) 村蕭條。“由於(yu) 地租沒有保證，已經出現一種傾(qing) 向，即城市資本流向對外通商口岸，而不流入農(nong) 村，……農(nong) 村地區資金缺乏，促使城鎮高利貸發展。農(nong) 村經濟越蕭條，資金便越缺乏，高利貸亦越活躍——一個(ge) 惡性循環耗盡了農(nong) 民的血汗。”二是離開鄉(xiang) 土的人未能很好地融入城市。原來鄉(xiang) 土社會(hui) 中“落葉歸根”的城鄉(xiang) 人員流動格局轉變為(wei) “隻出不回”的鄉(xiang) 土“損蝕”局麵。但是，這些接受了西方教育，又不能回鄉(xiang) 的鄉(xiang) 土人才也沒有成功地融入到城市生產(chan) 體(ti) 係中，而是成為(wei) 了一個(ge) 依靠權勢謀利，寄生性的“團閥”階層，一個(ge) 流落於(yu) 東(dong) 西方文化之外的寄生階層，這一群體(ti) 阻礙了城鄉(xiang) 生產(chan) 的發展。費孝通指出，“都市和鄉(xiang) 村是必須來回流通的。……如果其間橋梁一斷，都市會(hui) 成整個(ge) 社會(hui) 機體(ti) 的癌，病發的時候城鄉(xiang) 一起遭殃。中國卻正患著這病症，而且，依我看來，目前正在病發的時候了——表現出來的是鄉(xiang) 間的經濟癱瘓和行政僵化，都市的經濟恐慌和行政腐敗。”

　　我們(men) 可以將費先生對近代中國鄉(xiang) 村危機根源及其邏輯的分析概括為(wei) 這樣一個(ge) 鄉(xiang) 村衰敗鏈：西方資本/工業(ye) 產(chan) 品衝(chong) 擊——鄉(xiang) 土工業(ye) 衰敗——農(nong) 業(ye) 不堪負荷——農(nong) 民收入拮據——鄉(xiang) 村人口流失——鄉(xiang) 村自治破壞——城鄉(xiang) 循環斷流——鄉(xiang) 村破產(chan) 。對照當下，費先生理出的這一鄉(xiang) 村衰敗鏈難道不具有一般性意義(yi) 嗎?這一鄉(xiang) 村衰敗鏈可能是求解鄉(xiang) 村複興(xing) 解的鑰匙。重溫這一認識，也不至於(yu) 出現當下農(nong) 業(ye) 領域的浪漫主義(yi) ，農(nong) 業(ye) 產(chan) 業(ye) 與(yu) 其他產(chan) 業(ye) 的生搬硬套，出台一些不切實際的鄉(xiang) 村人口回村創業(ye) 政策，以及城鄉(xiang) 要素隔斷下的所謂城鄉(xiang) 融合。

　　鄉(xiang) 土重建的本質是重構鄉(xiang) 村有機結構

　　(一)鄉(xiang) 土重建要防止走極端

　　如何從(cong) 這種穩態的鄉(xiang) 土結構突圍?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從(cong) 鄉(xiang) 村求“救亡”時就開出過各種藥方。梁漱溟主張在鄉(xiang) 村構建新的社會(hui) 組織的基礎上，發展現代化新農(nong) 業(ye) ，自然引發鄉(xiang) 村工業(ye) 發展，推動都市繁榮;晏陽初倡導治農(nong) 民的“愚”“窮”“弱”“私”四病，興(xing) “平民教育運動”，通過學校、家庭、社會(hui) 開展文藝、生計、衛生、公民等教育來拯救鄉(xiang) 村。吳景超主張通過發展工業(ye) 化大生產(chan) 和都市化來救濟農(nong) 業(ye) 和鄉(xiang) 村。

　　一是要避免單刀直入。費孝通吸收帕克(Robert E. Park)提出的“完成了的文明”(a finished civilization)這一概念，認為(wei) 經過數千年的磨合，中國社會(hui) 的製度、風俗、生產(chan) 方法等要素已經形成了密不可分、配合微妙緊湊的有機體(ti) 。因此，在對“中國社會(hui) 任何一個(ge) 方麵著手改變的時候，一定要兼顧到相關(guan) 的各部和可能引起的結果，不然，徒然增加社會(hui) 問題和人民的痛苦罷了”。他批評當時的一些農(nong) 村建設試驗就是一種單刀直入的搞法，“破壞了原有社會(hui) 的有機性，弄到一盤碎局，無從(cong) 收拾”。二是要避免不切實際。費孝通明確指出，近代中國所麵對的是歐美資本主義(yi) 發展已趨成熟，資本、技術實力強大，中國推行現代工業(ye) 和都市化既麵臨(lin) 資本、資源的現實性約束和限製，又受到國外資本主義(yi) 勢力的壓製。在這種客觀條件下，發展獨立自主的規模化大工業(ye) 生產(chan) 和都市化是不可能的。同時，在城市和鄉(xiang) 村反饋機製和農(nong) 村基本生活保障機製沒有建立的情況下，單純地推動工業(ye) 向城市集中，不僅(jin) 不會(hui) 實現鄉(xiang) 村複興(xing) ，反而會(hui) 加深鄉(xiang) 村危機，並最終導致城市發展受困。“若都市靠了它技術的方便，代替農(nong) 村來經營絲(si) 業(ye) ，使本來可以維持生活的農(nong) 民，都成了饑民，成了負債(zhai) 的人，結果是使農(nong) 民守不住耕地，向都市集中。在農(nong) 村方麵言，是經濟的破產(chan) ，在都市方麵言，是勞動後備隊的陡增，影響到都市勞動者的生機。”

