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和金融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wei) 實體(ti) 經濟服務，形成金融與(yu) 實體(ti) 經濟的良性互動。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ti) 學習(xi) 時強調，深化金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ti) 經濟能力。我國的金融業(ye) 雖然在改革開放40年來發展較為(wei) 迅速，但麵對實體(ti) 經濟的現實需求，依然存在金融“脫實向虛”和實體(ti) 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反映了金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深化金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路徑實質上就是圍繞金融服務於(yu) 實體(ti) 經濟的提質增效做文章。

　　一、從(cong) 破解“融資難、融資貴”入手，解決(jue) 好金融供給不充分問題

　　深化金融供給側(ce) 改革不是無的放矢的，要從(cong)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破解現實難題。“融資難、融資貴”是中小企業(ye) 在金融供給方麵麵臨(lin) 的主要難題。我國以民營企業(ye) 為(wei) 代表的中小企業(ye) 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上的技術創新，80%上的就業(ye) 。據不完全統計，現在銀行業(ye) 貸款餘(yu) 額中，民營企業(ye) 貸款占25%。民營企業(ye) 從(cong) 銀行得到的貸款和其在經濟中的比重還不相匹配、不相適應。民營中小企業(ye) 遇到的現實融資問題，折射出我國金融供給體(ti) 係的“短板”，使我國經濟發展受到了比較顯著的金融抑製。

　　解決(jue) 民營中小企業(ye) 的融資難題需要標本兼治，即一方麵在短期內(nei) 通過優(you) 惠政策激勵(如財稅政策)和發揚國有金融的公益性作用(如新增貸款中麵向中小企業(ye) 的信貸不低於(yu) 一定的比例)等措施進行傾(qing) 斜性扶持，另一方麵則需要供給端發力解決(jue) 民營中小企業(ye) 融資中的信息瓶頸、信用瓶頸，有效降低金融供給成本和風險等方麵的問題。

　　對民營中小企業(ye) 來說，“融資難”和 “融資貴”既相互聯係，也相互區別。“融資難”主要源於(yu) 中小企業(ye) 的信息問題。就大中型傳(chuan) 統銀行來說，規模龐大的中小企業(ye) ，個(ge) 體(ti) 間的差異化特征明顯，合規性信息輻射弱，信息搜尋和甄別費用浩大，往往成為(wei) 一個(ge) 難以逾越的門檻，天然就成為(wei) 金融排斥的對象;“融資貴”則是由於(yu) 中小企業(ye) “輕資產(chan) 性”和所經營業(ye) 務的規模小和不穩定性，並因此而缺乏合格有效的抵押物，產(chan) 生信用缺失、單筆金融交易費用高企等風險放大現象，致使其融資成本難以有效降低。

　　從(cong) 金融供給側(ce) 結構性優(you) 化來說，就需要有效克服信息不全、信用缺失現象。其路徑包括：(1)鼓勵發展區域性金融和小微金融(即草根金融)，利用其“左鄰右舍”的“熟人社會(hui) ”信息優(you) 勢特點，縮小金融服務半徑，化短期博弈為(wei) 長期博弈，根據中小企業(ye) 的資產(chan) 和營運情況因勢利導地提供低成本、定製化的金融產(chan) 品和金融服務;(2)大力發展金融科技，利用金融大數據低成本獲得相關(guan) 信息，優(you) 化對中小企業(ye) 的金融資源配置。近年來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迅速，為(wei) 中小企業(ye) 融資提供了有效的金融供給路徑。雖然因缺乏有效監管出現良莠不齊的情況，但也不能因為(wei) 互聯網金融野蠻式生長出現的問題就否定互聯網本身。(3)通過放寬金融準入門檻，在金融領域積極穩妥引入民間資本和外資。這既解決(jue) 金融供給的不充分問題，也有助於(yu) 實現金融產(chan) 權多元化，從(cong) 而為(wei) 金融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奠定基礎。(4)要尊重經濟規律，對大中型金融機構，通過優(you) 惠性經濟政策(如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適度分擔其麵向中小企業(ye) 金融供給的交易成本。(5)逐步構建麵向中小企業(ye) 的融資擔保體(ti) 係，以溝通信息、增強信用和分擔風險。一般來說，融資擔保機構雖然不像銀行那樣擁有明顯的資金實力但卻在其營業(ye) 範圍內(nei) 擁有信息優(you) 勢，能夠大幅度減少金融資源供給機構的信息成本，彌補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息不足缺陷。融資擔保體(ti) 係既有政策性融資擔保和市場性融資擔保，也有直接擔保和再擔保。在市場起決(jue) 定性作用的取向下，以政府信用支持的政策性融資擔保應更偏重於(yu) 再擔保，市場性融資擔保偏向於(yu) 直接擔保。

　　二、助力科技創新和轉化，有效積聚高風險偏好的金融資源供給

　　科技創新和轉化是經濟轉型升級的持久性動力。我國要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必須以科技創新為(wei) 引領。科技創新有其獨特的規律，也需要獨特的金融資源配置方式。一般來說，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直至成為(wei) 經濟發展新動能的過程需要克服知識、技術的不確定性和經濟成本的不穩定性，存在著巨大的投資風險，需要有高風險偏好的金融資本為(wei) 引領，如種子資金、天使資金和風險投資等。這就需要通過多媒介、多層次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體(ti) 係，將各種風險偏好的金融資源進行分層過濾，有效篩選出高風險偏好的金融資源並適宜地配置於(yu) 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的各個(ge) 環節，保障科技創新和轉化鏈條的順利進行，實現科技創新與(yu) 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比如，美國矽穀的成功就得益於(yu) 科技型企業(ye) 在各個(ge) 發展階段受到銀行、創投公司、證券公司和資產(chan) 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較為(wei) 充分的金融供給支持。為(wei) 支持中小企業(ye) 上市融資，美國於(yu) 1971年創立了納斯達克市場，對美國信息、軟件、生物等新技術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被譽為(wei) 美國新經濟的搖籃。

