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我國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小微企業(ye) 普惠性減稅、增值稅改革等措施相繼落地，減稅效應持續顯現，實施減稅降費正成為(wei) 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理論上看，減稅降費是一國在特定時期內(nei) ，為(wei) 實現既定調控目標，立足現行稅費結構框架，通過對具體(ti) 稅費要素的優(you) 化調整，調低納稅人特定稅費的負擔水平，簡化征管流程，提升征納效率，最終降低納稅人實際負擔的係統性政策操作。從(cong) 類型上看，減稅有普遍性減稅與(yu) 結構性減稅、實質性減稅與(yu) 名義(yi) 性減稅、製度性減稅與(yu) 權宜性減稅、周期性減稅與(yu) 競爭(zheng) 性減稅之分。在我國稅費結構中，企業(ye) 納稅人的稅費貢獻度長期高達90%以上，增值稅、所得稅、社會(hui) 保險費等構成我國現行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同時也是企業(ye) 主要的負擔來源。為(wei) 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度衝(chong) 擊，我國於(yu) 2008年、2015年、2016年先後作出“實行結構性減稅”“實行減稅政策”“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的決(jue) 策部署。總體(ti) 來看，政策操作以密集出台的差異化稅費優(you) 惠為(wei) 主抓手，呈現出相機權宜、周期調控的軌跡特征，但在政策效果上表現為(wei) “受益不均”的減負異質性，尤其是民營企業(ye) 、中小企業(ye) 以及製造業(ye) 、交通運輸業(ye) 等行業(ye) 納稅人獲得感不強，由此也表明政策操作在設計與(yu) 執行上仍存在進一步優(you) 化提升空間。

　　當前，中央提出要“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實質性降低納稅人實際負擔，不是單純對前期減稅降費政策的慣性延續和簡單加法，而是在複雜多變的國內(nei) 外經濟形勢下，立足高質量發展的鮮明訴求，以整體(ti) 性、普惠性、有效性為(wei) 原則，瞄準當前經濟運行的痛點、難點、盲點，以更高姿態、更大手筆、更大力度進行的係統性政策操作，以實現製度性減稅降費的規模突破、路徑突破與(yu) 效果突破。政策設計與(yu) 執行各方應群策群力，科學籌劃，務實操作，充分挖掘釋放新一輪減稅降費的多元政策實效。

　　一是通過對主要稅費負擔的大力度降減，形成對納稅人普惠性、實質性減負效應。我國前期減稅降費政策主要以數量龐雜、區別對待的增值稅和所得稅優(you) 惠為(wei) 主，社會(hui) 保險費減負也是通過費率微降的過渡性方式操作，總體(ti) 呈現為(wei) 對既定稅費體(ti) 係進行“規則內(nei) 選擇”的碎片化操作，一定程度上形成名義(yi) 上減稅降費條目林立但實際稅負“痛感”難消的悖論。當前，我國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以統一、普惠的頂層設計對稅費結構進行“規則間選擇”的整體(ti) 製度建設，瞄準增值稅、所得稅和社會(hui) 保險費等主要稅費種類，對小微企業(ye) 實施普惠性稅收減免，實質性降低增值稅標準稅率，統籌降低社會(hui) 保險綜合費率，可形成對所有企業(ye) 納稅人的大力度減負效應。

　　二是通過對各項稅費要素的係統性操作，形成稅製與(yu) 稅費體(ti) 係優(you) 化效應。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需要對稅基與(yu) 稅率、稅製與(yu) 征管、稅費結構進行協同聯動的係統性操作。通過深度清理增值稅、所得稅優(you) 惠築實寬稅基，大幅降減名義(yi) 稅率鋪就低稅負，可形成低負擔、寬稅基的優(you) 良稅費體(ti) 係;通過降低增值稅標準稅率，將13%、9%、6%三檔稅率簡並統一，縮減小規模納稅人比重，提升一般納稅人規模總量，可形成普遍征收、環環抵扣、單一稅率的現代增值稅製體(ti) 係;通過落實社會(hui) 保險費的稅務統一征收，加快推進基礎養(yang) 老金全國統籌，在全麵摸清社會(hui) 保險收支基數基礎上，精準降減社會(hui) 保險費率水平，推進社會(hui) 保險“費改稅”改革，可進一步優(you) 化我國稅費體(ti) 係與(yu) 稅製結構。

　　三是通過對稅費環境的製度性重構，形成高標準營商環境塑建效應。在當前錯綜複雜的國際經貿關(guan) 係格局下，打造法治化、高標準、低負擔的營商環境是高質量發展的內(nei) 在要求。其中，交易成本高低是衡量一國營商環境的重要標準。通過整體(ti) 推進現代稅費製度改革，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更有成效地降低各類製度性交易成本，實行更加簡約高效的增值稅發票管理製度，更加規範透明的社會(hui) 保險費、殘疾人就業(ye) 保障金、工會(hui) 經費收支體(ti) 係，更加便捷人性化的稅費征納體(ti) 係，打造寬稅基、低負擔、簡稅製、嚴(yan) 征管的法治化稅費環境，有助於(yu) 全麵提升我國稅費體(ti) 係的國際競爭(zheng) 力，與(yu) 其他改革形成合力，形成高質量營商環境虹吸效應。

　　四是通過對財政再平衡的控製性約束，形成現代化財政治理倒逼效應。作為(wei) 鑲嵌於(yu) 現代政府與(yu) 納稅人之間的“楔子”，對納稅人而言，稅收是不可避免的公共負擔，對政府而言，稅收則是其提供公共產(chan) 品的對價(jia) 。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對納稅人是減負受益，對政府則意味著財政收入的減少、赤字的擴大及債(zhai) 務水平的攀升，對財政再平衡與(yu) 有效治理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麵，倒逼政府通過全麵實施預算績效管理，提升財政支出與(yu) 政策治理能力，向節支、提質、增效要收益;另一方麵，倒逼政府建立健全自然人稅費征管體(ti) 係，夯實綜合與(yu) 分類所得稅、房地產(chan) 稅、遺產(chan) 贈與(yu) 稅等直接稅征管平台，實施規範、透明、可控的債(zhai) 務管理，向挖潛、開源、增收要效益，形成收支聯動的現代財政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

　　五是通過對供需兩(liang) 側(ce) 的乘數性傳(chuan) 導，形成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撬動效應。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稅政策對經濟運行具有重要的調控、引導與(yu) 保障作用。其中，財政支出政策主要作用於(yu) 需求側(ce) ，通過直接刺激總需求，促進經濟周期反轉;減稅降費政策通過市場機製間接作用於(yu) 經濟運行，具有調控供需兩(liang) 端的複合功能。為(wei) 因應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以財政支出擴張為(wei) 主、結構性減稅為(wei) 輔的政策操作路徑。與(yu) 之不同，當前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凸顯出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減收讓利”為(wei) 主的鮮明特征，通過降成本、促創新、激活力，促進供給側(ce) 產(chan) 業(ye) “增量崛起”與(yu) “存量變革”雙向發力，推動需求側(ce) “有效投資”與(yu) “消費升級”互促互進，進而通過乘數傳(chuan) 導機製實現新舊動能轉換，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