　　(二)鄉(xiang) 土重建方案

　　費孝通認為(wei) ，拯救鄉(xiang) 村既不能隨意移植西方的發展道路，也不能簡單地對鄉(xiang) 村施行改造，而應在考慮所麵臨(lin) 的約束性條件下進行“鄉(xiang) 土重建”。所謂鄉(xiang) 土重建，就是“企圖從(cong) 我們(men) 傳(chuan) 統的小農(nong) 經濟中去指出各種文化要素怎樣配合而發生作用的。……這企圖並不帶著要保守它的意思。相反的，這是一切有效改革所必須根據的知識”。他強調這種“改革並不能一切從(cong) 頭做起，也不能在空地上造好了新形式，然後搬進來應用，文化改革是推陳出新。新的得在舊的上邊改出來”。

　　費先生的鄉(xiang) 土重建方案是在鄉(xiang) 土中植入新的要素形成有機配合的新結構。具體(ti) 內(nei) 容如下：

　　一是實現鄉(xiang) 村工業(ye) 的變質。費先生經過長期觀察後堅定地認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的基本特點就是人多地少，農(nong) 業(ye) 為(wei) 主，工業(ye) 停留在手工業(ye) 狀態，靠農(nong) 業(ye) 和傳(chuan) 統手工業(ye) 的發展不能滿足現代化生活的要求，因此必須改變傳(chuan) 統的手工業(ye) 為(wei) 主的工業(ye) 結構。這一觀點萌生於(yu) 他在開弦弓村的實地調查，對他姐姐費達生幫助農(nong) 民創辦的生絲(si) 精製運銷合作社的觀察，使他明確地感覺到農(nong) 村需要現代工業(ye) 。抗戰後在雲(yun) 南省內(nei) 地開展農(nong) 村調查時，他進一步看到在一個(ge) 人口眾(zhong) 多、土地有限的國家裏，要進一步提高農(nong) 民的生活水平，重點應當放在發展鄉(xiang) 村工業(ye) 上，即引進現代技術改造傳(chuan) 統手工業(ye) 。他提醒在鄉(xiang) 土工業(ye) 的改造中要避免工業(ye) 化中人口過分集中的現象，應當盡可能地發展小型的、適當利用機械生產(chan) 的鄉(xiang) 村工業(ye) 。這種和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密切結合的小型工業(ye) 能充分利用農(nong) 村裏的勞動力和農(nong) 村原料、生產(chan) 成本低的生活用品，或機械零件，用來富裕廣大農(nong) 民的生活。要實現“鄉(xiang) 村工業(ye) 的變質”，一方麵，需要技術改良，引入機器生產(chan) ;另一方麵，要采取合作的方式組織鄉(xiang) 村工業(ye) ，生產(chan) 工具的所有權分散到參加生產(chan) 的農(nong) 民手中，以此避免貧富分化的問題。“鄉(xiang) 村工業(ye) 的變質，主要是在利用動力和機器，變了質的鄉(xiang) 村工業(ye) ，在它的結構中，生產(chan) 工具的成本一定要加大，因之，決(jue) 不是一個(ge) 在生計壓迫下的農(nong) 民所能購備。……家庭手工業(ye) 和作坊工業(ye) 在組織上要謀聯係，就得采取合作方式。作坊裏生產(chan) 工具的所有權，不使它集中在少數有資本的人手裏，而分散到所有參加生產(chan) 的農(nong) 民手上。” 他所設想的“新製度的原則是很簡單的，就是要使每個(ge) 參加工作的人，都能得到最公平的報酬。同時在經濟活動上，要能和資本主義(yi) 經濟製度的營業(ye) 絲(si) 廠相競爭(zheng) 而不致失敗”。

　　費孝通對他所提出的“變質”的鄉(xiang) 土工業(ye) 的特征進行了刻畫：“我所謂鄉(xiang) 土工業(ye) 包括下列幾個(ge) 要素：(一)一個(ge) 農(nong) 家可以不必放棄他們(men) 的農(nong) 業(ye) 而參加工業(ye) ，(二)所以地點是分散在鄉(xiang) 村裏或鄉(xiang) 村附近，(三)這種工業(ye) 的所有權是屬於(yu) 參加這工業(ye) 的農(nong) 民的，所以應當是合作性質的，(四)這種工業(ye) 的原料主要是由農(nong) 民自己可以供給的，(五)最主要的是這工業(ye) 所得到的收益是能最廣地分配給農(nong) 民。”費孝通樂(le) 觀地預見：“在現代工業(ye) 世界中，中國是一名後進者，中國有條件避免前人犯過的錯誤。在這個(ge) 村莊裏，我們(men) 已經看到一個(ge) 以合作為(wei) 原則來發展小型工廠的實驗是如何進行的。與(yu) 西方資本主義(yi) 工業(ye) 發展相對照，這個(ge) 實驗旨在防止生產(chan) 資料所有權的集中。”

　　二是根本在於(yu) 人。一方麵，鄉(xiang) 村工業(ye) 實現變質的關(guan) 鍵在於(yu) 輸入現代技術，提高傳(chuan) 統鄉(xiang) 村手工業(ye) 生產(chan) 效率，因此，需要一批“像傳(chuan) 教士一般肯耐苦肯不求名利”的人將新技術的新鮮血液傳(chuan) 入農(nong) 村。另一方麵，鄉(xiang) 村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麵現代化都需要大批無私的服務人員。在費孝通看來，地主階層正應當在這方麵有所作為(wei) ，從(cong) 而實現由寄生階層向服務階層的轉變，在新的社會(hui) 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這也正是地主階層的出路所在。費孝通直言：“我所希望的是地主階層的子弟們(men) 曾享受了傳(chuan) 統特權，受到了現代教育的機會(hui) ，應當從(cong) 各方麵去服務鄉(xiang) 村。”“我是認為(wei) 中國的地主階層在這時代考驗之下應當可以自動轉變的，從(cong) 特權的寄生地位，轉變成服務的地位。”

