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近70年的農(nong) 村變革曆程，從(cong) 土地改革到合作化運動和農(nong) 業(ye) 集體(ti) 化，再到家庭承包經營製度，都深刻表達了農(nong) 村基本經營製度對中國經濟社會(hui) 特別是對農(nong) 村、農(nong) 業(ye) 與(yu) 農(nong) 民的根本性影響。農(nong) 地經營製度作為(wei) 農(nong) 村基本經營製度的內(nei) 核，一直是農(nong) 村改革與(yu) 發展的主線。同樣，在近4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農(nong) 地經營製度變革也一直是最具中國特色的重要議題。

　　本文基於(yu) 簡要的曆史回顧，揭示中國農(nong) 地經營製度形成的初始動因，分析製度安排與(yu) 製度變遷的內(nei) 在機理，評估政策努力的績效與(yu) 現實難境，闡明從(cong) 產(chan) 權界定到產(chan) 權實施的邏輯線索，並由此提出未來變革的重點及可能方向。

　　一、概念梳理：產(chan) 權界定與(yu) 產(chan) 權實施

　　產(chan) 權是關(guan) 於(yu) 財產(chan) 的權利，可以理解為(wei) 資源稀缺條件下人們(men) 使用資源時的權利，或者說人們(men) 使用資源時的適當關(guan) 係或規則以及破壞這些規則時的處罰。對於(yu) 這些規則所決(jue) 定的權利，Barzel(2015)區分為(wei) “法定權利”和“經濟權利”兩(liang) 個(ge) 層麵。“法定權利”涉及國家所承認的屬於(yu) 特定主體(ti) 的資產(chan) ，即行為(wei) 主體(ti) 依法對財產(chan) 進行占有、使用、處置和收益分配的權利;“經濟權利”是指主體(ti) 可以如何處置資產(chan) 的各種屬性的權利。一般來說，第一，對於(yu) 經濟權利，法律法規是一種重要的保護形式，但在不同的環境下，法定權利並不總是優(you) 於(yu) 其他方式。因為(wei) 受知識不完全和法律成本的約束，完全界定產(chan) 權所包含的全部權利麵臨(lin) 著高昂的交易成本，由此現實中的產(chan) 權界定總是不完全的，從(cong) 而存在法定界定之外的剩餘(yu) 權利(哈特，1998)。第二，法定權利既不是經濟權利的必要條件，也非充分條件。因為(wei) 法定權利既不必然帶來充分的排他性保護，也不必然帶來產(chan) 權租金的最大化(1)。相反，即使產(chan) 權邊界在法律上是模糊的，相關(guan) 產(chan) 權主體(ti) 依然能夠有效地利用其邊界上的資源。法定界定以外的權益歸誰所有，誰擁有對資產(chan) 的支配權或控製權，這取決(jue) 於(yu) 產(chan) 權主體(ti) 的產(chan) 權實施能力。所以，巴澤爾認為(wei) ，科斯以來的文獻所使用的“產(chan) 權”概念是含糊不清的。

　　我們(men) 將上述分類轉述為(wei) “產(chan) 權界定”與(yu) “產(chan) 權實施”。為(wei) 了進一步說明二者的關(guan) 係，可借用Barzel(2015)列舉(ju) 的電影票例子來闡釋：(1)購買(mai) 一張電影座位票，就意味著電影院所有者與(yu) 顧客之間締約了一份“授權顧客在電影院中擁有一個(ge) 座位”的合同。如果持票顧客沒有找到空座位，那麽(me) 她(他)有權控告所有者違約。這就是法律賦予產(chan) 權主體(ti) 的排他性權利。(2)由於(yu) 電影院票價(jia) 一樣，但不同座位的觀影效果不盡一樣，基於(yu) 效用與(yu) 時間成本的比較，有些人就可能盡早到達以便於(yu) 找到一個(ge) 更為(wei) 合適的座位。這就是產(chan) 權主體(ti) 對產(chan) 權的實際處置權利。(3)如果不存在特定的約束，持票人可以將其電影票轉讓，也可用較差位置的電影票外加一定的經濟補償(chang) 來換取更好的座位。這當然依賴於(yu) 不同顧客對潛在收益成本的評價(jia) 。這就是對產(chan) 權進行轉讓與(yu) 交易的權利。可見，其中的(1)是指法定的產(chan) 權賦權，(2)、(3)是指產(chan) 權的具體(ti) 實施。應該說，明晰的產(chan) 權賦權與(yu) 界定是重要的，但產(chan) 權主體(ti) 是否具有行使其產(chan) 權的行為(wei) 能力或許是更為(wei) 重要的。Barzel(1997)認為(wei) ，任何個(ge) 人對權利的實施取決(jue) 於(yu) 三個(ge) 方麵：一是個(ge) 人保護產(chan) 權的努力，二是他人企圖奪取的努力，三是政府予以保護的努力。其中，“個(ge) 人保護產(chan) 權的努力”表達的正是產(chan) 權主體(ti) 行使產(chan) 權及其行為(wei) 能力的重要方麵，從(cong) 而構成產(chan) 權實施的核心內(nei) 容。

　　基於(yu) 上述，可以認為(wei) ，中國的農(nong) 地經營製度實際上是由兩(liang) 個(ge) 層麵的製度所構建的。一是由農(nong) 地產(chan) 權製度所表達的產(chan) 權界定及其法定規則(廣義(yi) 的政策規範)，二是由農(nong) 業(ye) 經營製度所表達的產(chan) 權實施及其契約安排。

　　二、從(cong) 人民公社到小崗村變革：爭(zheng) 權與(yu) 還權

　　人民公社製度的建立有著特殊的曆史背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盡管結束了中國近代百年的亂(luan) 局，但共產(chan) 黨(dang) 麵臨(lin) 的卻是一個(ge) 滿目瘡痍、貧窮落後的農(nong) 業(ye) 國家。對此，作為(wei) 政治領袖的毛澤東(dong) 對此有著清晰的判斷。他指出，中國革命靠了農(nong) 民的援助才取得了勝利，國家工業(ye) 化又要靠農(nong) 民的援助才能成功。(2)

　　由此，中國仿效蘇聯，采取了高積累、高投資、高速度優(you) 先發展重工業(ye) 的戰略。實施這一戰略，必須解決(jue) 幾個(ge) 問題：一是提高儲(chu) 蓄率，加快資金原始積累;二是保證有限的資源集中投向國家確定的重點領域特別是重工業(ye) 領域;三是保證高積累下社會(hui) 的穩定。這三個(ge) 條件都不可能在一個(ge) 競爭(zheng) 性的市場經濟環境下獲得，必須依托於(yu)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ti) 製。於(yu) 是製度的安排這樣形成：其一，通過不等價(jia) 交換，農(nong) 業(ye) 為(wei) 國家工業(ye) 化提供主要的資金積累(包括直接征調農(nong) 民工進行勞動積累);其二，嚴(yan) 格控製非農(nong) 業(ye) 勞動力和人口流動，以控製工資成本和糧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其三，人為(wei) 壓低原材料、工資和生活必需品價(jia) 格，壓低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維持高積累;其四，通過單一公有製和集中計劃體(ti) 製的建立，把有限的工商業(ye) 經濟剩餘(yu) 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國家特別是中央政府手裏，並運用行政手段投資於(yu) 工業(ye) 特別是重工業(ye) 。與(yu) 之相對應，為(wei) 了降低政府資源動員與(yu) 社會(hui) 管製的交易成本，統購統銷製度、人民公社製度以及戶籍製度等體(ti) 製安排得以運行。

　　(一)人民公社的製度特征及其低效率

　　人民公社起源於(yu) 1952年開始的“土地入股、統一經營;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的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合作社，並因1953年12月中共中央發布《關(guan) 於(yu) 發展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合作社的決(jue) 議》，很快過渡到1956年完成的土地集體(ti) 所有的高級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合作社的道路。1958年通過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在農(nong) 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jue) 議》，1962年經過調整基本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wei) 基礎”的人民公社製度框架。公社製度具有三個(ge) 鮮明的特點：

　　一是管地。盡管法律名義(yi) 上將農(nong) 村土地界定為(wei) 農(nong) 民集體(ti) 所有，但實質上表現為(wei) 國家控製。集體(ti) 產(chan) 權的國家控製是通過土地集體(ti) 化和政社合一兩(liang) 者結合而得以實現的。這大致經過三個(ge) 步驟：第一是重合行政邊界和集體(ti) 土地邊界，使該集體(ti) 既是一個(ge) 行政單位又是一個(ge) 經濟組織;第二是使該集體(ti) 領導既是行政官員又是經濟組織的管理者;第三是用命令和服從(cong) 的行政原則使該領導執行國家計劃(3)。國家意誌由此進入了農(nong) 村集體(ti) 經濟組織。國家計劃決(jue) 定組織生產(chan) 什麽(me) ，生產(chan) 多少和如何分配。盡管該組織擁有某塊土地，但它並不能決(jue) 定如何使用。土地的控製權事實上不在所有者而在國家手裏。