　　由於(yu) 科技創新具有顯著的不確定性，因此我國助力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金融供給更加需要依賴市場性的配置，以充分披露信息和分散風險。目前我國麵向科技創新的金融供給仍然屬於(yu) 初創時期，傳(chuan) 統商業(ye) 銀行雖然成立了一些科技支行，但業(ye) 務範圍有限、運作機製僵化;政策性金融機構缺乏服務科技創新的定位和動力;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雖然也取得了較快進展，但麵向科技創新融資的體(ti) 量和流量不足。著眼於(yu) 未來，深化金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需要更大力度地拓展金融市場體(ti) 係，尤其是科技板塊的金融市場，擴展科技領域的金融資源供給渠道和範圍，利用“海選”的方式將眾(zhong) 多高風險偏好的投資者匯集於(yu) 市場，有效揭示科技產(chan) 品和科技服務的價(jia) 格，為(wei) 科技創新與(yu) 轉化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三、優(you) 化國有金融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有效降低融資成本

　　金融產(chan) 權的多元化是金融資源市場化配置的微觀基礎。長期以來，我國國有金融在金融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產(chan) 權結構單一，易受行政幹預，金融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效率有待提高。根據財政部部長劉昆《國務院關(guan) 於(yu) 2017年度金融企業(ye) 國有資產(chan) 的專(zhuan) 項報告》，截至2017年末，國有金融在金融業(ye) 的占比情況：中央層麵，銀行業(ye) 金融機構資產(chan) 總額、國有資產(chan) 分別占84.8%、65.3%;證券業(ye) 分別占0.6%、1.8%;保險業(ye) 分別占3.7%、3.2%。地方層麵，銀行業(ye) 金融機構資產(chan) 總額、國有資產(chan) 分別占89.1%、54.2%;證券業(ye) 分別占4.4%、12.6%;保險業(ye) 分別占2.8%、3.1%。可以說，深化金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在於(yu) 提高國有金融資源的市場有效競爭(zheng) 能力。近年來，我國金融改革的市場化進程明顯加快，基本實現了銀行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但受製於(yu) 產(chan) 權的單一性，國有金融資源整體(ti) 的市場化配置依然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推進金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需要通過深化國有金融管理體(ti) 製改革，提高國有金融機構的活力和效率。要在明確國有金融出資人製度的前提下，通過設置多元化的、具有競爭(zheng) 性的國有金融資本運營公司，明晰國有金融資源運作權、經營權，適度擴大引入社會(hui) 資本的維度，構造適應市場化配置金融資源的多層次產(chan) 權結構，為(wei) 利率市場化奠定微觀基礎，為(wei) 提高國有金融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效率、有效降低融資成本提供保障。與(yu) 此同時，通過擴大金融開放力度，允許國內(nei) 外非國有金融的適度成長，在能夠解決(jue) 金融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同時，對國有金融的市場化改革和市場化運作起一定的倒逼作用。

　　四、優(you) 化結構性貨幣政策，提高金融資源的宏觀配置績效

　　金融資源配置也一樣存在著市場失靈的問題。金融資源既有天然的規避風險偏好，也蘊含著高風險投機偏好。關(guan) 鍵在於(yu) 宏觀金融資源的配置需求是否能夠與(yu) 微觀金融資源主體(ti) 的風險偏好和剛性利益相協調。結構性貨幣政策目標是解決(jue) 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通過金融資源的結構化政策引導來適度矯正金融傳(chuan) 導機製的缺陷。盡管經濟結構問題通常都是通過財政的結構化政策來扶助與(yu) 矯正，但金融資源的適度結構化配置也是有效的。美國次貸危機以來，通過適度開展結構性貨幣政策矯正總量政策的不足，疏通金融傳(chuan) 導機製已經成為(wei) 主要經濟體(ti) 央行的新動向。我國央行也相繼通過定向降準、定向再貸款和再貼現、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抵押補充貸款(PSL)等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努力矯正深受金融抑製和金融排斥的實體(ti) 經濟領域，將更多的金融資源向服務於(yu) “三農(nong) ”、小微企業(ye) 、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和高技術產(chan) 業(ye) 等領域的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傾(qing) 斜。這種通過適度結構化的貨幣政策引導金融資源配置到急需金融資源支撐的國民經濟部門或領域能夠一定程度上緩解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因此，在深化金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過程中，要進一步完善結構性操作，及時評估政策效果，不斷精準化調控手段和工具，提高政策效能。

　　此外，在深化金融供給側(ce) 改革的同時，也要注重實體(ti) 經濟能力的提升和改善。金融與(yu) 經濟是互動的。經濟是肌體(ti) ，金融是血脈，兩(liang) 者共生共榮。要通過各方麵的深化改革，不斷解決(jue) 國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壯大實體(ti) 經濟能力，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提高經濟市場化水平。這也進一步為(wei) 深化金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提供寬鬆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