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裏是否有一兩(liang) 個(ge) 中世紀史學家無關(guan) 緊要，問題在於(yu) 這對當今的大學來說有什麽(me) 意義(yi) 。”

　　2003年4月8日，時任英國教育大臣查爾斯·克拉克在討論國家應該如何向大學投入經費的公開講話中發表了上述觀點。同年5月16日，《泰晤士高等教育》刊載了這次講話的摘要。英國利茲(zi) 大學的中世紀史教授伊恩·伍德在2013年出版的《中世紀早期的現代起源》(以下簡稱《起源》)一書(shu) 中對克拉克的言論進行了回應。在伍德看來，雖然克拉克早已不再是教育大臣，但當今英國政府在人文學科高等教育政策上的表現延續了克拉克任期內(nei) 對人文學科的輕視態度，他的這番回應並未因距離克拉克的講話時隔日久而失去意義(yi) 。

　　傳(chuan) 統人文學科地位的衰落是近幾十年來歐美國家的普遍現象，不時有新聞報道英國、德國某些著名高校的古代和中世紀研究教職由於(yu) 缺乏經費等原因陸續遭到撤銷。在《起源》一書(shu) 中，伍德將自己專(zhuan) 長的中世紀早期(約公元4-8世紀)作為(wei) 案例，追溯了18世紀以來該領域學術史的發展曆程。他認為(wei) ，中世紀早期研究源於(yu) 近代以來人們(men) 對各自時代的現實關(guan) 懷，因此總是與(yu) 西歐近代曆史上一些最緊迫的時代問題密切相關(guan) 。現實關(guan) 懷是中世紀早期研究的源泉，這正是《起源》書(shu) 名的含義(yi) 。

　　伍德的學術史始於(yu) 18世紀法國知識界對羅馬帝國衰亡和法蘭(lan) 克貴族製度的討論，這是大革命前一場重要的思想論戰。當時的法國貴族布拉維利耶通過對中世紀早期法蘭(lan) 克社會(hui) 的研究來維護貴族的特權，他強調法蘭(lan) 克人的軍(jun) 事民主製特征，認為(wei) 早期法蘭(lan) 克人國王和貴族之間的地位差別並不大。杜博長老則站在維護王權的立場上反駁了布拉維利耶的觀點，他認為(wei) 當時法蘭(lan) 克人中並不存在軍(jun) 事民主製，而是承襲了羅馬帝國時期的社會(hui) 等級製度。杜博還強調了王權統治的合理性，認為(wei) 法蘭(lan) 克國王在高盧的統治是羅馬帝國正式認可的。孟德斯鳩和馬布裏等啟蒙思想家也參與(yu) 了這場論戰。孟德斯鳩在《羅馬盛衰原因論》等著作中關(guan) 於(yu) 羅馬帝國晚期製度的討論其實是對當時法國政製的批判。馬布裏則認為(wei) 法蘭(lan) 克人進入羅馬帝國後放棄了原先崇尚自由的精神，權力集中到了國王和貴族們(men) 手中，因此和羅馬人一樣都是高盧人民的壓迫者。這些學者們(men) 的觀點為(wei) 大革命的興(xing) 起及19世紀法蘭(lan) 西民族國家的形成提供了曆史論據。伍德在《起源》開篇的案例中便已表明，關(guan) 於(yu) 中世紀早期曆史的學術討論並非象牙塔中的考據，而有著充分的現實關(guan) 懷，能夠在政治、經濟、社會(hui) 等層麵產(chan) 生各種影響。

　　拿破侖(lun) 對歐洲的征服促進了西歐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在19世紀的意大利“複興(xing) 運動”中，意大利的知識分子試圖利用中世紀早期的曆史來表達自己渴望統一的政治訴求。威爾第的歌劇《阿提拉》和曼佐尼的悲劇《阿戴爾奇》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它們(men) 分別以匈奴王阿提拉和倫(lun) 巴第王國末代王子為(wei) 主角，5世紀的匈奴人和8世紀的倫(lun) 巴第人成了意大利外國統治者的投影。

　　19世紀德意誌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中的兩(liang) 場關(guan) 鍵戰爭(zheng) 也和中世紀早期的曆史密切相關(guan) 。在1864年普丹戰爭(zheng) 爆發前，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的曆史問題就已引起了德國和丹麥學者的爭(zheng) 論。雙方就中世紀早期史詩《貝奧武夫》中描述的日德蘭(lan) 半島古代民族和語言展開了激烈交鋒。以雅各布·格林為(wei) 代表的德國學者借助中世紀早期語言的研究為(wei) 普魯士政府辯護，強調古代日德蘭(lan) 人的語言中包含更多近代德語的元素，缺少丹麥語的元素。同時，他認為(wei) 《貝奧武夫》中的情節表明丹麥人是古代日德蘭(lan) 半島的入侵者，這一結論也為(wei) 普魯士政府之後的戰爭(zheng) 提供了理論依據。

　　將中世紀早期的曆史作為(wei) 論據的現象在1870年普法戰爭(zheng) 後同樣存在。在德法兩(liang) 國學者圍繞阿爾薩斯-洛林歸屬問題展開的爭(zheng) 論中，羅馬史學界的權威、《日耳曼曆史文獻集成》中世紀早期部分的主要校勘者蒙森利用自己的學術影響力公開為(wei) 普魯士辯護。以蒙森為(wei) 代表的德國學者認為(wei) 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具有悠久的日耳曼曆史文化傳(chuan) 統，並在此基礎上宣揚日耳曼文化的優(you) 越性，認為(wei) 日耳曼人推翻了衰敗的羅馬文明，是中世紀以降西歐文明的締造者。