　　二是管人。在以農(nong) 為(wei) 生、以農(nong) 為(wei) 業(ye) 的農(nong) 耕格局下，由於(yu) 土地被國家及公社組織所控製，依附於(yu) 土地的農(nong) 村勞動力被迫由公社或生產(chan) 隊統一指揮、統一調配和統一使用。而與(yu) 之匹配的戶籍製度及其嚴(yan) 格管製，幾乎徹底否定了作為(wei) 農(nong) 民個(ge) 人對私產(chan) 乃至自身勞動力的產(chan) 權。

　　三是管糧。為(wei) 了降低國家獲取工業(ye) 化原始積累的組織動員與(yu) 交易成本，國家限製了關(guan) 係到國計民生與(yu) 工業(ye) 原料以外的農(nong) 產(chan) 品種植，“以糧為(wei) 綱”與(yu) 計劃指令使土地使用權在本質上服從(cong) 於(yu) 政府，種什麽(me) 、種多少、上繳多少“公糧”，完全聽命於(yu) “上級”，幾乎排除了農(nong) 民的自由種植權。與(yu) 之配套的“統購統銷”製度，通過市場關(guan) 閉與(yu) 價(jia) 格管製，則基本排除了農(nong) 民的自由銷售權與(yu) 剩餘(yu) 索取權。

　　可以認為(wei) ，人民公社所決(jue) 定的農(nong) 地產(chan) 權，幾乎被國家規製與(yu) 壟斷，除了範圍極小的自留地以外，農(nong) 民幾乎不具有產(chan) 權實施的自主選擇空間。不恰當的產(chan) 權界定，必然帶來產(chan) 權實施的低效率。由於(yu) 土地資源產(chan) 權都失去了具體(ti) 明確的責任主體(ti) 、權力主體(ti) 和利益主體(ti) ，其產(chan) 權安排幾乎不具有排他性，產(chan) 權模糊及其普遍存在的公共領域導致嚴(yan) 重的租金耗散;農(nong) 業(ye) 生命特性所要求的靈敏性處理機製，必然因計劃指令的僵化性而導致生產(chan) 決(jue) 策失誤;在偷盜、“磨洋工”、搭便車等機會(hui) 主義(yi) 行為(wei) 盛行的情形下，由集體(ti) 來對每個(ge) 農(nong) 業(ye) 勞動者進行監督不僅(jin) 十分困難，而且費用高昂，分配上的平均主義(yi) 與(yu) 行為(wei) 上的機會(hui) 主義(yi) 成為(wei) 必然結果。分配性努力大大超過了生產(chan) 性努力，勢必導致資源浪費與(yu) 勞動效率低下，由此農(nong) 業(ye) 增長陷入停滯。

　　(二)農(nong) 民的爭(zheng) 權與(yu) 國家的還權

　　農(nong) 民的“爭(zheng) 權”表現為(wei) 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消極爭(zheng) 權，通過以偷懶、出工不出力或“磨洋工”的方式來表達對集體(ti) 化及集體(ti) 勞動的不滿;二是積極爭(zheng) 權，通過私自以村民集體(ti) 行動的方式采用“瞞產(chan) 私分”、借地、擴大自留地、劃小生產(chan) 隊、部分作物或土地分季包產(chan) 到戶，甚至是包產(chan) 到組、包產(chan) 到戶等形式進行抗爭(zheng) (高王淩，2008)。前者導致了人民公社的低效率，後者則誘致了家庭承包製的製度創新，兩(liang) 者共同促成了國家對農(nong) 民地權的“還權”。

　　1959—1961年農(nong) 業(ye) 危機導致的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經濟衰退，以及接下來低效率經濟的長期徘徊，引發人們(men) 對“集體(ti) 化”的懷疑。普遍的饑荒使人們(men) 從(cong) 浮誇、表忠等政治熱情中幡然醒悟。表達農(nong) 民行為(wei) 偏好的一個(ge) 基本衝(chong) 動是追求產(chan) 權的清晰化。事實表明，農(nong) 業(ye) 包產(chan) 到戶的做法已普遍存在，差不多每個(ge) 省、市、自治區都有發現。早在1956年下半年，溫州、佛山等地就曾嚐試過包產(chan) 到戶。1961—1962年，安徽包產(chan) 到戶的社隊達80%，甘肅臨(lin) 夏為(wei) 74%，浙江新昌和四川江北為(wei) 70%，廣西勝縣為(wei) 42.3%，福建連城為(wei) 42%，貴州全省為(wei) 40%，估計全國達20%。事實也同樣表明，在長達20多年的人民公社時期，包產(chan) 到戶前後五次衝(chong) 動卻又五次被壓製(綦好東(dong) ，1998)。“責任田”、“包產(chan) 到戶”等被指責為(wei) “複辟資本主義(yi) ”，並一度上升到“階級鬥爭(zheng) ”的政治高度。可以認為(wei) ，公社體(ti) 製盡管表麵上得以運行與(yu) 維護，但隱含著農(nong) 民爭(zheng) 奪土地權利的不懈努力。

　　安徽省的小崗村被譽為(wei) “中國農(nong) 村改革第一村”。1978年因18位農(nong) 民以“托孤”的方式，冒著極大政治風險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shu) 上按下紅手印實施“大包幹”，從(cong) 而成為(wei) 拉開kaiyun官方地址開放序幕的典型。事實上，1977年夏剛複出的萬(wan) 裏受鄧小平重托被派到一直被視為(wei) “老大難”的安徽主政。安徽農(nong) 村給他最突出的印象是農(nong) 民普遍的饑餓與(yu) 貧窮。三個(ge) 月調研的結果，就是在1977年11月25日安徽召開農(nong) 村工作會(hui) 議時通過的一個(ge) 重要文件——《關(guan) 於(yu) 當前農(nong) 村經濟政策幾個(ge) 問題的規定》(即後來被人們(men) 廣為(wei) 關(guan) 注的著名的“安徽省委六條”)。應該說，這份文件的誕生真正標誌著中國農(nong) 村改革的開始。

　　應該強調的是，初期的改革並未徹底解構公社體(ti) 製。第一，“大包幹”並未變更土地的產(chan) 權製度，依然是形式上的土地集體(ti) 所有。第二，“大包幹”依然是完成國家統購任務的一種合約安排。在計劃種植體(ti) 製下，人民公社也是“包產(chan) (幹)到隊”。關(guan) 鍵的差異是將包幹主體(ti) 由“隊”改為(wei) 農(nong) 戶，進行了“誰來種地”的經營主體(ti) 的轉換。

　　為(wei) 什麽(me) 一個(ge) 簡單的經營主體(ti) 轉換能夠帶來完全不同的經濟績效?除了對經營主體(ti) 的意識形態判斷的外生因素外，其內(nei) 生因素與(yu) 製度嵌入的環境有關(guan) 。因為(wei) 在人工勞動的情景下，農(nong) 業(ye) 天然地隱含著高昂的勞動監督與(yu) 計量成本，人民公社的統一經營與(yu) 集體(ti) 勞動必然帶來普遍的“集體(ti) 行動的困境”;而家庭承包經營所包含的自然分工及其內(nei) 生的靈活決(jue) 策機製、行為(wei) 響應的自覺性以及激勵相容的自我執行機製，使其在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活動中具有了天然合理性與(yu) 得天獨厚的組織優(you) 勢。從(cong) 包產(chan) 到戶、包地到戶到包幹到戶，關(guan) 鍵是賦予了農(nong) 戶在完成統購與(yu) 集體(ti) 提留任務之後的排他權與(yu) 剩餘(yu) 索取權，由此形成了生產(chan) 性努力的自我激勵與(yu) 自我執行。

　　從(cong) 公社體(ti) 製轉換到家庭承包製，可以視為(wei) 是從(cong) 農(nong) 民爭(zheng) 權到國家還權的轉化，其核心是農(nong) 地產(chan) 權的管製放鬆與(yu) 農(nong) 戶產(chan) 權主體(ti) 地位的逐步回歸。

　　(三)小崗村變革的符號意義(yi)

　　以小崗村為(wei) 標誌的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的實施，基本上是對人民公社時期農(nong) 民所努力爭(zheng) 取的剩餘(yu) 索取權的歸還。但由經營主體(ti) 轉換所表達的農(nong) 地經營製度的突破，卻有著重要的製度溢出效應，從(cong) 而使小崗村具有了製度變革的“符號”意義(yi) ——從(cong) 包產(chan) 到戶(承包產(chan) 量)轉換為(wei) 包幹到戶(承包土地)以及之後的合法化與(yu) 製度擴展。其中，“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ti) 的、剩下是自己的”的契約安排，不僅(jin) 破除公社體(ti) 製的集體(ti) 統一核算和統一分配，確立農(nong) 戶家庭經營的主體(ti) 地位，而且為(wei) 撤銷人民公社體(ti) 製創造條件，為(wei) 普遍實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wei) 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ti) 製奠定基礎。其基本的邏輯是：

