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槎勝覽》的作者費信曾隨鄭和四下西洋，在鄭和使團中擔任通事教諭。到過占城國、童龍國、靈山、昆侖(lun) 山、交欄山、暹羅國等22個(ge) 國家和地區。他每到一地，抓緊公務之餘(yu) “伏幾濡毫，敘綴篇章，標其山川夷類物候風習(xi) ，諸光怪奇詭事，以儲(chu) 采納，題曰《星槎勝覽》。”於(yu) 明正統元年定稿。《星槎勝覽》原本，“文學蕪俚”，“詞多鄙蕪”。後經昆山周複俊“稍加刪析，錄一淨本，六梅齋中。”被陸深父子收入《古今說海》，以後輾轉采錄，又見於(yu) 《曆代小史》《紀錄匯編》《百名家書(shu) 》等，流傳(chuan) 甚廣。

　　百年來，在中西交通史、中外關(guan) 係史研究中，形成了諸多專(zhuan) 門研究領域，諸如“陸上絲(si) 綢之路”“草原絲(si) 綢之路”“海上絲(si) 綢之路”“南方絲(si) 綢之路” (也稱“西南絲(si) 綢之路”) 等。實際上，絲(si) 綢之路早已超出了字麵含義(yi) ，成為(wei) 後世對中國與(yu) 西方所有來往通道的統稱。不是一兩(liang) 條交通道路，而是四通八達、輻射廣遠的中國與(yu) 世界各國之間的交通網絡;不僅(jin) 是絲(si) 綢西傳(chuan) ，西物東(dong) 來，而且沉澱了東(dong) 西方文明相互交往幾千年的曆史軌跡;不僅(jin) 是一個(ge) 地理概念，而且已擴展為(wei) 一種曆史文化的象征符號，構建的是一個(ge) 多元共生互動的中外文明開放係統，凸顯了古代諸文明之交流對人類的巨大貢獻。明代鄭和七下印度洋，貫通了陸海絲(si) 綢之路，就是一個(ge) 典型範例。

　　鄭和七下印度洋對於(yu) 海上絲(si) 綢之路上的文化共生具有重大意涵

　　15世紀初鄭和七下西洋，中國人以史無前例的規模走向海洋，在親(qin) 曆下西洋的馬歡筆下，當時明朝人所認識的西洋具體(ti) 指“那沒黎洋”，即今天的印度洋。鄭和七下印度洋，打造了古代陸海絲(si) 綢之路全麵貫通的新局麵，聯通了亞(ya) 非歐，為(wei) 區域史走向全球化做出了重要鋪墊，對於(yu) 海上絲(si) 綢之路上的文化共生具有重大意涵。

　　明朝永樂(le) 三年 (1405) 至宣德八年 (1433) 的28年間，鄭和七下西洋，訪問了當時印度洋周邊30多個(ge) 國家和地區，對促進當時中國與(yu) 印度洋周邊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600多年來，中國與(yu) 印度洋各國關(guan) 係的佳話，流傳(chuan) 不衰。

　　跟隨鄭和親(qin) 曆下西洋的馬歡，在《瀛涯勝覽》中記述的是他親(qin) 自抵達的諸國的宗教信仰情況。他身為(wei) 通事，了解是比較全麵的。

　　鄭和《布施錫蘭(lan) 山佛寺碑》呈現的文化共生特性

　　通過古代海上絲(si) 綢之路，印度洋周邊族群密切交往與(yu) 遷徙移居，這一地區諸國呈現了多元文明的交匯和融合現象。鄭和下西洋所到之處的人文環境，主要可分為(wei) 兩(liang) 大類：一類是伊斯蘭(lan) 文明，另一類是印度文明;鄭和七下印度洋，中華文明與(yu) 印度文明、伊斯蘭(lan) 文明在海上絲(si) 綢之路上開始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對話和交流。最好的曆史見證，就是鄭和在錫蘭(lan) 國 (今斯裏蘭(lan) 卡) 所立迄今傳(chuan) 世的有漢文、波斯文和泰米爾文三種文字的石碑，它反映了對多元文化的價(jia) 值認同，使文化共生精神躍然其上。立碑時為(wei) 永樂(le) 七年 (1409) ，是鄭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間。最早記述鄭和《布施錫蘭(lan) 山佛寺碑》的是曾隨鄭和兩(liang) 次下西洋的費信，費信在所著《星槎勝覽》前集《錫蘭(lan) 山國》中，記述他於(yu) 永樂(le) 八年 (1410) 到錫蘭(lan) 山時見到此碑，記曰：“永樂(le) 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齎捧詔敕、金銀供器、彩妝、織金寶幡，布施於(yu) 寺，及建石碑。”碑文印證了文化的多元共生是海上絲(si) 綢之路的特性之一。

