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六典》以法典編纂的形式確認、鞏固和擴大了唐朝政府機構改革的成果，為(wei) 後世完美呈現了當時唐朝政府的國家治理體(ti) 係及其淵源，對於(yu) 今天國家治理體(ti) 係的改革和完善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yi) 。

　　盛世修典。當唐王朝步入“開元盛世”時，整個(ge) 王朝的社會(hui) 經濟已空前繁榮，達到了強盛的頂點，國家政治體(ti) 製已趨定型，國家治理體(ti) 係已全麵建立、健全和成熟起來。在國家的組織製度及行政管理方麵，時代需要有一個(ge) 相對明確且比較穩定的規範。

　　開元十年，唐玄宗親(qin) 筆“手寫(xie) 白麻紙凡六條，曰理、教、禮、政、刑、事典，令以類相從(cong) ，撰錄以進”。下令仿效《周禮》定製，編纂一部既實用，又能展示大唐氣象的前無古人的典製巨著來。經過臣子們(men) 16年的努力，終於(yu) 在開元二十六年為(wei) 唐玄宗奉上了一部皇皇巨著——《大唐六典》(簡稱《唐六典》)30卷。《唐六典》發展並完善了《周禮》以六部為(wei) 綱、設官分職的編纂之法，創構了規模宏大、綱目清楚、敘述規範的典製編纂體(ti) 例，規定了唐代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guan) 的機構、編製、職責、人員、品級、待遇等，注中又敘述了官製的曆史沿革，為(wei) 開元末天寶初盛世景象的到來，打下了堅實的製度和法律基礎。

　　《唐六典》是唐朝的國家機構組織法

　　唐朝時期，我國封建時代國家行政管理機構的發展進入了一個(ge) 新的曆史階段，即由九卿時期進入尚書(shu) 六部時期，這是曆史的一大進步。為(wei) 適應曆史的發展，唐朝開元時期曾有過一次大規模的政府機構改革。改革既與(yu) 當時的經濟背景直接相關(guan) ，也是盛唐官製調整、成熟與(yu) 定型的關(guan) 鍵一環。《唐六典》則是開元中後期各項製度變革的集大成者，它以法典編纂的形式確認、鞏固和擴大了機構改革的成果。《唐六典》按照改革後的國家機關(guan) 體(ti) 係進行編纂，詳盡規定各部門的機構設置、官員編製、職掌權限、各部門之間的關(guan) 係，以及官吏任用等一係列製度，使大唐帝國的組織架構一目了然，相當於(yu) 封建國家的組織法。

　　按《唐六典》定製，唐朝政府各部門的組織，在中央乃是：

　　三師、三公：為(wei) 中央最高顧問。三師即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

　　三師三公皆“訓導”“論道”之官，“非道德崇重則不居其位”。

　　中書(shu) 門下政事堂：為(wei) 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中書(shu) 省主出令，門下省主審議，尚書(shu) 省主奉行。中書(shu) 、門下省乃是“佐天子而統大政”的決(jue) 策機關(guan) 。

　　禦史台：為(wei) 中央最高監察機關(guan) ，設台院、殿院、察院。

　　尚書(shu) 六部：為(wei) 國家行政管理機關(guan) ，尚書(shu) 六部為(wei) 國家行政中樞。尚書(shu) 省分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每部又分設四個(ge) 司。

　　吏部：設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四司;

　　戶部：設戶部、度支、金部、倉(cang) 部四司;

　　禮部：設禮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

　　兵部：設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四司;

　　刑部：設刑部、都官、比部、司門四司;

　　工部：設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

　　此外還有九寺五監等中央政府辦事機構。在地方乃是：

　　道：為(wei) 地方監察區，全國分為(wei) 10道，後來增劃為(wei) 15道;

　　府、州：為(wei) 地方一級行政區;

　　縣：為(wei) 地方二級行政區;

　　都護府：為(wei) 邊區地方最高行政機構，所屬機構如州府之製。

　　《唐六典》是唐朝的職官編製法

　　為(wei) 防止機構和冗員的膨脹，曆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職官編製立法。中國古代職官編製法是職官管理法的基本組成部分。開元二十三年唐政府那次大規模的機構改革成效顯著：裁減冗員，撤減機構，“總定官數，裁為(wei) 典製”。這次機構改革的成果在《唐六典》中有明確的體(ti) 現，其卷二《尚書(shu) 吏部》記載道：“凡天下官吏各有常員(開元二十三年，敕以為(wei) 諸色補署，頗多繁冗，停廢諸司、監、署、府十餘(yu) 所，減冗散官三百餘(yu) 員。其見在員數，已具此書(shu) ，各冠列曹之首;或未該者，以其繁細，亦存乎令、式)。”其中，注文的前一句是對玄宗敕文的概括性記述，而後一句則說明這次機構精簡的成果已最大限度地記入了《唐六典》。該書(shu) 正文中的“見在”職官與(yu) 數量，就是此次精簡後中央各機構的編製全貌。

　　《唐六典》是盛唐官製成熟與(yu) 定型的一大標誌，它不僅(jin) 明確了這一時期天下官員的總數，而且還首次把官員分為(wei) 文官、武官、內(nei) 官、外官四大類，這在此前有關(guan) 唐代官製的記載中是沒有的。應該說，“凡諸司置直，皆有定製”是《唐六典》的一大追求與(yu) 特色。“定製”的重要內(nei) 容就是定崗、定責、定編、定級。