　　(1)既然是“包產(chan) ”(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ti) 的)，那麽(me) “剩下是自己的”所形成的激勵極大地調動了農(nong) 民的生產(chan) 積極性，由此農(nong) 戶所獲得的農(nong) 業(ye) 剩餘(yu) 以及富餘(yu) 產(chan) 品必然進入市場，農(nong) 貿市場得以重新發展，從(cong) 而導致“統購統銷”製度的逐步瓦解。

　　(2)既然是“包幹”，就意味著賦予農(nong) 民以自由種植權，那麽(me) 農(nong) 戶通過資源的重新配置，一方麵著力提高糧食單產(chan) ，力求用最少的耕地完成上繳任務;另一方麵將節約出來的土地耕種經濟作物，由此誘導了農(nong) 業(ye) 的多種經營，農(nong) 業(ye) 結構得以調整。

　　(3)既然是“包地”，在完成上繳任務的前提下，農(nong) 戶可以自主處置其土地，部分農(nong) 戶甚至幹脆種植具有比較優(you) 勢的經濟作物，然後通過農(nong) 貿市場購買(mai) 糧食“交公糧”，計劃種植體(ti) 製得以解體(ti) (4)。

　　(4)既然是“家庭經營”，由於(yu) 農(nong) 戶所承包的土地十分有限，家庭農(nong) 業(ye) 勞動力必然由人民公社的“隱性”剩餘(yu) 轉變為(wei) “顯性”剩餘(yu) ，農(nong) 業(ye) 剩餘(yu) 勞動力得以流動(從(cong) 早期的鄉(xiang) 鎮企業(ye) 到後來的農(nong) 民工進城)，由此農(nong) 民的擇業(ye) 權開始回歸並不斷衝(chong) 擊著戶籍體(ti) 製。

　　可見，從(cong) 包產(chan) 到戶到大包幹的農(nong) 地經營製度變革與(yu) 農(nong) 村微觀組織係統再造，確定了農(nong) 戶家庭經營的主導地位，實現了土地所有權與(yu) 經營權的分離，並因此滿足了農(nong) 民對土地經營的真實權利，從(cong) 而使廣大農(nong) 民獲得了人民公社時期不可想象的財產(chan) 支配權與(yu) 經濟民主權(包括農(nong) 民的職業(ye) 轉換與(yu) 身份變遷)。由此產(chan) 生的激勵機製，推動了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農(nong) 業(ye) 結構調整和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發展成為(wei) 可能，從(cong) 而引發了農(nong) 村經濟流量的迅速擴張，有力地改變了國民經濟的原有格局與(yu) 經濟流程。

　　三、從(cong) 成員權到農(nong) 地確權：賦權及其強化

　　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的初始動因是解決(jue) 農(nong) 民的吃飯問題。而由此帶來的農(nong) 民生產(chan) 積極性與(yu)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效率的提高，極大鼓勵了農(nong) 民土地權利的進一步強化。從(cong) “包產(chan) 到戶”確立農(nong) 戶農(nong) 業(ye) 家庭經營的主體(ti) 地位，到1984年中央第三個(ge) “一號文件”確定了承包給農(nong) 民的土地15年不變、1993年“一號文件”進一步將承包期延長到30年不變，均表達了一個(ge) 基本的政策取向，即從(cong) 產(chan) 權界定的層麵賦予農(nong) 民以承包土地的排他權並強化其穩定預期。

　　(一)成員權與(yu) “均分製”的困境

　　家庭承包經營製實際上包含兩(liang) 個(ge) 方麵的製度安排，一是家庭承包製度，二是家庭經營製度。中國人地關(guan) 係的嚴(yan) 酷性，使得土地不僅(jin) 是重要的國家資源，也是農(nong) 民賴以生存的“命根子”。在人均農(nong) 地資源稟賦極少的小農(nong) 經濟社會(hui) ，農(nong) 民的理性原則是以生存安全為(wei) 第一，而不是追求收入的最大化，土地均分成為(wei) 了農(nong) 民克服生存壓力的一個(ge) 集體(ti) 回應(Scott，1976)。在家庭承包的製度實施中，土地的集體(ti) 所有製普遍表達為(wei) 社區集體(ti) 的每個(ge) 成員都天然地平均享有對土地的使用權利。為(wei) 了保證產(chan) 權分配(界定)的公平性，從(cong) 初始的按人(勞)均分土地使用權，到因人口變化而不斷地重劃承包地，追求產(chan) 權界定公平的調整永無休止，使得不穩定性與(yu) 分散性成為(wei) 內(nei) 生的製度缺陷(Nguyen，1996;姚洋，2000)。具體(ti) 而言：

　　第一，農(nong) 戶憑借其天然的成員權，成為(wei) 集體(ti) 土地的“準所有者”。成員權的同質性特征，決(jue) 定了每個(ge) 農(nong) 戶憑借其人口數量必然平等地享有承包經營權。既然每個(ge) 成員的土地權利是均等的，這就意味著他們(men) 在土地數量、質量及土地負擔的分攤上是均等的，因而，土地遠近好壞的統一搭配，使農(nong) 戶承包的地塊不僅(jin) 分散而且零碎，造成了嚴(yan) 重的規模不經濟。

　　第二，保障地權穩定的效率目標總是讓位於(yu) 公平目標。伴隨著人地關(guan) 係的變化，必然要求通過一次又一次的農(nong) 地調整來滿足農(nong) 戶對“平等”的訴求。一方麵，為(wei) 了做到地權的平均分配，每次調整都需要重新核查人口、土地麵積與(yu) 地塊數量及其質量，產(chan) 權的界定費用高昂;另一方麵，土地的經常性調整，使得農(nong) 戶無法形成對土地投資的長期預期，易於(yu) 誘發機會(hui) 主義(yi) 行為(wei) 。

　　第三，村莊組織(村委會(hui) 或村小組)是地權調整的決(jue) 策者與(yu) 組織者，其權力基礎是人民公社時期所形成的國家政治權力的延續，這雖符合“農(nong) 村土地集體(ti) 所有”的法理解釋與(yu) 土地保障的“生存倫(lun) 理”原則，又體(ti) 現出村莊組織傳(chuan) 統的路徑依賴特征(李尚蒲、羅必良，2015)，但卻內(nei) 含著作為(wei) 國家代理人的鄉(xiang) 村幹部在土地調整中尋租的可能性。不僅(jin) 如此，土地的每次分割要達成全體(ti) 成員一致接受或認可的方案，無疑將支付較高的談判費用。

　　第四，隨著工業(ye) 化與(yu) 城鎮化的深入推進和農(nong) 業(ye) 要素的快速流動，小規模經營所決(jue) 定的有限潛在收益，必然誘導農(nong) 業(ye) 人力資本的流失與(yu) 勞動力的弱質化，進而導致農(nong) 戶的兼業(ye) 化甚至農(nong) 業(ye) 的副業(ye) 化。

　　因此，“均包製”內(nei) 生著農(nong) 業(ye) 經營的規模不經濟。如何在堅持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的前提下，推進農(nong) 業(ye) 經營方式的創新，加快構建新型農(nong) 地經營體(ti) 係，成為(wei) 了嚴(yan) 峻的現實挑戰。

　　(二)地權穩定與(yu) 流轉賦權

　　為(wei) 了改善“均分製”導致的規模不經濟，農(nong) 地經營製度變革的重點轉向了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穩定地權。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關(guan) 於(yu) 當前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村經濟發展若幹政策措施》不僅(jin) 提出在第一輪承包到期後，將承包期再延長30年，而且要求在承包期內(nei) 實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2003年施行的《農(nong) 村承包土地法》更是規定“承包期內(nei) ，發包方不得調整承包地”。二是流轉賦權。從(cong) 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允許農(nong) 民的承包經營權流轉，2001年中央發布第18號文件係統地提出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政策，到2002年頒布的《農(nong) 村土地承包法》與(yu) 2007年通過的《物權法》將承包經營權流轉合法化，多項法規及政策均在不斷強化對農(nong) 地流轉的激勵。201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則明確提出完善“三權分置”的辦法，從(cong) 而為(wei) 放活土地經營權及其流轉提供了製度保障。

　　新變革在邏輯上是相互匹配的。地權穩定具有重要的行為(wei) 預期意義(yi) 。市場交易本質上是交易主體(ti) 的產(chan) 權交易，其前提是交易主體(ti) 必須對所交易的物品擁有明確的產(chan) 權。如果資源的產(chan) 權主體(ti) 明確，並允許產(chan) 權自由轉讓，同時與(yu) 這一轉讓相應的收益得到有效保護，則產(chan) 權主體(ti) 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在產(chan) 權約束的範圍內(nei) 配置資源以獲取最大收益。因此，推進農(nong) 地流轉依賴於(yu) 農(nong) 戶對農(nong) 地產(chan) 權的穩定預期，賦予農(nong) 戶農(nong) 地流轉權，不僅(jin) 能夠深化產(chan) 權界定的表達，而且也能夠擴展農(nong) 民產(chan) 權實施的行為(wei) 能力。

