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ju) 世公認的偉(wei) 大成就。無論與(yu) 哪個(ge) 經濟體(ti) 相比，無論拿什麽(me) 尺度來衡量，這些成就都是輝煌的，值得大書(shu) 特書(shu) 。需要引起注意和思考的是，kaiyun官方地址開放成功個(ge) 案是否就證明：隻要進行改革開放就一定會(hui) 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從(cong) 世界曆史來看，不管是在過去400年裏還是在過去40年裏，很多國家、地區都進行過改革或開放，但事實上失敗的多、成功的少。

　　那種認為(wei) 隻要進行改革開放就必然會(hui) 帶來繁榮昌盛的觀點，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都缺乏依據

　　這裏隻以兩(liang) 個(ge) 時期為(wei) 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麵臨(lin) 西方列強強大的軍(jun) 事與(yu) 經濟擠壓，很多國家都曾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希望實現現代化。在埃及，19世紀中葉總督薩義(yi) 德開始進行土地、稅收、法律方麵的改革，他創辦了埃及銀行，興(xing) 建了第一條準軌鐵路。在奧斯曼帝國崩潰之前，它進行了將近一個(ge) 世紀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維王朝的締造者禮薩·汗曾仿效西方，對伊朗進行一係列改革，包括興(xing) 建伊朗縱貫鐵路，創辦德克蘭(lan) 大學、進行國會(hui) 改革等。在中國，清王朝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繼洋務運動與(yu) 戊戌變法後，又推出清末新政，改革涵蓋政治、經濟、軍(jun) 事、司法、文教等各個(ge) 領域。上述改革都沒有成功。隻有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力日漸強盛，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在過去40年，1980年土耳其宣布開始經濟改革。同樣在1980年，數個(ge) 東(dong) 歐國家已經開始進行經濟改革。在上世紀整個(ge) 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喀麥隆、岡(gang) 比亞(ya) 、加納、幾內(nei) 亞(ya) 、馬拉維、馬達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爾、坦桑尼亞(ya) 、紮伊爾)開始改革;印度也開始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亞(ya) 開始經濟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開始革新開放。1986年，戈爾巴喬(qiao) 夫開始“新思維”導向的全方位改革。上世紀80年代末，一批拉美與(yu) 加勒比地區國家開始結構改革。到1989年、1990年，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以及一些東(dong) 歐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紛紛改旗易幟，徹底按西方模式轉型。上述這些改革有的比較成功(如越南);有的經過多番試錯，才慢慢走上正軌(如印度);大多數失敗了，有些還敗得很慘，比如東(dong) 歐的某些國家。

　　由此可見，進行改革開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並不太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為(wei) ，隻要進行改革開放，就必然會(hui) 帶來繁榮昌盛。這種想法其實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都缺乏依據。僅(jin) 僅(jin) 有所謂的改革開放，未必能夠達到富國富民的目的。

　　除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外，還需要具備什麽(me) 樣的條件才能帶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飛躍

　　在我看來，改革開放要成功，必須具備兩(liang) 類前提。

　　第一類前提條件是堅實的基礎，包括政治基礎(獨立自主、國家統一、社會(hui) 穩定、消除“分利集團”)、社會(hui) 基礎(社會(hui) 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質基礎(水利設施、農(nong) 田基本建設、齊全完整的產(chan) 業(ye) 體(ti) 係)。過去4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wei) 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這種奠基的重要性，不管怎麽(me) 強調都不過分。

　　第二類前提條件是要有一個(ge) 有效政府，即具備基礎性國家能力的政府。因為(wei) 每一項改革都必然導致利益重組;越是激烈的改革，利益重組的廣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較大。要應付這種局麵，前提就是得有一個(ge) 有效政府，能夠掌控全局，調動各種各樣的方式來緩和、減輕隨利益重組而來的衝(chong) 擊，克服各種各樣的抵製和阻礙;這樣改革開放才能成功。換句話說，經濟實現增長，除了改革開放以外還需要一個(ge) 因素，就是具備基礎性國家能力的有效政府。所謂國家能力，就是國家將自己的意誌變為(wei) 行動、化為(wei) 現實的能力。每個(ge) 國家都有自己的意誌，即想辦成的事，但是要把意誌變為(wei) 行動、化為(wei) 現實絕非易事。我認為(wei) ，基礎性國家能力中以下七個(ge) 方麵至關(guan) 重要：強製能力，即國家要掌握暴力、壟斷使用暴力的權力;汲取能力，即國家要能夠從(cong) 社會(hui) 與(yu) 經濟中收取一部分資源，如財政稅收;濡化能力，即國家使得人民有共同的民族國家認同感，有內(nei) 化於(yu) 心的一套核心價(jia) 值;此外，還有認證能力，規管能力、統領能力、再分配能力等。