　　三是重建政治雙軌。在鄉(xiang) 村治理上，費孝通清醒地認識到，中央集權勢不可免，同時以“無為(wei) 政治”的消極方式防止權力濫用已無客觀條件支撐，在這種情形下，要避免權力濫用，保持地方活力，維持政權穩定，必須重建上下相通的雙軌政治，避免隻有自上而下單軌政治帶來的基層治理僵化問題。他在《鄉(xiang) 土重建》一書(shu) 中多次論道：“限製權力的消極方法逐漸失去其客觀條件，是件不應當忽視的事實。正因為(wei) 如此，所以我們(men) 得在積極方法上去打算。這套積極方法在中國傳(chuan) 統的政治機構中並不發達……”“為(wei) 了適應中央集權逐漸加強，政府逐漸大可有為(wei) 的趨勢，要維持政治機構的健全，我們(men) 必須加強雙軌中的自下而上的那一道。”“能維持的政權必然是雙軌的，就是說在自上而下的軌道外還要有一條自下而上的軌道。”

　　重建雙軌政治最終仍然要著落到具體(ti) 的社會(hui) 群體(ti) 。在英國訪問期間，費孝通發現英國鄉(xiang) 村中活躍著一群由都市退休之後回到鄉(xiang) 村的醫生、公務員、學者形成的鄉(xiang) 村“過渡性領袖”，他們(men) 在鄉(xiang) 村自治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關(guan) 鍵作用。“我在《重訪英倫(lun) 》的《訪堪村話農(nong) 業(ye) 》一文中曾提到過英國鄉(xiang) 村裏缺乏社會(hui) 重心的話。以往那種貴族、鄉(xiang) 紳、牧師等人物現在已經失去了被人民尊重的地位，但是在英國鄉(xiang) 村裏卻有一種人在擔負過渡性的領袖責任。我稱他們(men) 的責任是過渡性，因為(wei) 依我看來，將來鄉(xiang) 村社區裏自會(hui) 生長出新的社會(hui) 重心和新的領袖人物來的。現在那些過渡性的領袖是從(cong) 都市裏退休回去的醫生、公務員、學者和富於(yu) 服務心的太太們(men) 。這些人並不是從(cong) 鄉(xiang) 間出身的，他們(men) 的職業(ye) 也不在鄉(xiang) 間，但是退休到了地方上卻成了地方自治的機構中的重要人物了。”受此啟發，費孝通設想鄉(xiang) 土社會(hui) 中的士紳階層可以轉變為(wei) 類似英國鄉(xiang) 村中的“領袖人才”，以此實現政治雙軌的重建。

　　四是恢複城鄉(xiang) 循環。在費孝通看來，近代中國城鎮和鄉(xiang) 村的種種危機之根源就在於(yu) 城鄉(xiang) 之間有機循環的關(guan) 係遭到破壞。鄉(xiang) 土中國下保持地方人才的“落葉歸根”傳(chuan) 統已經難以為(wei) 繼，鄉(xiang) 村子弟出村之後再也回不了家：“原來應當回到地方上去發生領導作用的人，離鄉(xiang) 背井，不回來了。一期又一期的損蝕衝(chong) 洗，發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國社會(hui) 的基層鄉(xiang) 土。鄉(xiang) 土培植出來的人已不複為(wei) 鄉(xiang) 土所用。”因此，要實現鄉(xiang) 村現代化，關(guan) 鍵在於(yu) 重建城鄉(xiang) 之間的有機聯係，迅速恢複城鄉(xiang) 之間的循環關(guan) 係。他多次強調：“都市和鄉(xiang) 村是必須來回流通的。” “城鄉(xiang) 對立是病態，它們(men) 本是相輔相助的經濟配合體(ti) 。我們(men) 最後的目標是重建城鄉(xiang) 的有機循環，互相有利的配合。”有感於(yu) 李林塞爾(Lilienthal)主持的用以實現土地複原的TVA計劃，費孝通提出應該改變鄉(xiang) 土損蝕的局麵，實現“鄉(xiang) 土複員”，讓受過現代科學教育的鄉(xiang) 村人才還能回歸鄉(xiang) 土、服務鄉(xiang) 村。

　　從(cong) 近代鄉(xiang) 村建設的經驗看，改造鄉(xiang) 村社會(hui) 比認識鄉(xiang) 土問題不知要難多少倍!改造鄉(xiang) 村之難，在於(yu) 外力介入一個(ge) 本身結構、製度、文化高度契合的鄉(xiang) 村肌體(ti) 時，不管動機多麽(me) 良好，抱負多麽(me) 偉(wei) 大，理想多麽(me) 神聖，都可能因為(wei) 這些力量介入的方式不當或因與(yu) 這一複雜獨特肌體(ti) 的不契合而歸於(yu) 失敗。到如今，鄉(xiang) 建派的教訓少見總結，而是被部分人效仿、神化，甚至誤導;棄鄉(xiang) 村而在城市擺開大工業(ye) 化的路實際上成了現代以來的主線，主流觀點在讚美這條工業(ye) 化、城市化道路快速和成功的同時，很少有人反思當下城鄉(xiang) 反差及鄉(xiang) 村問題與(yu) 這一道路的關(guan) 聯。費先生的鄉(xiang) 土重建方案盡管是針對受到外力強衝(chong) 擊以後的鄉(xiang) 土中國的，但是，他提供的是一個(ge) 以鄉(xiang) 村有機配合的結構為(wei) 基礎鬆動鄉(xiang) 土，將農(nong) 民和鄉(xiang) 村納入重建的方案。其路徑是：將現代要素引入鄉(xiang) 土工業(ye) ——農(nong) 民在產(chan) 業(ye) 和製度上的融入——鄉(xiang) 村企業(ye) 家成長——鄉(xiang) 村精英參加鄉(xiang) 村治理——疏通城鄉(xiang) 有機聯係——鄉(xiang) 土複興(xing) 。這是一條以農(nong) 民和村莊為(wei) 本位，引入現代要素重建鄉(xiang) 土的路。對比當下的鄉(xiang) 村振興(xing) ，如果繼續沿襲著強力的介入，自然會(hui) 在鄉(xiang) 村產(chan) 業(ye) 培育、活村主體(ti) 、人力資本、城鄉(xiang) 關(guan) 係各個(ge) 方麵加劇著城鄉(xiang) 脫嵌，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績效與(yu) 戰略期待的距離自然難以彌合。