　　製度變革的努力有效推進了農(nong) 地流轉。農(nong) 業(ye) 部數據顯示，全國農(nong) 地流轉率已從(cong) 2006年的4.6%上升至2016年的35.1%。但是，農(nong) 地流轉的產(chan) 權實施效果並不令人滿意。因為(wei) 已經發生的流轉大多呈現為(wei) 農(nong) 戶之間的自發交易，並表現出明顯的小規模、非契約化與(yu) 短期化的非市場特征。本課題組2015年初對全國9省區2704個(ge) 農(nong) 戶的抽樣問卷調查表明，高達71.37%的農(nong) 地流轉發生於(yu) 小農(nong) 之間，非書(shu) 麵的流轉合約在全部轉出樣本農(nong) 戶中的占比高達54.07%，流轉期限不確定的比例達到36.64%。更為(wei) 重要的是，農(nong) 地流轉率的提升並沒有誘導土地分散化的經營格局發生根本性改觀。1996年，經營土地規模在10畝(mu) 以下的農(nong) 戶占家庭承包戶總數的76%，2015年的比重則高達85.74%;1996年經營規模在10-30畝(mu) 的農(nong) 戶占農(nong) 戶總數的20.20%，2015年則隻占10.32%(表1)。

　　表1 農(nong) 戶經營耕地規模的分布情況

　　注：1996年數據為(wei) 全國農(nong) 村固定觀察點農(nong) 戶調查數據;2011年、2015年數據來源於(yu) 農(nong) 業(ye) 部經管司編：《全國農(nong) 村經營管理資料》(2011，2015)

　　(三)農(nong) 地確權及其努力績效

　　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為(wei) 零的前提下，產(chan) 權界定並不重要;一旦交易成本大於(yu) 零，產(chan) 權就是重要的;如果產(chan) 權初始界定導致較高的交易成本，就應該重新界定產(chan) 權(Coase，1960)。重視產(chan) 權界定的科斯範式，受到了科斯追隨者的廣泛認同。Alchian(1965)就曾經指出，所有定價(jia) 問題都是產(chan) 權問題。價(jia) 格如何決(jue) 定的問題，就成了產(chan) 權如何界定、交換以及以何種條件交換的問題。一個(ge) 不減弱的產(chan) 權能夠獲得較高的價(jia) 值評價(jia) ，能夠有效生成價(jia) 格並促進其交易。正如Barzel(1997)所說，任何對產(chan) 權施加的約束，都會(hui) 導致產(chan) 權的“稀釋”。由此表達的核心思想是，強化產(chan) 權賦權，增強產(chan) 權的明晰與(yu) 穩定性，市場將能夠自動解決(jue) 交易問題(羅必良，2017)。

　　理論的支持與(yu) 前期農(nong) 地流轉率不斷提升激勵政府再次啟動強化土地賦權的改革。從(cong) 1989年國家土地管理局頒發《關(guan) 於(yu) 確定土地權屬問題的若幹意見》，到2011年農(nong) 業(ye) 部等6部門聯合發布《關(guan) 於(yu) 開展農(nong) 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試點工作的意見》，土地確權成為(wei) 各級政府重要的工作內(nei) 容。

　　新一輪農(nong) 地確權最初始於(yu) 2009—2011年的試點，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提出用5年時間在全國基本完成農(nong) 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農(nong) 地確權有兩(liang) 個(ge) 顯著特點：一是強調“生不增、死不減”的集體(ti) 成員權的身份固化，二是強調承包權“四至”即空間邊界明晰。其核心功能在於(yu) ：一方麵通過排他性約束，減少不確定性，誘導農(nong) 民的長期投資與(yu) 生產(chan) 行為(wei) ;另一方麵優(you) 化資源配置，進一步促進農(nong) 地流轉以改善規模經濟性。

　　然而，至少就目前來看，農(nong) 地產(chan) 權賦權及確權政策，尚未能夠獲得農(nong) 戶在土地流轉方麵的積極響應。利用本課題組9省區調查獲得的2704個(ge) 有效農(nong) 戶樣本中，有關(guan) 農(nong) 地確權問題的有效樣本為(wei) 2177個(ge) 。分析結果表明，農(nong) 地確權並未明顯促進土地流轉(表2)。

　　從(cong) 表2可以觀察到：(1)在農(nong) 地的實際轉出中，與(yu) 未確權農(nong) 戶相比，已確權農(nong) 戶的參與(yu) 率並無明顯差異，但轉出農(nong) 地的麵積比例卻大幅減少，租金水平更高(提高32.20%)，流轉期限則具有明顯的短期化趨勢;(2)從(cong) 農(nong) 地轉出的意願來看，與(yu) 未確權農(nong) 戶相比，確權農(nong) 戶的參與(yu) 流轉意願並未明顯提高，流轉的意願期限也並未顯著延長，但其期望租金卻大幅增加(提高41.46%)，並顯著提高了農(nong) 地流轉的門檻。可見，產(chan) 權界定並不必然誘導產(chan) 權交易。農(nong) 地確權在改善農(nong) 戶產(chan) 權排他性的同時，並不能獲得農(nong) 戶在農(nong) 地流轉方麵的一致性行為(wei) 響應。顯然，現行政策及相應的理論主張，誇大了農(nong) 地流轉的可能性及規模經濟性。

　　表2 土地確權狀況與(yu) 農(nong) 戶農(nong) 地轉出行為(wei) 及意願的比較

　　注：*、**、***分別為(wei) 0.1、0.05、0.01水平上有顯著差異(雙側(ce) );意願程度是樣本農(nong) 戶按照1～5分對其參與(yu) 流轉的意願強度賦值(1分為(wei) “很不同意”， 5分為(wei) “很同意”)

　　四、認識的誤區：過於(yu) 關(guan) 注產(chan) 權界定

　　明晰的賦權是重要的，但產(chan) 權主體(ti) 是否具有行使其產(chan) 權的行為(wei) 能力同樣是重要的。然而，從(cong) “大包幹”開始一直延續到新一輪的農(nong) 地確權，政策努力則集中於(yu) 農(nong) 地產(chan) 權的界定及其穩定性安排。在私權體(ti) 製下，關(guan) 於(yu) 所有權的定義(yi) 及權利內(nei) 涵都不會(hui) 造成困擾，因為(wei) 所有者就是土地所有權利的持有者和處置者(劉守英、路乾，2017)。中國的地權結構是所有權與(yu) 使用權的分離，法律在保持土地集體(ti) 所有權的前提下，應該更多注重於(yu) 賦予使用權以實際經濟含義(yi) 的可操作權利。過於(yu) 關(guan) 注農(nong) 地產(chan) 權的法律界定及其強化，並不一定能夠獲得產(chan) 權實施的預期效果，甚至可能因其加劇的稟賦效應而形成抑製作用。

　　(一)稟賦效應：一個(ge) 分析維度

　　賦予土地一種情感的和神秘的價(jia) 值是農(nong) 民所特有的態度(熊彼特，1939)，因此農(nong) 民對土地往往存在一種“價(jia) 值幻覺”，總認為(wei) 自己土地的價(jia) 值要比別人土地的價(jia) 值高。Thaler(1980)由此提出了“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並將其定義(yi) 為(wei) ：與(yu) 得到某物品所願意支付的金錢(willingness to pay，WTP)相比，個(ge) 體(ti) 出讓該物品所要求得到的金錢(willingness to accept，WTA)通常更多。即指一旦某物品為(wei) 其擁有，人們(men) 傾(qing) 向給予它更高的價(jia) 值評價(jia) 。Radin(1982)進一步強調，若一項財物損失所造成的痛苦不能通過其他替代物得到減輕，那麽(me) 該財物就與(yu) 其持有者的人格密切相關(guan) 。進而，她將財產(chan) 分為(wei) 人格化財產(chan) 和可替代財物。這意味著，同一產(chan) 權主體(ti) 對不同產(chan) 權客體(ti) 的價(jia) 值評價(jia) 是不一樣的，人格化財產(chan) 相比於(yu) 可替代財物，具有更為(wei) 強烈的稟賦效應。