　　例如關(guan) 於(yu) 地方官員的規定：“諸州上縣，令一人，從(cong) 六品上;丞一人，從(cong) 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二人，從(cong) 九品上;錄事二人，史三人;司戶佐四人，史七人，帳史一人(萬(wan) 戶已上增置二人、史四人、帳史一人);司法佐四人，史八人(萬(wan) 戶已上增置佐一人、史二人，餘(yu) 同畿縣);典獄十人;問事四人;白直十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帥二人，倉(cang) 督二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

　　京畿及天下諸縣令之職，皆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四人之業(ye) ，崇五土之利，養(yang) 鰥寡，恤孤窮，審察冤屈，躬親(qin) 獄訟，務知百姓之疾苦……若籍帳、傳(chuan) 驛、倉(cang) 庫、盜賊、河堤、道路，雖有專(zhuan) 當官，皆縣令兼綜焉。縣丞為(wei) 之貳。

　　主簿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非違，監印，給紙筆、雜用之事。錄事掌受事發辰，句檢稽失。縣尉親(qin) 理庶務，分判眾(zhong) 曹，割斷追催，收率課調。博士掌以經術教授諸生。二分之月，釋奠於(yu) 先聖、先師。”

　　對中央官員的規定如：“禦史台”先列“禦史大夫一人，從(cong) 三品;中丞二人，正五品”，然後敘其職掌：“禦史大夫之職，掌邦國刑憲典章之政令，以肅正朝列，中丞為(wei) 之貳”，最後再敘其相關(guan) 的業(ye) 務規章製度。這使得全書(shu) 雖然規模宏大，但卻條分縷析，綱目清楚。

　　職官編製法的指導原則就是“因職設官”“務省官員”，以便“官習(xi) 其事，民安其教”。最早在《周禮》中關(guan) 於(yu) 官吏署員已有明確的編製，《唐六典》則是中國古代職官編製法的成熟形態。《唐六典》對政府機關(guan) 的編製員額一經確立便具有法律效力，不得任意更改。據《唐律·職製律》規定：“諸官有員數，而署置過限，及不應置而置(謂非奏授者)，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即如果官員超過法定人數，或不按規定的員數而任意增補官員，則主管官要按妄增的人數，負法律責任。其目的就在於(yu) 維護職官編製，防止冗官充斥。

　　《唐六典》的曆史地位

　　《唐六典》結束了唐朝前期行政法律規範龐雜無序，同一個(ge) 部門的職守、法規，散見於(yu) 令、格、式幾大部類之中，征引、查找都十分麻煩費時的局麵，是開元時期政府機構改革成果法律化的重要體(ti) 現。從(cong) 先秦到唐初，中國的法典基本上是刑法典。《唐六典》的修成、頒布，標誌著中國法製史上出現了古代刑法典和行政法典雙峰並立、二水分流之新局麵。《唐六典》是保存至今一部最早的、完整的、具有封建國家行政法典性質的文獻，它不僅(jin) 是唐代立法活動的一個(ge) 卓越成就，而且對後世行政立法的發展特別是對唐以後曆代會(hui) 典的編纂具有深遠影響，在中國行政立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yi) 。

　　《唐六典》囊括了當時國家各級政府機關(guan) 的全部在編官員，將在行最常用和最重要的令、式及有關(guan) 典製，分門別類地摘錄、歸入到中央三省、六部、九寺、五監、十二衛、東(dong) 宮、後宮、王府等國家機關(guan) 和州、縣等地方機關(guan) 以及各類職官中去。這種以本朝職官為(wei) 綱目、分類編纂的新體(ti) 例，發展並完善了《周禮》以六部為(wei) 綱、設官分職的分類編纂方法;創構了一個(ge) 規模宏大、綱目清楚、敘述規範的編纂體(ti) 例，讓使用者一目了然，“便於(yu) 省覽”，實現了“其階品有製，其尊卑有序，其名官有義(yi) ……則朝廷於(yu) 焉若稽，縉紳於(yu) 焉矩儀(yi) ，士子於(yu) 焉講究，一舉(ju) 三得”的目的，成為(wei) “會(hui) 典體(ti) ”行政立法的創始之作。其立法技術繼往開來，顯示出獨樹一幟的進步性和優(you) 越性。

　　“《唐六典》載古官製度，備因革，成一王書(shu) ，可為(wei) 後世標準”，唐以後各朝行政法典基本沿襲《唐六典》的編纂方法。在史料記載方法上，采取了不論是詔旨政令，還是行事成例，都原文抄錄、保留原貌而不加增損修飾的記錄方式。正如《四庫全書(shu) 總目》指出：“蓋一朝之會(hui) 典，即記一朝之故事。故事之所有，不能刪而不書(shu) ;故事之所無，亦不能飾而虛載;故事有善有不善，亦不能有所點竄變易。”《唐六典》所創之“會(hui) 典體(ti) ”史籍在材料編纂上的這一特點，使這一係列的典製史籍為(wei) 我們(men) 保存了相當豐(feng) 富的第一手珍貴史料，它的史料價(jia) 值遠遠超過了那些對原始材料進行綜合概括後而撰成的史著。

　　《唐六典》以法典編纂的形式確認、鞏固和擴大了唐朝政府機構改革的成果，為(wei) 後世完美呈現了當時唐政府的國家治理體(ti) 係及其淵源，對於(yu) 今天國家治理體(ti) 係的改革和完善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