　　宗教文化是印度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宗教的影響上至國家政治生活，下至人們(men) 的意識形態、行為(wei) 規範、日常生活，在其中都印下了深深的烙印。《布施錫蘭(lan) 山佛寺碑》存放在科倫(lun) 坡的國家博物館中。此碑是鄭和代表明朝永樂(le) 皇帝對佛教、印度教、伊斯蘭(lan) 教三大航海保護神的尊崇和奉獻。從(cong) 航海文明背景來看，共同的航海保護神，是在同一海洋背景和文化氛圍之中產(chan) 生的文化共生現象。文化共生是古老的海上絲(si) 綢之路精神的產(chan) 物。

　　此碑的三種碑文，所體(ti) 現的內(nei) 容大同小異，正是海上絲(si) 綢之路的文化共生實態;隨此碑展現的，是明朝君臣對印度洋上所有神明恭敬有加的多元並蓄文化觀。永樂(le) 皇帝與(yu) 鄭和的布施寺院與(yu) 立碑，是真心誠意認同印度洋上這三位神明作為(wei) 航海保護神，誠摯地敬奉，表明了明朝中國對印度洋文明的開放與(yu) 包容心態，具有認同印度洋多元文明的廣闊胸襟，並不是唯我獨尊，隻以中華文明為(wei) 尊，而是一種平等開放的文化思想。與(yu) 此同時，也表達了明朝皇帝與(yu) 使臣對信奉這些宗教神明的各民族的尊重和友好，絕不是今人揣測的所謂“外交智慧”。

　　海上絲(si) 綢之路上的文明相互兼容並蓄，摒除衝(chong) 突，形成了新的文化共生合力

　　通過碑文，我們(men) 可以了解到海上絲(si) 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態勢。錫蘭(lan) 處於(yu) 中國至印度、阿拉伯，乃至印度洋海上絲(si) 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在這裏匯聚了佛教和伊斯蘭(lan) 教，還有印度教。可以看到印度洋上各種文明的融合與(yu) 共生，形成了海上絲(si) 綢之路特點鮮明的多元文化共生格局。

　　鄭和七下印度洋，拓展了中外文明對話與(yu) 發展的新空間，體(ti) 現了海上絲(si) 綢之路上文化共生的特性，也充分表現出明朝對外關(guan) 係的特質是包容和開放的;由此我們(men) 也可以了解到，15世紀在印度洋上，海上絲(si) 綢之路被極大地擴展，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各種文明在印度洋相互交融、相互激蕩，海上絲(si) 綢之路上各種文明的相遇、共生為(wei) 各種文化相互吸收營養(yang) 成分和信息交換提供了前提，也為(wei) 航海發展提供了契機，文化共生的價(jia) 值取向體(ti) 現了各種文化的和諧發展，海上絲(si) 綢之路上的文明相互兼容並蓄，摒除衝(chong) 突，形成了新的文化共生合力。

　　特別重要的是，印度、中國、伊斯蘭(lan) 文化圈交錯重疊。文化共生——印度洋共同的航海保護神為(wei) 中國航海船隊護航，中華文明融入了海上絲(si) 綢之路多元文化共生格局之中，鄭和下西洋，推動印度洋文明進入到一個(ge) 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形成了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lan) 文明共同影響作用的多元複合文化，形成了一個(ge) 命運共同體(ti) 。更重要的是，中國航海文明吸收多元海洋文明的合理元素，經過交流、吸納和融合、會(hui) 通，成為(wei) 自身航海文明的一部分。鄭和《布施錫蘭(lan) 山佛寺碑》就是最好的證明之一。

　　總之，15世紀初印度洋海上絲(si) 綢之路上，呈現出多元、包容、和諧的文化氛圍，具有鮮明的文化共生特性，這是西方東(dong) 來之前印度洋海上絲(si) 綢之路發展的真實圖景。

　　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文明交流的廣度、強度和速度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重溫15世紀初中國與(yu) 錫蘭(lan) 以及印度洋周邊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特別是文化共生的曆史，對於(yu) 21世紀海上絲(si) 綢之路建設具有啟示與(yu) 借鑒意義(yi) 。在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下，印度洋多元文化共生格局的演進將有新的發展態勢，在廣度與(yu) 深度上也都將進一步得到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