　　相比於(yu) 為(wei) 了出售而持有的物品(如儲(chu) 藏的穀物)，農(nong) 地產(chan) 權表現出強烈的人格化財產(chan) 特性。第一，從(cong) 賦權角度來說，農(nong) 戶持有的承包地是憑借其集體(ti) 成員權而被賦予的，因而有著強烈的天賦性、身份性及其“人格化財產(chan) ”特性;第二，經營權依附於(yu) 承包權，因而經營權流轉隻有得到承包農(nong) 戶的同意才能實施，農(nong) 戶對其承包地具有“產(chan) 權身份壟斷”的特性;第三，農(nong) 地確權必然地對象化到每塊具體(ti) 的土地上，農(nong) 地流轉也就必然地表現為(wei) 具體(ti) 宗地經營權的讓渡，農(nong) 戶對其所承包地塊就天然地具有“產(chan) 權地理壟斷”的特性。由此可以判斷：提升可替代財產(chan) 的產(chan) 權強度，可能促進市場化交易;強化人格化財產(chan) 的產(chan) 權強度，則可能抑製市場化交易。

　　進一步利用2704個(ge) 樣本農(nong) 戶參與(yu) 農(nong) 地流轉的意願價(jia) 格，測算稟賦效應(表3)。結果表明：(1)無論何種情形，農(nong) 戶對農(nong) 地的稟賦效應(WTA/WTP)均高於(yu) 1，表明農(nong) 戶在農(nong) 地流轉中高估其擁有的經營權的價(jia) 值，是普遍現象;(2)確權農(nong) 戶的稟賦效應明顯高於(yu) 未確權農(nong) 戶，驗證了保護農(nong) 民土地權益與(yu) 農(nong) 地流轉抑製之間的悖論;(3)農(nong) 地產(chan) 權的人格化及其壟斷性，使農(nong) 戶普遍關(guan) 注農(nong) 地流轉中的在位控製問題。

　　可見，農(nong) 地確權強化了農(nong) 民對土地的稟賦效應，不僅(jin) 未能有效促進農(nong) 地流轉，反而加劇了農(nong) 地流轉的抑製程度。可以判斷，土地流轉市場不是單純的要素流動市場，農(nong) 地的人格化財產(chan) 交易也不同於(yu) 一般的產(chan) 權交易。農(nong) 地流轉有著特殊的市場邏輯。

　　(二)強化地權與(yu) 農(nong) 地流轉：計量分析

　　根據前文，可以將中國農(nong) 地經營製度改革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一是以“還權賦權”的方式放鬆產(chan) 權管製。其中，通過“還權”賦予農(nong) 戶以獨立經營權以及穩定的土地承包關(guan) 係;通過“賦權”及其維護允許農(nong) 戶在自願、有償(chang) 的前提下依法進行承包經營權流轉。二是以“確權強能”的方式強化農(nong) 民的財產(chan) 權利。其中，通過“確權”全麵落實承包地塊、麵積、合同、證書(shu) “四到戶”，由此給農(nong) 民“確實權、頒鐵證”(韓長賦，2015)，建立更具排他性的農(nong) 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通過“強能”穩定土地承包關(guan) 係並保持長久不變，賦予農(nong) 民更加充分且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強化農(nong) 戶對農(nong) 地經營權的物權保護、處置、抵押擔保、自主流轉等產(chan) 權實施的行為(wei) 能力。兩(liang) 個(ge) 階段以2009年啟動農(nong) 地確權試點為(wei) 時間分界點。根據農(nong) 業(ye) 部經管司於(yu) 2006年開始發布的《全國農(nong) 村經營管理統計資料》，可以發現中國的農(nong) 地流轉率也存在明顯的與(yu) 之相對應的階段性特征。其中，2006—2009年中國農(nong) 地流轉的年均增長率為(wei) 38.88%，2010—2016年則下降至16.64%。農(nong) 地流轉增速的放緩，恰逢新一輪農(nong) 土確權工作的全麵推進期。由此引發的問題是：“確權強能”為(wei) 什麽(me) 沒有能夠進一步加快農(nong) 地流轉?為(wei) 此，我們(men) 做進一步的計量分析。

　　表3 農(nong) 民稟賦效應的測算結果

　　注：*、**、***分別為(wei) 0.1、0.05、0.01水平上有顯著差異(雙側(ce) );農(nong) 戶人均耕地麵積、農(nong) 地質量以及地塊數，均以均值作為(wei) 分組標準;在位控製權指農(nong) 戶是否關(guan) 注或在意農(nong) 地轉出後如何被使用。問卷采用“比較關(guan) 注、一般、不太關(guan) 注”的三級評價(jia) 。其T值檢驗，“比較關(guan) 注”與(yu) “不太關(guan) 注”均是相對“一般”而言的;由於(yu) 部分農(nong) 戶未能回答所有問項，因此每個(ge) 觀察項的樣本量加總並不總是為(wei) 2704個(ge)

　　1.數據來源。

　　主要來源於(yu) 農(nong) 業(ye) 部經管司2006年開始發布的《全國農(nong) 村經營管理統計資料》(2006—2016)以及相應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

　　2.變量選擇。

　　一是因變量。因變量為(wei) 農(nong) 地流轉率，采用當年農(nong) 戶承包地流轉總麵積與(yu) 占當年農(nong) 村承包地總麵積的比值來刻畫。

　　二是自變量。其中，“還權賦權”變量采用政府推進農(nong) 地流轉的力度進行表征，通過2006—2016年曆年各省共330份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有關(guan) 闡述，來捕捉地方政府加快農(nong) 地流轉的政策努力。“確權強能”的變量則采用兩(liang) 種方式進行刻畫：第一，選取各省曆年的土地承包合同發放份數刻畫農(nong) 地產(chan) 權穩定性;第二，鑒於(yu) 農(nong) 業(ye) 部從(cong) 2009年以村為(wei) 單位開始土地確權試點工作，故該階段可賦值0.2，2009年之前則賦值0;2011—2013年在數百縣開展試點，故該階段可賦值0.5;2014年決(jue) 定在全國全麵鋪開，故可賦值1。

　　三是其餘(yu) 控製變量。包括戶均承包地規模、第一產(chan) 業(ye) 產(chan) 值占比、農(nong) 機總動力、非農(nong) 勞動力占比等變量。另外，為(wei) 了控製農(nong) 地流轉的時間趨勢和區域特征，識別了時間趨勢變量和省份虛擬變量。具體(ti) 變量定義(yi) 與(yu) 說明如表4所示。

　　表4 變量定義(yi) 與(yu) 描述

　　3.模型選擇與(yu) 說明。

　　為(wei) 探究強化地權對農(nong) 地流轉的影響機製，引入“還權賦權”和“確權強能”變量的獨立估計模型。基本表達式如下：

　　其中，transferrateit表示i省t期農(nong) 地流轉率;Tit-1表示i省t-1期的“還權賦權”或“確權強能”程度。需要指出的是，由於(yu) “政府推進力度”變量是采用各省政府工作報告刻畫的，這類文件均是在當年年初或上一年年末發布實施，是當年農(nong) 地流轉的嚴(yan) 格前定變量。其餘(yu) 變量均以滯後一期形式引入模型，Dmit-1表示各省的第一產(chan) 業(ye) 產(chan) 值占比、戶均承包地規模、農(nong) 機總動力、農(nong) 地流轉合同等變量的滯後一期。a0為(wei) 常數項，a1和a2m為(wei) 待估計係數。uit表示個(ge) 體(ti) 異質性的截距項，εit為(wei) 隨個(ge) 體(ti) 與(yu) 時間而改變的擾動項，且與(yu) uit不相關(guan) 。

　　4.實證結果與(yu) 分析。

　　表5中，估計1報告了“還權賦權”影響農(nong) 地流轉率的模型估計結果。它表明，在控製了農(nong) 地流轉的自發趨勢後，政府的政策努力確實在放鬆管製與(yu) 促進農(nong) 地流轉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估計2和估計3表明，土地承包合同尤其是農(nong) 地確權，未能有效促進農(nong) 地流轉率的提升。農(nong) 地流轉的階段性與(yu) 農(nong) 地製度變革的階段性的確具有時間的對應性。

　　基於(yu) 實證結果可以推測，中國農(nong) 地的產(chan) 權管製在“還權賦權”階段得到了較大程度的放鬆，農(nong) 地流轉已經接近製度環境下的極限，試圖通過新階段的“確權強能”來進一步推動農(nong) 地流轉，並不能達到預期效果。第一，2009年之前對農(nong) 地流轉管製放鬆與(yu) 各類法律法規的強化，使得“還權賦權”已經將產(chan) 權公共域中的租值基本內(nei) 部化，進一步擴大農(nong) 地流轉的潛在收益空間有限;第二，“確權強能”階段更側(ce) 重於(yu) 提高農(nong) 戶地權的排他性和功能性，包括延長農(nong) 地承包期、強化經營權、賦予抵押、擔保權能等，而不僅(jin) 限於(yu) 農(nong) 地流轉，因而對強化農(nong) 地流轉權的邊際效果不大;第三，農(nong) 地對於(yu) 農(nong) 民是一種不可替代的人格化財產(chan) ，而“賦權強能”所決(jue) 定的排他性增強，將進一步由賦權的身份化(成員權)、確權的法律化(地塊、麵積、合同、證書(shu) 的“四到戶”)、持有的長久化(長久承包權)而增強其“人格化財產(chan) ”特征，由此誘發的稟賦效應將加劇對農(nong) 地流轉的抑製。因此，從(cong) 通過農(nong) 地流轉來改善農(nong) 業(ye) 規模經濟性的角度來說，產(chan) 權界定及強化地權並不能取得一勞永逸的效果。

