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是儒學興(xing) 盛和發展的朝代，滿洲人憑借儒學政治與(yu) 文化核心成為(wei) 農(nong) 業(ye) 文明與(yu) 草原文明同屬一個(ge) 王朝的紐帶，有效治理了中國曆史上情況最為(wei) 複雜的多民族國家，使清王朝登上了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的巔峰。清代儒學經世致用、注重啟蒙，更加關(guan) 注社會(hui) 現實問題，但因失去治學特點而逐漸走向世俗化和功利主義(yi) ，在曆史變遷中與(yu) 國家的生命力一起衰竭。

　　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的巔峰

　　從(cong) 西漢獨尊儒術開始，尊卑有序的家長製全麵統攝政治意識形態和民間道德規範。隋唐以降，科舉(ju) 製度進而使階級躍升的管道暢通。無論之後如何戰亂(luan) 紛爭(zheng) ，江山易主，儒學核心始終確保了農(nong) 業(ye) 中國超穩定的政治結構。清王朝亦如是。

　　明末大淩河之戰，皇太極被明朝軍(jun) 士堅貞不屈的氣節深深震撼，認為(wei) 這是“讀書(shu) 明理之效”，由此開始重用漢臣，開八旗學校，學儒典，從(cong) 儒禮。明朝滅亡的天崩地坼之際，滿洲人麵對龐大的農(nong) 業(ye) 文明，可作出的抉擇不多，他們(men) 籠罩在幾百年前元朝迅速敗亡的陰影中，惟有繼承明製，延續儒學的文化與(yu) 政治核心地位。多爾袞入關(guan) 之後，原明朝官員一概錄用，皇權之下，三省六部有效運轉。議政王大臣會(hui) 議與(yu) 南書(shu) 房、軍(jun) 機處結合，成為(wei) 最高決(jue) 策和執行機構。開科取士，“讀書(shu) 者有出仕之望，而從(cong) 逆之念自息”。攤丁入地，永不加賦，引進高產(chan) 作物，推動中國人口持續暴增;改土歸流，加強中央對邊疆的統治，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社會(hui) 經濟發展。

　　憑借著原始軍(jun) 事民主製的有效性與(yu) 儒學核心政治的適應性，滿洲人迅速統一了中國，整合社會(hui) 資源，重建家長製社會(hui) ，有效治理了中國曆史上情況最為(wei) 複雜的多民族國家，使清王朝登上了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的巔峰。

　　儒學核心的大一統王朝

　　滿洲人成功進據中原與(yu) 其軍(jun) 事民族的特性相關(guan) ，而清政府長期治國理政則是賴其迅速確立的儒學核心政治，並以此達到不同文化之間的平衡。這一平衡不僅(jin) 限於(yu) 滿洲人自身，也涵蓋了邊疆各少數民族。海外清史學派認為(wei) ，清王朝的儒化統治無論怎樣成功，都沒能覆蓋東(dong) 北、西北以及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但事實卻相反，清代版圖西至雪域，北覆荒原，正是以儒學統攝四方，安撫天下。因為(wei) ，儒學中至要的“和”即是以差異化為(wei) 哲學前提的文化主張：“萬(wan) 物同宇而異體(ti) ，無宜而有用為(wei) 人，數也。人倫(lun) 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儒學承認世界的多樣性，亦追求差異性之中的和諧，擴展到政治領域，儒家文化既承認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亦追求並存與(yu) 融合，以實現國家民族的統一與(yu) 穩定。

　　儒化的滿洲人諳熟懷柔遠人的手段和方式，反客為(wei) 主，以宗教、文化、風俗、共性為(wei) 基礎，消解族群之間的諸多矛盾，協調邊疆與(yu) 中央的既得利益，促進合作，獲得平衡，達成互補，有效維持了王朝的安定團結。孔子的“和而不同”表麵上探索的是社會(hui) 規則，而其內(nei) 涵卻被滿洲人泛化，用來達成政治訴求，理順政治秩序，從(cong) 而構建大一統的封建多元社會(hui) 。

　　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讓醉心於(yu) 武力征服的馬背民族轉了個(ge) 彎，全盤儒化的滿洲人開始成為(wei) 農(nong) 業(ye) 文明與(yu) 草原文明同屬一個(ge) 王朝的紐帶。在木蘭(lan) 秋獮的號角聲中，熱河行宮肇建，長城邊塞崩塌，現代中國宏括東(dong) 亞(ya) 的萬(wan) 裏疆域由此奠定。