　　鄉(xiang) 村長出的工業(ye) 化、城鎮化道路

　　“誌在富民”的費孝通先生在平反以後又以70高齡馬不停蹄地投入鄉(xiang) 村發展之路。他思考和探尋道路的方法一如既往，從(cong) 改革初期中國農(nong) 村麵臨(lin) 的日趨緊張的人地關(guan) 係出發，正視農(nong) 村勞動力過剩的沉重包袱，將“怎樣把這樣巨大的剩餘(yu) 勞動力轉化成生產(chan) 力”作為(wei) 他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研究的關(guan) 鍵問題。

　　(一)農(nong) 業(ye) 經濟多樣化的重要性

　　與(yu) 他早期對中國鄉(xiang) 村“農(nong) 工、農(nong) 副有機配合”的認識一致，費先生一以貫之地認識到農(nong) 業(ye) 單一化的危害。1957年寫(xie) 作《重訪江村》時，他發現，在江村出現了水稻單位麵積產(chan) 量增加，農(nong) 業(ye) 總產(chan) 值顯著增加，但是農(nong) 民收入沒有明顯增加的現象。他發覺，問題出在沒有發展副業(ye) 上，江村原有的養(yang) 蠶、運輸等副業(ye) 不興(xing) 。導致這種局麵的重要因素是計劃經濟時期“以糧為(wei) 綱”，搞糧食支持城市發展大工業(ye) ，不僅(jin) 導致農(nong) 民手中無錢，市鎮上商品交換日益蕭條，而且連帶小城鎮萎縮。直到20世紀70年代，這種限製農(nong) 村單純搞糧食生產(chan) 的政策受到來自人口不斷加速增長現象的嚴(yan) 峻挑戰，單純依靠種植糧食的低收入，使廣大農(nong) 民在不斷增長的人口麵前無法維持他們(men) 已有的生活水平。為(wei) 此，他提出一個(ge) 重要命題：“要顯著地提高這類地區的農(nong) 民收入，單純的從(cong) 農(nong) 業(ye) 入手是絕對不夠的。如果忽視了副業(ye) 的多種經營，那就會(hui) 發生嚴(yan) 重的問題。”

　　從(cong) 實踐來看，改革之初中國農(nong) 村破局靠的就是打破“以糧為(wei) 綱”，實行多種經營。費老20世紀80年代回到江村時發現，撥亂(luan) 反正之後的農(nong) 村發生巨變，特征之一是由單一經濟進入多種經營，多種經營包含了農(nong) 產(chan) 品商品化。他分析1979年以後開弦弓村農(nong) 民收入增加的原因時提道：“那就是糾正了片麵地發展糧食生產(chan) ，而落實了多種經營的方針，大力發展多種多樣的副業(ye) ，不僅(jin) 包括已納入集體(ti) 經濟的養(yang) 蠶業(ye) ，而且擴大了各種家庭副業(ye) 。”直到20世紀90年代，他呼應當時關(guan) 於(yu) 發展大農(nong) 業(ye) 的主張，提倡“家家戶戶，用自己的勞動力、自己承包的土地，發展農(nong) 、林、牧、副、漁，能搞什麽(me) 就搞什麽(me) 。……我們(men) 說的庭院經濟也是要發揮這個(ge) 力量，把副業(ye) 生產(chan) 放到家裏去幹。”在他看來，農(nong) 、林、牧、副、漁統統歸農(nong) 業(ye) 的“大農(nong) 業(ye) ”已走出自給經濟，發展了商品經濟，為(wei) 農(nong) 村走上工業(ye) 化的道路做了前期準備。農(nong) 業(ye) 和工業(ye) 關(guan) 係好比“母子”關(guan) 係，“在基層、在中國農(nong) 村，農(nong) 和工是血肉關(guan) 係，血肉離不開。這不是哪一個(ge) 人想出來的，也不是哪個(ge) 人想分就能分離的”。

　　(二)鄉(xiang) 土工業(ye) 化

　　光有農(nong) 業(ye) 的多樣化，不足以使鄉(xiang) 村脫胎換骨，費老認為(wei) 還是要工業(ye) 化。鄉(xiang) 土社會(hui) 如何工業(ye) 化呢?從(cong) 理論上，主流的觀點是將工業(ye) 化在城市展開，他20世紀30年代就對此予以了批判。從(cong) 實踐上，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的工業(ye) 化就是采取的建工業(ye) 基地的方式，但無法形成對鄉(xiang) 村的帶動。費先生的藥方是，“在人口這樣眾(zhong) 多的國家，多種多樣的企業(ye) 不應當集中在少數都市中，應當盡可能分散到廣大的農(nong) 村裏去”，即他所稱的“工業(ye) 下鄉(xiang) ”。