　　表5 “還權賦權”與(yu) “確權強能”對農(nong) 地流轉率的影響

　　注：***、**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顯著;括號內(nei) 為(wei) 標準誤

　　(三)反思科斯定理：交易製度問題

　　在中國情景下，農(nong) 地承包經營權賦予農(nong) 戶家庭，盡管能夠大大超越公社體(ti) 製的生產(chan) 性激勵，但卻不能化解稟賦效應及其產(chan) 權交易所包含的高昂交易成本。應該說，科斯範式，即產(chan) 權界定及其生產(chan) 製度安排，並非是解決(jue) “現實問題”的唯一方式。

　　有必要進一步關(guan) 注科斯定理暗含的幾個(ge) 基本假定：第一，產(chan) 權主體(ti) 和產(chan) 權客體(ti) 具有良好的可分性。該定理排除了人格化產(chan) 權交易的情景，未能顧及人格化財產(chan) 的不可分性問題。第二，產(chan) 權主體(ti) 對其擁有的產(chan) 權客體(ti) 是“冷酷無情”的。一方麵，產(chan) 權主體(ti) 對物品(或產(chan) 權屬性)潛在價(jia) 值的發現僅(jin) 僅(jin) 依據其排他能力與(yu) 處置能力所決(jue) 定的產(chan) 權租金;另一方麵，產(chan) 權主體(ti) 隻對物品市場價(jia) 格做出反應(持有或買(mai) 賣)。該定理沒有考慮到“人—物”、“人—人”的相互關(guan) 係、稟賦效應及其交易性質問題。第三，產(chan) 權是重要的，產(chan) 權的重新界定有可能實現潛在的利益，但忽視了產(chan) 權固化且不可調整的情形。如我國新一輪農(nong) 地確權按照地塊“四至”所形成的空間產(chan) 權固化與(yu) “生不增、死不減”原則所導致的身份產(chan) 權固化。

　　需要指出的是，稟賦效應理論關(guan) 注於(yu) 交易過程中的“人—物”關(guan) 係，忽視了不同交易主體(ti) 之間“人—人”的情景差異。事實上，同一個(ge) 產(chan) 權主體(ti) 所擁有的物品，麵對不同交易主體(ti) 時的稟賦效應亦有差異(見表6)。

　　表6 交易情景與(yu) 稟賦效應

　　根據表6，可以將交易情景分為(wei) 四種類型。在新古典經濟學傳(chuan) 統中，關(guan) 於(yu) 市場性質及其機理的研究，大多是圍繞“純市場交易”情景展開的(5)。即使是現代產(chan) 權理論，亦忽視了人格化財產(chan) 的交易性質問題。應該說，無論是對交易主體(ti) 來說，還是對交易客體(ti) 而言，並不存在一個(ge) 統一的同質化市場。顯然，農(nong) 地作為(wei) 人格化財產(chan) 以及農(nong) 戶對農(nong) 地的在位控製權偏好，相對易於(yu) 在“熟人”之間進行交易;而在“非熟人”之間，因較高的稟賦效應，其交易會(hui) 受到抑製。所以，關(guan) 注中國情景下的農(nong) 地產(chan) 權實施及其流轉，有兩(liang) 個(ge) 非常重要的意義(yi) ：一是能夠發現與(yu) 科斯定理強調產(chan) 權界定不一樣的市場邏輯;二是能夠發現人格化財產(chan) 的特殊交易性質。因此，有必要尋找人格化財產(chan) 的產(chan) 權交易製度及路徑。

　　五、產(chan) 權實施與(yu) 組織創新：未來變革的方向

　　過於(yu) 關(guan) 注產(chan) 權界定及其製度安排，並不僅(jin) 僅(jin) 是受到科斯範式的影響，事實上更是表達了對小規模分散經營格局低效率的擔憂與(yu) 對農(nong) 業(ye) 規模經營的向往。無論是還權賦權，還是確權強能，核心的目標都在於(yu) 促進農(nong) 地流轉以加快農(nong) 業(ye) 規模經營與(yu) 農(nong) 業(ye) 經營方式的轉型。

　　(一)農(nong) 地流轉與(yu) 土地規模經營：產(chan) 權實施的難境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依賴於(yu) 土地，但是土地生產(chan) 率的高低並不單一地由土地本身決(jue) 定，而是由土地質量、種子種苗、栽培技術、植保以及灌溉條件等多種要素表達的生產(chan) 函數決(jue) 定。不同特性資源的相互配置，無疑會(hui) 決(jue) 定經營組織形式。比如，幹旱地區的土地產(chan) 出率，可能首先不是由土地質量決(jue) 定，而是更多地依賴於(yu) 灌溉條件。第一，如果灌溉具有可分性(如農(nong) 戶各自在自己的承包地裏打井)，並不會(hui) 產(chan) 生特別的土地規模要求。但卻會(hui) 導致更加稀缺的水資源的浪費;第二，如果灌溉設施不具有可分性，就會(hui) 對農(nong) 戶的土地經營規模提出新的要求。由此而言，幹旱地區選擇家庭分散經營並不一定是最適宜的經營方式;第三，如果存在良好的公共灌溉服務(中間性產(chan) 品)，那麽(me) 家庭經營規模就轉換為(wei) 灌溉的服務規模問題。

　　即使不考慮要素配置，僅(jin) 僅(jin) 就土地的性質而言，推進規模經營也將是困難重重：第一，農(nong) 業(ye) 土地及其經營的立地條件，決(jue) 定了地理上的不可移動性，農(nong) 地的流轉及其相對集中麵臨(lin) 技術約束;第二，農(nong) 地的流轉隻能是經營權的流轉，而規模的形成依賴於(yu) 多個(ge) 不同的農(nong) 戶，麵臨(lin) 租賃成本、締約及其監督執行等交易費用的限製;第三，規模經濟是成本與(yu) 收益的對比，而成本與(yu) 收益高低對於(yu) 不同的農(nong) 戶或者行為(wei) 主體(ti) 來說是不同的，因為(wei) 行為(wei) 能力的不同，使得適度規模並不具有一致性與(yu) 同質性;第四，農(nong) 地流轉市場不是單純的要素流動市場，其稟賦效應與(yu) 人格化交易性質，使得農(nong) 地流轉有著特殊的市場邏輯。Hayami等(1993)曾經抱怨說，農(nong) 業(ye) 經濟學文獻嚴(yan) 重忽視了對土地市場的分析。同樣，已有文獻忽視了中國情景下農(nong) 地資源特性所包含的產(chan) 權含義(yi) ，同時也誇大了農(nong) 地規模擴大所隱含的經濟性。

　　因此，推進農(nong) 業(ye) 規模化經營，不能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農(nong) 地產(chan) 權層麵的製度安排，更要探索產(chan) 權實施層麵的經營方式轉型。

　　(二)人格化財產(chan) 與(yu) 交易裝置：“科斯定理”拓展

　　產(chan) 權界定並不能決(jue) 定產(chan) 權實施。不僅(jin) 如此，產(chan) 權實施尤其是產(chan) 權交易，不僅(jin) 依賴於(yu) 產(chan) 權客體(ti) 特性，還依賴於(yu) 產(chan) 權主體(ti) 和產(chan) 權客體(ti) 的可分離程度。現實的難題就在於(yu) ，如何改善“不可分性”的產(chan) 權配置效率，如何盤活農(nong) 地經營權尤其是促進人格化財產(chan) 的有效實施?(6)

　　規模經濟的本質是分工經濟。因此，改善人格化產(chan) 權的交易效率，我們(men) 需要借鑒科斯範式，並由此將科斯定理從(cong) 生產(chan) 的製度結構拓展到交易的製度結構。如前所述，科斯定理的核心思想是，由於(yu) 市場存在交易成本，而產(chan) 權界定可以節省交易成本，但不同的產(chan) 權界定隱含的交易成本是不同的，因此應該尋求交易成本相對較低的產(chan) 權製度安排來改善總的福利效果。鑒於(yu) 新一輪農(nong) 地確權不再存在產(chan) 權重新界定與(yu) 調整的空間，我們(men) 將科斯的思想範式進一步拓展到產(chan) 權交易——可稱之為(wei) “擴展的科斯定理”：由於(yu) 存在交易成本，如果不能通過產(chan) 權的重新調整來改善效率，且不同的交易方式隱含的交易成本是不同的，那麽(me) 就應該尋求恰當的產(chan) 權交易裝置進行匹配來改善總的福利效果。

