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絕不是不要城鎮化，更不是把城鄉(xiang) 發展對立起來，而是要從(cong) 我國實際出發，把握好發展階段的脈搏，科學引領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xiang) 格局變化。像我國這樣一個(ge) 有著十三億(yi) 多人口的國家實現現代化，這在世界上還沒有先例，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從(cong) 我們(men) 自身已有的實踐來看，至少有三方麵的情況已經比較清晰。

　　第一，我國國情的最大特殊性在於(yu) 人口規模巨大，地區情況千差萬(wan) 別。從(cong) 理論角度看，根據錢學森的係統理論，人類社會(hui) 係統是一個(ge) 開放的特殊複雜的巨係統，中國尤其如是。巨係統具有層次性，子係統之間的關(guan) 係不僅(jin) 複雜，而且隨時間和情況有極大的易變性，係統的結構是不斷改變的。這說明，在開放的環境下，中國社會(hui) 這種複雜巨係統自身的運行特點所遵循的規律都有極大的特殊性，與(yu) 一般國家有著極大差別，解決(jue) 我國的特殊問題世界上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更不可能照搬照抄別國的做法。從(cong) 現實情況看，一個(ge) 國家的國土麵積和人口規模，往往對它的城鎮化道路和人口的城鄉(xiang) 分布產(chan) 生很大影響。我國民國時期的學者吳景超在1937年出版的《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shu) 中就分析到這個(ge) 問題。他把世界各國分為(wei) 四大類：一是人多地少，農(nong) 業(ye) 人口比重低，如西歐國家;二是人少地多，農(nong) 業(ye) 人口比重低，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ya) 等;三是人少地多，農(nong) 業(ye) 人口比重較高，如蘇聯;四是人多地少，但農(nong) 業(ye) 人口比重很高，如中國、印度及大多數亞(ya) 洲國家。他認為(wei) ，第四類國家要實行現代化，難度更大，非走自己獨特的道路不可。正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說，“將來即使城鎮化目標實現了，城鎮化率達到了70%，全國仍將有四五億(yi) 人生活在農(nong) 村”。如果城鄉(xiang) 之間的基礎設施建設差距過大，城鄉(xiang) 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過大，城鄉(xiang) 之間的公共服務差距過大，那惠及全體(ti) 人民的小康社會(hui) 和現代化國家就不可能建成。我國人多地少，農(nong) 業(ye) 人口比重很高，要實現現代化，難度很大，必須走自己獨特的道路。

　　第二，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農(nong) 村人口必然會(hui) 逐步減少，有些村莊會(hui) 因各種原因而逐漸消失，但這是一個(ge) “產(chan) 業(ye) 、人口、土地、社會(hui) 、農(nong) 村”五位一體(ti) 的互動過程，更是一個(ge) 漸進的曆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從(cong) 城鎮化的發展規律來看，一般會(hui) 經曆城市化、郊區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過程。我國的城鎮化過程相對比較特殊，1949年到1960年這段時間，城鎮化速度和進程比較正常，城鎮人口的比重從(cong) 10.64%提高到19.75%。但從(cong) 1961年開始出現了逆城鎮化，再往後由於(yu) 戶籍製度、糧票製度等一係列阻斷農(nong) 業(ye) 人口城鎮化措施的實行，我國的城鎮化率長期在17%左右徘徊，直到改革開放。如果按常住人口計算，我國城鎮化率從(cong) 1978年的17.92%以平均每年約1個(ge) 百分點的速度持續增長，2011年第一次超過50%，到2017年達到58.52%。需要注意的是，從(cong) 2011年到2016年，雖然按照常住人口統計的城鎮化率仍在不斷上升，但外出農(nong) 民工的增速卻已明顯放緩。這說明中國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的城鎮化進程遠比人們(men) 想象的要複雜。

　　第三，城鄉(xiang) 之間在經濟、社會(hui) 、文化、生態文明等各方麵都具有不同的功能，這些功能對國家整體(ti) 發展都必不可少，隻有形成城鄉(xiang) 之間不同功能的互補，才能使整個(ge) 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健康推進。因此不管城鎮化發展到什麽(me) 程度，鄉(xiang) 村都不可能被替代、被消滅。城市的功能主要是集聚人口、集聚產(chan) 業(ye) 、集聚資金、集聚技術，形成經濟發展的增長極，起到帶動一個(ge) 地區乃至國家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作用。鄉(xiang) 村的功能則是更多地為(wei) 城市提供生態屏障，為(wei) 社會(hui) 成員提供基本的農(nong) 產(chan) 品，保存國家和民族自己源遠流長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習(xi) 俗人文和曆史文化，具有文明傳(chuan) 承的功能。某種意義(yi) 上講，城市和鄉(xiang) 村是一個(ge) 命運共同體(ti) ，這兩(liang) 種功能都要存在，如果消滅其中任何一種功能，整個(ge) 經濟社會(hui) 就很難正常健康發展，從(cong) 這個(ge) 角度講，我們(men) 不可能隻建設發達的城市，而罔顧落後的農(nong) 村，那樣就不可能建成現代化的國家，更不要說城鄉(xiang) 居民都要同步邁入全麵小康社會(hui) ，所以國家不能讓鄉(xiang) 村衰敗。隨著人均GDP的快速增長，我國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的功能不但要保障十三億(yi) 多人口對農(nong) 產(chan) 品數量和質量的正常需求，滿足人們(men) 最基本的生存，還要進一步拓展其功能外延，表現在教育、文化傳(chuan) 承、環境保護、社會(hui) 保障、經濟緩衝(chong) 等方麵，承擔的任務更加複合而繁重。

　　在對城鎮化問題進行國際比較時，有三個(ge) 問題值得注意。第一，各國的城鎮化具有不同的形式，既有大集中、小分散的，如日本，東(dong) 京地區居住著超過全國1/4的人口;韓國的首爾地區居住著約占全國一半的人口。也有大分散、小集中的，如德國，總人口8400多萬(wan) ，全國有11個(ge) 都市圈，2065個(ge) 各類城市，但人口超百萬(wan) 的城市隻有3個(ge) ，柏林340萬(wan) 人，漢堡170萬(wan) 人，慕尼黑120萬(wan) 人，三大市合計人口隻占全國總人口的7.5%。第二，各國城鎮化的統計口徑各不相同。如按世界銀行的統計，2016年日本人口城鎮化率為(wei) 92%。但日本認為(wei) 這是按“市”的行政區域作的人口統計，而日本自身的統計中沒有“城鎮化率”這個(ge) 指標，它使用的是“人口密度”的指標，即每平方公裏人口密度達到4000人以上、集聚的總人口超過5000人則為(wei) “人口集聚區”。目前，日本全國居住在“人口集聚區”範圍內(nei) 的人口，約占70%。第三，在人口城鎮化率不斷提高的過程中，不少國家和地區都在關(guan) 注如何保持鄉(xiang) 村的活力。如韓國搞過“新村運動”，日本實施了“鄉(xiang) 村重建”計劃。所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2017年年底的中央農(nong) 村工作會(hui) 議上提出，我國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也是為(wei) 全球解決(jue) 鄉(xiang) 村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因此，實現鄉(xiang) 村振興(xing) 是由我國基本國情所決(jue) 定的必然要求。

　　(作者為(wei)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農(nong) 業(ye) 與(yu) 農(nong) 村委員會(hui) 主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