　　1981年他第三次訪問江村時看到這裏鄉(xiang) 鎮企業(ye) 帶來經濟結構的曆史性轉變，農(nong) 業(ye) 與(yu) 工副業(ye) 比例結構倒轉，工副業(ye) 比重大大超過農(nong) 業(ye) ，使他隱約看到20世紀30年代所倡導的“鄉(xiang) 村工業(ye) 變質”圖景變成了現實。通過追蹤鄉(xiang) 鎮企業(ye) 的發展，總結出根植於(yu) “人多地少、農(nong) 工相輔”曆史傳(chuan) 統，借助城市技術人員流入等有利現實條件帶動本地社隊企業(ye) 發展的蘇南模式。他甚至進一步將之總結為(wei) 一條從(cong) 鄉(xiang) 土長出的工業(ye) 化，“實現工農(nong) 結合，消除工農(nong) 差距”的道路。“這條出路就是人口不走向城市集中而把工業(ye) 拉進農(nong) 村，使農(nong) 村裏的剩餘(yu) 的農(nong) 業(ye) 勞動力可以向自辦的工業(ye) 轉移。通過農(nong) 村工業(ye) 化來改善農(nong) 村經濟狀況，以提高農(nong) 民生活。”其特質是，在國家經濟結構中增加工業(ye) 的比重，而人口分布不致過分集中，甚至可以不產(chan) 生大量脫離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勞動者，工業(ye) 的擴散還可以增加農(nong) 民收入，提高農(nong) 民生活水平，縮小城鄉(xiang) 差別。他將這條道路和計劃經濟的集中工業(ye) 化進行了比較，批評後者是國家將投資布點的大中型企業(ye) 主要放在三線，形成處在分散孤立的狀態的形如“孤島”的工業(ye) 基地，再以此形成工業(ye) 城市，造成城鄉(xiang) 分離的不利局麵。這種“集中”的方法不光使得工業(ye) 孤立於(yu) 傳(chuan) 統經濟之外，還使中國的工業(ye) 孤立於(yu) 世界之外。與(yu) 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異軍(jun) 突起的鄉(xiang) 鎮企業(ye) 是由中國農(nong) 民搞出來的工業(ye) ，在城鄉(xiang) 二元經濟的對立和體(ti) 製局限下，他們(men) 以農(nong) 村為(wei) 基地，以地方性社區為(wei) 基礎，在傳(chuan) 統手工業(ye) 的基礎上引進了機器，輔之以技術條件以及動力的改變和交通的改善，具備了使現代工業(ye) 分散到農(nong) 村去發展的條件。從(cong) 沿海到內(nei) 陸，中國農(nong) 民創辦的鄉(xiang) 鎮企業(ye) 從(cong) 星星之火發展成了燎原之勢，其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適應性，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小草，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把農(nong) 村裏多餘(yu) 的勞動力變成了生產(chan) 力，創造出財富，草根工業(ye) 一步一步地發展壯大，創造出大量的財富，成了世人矚目的“鄉(xiang) 鎮企業(ye) ”，它不光融進並且改造了中國曆史上以傳(chuan) 統手工業(ye) 為(wei) 主的工業(ye) 結構，也使中國工業(ye) 大步融進了世界經濟當中。這是一條具有工農(nong) 結合、城鄉(xiang) 結合獨特形式的中國式的工業(ye) 化道路。它與(yu) 那種以農(nong) 村的蕭條和崩潰為(wei) 代價(jia) 的西方早期工業(ye) 化——集中於(yu) 都市裏的機器工業(ye) 興(xing) 起的同時，農(nong) 村瀕於(yu) 破產(chan) ，農(nong) 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離鄉(xiang) 湧進城市，充當新興(xing) 工業(ye) 的勞動後備軍(jun) ——迥然不同。

　　(三)農(nong) 民的城市化

　　在費孝通的富民理論裏，農(nong) 民的城市化一直是題中應有之義(yi) 。他將小城鎮作為(wei) 城鄉(xiang) 的紐帶，認為(wei) 小城鎮是城鄉(xiang) 發展的必要環節。早在20世紀30年代江村調查時，他就發現，鎮與(yu) 周邊農(nong) 村(“鄉(xiang) 腳”)保持著密切聯係，他將這種關(guan) 係形容為(wei) “就像細胞與(yu) 細胞質那樣，相輔相成而成了一個(ge) 細胞體(ti) ”。小城鎮的經濟基礎在農(nong) 村，當農(nong) 村經濟單一時，小城鎮就失去了其作為(wei) 商品流通和小手工業(ye) 生產(chan) 中心的作用，小城鎮由盛而衰。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問題就出在“左”的政策使星羅棋布的、和億(yi) 萬(wan) 農(nong) 民直接發生關(guan) 係的小城鎮的地位和作用被忽略，農(nong) 村和小城鎮間千絲(si) 萬(wan) 縷的紐帶被切斷。20世紀80年代鄉(xiang) 村發生的變化一方麵在於(yu) 把工業(ye) 辦到農(nong) 村裏去的工業(ye) 化過程，另一麵是鄉(xiang) 村的城市化，即城市擴散到鄉(xiang) 村裏去，他將之稱為(wei) “中國農(nong) 民繼鄉(xiang) 鎮企業(ye) 之後的又一個(ge) 偉(wei) 大的創造”。

　　農(nong) 民城鎮化的邏輯在於(yu) ，其一，它是鄉(xiang) 土工業(ye) 化的去處。辦工業(ye) 不同於(yu) 農(nong) 業(ye) ，它必須要有一個(ge) 集中的地方，要交通便利、有水有電，對於(yu) 務工的農(nong) 民來說又要距離適中。能滿足這些條件的正是那些衰落中的小城鎮，它使各村的農(nong) 民可以“離土不離鄉(xiang) ”地兼顧工農(nong) 兩(liang) 業(ye) ，大批農(nong) 村剩餘(yu) 勞動力到小城鎮工作，帶來小城鎮人口在數量上增加，工業(ye) 的興(xing) 起也帶動了服務業(ye) 、商業(ye) 等第三產(chan) 業(ye) 的繁榮，使小城鎮人口在結構上起變化。其二，起到人口合理布局的作用。“從(cong) 集鎮、鄉(xiang) 鎮、縣屬鎮到縣城，各個(ge) 層次的小城鎮都在起著層層截流人口、聚居人口的作用，十分有效地減輕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壓力。”他稱小城鎮為(wei) “做活人口這盤棋”的一個(ge) “眼”。其三，開辟了農(nong) 民入城之門。他提道：“廣大農(nong) 民群眾(zhong) 不是等著計劃經濟體(ti) 製內(nei) 層層報送、層層蓋章的預算、立項、審批、撥款，而是說幹就幹、自力更生、自己投資去建設家園。”也就是說，廣大農(nong) 民突破了計劃經濟管理的束縛，探索采用市場經濟的方式建設、發展小城鎮。“通過發展鄉(xiang) 鎮企業(ye) 和小城鎮，中國農(nong) 民不僅(jin) 是在創造著巨量的物質財富，也在創造著中國的市場經濟和富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四)一個(ge) 目的、多種模式