　　經世致用的清代儒學

　　清初，清政府以明朝滅亡的原因為(wei) 鏡鑒，認為(wei) 道德情操的喪(sang) 失和倫(lun) 理綱常的廢弛是其社會(hui) 崩潰的主要原因，因而提倡並推行程朱理學。該派作為(wei) 道德神學，通過賦予儒家神權而使其抽象化、心性化、邏輯化、真理化，將社會(hui) 整體(ti) 價(jia) 值觀在儒學框架內(nei) 構成一個(ge) 完整的信仰體(ti) 係。但清初儒學卻反而整體(ti) 轉向，興(xing) 起注重考據、摒棄空談、注重啟蒙的學風，主張“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士大夫理想，更加關(guan) 注社會(hui) 現實問題。

　　實學經世致用的思想對清代儒學的整體(ti) 發展曆程影響至深。清代實學揚棄晚明儒學的晦澀玄理與(yu) 沉淪萎靡，主張言之有物，客觀實證，將儒學哲思世俗化，以天文、地理等自然規律和吏治、典章等社會(hui) 治理諸多領域為(wei) 研究目標。黃宗羲提倡以修儒為(wei) 心學之本，力主窮經、治史。提出“天下為(wei) 主，君為(wei) 客”的民本思想，主張“天下之法”，以此限製封建專(zhuan) 製，確保民權。顧炎武開風氣之先，“其學以博學於(yu) 文，行己有恥為(wei) 主”，將治學和道德修養(yang) 與(yu) 經世濟民高度統一。王夫之反對“生而知之”的先驗論，“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強調思維與(yu) 實踐的相互作用，“思學兼致之實功”。

　　顏李學派於(yu) 17世紀中葉在中國北方興(xing) 起，“實文、實行、實體(ti) 、實用”，高舉(ju) 實學的旗幟。顏元對宋儒學說進行了全麵的反省，批判其空疏，崇尚實學，以闡揚儒家學說中實用實行思想為(wei) 己任，重視“習(xi) 行”教學法，推行樸素的唯物主義(yi) 認識論。李塨繼承並發展顏元的思想，強調因行得知，不能離行言知。“格物致知，學也，知也。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也。”認為(wei) 學術研究的目的是有益於(yu) 世道，倡導親(qin) 身習(xi) 行踐履。“致知在格物者，從(cong) 來聖賢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於(yu) 學。”在土地政策上，李塨主張恢複井田製，或限田、均田，視之為(wei) 仁政，他還反對科舉(ju) 製度，主張鄉(xiang) 舉(ju) 裏選。

　　乾嘉學派的影響同時貫穿清中期。在乾隆皇帝大力提倡經學考據的背景下，“古典考據學獨盛”。儒家的治學方法複興(xing) 了漢代的訓詁、考訂，注重聯係實際證據，理論創見趨於(yu) 謹慎。該派同樣主張經世致用，“六經之旨與(yu) 當世之務”結合，學派文風樸實簡潔。因上述特點，也被稱為(wei) “漢學”“考據學”“樸學”。吳派和皖派是乾嘉學派的兩(liang) 個(ge) 重要支派。吳派奉漢代經學研究為(wei) 經典，對其名物訓詁、典章製度述而不作，“唯漢是信”，得到清政府的支持。皖派以語言文字學為(wei) 治經的途徑，直探儒家經典義(yi) 理，重視思想和理論建設，得到學術界的推崇。乾嘉學派興(xing) 盛了百年，在訓詁、考據、音韻、文字、曆史、地理、考古、數學各領域取得卓越的成就。

　　今文學派昌興(xing) 於(yu) 兩(liang) 漢，因與(yu) 迷信神學合流而衰，又複興(xing) 於(yu) 清中期，成為(wei) 道光朝儒學的重要流派。今文學派以《春秋》公羊義(yi) 理為(wei) 宗，闡發政治主張。龔自珍、魏源發展了今文學派，與(yu) 現實結合，使其逐漸變為(wei) 一種政治學說，對康有為(wei) 、譚嗣同、梁啟超產(chan) 生了深刻影響。後康有為(wei) 托“公羊改製之義(yi) ”推動戊戌變法，促進了近代中國社會(hui) 的變遷。