　　對此最有力的回應來自法國學者古朗士，他曾在古代希臘羅馬研究領域取得了重要成就，後來投身於(yu) 中世紀早期的研究，成為(wei) 索邦大學的第一任中世紀史教授。古朗士在6卷本《法蘭(lan) 西早期的政治製度》中揭示了日耳曼民族對西歐文明的貢獻並非如德國學者宣揚的那樣重要，日耳曼人很大程度上也隻是羅馬帝國的繼承者，並不是舊世界的顛覆者和新世界的創造者，將曆史上日耳曼蠻族的征服、遷徙和定居作為(wei) 吞並他國領土的論據，其本身就存在著一種無視此後曆史發展狀況的危險傾(qing) 向。在伍德看來，古朗士是19世紀中世紀早期研究領域中承前啟後的人物。他的觀點在亨利·皮朗那裏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皮朗在代表作《穆罕默德與(yu) 查理曼》中認為(wei) ，日耳曼蠻族並沒有打破由羅馬帝國所統一起來的地中海文明共同體(ti) ，但伊斯蘭(lan) 文明的興(xing) 起打破了這一格局。這促使西歐在加洛林時代發展出了融合古典、日耳曼和基督教這三大文化傳(chuan) 統的中世紀文明。除皮朗外，馬克·布洛赫、斐迪南·洛等20世紀的著名中世紀學者都從(cong) 古朗士的研究中受到了啟發。這些學者都親(qin) 身經曆過戰爭(zheng) ，他們(men) 自身的問題意識和現實關(guan) 懷與(yu) 經曆過普法戰爭(zheng) 的古朗士一脈相承。

　　伍德在《起源》中指出，他之所以回應克拉克的一個(ge) 原因還在於(yu) “中世紀早期的曆史經常被人們(men) 錯誤地使用，而作為(wei) 曆史學家不應對此保持沉默”。伍德不讚成將中世紀早期的曆史當作對外擴張的論據，但他也不反對人們(men) 在中世紀早期的曆史中尋找先例和經驗，為(wei) 當今世界多民族多文化國家和地區的和平繁榮作出貢獻。例如，1965年歐洲委員會(hui) 在德國亞(ya) 琛舉(ju) 辦的查理大帝展中，查理大帝被視作曆史上首位希望歐洲統一的政治領袖，成為(wei) 當時歐洲一體(ti) 化宣傳(chuan) 的象征。1992年由歐洲科學基金會(hui) 人文社科部設立的“羅馬世界的轉型”研究項目則集結了歐洲各國的學者，致力於(yu) 通過對中世紀早期地中海世界的研究來展現一個(ge) 多民族、多文化交流融合的歐洲共同體(ti) 。

　　《起源》並不限於(yu) 論述中世紀早期史在近代歐洲政治進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還試圖展現中世紀早期學者現實關(guan) 懷的多樣性。19世紀的法國政治經濟學家西斯蒙第通過分析羅馬帝國的衰亡和蠻族的作用來反思當時西歐社會(hui) 貧富差距的問題，出身工人階級的奧古斯丁·梯葉裏在有關(guan) 墨洛溫王朝的研究中強調民眾(zhong) 在曆史上的地位，他們(men) 對中世紀早期曆史的解讀直接影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愛德華·湯普遜、聖·克魯瓦等羅馬帝國晚期和中世紀早期馬克思主義(yi) 史學家的觀點。20世紀初，英國曆史學家巴格納·布裏對羅馬帝國晚期的關(guan) 注不僅(jin) 源於(yu) 他對大英帝國命運的思考，也與(yu) 其對故鄉(xiang) 愛爾蘭(lan) 的曆史文化情結有關(guan) ，因為(wei) 羅馬帝國衰亡後愛爾蘭(lan) 保留的基督教文化傳(chuan) 統對中世紀早期的西歐文明有著重要貢獻。20世紀上半葉，克裏斯托弗·道森和亨利-伊雷內(nei) ·馬魯等天主教學者將中世紀早期看作羅馬帝國衰亡和蠻族入侵災難之後基督教文明在歐洲冉冉升起的時代，他們(men) 的觀點中也蘊含著對自身所處的戰亂(luan) 年代的憂慮。布裏的愛爾蘭(lan) 情結、皮朗的史學理論和馬魯的基督教視野都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彼得·布朗的古代晚期研究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伍德通過《起源》告訴讀者，曆史離我們(men) 並不遙遠。我們(men) 今天對中世紀早期曆史的諸多觀點本身就來自近代，這些觀點是曆史環境和個(ge) 人立場共同作用的產(chan) 物。隻有了解這些觀點的起源，才能更好地反思我們(men) 對過去和現在的認知。而如果不假思索地接受它們(men) ，則可能重蹈前人的覆轍。人們(men) 應該如何借鑒中世紀早期的曆史來應對時代的挑戰?曆史學家應該如何引導人們(men) 從(cong) 中汲取有益的經驗，避免因錯誤地解讀曆史而引發災難?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行動，或許才是中世紀曆史研究的意義(yi) ，也是中世紀早期曆史學家存在的意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