　　看到蘇南鄉(xiang) 鎮企業(ye) 創造的奇跡後，費孝通曾興(xing) 奮地預言道，“蘇南的今天就是其他地區的明天”。他一度認為(wei) ，“蘇南模式”應當是中國農(nong) 村發展的不二法門。但此後，他先後赴蘇北、赤峰、包頭、定西、甘南等地調研，發現各地條件不同，選擇的發展道路也各具特點。湖南洞庭湖地區通過“先農(nong) 後工”，先搞大農(nong) 業(ye) 富起來，然後再搞工業(ye) ，走向了致富之路。珠江三角洲地區借助毗鄰香港的區位優(you) 勢，以“三來一補”的方式，將現代工業(ye) 引進內(nei) 地，形成了門店在香港，工廠在內(nei) 地農(nong) 村的合作格局。到了溫州調研後，費老“意識到在我的認識上有毛病，發生了偏差。中國農(nong) 村的發展有共同的一麵，也有不同的一麵。假如隻看到相同的一麵，就發生片麵性，而且會(hui) 導致政策上的一刀切，工作上的一般化”。 為(wei) 此，他提出，不同地區可以出於(yu) 客觀條件不同而所走的路子也不同，不同的發展路子就是不同的“發展模式”。“因地製宜，不同模式”的提出在發展路徑上防止了全盤照搬的辦法，在研究方法上形成從(cong) 整體(ti) 出發探索每個(ge) 地區的背景、條件所形成的和其他地區相區別的發展上的特色，從(cong) 而進入不同模式的比較。他通過對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比較發現，它們(men) 的共同點為(wei) ：都是農(nong) 民自發行為(wei) ;都是在人多地少地區發生並逐步發展起來的。但在發生和成長路徑上有明顯不同，蘇南模式在公社集體(ti) 經濟的底子上出現，依靠農(nong) 業(ye) 集體(ti) 積累，再加上外界條件，產(chan) 生出自己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兩(liang) 種模式的生成和發展因素也不同，既包括曆史傳(chuan) 統因素，蘇南模式有社隊企業(ye) 傳(chuan) 統，溫州模式有八仙過海、外出經商的傳(chuan) 統，也有內(nei) 發性因素，兩(liang) 者的最大動力都是農(nong) 民求生存、求發展，是農(nong) 民在人多地少的限製下走出的一步。他也提醒研究者在進行不同模式的比較時，必須防止偏重於(yu) 各模式之“異”，而忽視其所“同”，它們(men) 的共同基礎是傳(chuan) 統的小農(nong) 經濟，同一目的是脫貧致富。費孝通後來又注意到“發展模式”的概念帶有靜態的意味，沒有照顧到條件本身是個(ge) 變數，因此，進一步提出“隨勢應變，不失時機”，在發展模式概念中注入了動態的觀點。

　　(五)分業(ye) 離土與(yu) 農(nong) 民的現代化

　　費老認識到農(nong) 民鄉(xiang) 土工業(ye) 化、城鎮化是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但是，他並沒有固守於(yu) 此。他繼續用他拿手的基於(yu) 實踐的研究方法預示可能的演化。20世紀90年代費孝通就敏銳地觀察到了鄉(xiang) 鎮企業(ye) 分化發展的勢頭，提出“鄉(xiang) 鎮企業(ye) 要上新台階”。他結合自己的調研提出，鄉(xiang) 鎮企業(ye) 的發展可能采取“上下兩(liang) 手並舉(ju) ”的辦法：“一手是引進高科技集中力量擴大規模，提高質量，向跨地區乃至跨國的、大集團的、農(nong) 民和科技人員聯手的、體(ti) 製多元的新型鄉(xiang) 鎮企業(ye) 的方向發展，麵向國際市場，開發現代化的新型產(chan) 品。······還有一手在下麵一層，是發展以農(nong) 戶為(wei) 單位的家庭工業(ye) 為(wei) 基礎，加上為(wei) 其提供服務的、廣泛而高效的、提供信息和銷售渠道的中介體(ti) ，即在近年來在廣大農(nong) 村地區廣泛出現的‘公司+農(nong) 戶’的新型企業(ye) 結構。……生根在農(nong) 戶基礎上的家庭工業(ye) ，既具有頑強持久的特性，不怕風浪衝(chong) 擊，又靈活易變，容易適應新的情況。隨著農(nong) 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又易於(yu) 接受科學技術的進步，並有化整為(wei) 零、集腋成裘的能力。”

　　在城市化道路上，費孝通也沒有局限於(yu) 小城鎮。他在區域發展的係列調研中，逐步意識到中心城市對周邊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指出“像農(nong) 村發展需要小城鎮一樣，小城鎮的發展也需要中等城市。一個(ge) 區域的發展，不能沒有中心城市的帶動。……城市可以對周邊農(nong) 村地區發揮的輻射和帶動作用，是廣大農(nong) 村地區的發展不可或缺的。中國農(nong) 村現代化前景的最終實現，需要有遍布各地的中心城市的帶動”。“目前我對這個(ge) 問題的初步想法是，以沿海的上海、香港、北京、天津和內(nei) 地的重慶等為(wei) 重點，發展500萬(wan) 到1000萬(wan) 人的大都會(hui) ;以200萬(wan) 到500萬(wan) 人規模的大中城市為(wei) 主體(ti) ，帶動輻射周邊地區;以星羅棋布的幾萬(wan) 個(ge) 一萬(wan) 到幾萬(wan) 人的小城鎮和幾十萬(wan) 人上下的小城市為(wei) 依托，承載下一步農(nong) 業(ye) 產(chan) 業(ye) 化進一步解放出來的富餘(yu) 勞動力和新一輪農(nong) 村工業(ye) 化浪潮，形成中國農(nong) 村工業(ye) 化和城市化的多層次、一盤棋的合理布局。”