　　儒學貫穿了整個(ge) 清代，主導了社會(hui) 價(jia) 值觀與(yu) 政治體(ti) 製，始終沒有出現大的分化與(yu) 發展。各派皆由經世致用發端，分化之中仍保持兼采匯通，最終同質化。失去治學特點的儒學逐漸走向世俗化和功利主義(yi) ，生命力枯竭，在新思潮與(yu) 社會(hui) 變遷中步入末路。

　　清代儒學的終結

　　清王朝國祚268年，與(yu) 中國曆代大一統王朝一樣，經曆了完整的盛衰周期，其曆史因素也因幾千年來儒家政治核心的局限性而大致趨同。政治的僵化與(yu) 文化的專(zhuan) 製，決(jue) 定了清代走不出曆史周期率的迷途。然而，世界正在與(yu) 時俱進。康熙皇帝為(wei) 諸宋儒和嶽麓書(shu) 院題寫(xie) “學達性天”匾額的時候，牛頓提出了三大運動定律。乾隆皇帝設立四庫全書(shu) 館之時，倫(lun) 敦證券交易所成立。中國在清全盛時期，即因文化的桎梏種下衰退的種子。

　　經濟上，清代前期經曆了土地資源重新分配整合而發展至全盛，在後期經由土地大規模壟斷兼並所導致的農(nong) 民革命而逐漸衰落。清王朝錯過了工業(ye) 革命，始終是農(nong) 業(ye) 文明，也終結於(yu) 農(nong) 業(ye) 文明的宿命。

　　政治上，清王朝前期因繼承完整的儒家體(ti) 係而構建了穩定高效的政治體(ti) 製，在後期也因儒學的僵化而沉淪。清王朝沒有啟蒙運動的土壤，始終是儒家社會(hui) ，也終結於(yu) 儒家社會(hui) 的宿命。

　　儒學的核心使命是發揮高台教化，建立秩序，修己安人的社會(hui) 價(jia) 值，在中國曆朝曆代的垂直管理體(ti) 係中發揮著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當其學術崩壞，社會(hui) 體(ti) 係即瓦解。“乾隆中葉後，士人習(xi) 氣，考證於(yu) 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學術衰而人才壞”。清末，中國知識分子麵對內(nei) 外各種複雜的衝(chong) 擊，儒學文明核心逐漸式微。儒學丟(diu) 棄了經世致用這一 最後賴以生存的基礎，再度空泛化，玄學化。儒生沉迷於(yu) 形式得利，淪為(wei) 犬儒，學術研究沒落為(wei) 出將入相的手段，失去了治學精神。

　　儒學繼核心地位喪(sang) 失之後，開始了製度性的剝離。1898年，光緒皇帝下令批準設立京師大學堂，這所綜合性大學的誕生標誌著中國近代國立高等教育的開端。盡管在開學典禮上，學生對著孔子像行三拜九叩大禮，西方教師亦鞠躬致敬，但是中國傳(chuan) 統官學體(ti) 係此刻正在解體(ti) 。戊戌變法失敗後，馮(feng) 桂芬提出“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思想，“以中國之倫(lun) 常名教為(wei) 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張之洞強調“中學為(wei) 內(nei) 學，西學為(wei) 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上述理念經恭親(qin) 王奕和軍(jun) 機大臣文祥等人支持和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在洋務運動中的實踐，成為(wei) 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路徑。然而“中體(ti) ”始終沒能發揮紐帶的作用，儒學核心在20世紀初難以為(wei) 繼，沒有成為(wei) 可行的過渡性模式。這一時期，君主立憲、民主共和與(yu) 儒學文化交融，對中國近代政治思想產(chan) 生深遠影響，近代工業(ye) 、軍(jun) 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也徹底衝(chong) 擊了儒家重道輕器的傳(chuan) 統。

　　儒學支撐了華夏文明2000年的運轉，當其架構崩塌之時，中國社會(hui) 即開始重組。隨著完成了第二次工業(ye) 革命的西方列強入侵古老中國，隨之而來的資產(chan) 階級革命喚起了民眾(zhong) 的覺醒，清代中國思潮混雜，大門洞開，秉持儒家核心政治的清政府最終無力支撐這個(ge) 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經曆了幾千年發展的中國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自此落下帷幕。

　　作為(wei) 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清與(yu) 金、遼、元大相徑庭，卻與(yu) 唐、宋、明殊途同歸，其國運隨儒學的興(xing) 而始，亦因其衰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