　　龐巴維克(Bohm-Bawerk，1889)最早提出“迂回生產(chan) ”概念，並由Young(1928)發展為(wei) 報酬遞增的重要解釋機製。迂回生產(chan) 是相對直接生產(chan) 而言的，它是指為(wei) 了生產(chan) 某種最終產(chan) 品，先生產(chan) 某種中間產(chan) 品，然後通過使用中間產(chan) 品再去生產(chan) 最終產(chan) 品時，生產(chan) 效率會(hui) 得到提高。與(yu) 之相對應，也可以使用“迂回交易”(Roundabout Transaction)概念。但是，“交易裝置”(Transaction Configuration)的概念要比“迂回交易”的內(nei) 容更為(wei) 廣泛，它包含三重含義(yi) ：(1)通過B交易來改善A交易，即迂回交易;(2)由於(yu) A交易的交易成本過高，可以選擇B交易進行替代，即替代交易;(3)A交易難以獨立運行，通過B交易的匹配，能夠改善交易效率，即匹配交易。

　　產(chan) 權細分與(yu) 交易方式是保障交易裝置有效匹配的兩(liang) 個(ge) 重要方麵：

　　第一，產(chan) 權細分及其交易空間的擴展尤為(wei) 重要。在很多情形下，一個(ge) 物品或者一類財產(chan) ，進行整體(ti) 的產(chan) 權交易可能是困難的。幸運的是，物品或財產(chan) 的價(jia) 值屬性並非單一，而是多維的。如果存在產(chan) 權細分的可能性，那麽(me) 就能夠拓展交易空間。這類贏利機會(hui) 顯然能夠被企業(ye) 家發現。科斯等人將產(chan) 權明晰作為(wei) 市場交易(解決(jue) 外部性)的前提，卻忽視了企業(ye) 家才能及作用機製(7)。事實上，從(cong) 土地承包經營權分離出的經營權，還可做進一步的產(chan) 權細分。一方麵，農(nong) 地經營權並不是一個(ge) 單一的權利，而是可以表達為(wei) 對經營權的主體(ti) 選擇、權利範圍以及享益權分配等各種權利(權利束)的進一步細化，於(yu) 是經營權的細分及其產(chan) 權實施就可以有不同的類型與(yu) 形式;另一方麵，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環節與(yu) 農(nong) 事活動的多樣性，同樣可以有不同的產(chan) 權交易及其主體(ti) 進入，農(nong) 業(ye) 的分工活動安排也可以多種多樣。最具製度潛力的是，經營權的細分有利於(yu) 形成多樣化的委托代理市場，農(nong) 事活動的分工有利於(yu) 發育外包服務市場，由此擴展產(chan) 權交易裝置的選擇空間。

　　第二，交易效率與(yu) 分工格局緊密相關(guan) ：(1)如果土地交易效率改進得比勞務交易效率快，農(nong) 場會(hui) 通過規模擴張來改善內(nei) 部分工(專(zhuan) 業(ye) 種類增加)，由此走向土地規模經營;(2)如果勞務(服務)交易效率改進得比土地交易效率快，分工通過服務市場在農(nong) 場之外發展，農(nong) 場外提供專(zhuan) 業(ye) 服務的種類增加，農(nong) 場土地規模可以不變，但其生產(chan) 經營種類減少，效率卻上升。隨著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化服務市場的發育，農(nong) 業(ye) 中的服務交易效率無疑會(hui) 高於(yu) 土地經營權的交易效率，因此，農(nong) 業(ye) 能夠以服務規模經營替代土地規模經營，農(nong) 戶則通過卷入分工分享外部規模經濟性與(yu) 分工經濟。

　　可見，新的交易裝置是在尊重農(nong) 民土地人格化財產(chan) 特征前提下盤活農(nong) 地經營權，改善農(nong) 業(ye) 的規模經濟性與(yu) 分工經濟性。這實際上意味著產(chan) 權細分與(yu) 分工深化的組織創新。分工活動的顯著特征是專(zhuan) 業(ye) 化、大規模生產(chan) 以及組織化交易(羅必良，2018)。

　　(三)組織創新及其演化邏輯

　　為(wei) 便於(yu) 分析，我們(men) 將農(nong) 戶家庭經營或家庭農(nong) 場視為(wei) 一個(ge) “企業(ye) ”。康芒斯(2009)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理解企業(ye) 的本質，一是從(cong) “人—物”關(guan) 係出發，認為(wei) 企業(ye) 是利用資源的協同效應，從(cong) 而將分散資源集結並向市場提供產(chan) 品和服務，著重體(ti) 現為(wei) 生產(chan) 決(jue) 策屬性;二是從(cong) “人—人”關(guan) 係出發，認為(wei) 企業(ye) 是利用“權威”代替市場價(jia) 格機製，對企業(ye) 內(nei) 各要素的所有者進行協調，即具有交易選擇屬性。為(wei) 此，可以將農(nong) 戶的經營能力細分為(wei) 生產(chan) 經營能力與(yu) 交易經營能力兩(liang) 個(ge) 層麵，前者傾(qing) 向於(yu) 擴大農(nong) 地經營規模(內(nei) 部一體(ti) 化，表現為(wei) 土地要素的聚合)，後者傾(qing) 向於(yu) 參與(yu) 社會(hui) 化分工或生產(chan) 性服務外包(外部市場化，表現為(wei) 中間性服務產(chan) 品的交易)。

　　假定農(nong) 戶是異質的。那麽(me) ，在開放條件下農(nong) 戶分化與(yu) 組織創新所形成的演化邏輯是：

　　第一，在家庭承包製度背景下，農(nong) 地規模經營必然依賴於(yu) 農(nong) 地經營權的流轉。對於(yu) 農(nong) 戶而言，隻有那些具有比較生產(chan) 經營能力優(you) 勢的農(nong) 戶，才可能走向農(nong) 地的規模經營。顯然，農(nong) 戶生產(chan) 經營能力的差異及其分化，是農(nong) 地流轉及規模經營的前提條件。

　　第二，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經營包含生產(chan) 決(jue) 策及多種農(nong) 事活動。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如果所有的農(nong) 事活動均由一個(ge) 家庭經營主體(ti) 獨自處理，那麽(me) 現場處理的複雜性及其多樣性，必定超出農(nong) 戶的行為(wei) 能力。從(cong) 短期來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季節性決(jue) 定著農(nong) 業(ye) 用工旺季與(yu) 淡季的交替，勢必引發時間上過剩與(yu) 不足的結構性矛盾;從(cong) 中長期來說，家庭人口與(yu) 勞動力的變化，也必然導致農(nong) 戶經營過程中勞動力需求與(yu) 供給總量上的結構性問題。因此，隨著農(nong) 地經營規模的擴大，結構性矛盾將內(nei) 生出農(nong) 戶的雇工經營與(yu) 農(nong) 業(ye) 勞動力要素市場的發育。這意味著專(zhuan) 業(ye) 化的勞動服務組織就有了生成的可能性。

　　第三，由於(yu) 農(nong) 業(ye) 的經營特性，與(yu) 農(nong) 地規模經營相匹配的勞動要素配置隱含著高昂的交易成本。一是農(nong) 業(ye) 勞動力非農(nong) 轉移引發的農(nong) 業(ye) 雇工成本不斷上升;二是農(nong) 業(ye) 季節性與(yu) 勞動用工的不平衡性，會(hui) 加劇農(nong) 業(ye) 雇工的不確定性與(yu) 風險成本;三是農(nong) 業(ye) 的生命節律特性，必然導致勞動質量的監督困難，內(nei) 生高昂的考核成本。因此，隨著農(nong) 地經營規模的擴大，通過采用機械替代勞動力以節省生產(chan) 成本和交易成本，勢必成為(wei) 農(nong) 戶改善要素匹配效率的恰當選擇。但對農(nong) 戶來說，作為(wei) 專(zhuan) 用性資產(chan) 的農(nong) 機投資卻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麵機械化作業(ye) 無疑會(hui) 要求土地經營規模的匹配，另一方麵有限的使用頻率必然導致投資效率的低下。因此，農(nong) 戶會(hui) 傾(qing) 向於(yu) 將投資門檻或資產(chan) 專(zhuan) 用性較高的生產(chan) 活動卷入分工體(ti) 係當中，即以迂回投資的方式通過購買(mai) 生產(chan) 性服務來替代直接投資，由此將家庭經營卷入社會(hui) 化分工並擴展其效率生存空間。因此，發育多樣化、專(zhuan) 業(ye) 化的生產(chan) 性服務組織，具有決(jue) 定性的行為(wei) 發生學意義(yi) 。