　　費老更為(wei) 關(guan) 心的是，隨著農(nong) 民逐步由窮變富，農(nong) 民“富了以後怎麽(me) 辦”或者說是“小康之後究竟怎麽(me) 樣”?他在調研中發現，農(nong) 民積累起財富之後，並沒有以之來擴大再生產(chan) ，絕大部分都用在了擴建房屋等日常消費上，甚至出現了攀比消費的現象。費孝通認為(wei) ，在亟需擴大再生產(chan) 的階段，這種花錢方式並不理性。在他看來，這不是一個(ge) 簡單的消費方式問題，而是一個(ge) 涉及農(nong) 民意識領域改造的大問題。“過去我們(men) 農(nong) 民窮，知道窮了怎麽(me) 辦，但是富了後，錢怎麽(me) 花卻沒有經驗。這確是一個(ge) 新問題。我個(ge) 人的看法，現在我們(men) 迫切需要擴大再生產(chan) 。……有了錢不知道怎麽(me) 個(ge) 花法。這個(ge) 問題仔細研究一下很有意思，是個(ge) 大問題。……我說怎樣花錢是個(ge) 大問題，因為(wei) 這牽涉到農(nong) 民意識領域的改造問題。”他在調研中還發現，農(nong) 民並沒有用現代化的經營思維、工業(ye) 化思維來運作鄉(xiang) 鎮企業(ye) ，他們(men) 仍然視鄉(xiang) 鎮企業(ye) 為(wei) 一種開辟新收入渠道、滿足生活需要的副業(ye) 而已。費先生發現：“要理解蘇南的鄉(xiang) 鎮企業(ye) 必須懂得這個(ge) 地方的農(nong) 民是把這些企業(ye) 作為(wei) 農(nong) 村的集體(ti) 副業(ye) 來看的。在農(nong) 民的意識裏農(nong) 業(ye) 還是農(nong) 村的主體(ti) ，盡管副業(ye) 收入超過農(nong) 業(ye) 。主副之別還是不變的。蘇南的鄉(xiang) 鎮企業(ye) 當其初生時確實是為(wei) 了吸引農(nong) 村裏多餘(yu) 的勞力和補充農(nong) 家的收入，和其他‘副業(ye) ’並無不同。”在農(nong) 民看來，鄉(xiang) 鎮企業(ye) 的作用“與(yu) 過去在家裏飼養(yang) 幾頭羊並無差別，至於(yu) 手段和形式的不同是另一回事。因為(wei) 副業(ye) 的本性就是易變，什麽(me) 收益最大就搞什麽(me) ，怎樣搞賺錢最多就怎樣搞，七種八養(yang) 九行當輪著轉”。

　　在晚年的一次訪談中，他更是明確指出，農(nong) 民現在的思想與(yu) 以往相比並無不同，農(nong) 民仍然沒有形成現代化的商品經濟思維。他在訪談中直言：“現在我們(men) 仍然在小農(nong) 經濟裏，一起分享，吃大鍋飯，那是小農(nong) 思想。”中國要實現現代化，適應現代世界，就必須讓農(nong) 民實現現代化。在晚年，費孝通大聲疾呼一些率先發達起來的地區需要更加重視農(nong) 民自身現代化問題，研究如何讓農(nong) 民轉變為(wei) 具有現代城市文明特征的市民和公民，必須讓農(nong) 民丟(diu) 掉傳(chuan) 統的小農(nong) 思想。“據我所知，改革開放之前，珠海是一個(ge) 漁業(ye) 村，中山是一個(ge) 農(nong) 業(ye) 縣，兩(liang) 地都沒有較好的工業(ye) 基礎。現在，它們(men) 已經從(cong) 漁村和農(nong) 村發展到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中等城市，而且分別成為(wei) 園林城市和花園城市。但是，它們(men) 都不可避免地要解決(jue) 一個(ge) 問題：如何使漁民和農(nong) 民變成具有現代城市文明的市民和公民。”

　　如何實現農(nong) 民的現代化轉變呢?費孝通在訪談中再一次提到鄉(xiang) 鎮企業(ye) 發展對農(nong) 村和農(nong) 民生活帶來的深刻變化，認為(wei) 農(nong) 村工業(ye) 化將現代化送入到農(nong) 民家裏。因此，他認為(wei) ，要改變農(nong) 民的小農(nong) 觀念，培養(yang) 現代化農(nong) 民，實現農(nong) 村現代化，必須要將農(nong) 民從(cong) 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投入到非農(nong) 職業(ye) 當中去，但與(yu) 此同時，並不必要將農(nong) 民拉進城市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禮。“這條新的路子必定是農(nong) 民不再是農(nong) 民，這意味著我們(men) 必須發展不同形式的產(chan) 業(ye) 。”“我們(men) 必須拋棄農(nong) 民思想。我的看法是除非80%在小農(nong) 經營中的農(nong) 民改變他們(men) 的職業(ye) ，並離開在土地上勞作的老路，否則，中國將繼續顛簸難行。”“要等到農(nong) 民改變了他們(men) 的職業(ye) 才會(hui) 起變化。我們(men) 必須走的第一步是把農(nong) 民變成一個(ge) 能離開土地的生產(chan) 者。那意味著我們(men) 必須改變產(chan) 業(ye) 的結構。那時人們(men) 的思想和生活條件才會(hui) 改變。這是我當前的觀點。”