　　從(cong) 東(dong) 方與(yu) 西方的“大分流”看改革開放、國家能力與(yu) 經濟增長的關(guan) 係

　　改革開放、國家能力與(yu) 經濟增長是什麽(me) 關(guan) 係?從(cong) 東(dong) 方與(yu) 西方的“大分流”中也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東(dong) 西大分流”是指東(dong) 方與(yu) 西方在很長時間裏沒有什麽(me) 差別，但後來西方逐漸崛起，最後稱霸世界(有人稱之為(wei) “歐洲奇跡”)，而東(dong) 方卻一蹶不振，遠遠落到後麵。而發生在18世紀中葉的工業(ye) 革命就是分水嶺。在工業(ye) 革命之前，歐洲是否發生過其它一些什麽(me) 事情，而在東(dong) 方卻還沒有發生?這些事情也許與(yu) 工業(ye) 革命有關(guan) 聯，時間上的先後預示著邏輯上的因果。

　　在工業(ye) 革命(18世紀下半葉-19世紀)之前，歐洲已經發生了五件大事：軍(jun) 事革命(16-17世紀)、財政-軍(jun) 事國家的出現(17-18世紀)、大規模殖民主義(yi) (16-19世紀)、大規模奴隸貿易(16-19世紀)、稅收增長(17-20世紀)。這五件大事都反映國家能力的變化，而國家能力的增強很可能與(yu) 工業(ye) 革命的出現有關(guan) 。

　　我們(men) 先看一個(ge) 簡單的事實，在歐洲出現近現代國家(即具有一定的強製能力與(yu) 汲取能力的國家)之前，世界各個(ge) 地區的狀況差不太多：經濟長期停滯，幾乎沒有什麽(me) 增長。歐洲近現代國家開始出現以後(1500年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經濟增長開始提速。起初的增長提速並不明顯。不過，西歐那些國家的基礎性能力提高後，它們(men) 的經濟增速就逐漸加快了;二戰以後是歐洲資本主義(yi) 發展的黃金時期。而中國在整個(ge) 19世紀與(yu) 20世紀上半葉，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負數。兩(liang) 相對比，“大分流”的態勢十分清楚。

　　關(guan) 於(yu) 這一點，生活在那個(ge) 時代的思想家霍布斯看得很透徹。“在沒有一個(ge) 共同權力使大家懾服的時候，人們(men) 便處在所謂的戰爭(zheng) 狀態之下。這種戰爭(zheng) 是每一個(ge) 人對每個(ge) 人的戰爭(zheng) 。”“在這種狀況下，產(chan) 業(ye) 是無法存在的，因為(wei) 其成果不穩定……” 他的意思很明白：一個(ge) 有效國家是經濟發展與(yu) 社會(hui) 進步的必要條件。

　　亞(ya) 當·斯密生活的時代比霍布斯晚了一個(ge) 多世紀。流行的觀點認為(wei) ，亞(ya) 當·斯密隻強調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而強烈反對國家幹預。其實，這是對他極大的誤讀。如果認真仔細閱讀他的著作(如《國富論》第三篇與(yu) 《關(guan) 於(yu) 法律、警察、歲入及軍(jun) 備的演講》)就會(hui) 發現，暴力始終是其關(guan) 注的一個(ge) 重點。在他看來，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之所以經濟停滯，是因為(wei) 暴力盛行。換句話說，有效國家是斯密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前提;隻有在有效國家的保障下，市場才能運作;沒有一個(ge) 有效國家，市場主體(ti) 根本無法正常運作。

　　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大分流”的時點，或更具體(ti) 地說，英國工業(ye) 革命的時點恰好與(yu) 中西軍(jun) 事大分流的時點吻合。這絕不是因為(wei) 巧合，而是因為(wei) 軍(jun) 事革命造就了強製能力更加強大的現代國家，而具備強製能力的現代國家為(wei) 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那麽(me) ，強製能力具體(ti) 如何影響經濟發展呢?從(cong) 歐洲的曆史看，其作用表現在對內(nei) 、對外兩(liang) 方麵。對內(nei) ，強製能力可以為(wei) 當時的“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創造一個(ge) 霍布斯、斯密期盼的和平內(nei) 部環境。對外，強製能力可以用來做三件事情：一是掠奪海外資源，其方式是殖民主義(yi) 與(yu) 奴隸貿易;二是打開海外市場;三是培養(yang) 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