　　第四，農(nong) 戶小規模生產(chan) 與(yu) 地域分布的分散性，會(hui) 使得從(cong) 農(nong) 戶經營活動分離出來的生產(chan) 環節或工序，可能在時間連續性與(yu) 區域聚集性方麵，均難以滿足專(zhuan) 業(ye) 化外包服務的大規模生產(chan) 組織的要求。如果農(nong) 戶的服務需求有限，不可能誘導專(zhuan) 業(ye) 化的服務供給(市場容量約束分工)。隻有當多個(ge) 農(nong) 戶的服務外包需求達到一定規模時(連片種植與(yu) 生產(chan) 布局專(zhuan) 業(ye) 化)，具有交易經營能力優(you) 勢的主體(ti) 就可能成為(wei) 專(zhuan) 業(ye) 化服務經營主體(ti) (市場容量促進分工);當專(zhuan) 業(ye) 化服務具有比較成本優(you) 勢，則能夠誘導農(nong) 戶外包服務需求的擴大(分工反過來增進市場容量)。由此可以判斷，農(nong) 戶的生產(chan) 經營能力及其組織管理成本是農(nong) 戶土地經營規模的決(jue) 定因素，而農(nong) 戶及其他主體(ti) 的交易經營能力及其分工交易成本則是服務經營規模的決(jue) 定因素。事實上，任何發達國家的家庭農(nong) 場總是同一個(ge) 巨大而有效率的社會(hui) 化服務網絡密切聯係在一起(中國農(nong) 村發展問題研究組，1984)。由此，橫向分工的組織化(農(nong) 戶專(zhuan) 業(ye) 化與(yu) 區域連片化)、縱向分工的組織化(如代耕、代種、代收，甚至是職業(ye) 經理人的“代營”等各類迂回投資與(yu) 中間性服務)、服務交易的組織化(如構建生產(chan) 性服務交易平台以降低交易成本、構建迂回投資機製以規避農(nong) 戶投資門檻及風險、構建準入準出的競爭(zheng) 機製以保障服務價(jia) 格的有效生成與(yu) 質量甄別)，將成為(wei) 必然的趨勢。

　　可見，對於(yu) 農(nong) 業(ye) 而言，通過流轉土地以擴大農(nong) 地規模經營，或者通過購買(mai) 生產(chan) 性社會(hui) 服務的規模化供給，是兩(liang) 種相互關(guan) 聯的規模經營策略。但從(cong) 產(chan) 權實施的層麵來說，將小農(nong) 融入現代農(nong) 業(ye) 的發展軌道，將農(nong) 戶家庭經營活動卷入社會(hui) 化分工網絡而分享規模經濟與(yu) 分工經濟，意味著從(cong) 土地規模經營轉向服務規模經營是農(nong) 業(ye) 經營方式轉型發展的重要路徑。

　　從(cong) 產(chan) 權界定及其強化轉向產(chan) 權實施及其組織構造是必然的選擇。Coase(1937)指出，市場運行是要花費成本的，而市場與(yu) 企業(ye) 是兩(liang) 種可以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手段。企業(ye) 是一種巧妙的交易方式，它可以把一些交易成本極高的活動卷入分工，又可以避免對這類活動的直接定價(jia) 和直接交易。同樣，農(nong) 地經營權細分、迂回交易及其組織化，促進了農(nong) 業(ye) 分工深化，規避了稟賦效應對人格化財產(chan) 交易的約束以及直接交易所麵臨(lin) 的高昂成本。因此，降低產(chan) 權的實施成本，依賴於(yu) 與(yu) 經營權盤活相關(guan) 聯的生產(chan) 組織和交易組織的選擇與(yu) 匹配。其中，培育和造就生產(chan) 組織的企業(ye) 家、服務組織的企業(ye) 家、市場運作的企業(ye) 家，是尤為(wei) 重要的。

　　六、簡要的結論

　　總結全文，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與(yu) 啟示：

　　1.產(chan) 權經濟學區分了兩(liang) 個(ge) 重要的概念，一是產(chan) 權賦權，二是產(chan) 權實施。明晰的賦權是重要的，但產(chan) 權主體(ti) 是否具有行使其產(chan) 權的行為(wei) 能力同樣是重要的。回顧過去40年來的農(nong) 地經營製度變革，從(cong) 最初農(nong) 民對農(nong) 地產(chan) 權的爭(zheng) 權與(yu) 國家的還權，到後來穩定承包關(guan) 係與(yu) 廣泛開展的農(nong) 地確權，其基本的主線一直是圍繞產(chan) 權賦權來展開的，即從(cong) 產(chan) 權界定的層麵賦予農(nong) 民以承包土地的排他權並強化其穩定預期。

　　2.公社體(ti) 製的核心特征是所有權與(yu) 經營權的合一，表現出“集體(ti) 統一經營”的特點;家庭承包製的核心特征是承包權與(yu) 經營權的合一，表現出“家庭分散經營”的特點。盡管二者都具有“兩(liang) 權合一”的“經營”特性，但所有權與(yu) 承包經營權的分離，不僅(jin) 賦予了農(nong) 戶以獨立經營的主體(ti) 地位以及真實的財產(chan) 性權利，而且大大改善了產(chan) 權的排他性及其生產(chan) 性努力，有力地促進了農(nong) 業(ye) 效率的改善並誘致了廣泛的溢出效應。

　　3.由“均包製”引發的規模不經濟，使得農(nong) 地流轉及其規模經營成為(wei) 了政策努力的重要方向。但單純地推進土地的流轉集中與(yu) 規模經營，存在重大的政策缺陷。由土地的人格化財產(chan) 特性以及因產(chan) 權強化而加劇的稟賦效應，表明土地流轉市場並非一個(ge) 純粹的要素定價(jia) 市場，從(cong) 而有著特殊的市場邏輯。從(cong) 以農(nong) 地流轉來改善農(nong) 業(ye) 規模經濟性的角度來說，產(chan) 權界定及強化地權並不能取得一勞永逸的效果。

　　4.從(cong) 產(chan) 權界定轉向產(chan) 權實施及其組織構造有著最重要的理論與(yu) 政策含義(yi) 。交易裝置是改善產(chan) 權實施效率的重要機製。企業(ye) 是一種巧妙的交易機製，它可以把一些交易成本極高的活動卷入分工，又可以避免對這類活動的直接定價(jia) 和直接交易。同樣，農(nong) 地經營權細分和迂回交易促進了農(nong) 業(ye) 分工深化，規避了人格化財產(chan) 交易中產(chan) 生的稟賦效應對農(nong) 地流轉的約束以及直接交易所麵臨(lin) 的高昂成本。由此，降低產(chan) 權的實施成本，依賴於(yu) 有效的生產(chan) 組織和交易組織的選擇與(yu) 匹配。

　　5.在“三權分置”的製度背景下，從(cong) 農(nong) 地經營權流轉轉向農(nong) 地經營權的產(chan) 權細分與(yu) 盤活，通過分工深化擴展相關(guan) 要素市場及其配置空間，實現農(nong) 戶土地經營權交易、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性服務交易與(yu) 企業(ye) 家能力交易的對接與(yu) 匹配，進而促進農(nong) 業(ye) 家庭經營向多元化經營主體(ti) 以及多樣化、多形式的分工經濟與(yu) 新型農(nong) 業(ye) 經營體(ti) 係轉型，可能是進一步深化農(nong) 地經營製度改革的創新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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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典型情形是：(1)由於(yu) 法律界定有成本，會(hui) 導致資產(chan) 的一部分有價(jia) 值的屬性被置於(yu) 公共領域;(2)當所有權在法律上界定以後，考慮到可能的司法成本，所有者會(hui) 因其行為(wei) 能力不足而容忍一定程度的產(chan) 權模糊與(yu) 租值損耗(羅必良，2005)。

　　[2]毛澤東(dong) .做一個(ge) 完全的革命黨(dang) .1950.

　　[3]董國禮.中國土地產(chan) 權製度變遷：1949—1998.學導網，www.xuedao.net，2006-07-21.

　　[4]自1985年中央“1號文件”規定“任何單位都不得再向農(nong) 民下達指令性生產(chan) 計劃”後，農(nong) 戶越發擁有了較為(wei) 充足的自主經營決(jue) 策權。這意味著，農(nong) 民不僅(jin) 擁有了剩餘(yu) 索取權，而且擁有了剩餘(yu) 控製權。

　　[5]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斯(2015)亦對此持批評態度。他指出，很多經濟學家特別是理論經濟學家，往往是從(cong) 抽象的意義(yi) 上來談論市場和市場經濟，但卻忽視了對物品特性、交易特性及交易過程的研究。

　　[6]2014年和2016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均使用“放活經營權”的表述。顯然，“放活”是從(cong) 產(chan) 權管製放鬆角度而言的，“盤活”則更多是強調在產(chan) 權管製放鬆的前提下，強化產(chan) 權實施並拓展其效率空間

　　[7]這顯然是令人困惑且驚奇的。企業(ye) 家的“身影”在科斯的《企業(ye) 的性質》一文中無處不在，但在《社會(hui) 成本問題》中卻無影無蹤。

　　作者係華南農(nong) 業(ye) 大學國家農(nong) 業(ye) 製度與(yu) 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