　　幾點啟示性結論

　　本文旨在通過對費孝通關(guan) 於(yu) 鄉(xiang) 村發展與(yu) 誌在富民思考的回顧——從(cong) 總結鄉(xiang) 土中國有機配合的社會(hui) 結構特點、分析近代中國的鄉(xiang) 村危機、提出重建鄉(xiang) 村有機結構的近代鄉(xiang) 村救亡方案，到改革開放以後堅持開展實地調查研究，密切關(guan) 注、跟蹤農(nong) 村工業(ye) 化、農(nong) 村城市化發展進程，直至晚年深入思考農(nong) 民現代化的問題，管窺費孝通觀察和思索中國鄉(xiang) 村現代化的立場和角度，即：始終堅持在城鄉(xiang) 格局的背景下關(guan) 照鄉(xiang) 村，從(cong) 不孤立地看待村莊發展;始終堅持將農(nong) 村、農(nong) 民作為(wei) 實現現代化的主體(ti) ， 強調鄉(xiang) 土中長出來的現代化，而非外部因素強加的現代化;始終重視鄉(xiang) 土中國工農(nong) 一體(ti) 的傳(chuan) 統經濟結構，特別是家庭手工業(ye) 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農(nong) 村工業(ye) 化對推動農(nong) 村和農(nong) 民現代化的巨大作用。費老的鄉(xiang) 村發展理論對於(yu) 思考當下的鄉(xiang) 村振興(xing) 具有重要啟示。

　　其一，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應當尊重鄉(xiang) 村既有的社會(hui) 結構。費孝通揭示出，在以土為(wei) 生、以村為(wei) 居、差序格局、以禮為(wei) 治、安土重遷的鄉(xiang) 土社會(hui) 中，形成小農(nong) 通過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和家庭手工業(ye) 生產(chan) 結合的方式，以勉強維持不饑不寒的小康生活的穩態結構，這個(ge) 結構是思考中國鄉(xiang) 村變遷的基礎。他始終立足於(yu) 對鄉(xiang) 土社會(hui) ，特別是對農(nong) 工結合的家庭生產(chan) 結構的深刻認識，但並不墨守成規，而是主張植入新的要素對這種有機配合的鄉(xiang) 土結構進行現代化改造。新階段的鄉(xiang) 村振興(xing) 應當因地製宜、順勢而為(wei) ，充分尊重、順應鄉(xiang) 村曆史形成的社會(hui) 結構，找到政策切入的最佳“姿勢”，堅決(jue) 避免枉顧鄉(xiang) 村實際，簡單化、一刀切、疾風驟雨的運動式改造。

　　其二，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要注意統籌考慮土地、人口、產(chan) 業(ye) 等諸要素發揮合力。費孝通指出，鄉(xiang) 土社會(hui) 是一個(ge) 土地、技術、人口以及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方式等諸多要素有機配合的社會(hui) ，任何單兵突進的方案隻會(hui) 造成鄉(xiang) 村更大的破壞。在新階段，盡管鄉(xiang) 土社會(hui) 發生了深刻變化，但是鄉(xiang) 村這種有機配合的特性依然存在。當下的鄉(xiang) 村振興(xing) 也要統籌考慮人口、產(chan) 業(ye) 、土地等諸多要素的匹配，相關(guan) 製度安排也應當是一個(ge) 能夠充分調動各類要素綜合發力的體(ti) 係，力避單要素驅動發展模式在鄉(xiang) 村簡單複製與(yu) 蔓延。

　　其三，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要準確把握城鄉(xiang) 中國的階段性特征。無論是早期提出“鄉(xiang) 土重建”設想，還是在晚年對農(nong) 村和農(nong) 民現代化的思考和探索，費孝通所處的時代仍是人口集聚在鄉(xiang) 村、城市吸納能力有限的鄉(xiang) 土中國時代。當下的鄉(xiang) 村振興(xing) 所麵臨(lin) 的外部條件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社會(hui) 已經從(cong) 以農(nong) 為(wei) 本、以土為(wei) 生、以村而治、根植於(yu) 土的“鄉(xiang) 土中國”，進入鄉(xiang) 土變故土、鄉(xiang) 村變故鄉(xiang) 、告別過密化農(nong) 業(ye) 、城鄉(xiang) 互動的“城鄉(xiang) 中國”，一方麵是農(nong) 民的高度異質化及其與(yu) 鄉(xiang) 村的經濟社會(hui) 關(guan) 係發生分野，“農(nong) 二代”引發代際革命，農(nong) 業(ye) 走向勞動集約化和多功能化;另一方麵是要素在城鄉(xiang) 間配置活躍，城鄉(xiang) 分工與(yu) 融合增強，鄉(xiang) 村在分化的同時也邁向業(ye) 態、產(chan) 業(ye) 、功能多樣化。這就意味著，新時代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路徑選擇既不能固守鄉(xiang) 土中國觀念，也不能沿襲快速城市化慣性，而要充分利用“城鄉(xiang) 中國”階段城鄉(xiang) 互動帶來的機會(hui) ，複興(xing) 鄉(xiang) 村產(chan) 業(ye) ，活化鄉(xiang) 村空間，以“活業(ye) ”帶動“活人”，進而實現“活村”。

　　其四，農(nong) 民現代化的目標是他們(men) 向鄉(xiang) 土社會(hui) 告別。費孝通晚年盡管也看到了農(nong) 民離土又離鄉(xiang) 現象的出現，但是無緣看到此後大規模快速城市化對中國鄉(xiang) 村和農(nong) 民產(chan) 生的深遠影響。他主張以分業(ye) 不離土的方式，鼓勵農(nong) 民投入到非農(nong) 職業(ye) 當中去，而不必將農(nong) 民拉進城市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禮實現現代化。實踐表明，簡單的鄉(xiang) 土鬆動並不會(hui) 真正實現農(nong) 民現代化。要使農(nong) 民徹底告別原來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結構，必須經過城市文明、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磨礪和淬煉。特別是要看到當前，農(nong) 民群體(ti) 已經發生了深刻的代際革命，“農(nong) 二代”出村不回村已經成為(wei) 必須正視的趨勢，因此，新階段應當堅持鄉(xiang) 村振興(xing) 與(yu) 新型城鎮化並舉(ju) ，對進城農(nong) 民的城市權利賦權，促進農(nong) 業(ye) 轉移、農(nong) 村人口市民化，實現城鄉(xiang) 居民權利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