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700多年前，《管子·輕重》中就記載了管仲發起的多起“貿易戰”，為(wei) 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建立霸業(ye) ，立下汗馬功勞。

　　春秋時期，齊桓公想攻占魯、梁兩(liang) 國，請教於(yu) 管仲，管仲獻計由桓公帶頭穿上綿綈衣服，使全國百姓跟風穿綿綈，且高價(jia) 收購魯、梁兩(liang) 國綿綈，魯、梁兩(liang) 國百姓見有利可圖，於(yu) 是放棄農(nong) 業(ye) 而大織綿綈，齊國則大力發展農(nong) 業(ye) 。一年後，管仲讓桓公改穿帛料衣服，帶領百姓不再穿綿綈，並與(yu) 魯、梁斷絕經濟往來。10個(ge) 月後，魯、梁的百姓短期內(nei) 無法生產(chan) 糧食而陷於(yu) 饑荒，買(mai) 糧每石要花上千錢，齊國糧價(jia) 才每石10錢。2年後，魯、梁的百姓有6/10投奔齊國。3年後，魯、梁的國君也向齊俯首稱臣。

　　類似的“貿易戰”，管仲曾多次導演並不戰而勝，如“買(mai) 狐降代”“求鹿於(yu) 楚”等。

　　為(wei) 了征服代國，管仲讓桓公派人高價(jia) 到代穀地區收購狐白的皮張。代王認為(wei) 齊國收購狐皮是代國的福氣，下令百姓多以狐皮換取齊國錢幣。代國人因此放棄農(nong) 業(ye) ，走進山林獵取狐皮，但狐白半年才出現一次，時過2年也沒有湊夠幾張，離枝國聽到以後，乘機侵入代國北部。代王難以保衛，隻好率領士兵歸順齊國。

　　征服了周邊幾個(ge) 小國，齊桓公並不滿足，開始轉向強國——楚國，管仲又獻計打起了“貿易戰”，他首先通過民間買(mai) 賣大量貯藏國內(nei) 糧食，再興(xing) 建百裏鹿苑，派人到楚國高價(jia) 購買(mai) 生鹿，同時派左司馬伯公率民夫到莊山鑄幣。楚王果然通知百姓盡快獵取生鹿，換取齊國錢財。楚國百姓便放棄農(nong) 業(ye) 而從(cong) 事獵鹿。當齊國百姓藏糧增加5倍，楚國賣鹿存錢也增加5倍時，管仲說：“楚可下矣(可以取下楚國了)。”於(yu) 是封閉齊楚關(guan) 卡，當楚國開始恢複農(nong) 業(ye) 時，糧食卻無法3個(ge) 月內(nei) 產(chan) 出，導致楚國糧價(jia) 高達每石400錢，內(nei) 饑外困之下楚國最終被降服。

　　追古鑒今，管仲之所以在對周邊諸國大打“貿易戰”而屢屢得手，有幾處值得思考警醒的。

　　急功近利=舍本逐末。處於(yu) 農(nong) 耕文明的春秋諸國，農(nong) 業(ye) 是其定國安邦之根本，管仲的“貿易戰”之所以能屢試不爽，就在於(yu) 魯、梁、代、楚等國隻求眼前之利，而舍社稷之要，把農(nong) 業(ye) 這個(ge) 根本拋棄了。這也傳(chuan) 遞著古老的警示，無論是一個(ge) 國家還是政黨(dang) ，一個(ge) 企業(ye) 抑或一個(ge) 人，守住根本，守牢底線至關(guan) 重要。任何時候都要分清主次，掂量輕重，把握大小，既要有高瞻遠矚的眼光，更要有不為(wei) 所惑的定力。外界的誘惑無處不在，往往利益之下隱藏風險，好處背後設了圈套，如果急功近利拋棄根本，追名逐利閑置主業(ye) ，長此以往就將自己置於(yu) 危機和險境之中。

　　經濟財富≠綜合實力。管仲用高價(jia) 收購各諸侯國特產(chan) ，盡管魯、梁、代、楚等國賺了滿盆缽，但忽略國防和農(nong) 業(ye) ，隻能是經濟上的“虛胖”，當齊國攻其軟肋，就如遭受釜底抽薪的致命一擊。而1800多年後的宋朝雖然經濟文化高度繁榮發展，但卻崇文弱武，重商輕防，病態式的發展最終導致了“靖康之恥”的可悲結局。曆史與(yu) 現實反複警示，經濟財富並不等同國家綜合實力，不注重全麵可持續發展，一旦失去核心競爭(zheng) 力的堅實支撐，就如沙丘上的空中樓閣，繁華中的浮光掠影。

　　交流互鑒≠盲目依賴。“重商通貨”是管仲富國強兵的重要指導思想，但他重視經濟貿易的同時，不忘發展農(nong) 業(ye) 和鞏固國防，而魯、梁、代、楚等國之所以在貿易戰中一敗塗地，就是國之要害的農(nong) 業(ye) 過於(yu) 依賴於(yu) 齊。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hui) 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各國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更加密切，相互依存、相互影響日益加深，逐漸形成利益和命運共同體(ti) ，任何國家也難以置身其外。但如若把關(guan) 係國計民生的支柱產(chan) 業(ye) 、核心利益過於(yu) 依賴他國，關(guan) 鍵時就會(hui) 自毀長城。

　　逆時代潮流=衰敗滅亡。管仲的“貿易戰”看似以征服周邊國家為(wei) 目的，但管仲並不閉關(guan) 自守搞貿易保護主義(yi) ，對經濟商貿可謂異常重視。他主張“為(wei) 國不能為(wei) 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他采取各種積極措施，為(wei) 外來商旅提供便利條件。如下令為(wei) 諸侯商賈建立客舍，外商來車1乘者免費供應夥(huo) 食，來車3乘者外加供應草料，來車5乘者，另外服役人員照顧等，為(wei) 鼓勵進出口貿易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當今世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時代，“地球村”的世界決(jue) 定了各國日益利益交融、命運與(yu) 共，合作共贏是大勢所趨，誰逆時代潮流而動，大搞單邊主義(yi) 、貿易保護主義(yi) ，行一己之私，終會(hui) 陷入被曆史拋棄的困境和厄運。正如管仲死後，齊國反其道而行之，“逼介之關(guan) ，暴征其私”，貿易的關(guan) 卡越開越多，稅率也越來越高。到齊景公時期，甚至連都城臨(lin) 淄附近也增設了關(guan) 卡。而當時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以致“齊國之霸業(ye) 悉歸於(yu) 田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