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自建黨(dang) 以來始終秉承馬克思主義(yi) 政黨(dang) “經常自己批判自己”的自我革命基因，把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與(yu) 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偉(wei) 大實踐中，我們(men) 黨(dang) 鍛造了矢誌不渝的自我革命品格、自我革命精神、自我革命優(you) 勢，正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勇於(yu) 自我革命，是我們(men) 黨(dang) 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men) 黨(dang) 最大的優(you) 勢。”1949年3月23日上午，黨(dang) 中央從(cong) 西柏坡動身前往北京時，毛澤東(dong) 同誌莊嚴(yan) 地宣告：“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而在此之前召開的黨(dang) 的七屆二中全會(hui) ，鮮明地展現了黨(dang) 的自我革命品格與(yu) 精神，並在黨(dang) 的工作重心轉移、黨(dang) 的曆史方位轉變和黨(dang) 委會(hui) 製度建設等方麵實現了自我躍升，為(wei) 黨(dang) 進京趕考取得中國革命勝利做了充分準備。

　　黨(dang) 的工作重心從(cong) 農(nong) 村到城市轉移的自我革命躍升。黨(dang) 的工作重心的選擇確立是黨(dang) 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ye) 取得成功的戰略保證，其正確與(yu) 否直接決(jue) 定著革命事業(ye) 的成敗。在黨(dang) 的工作重心問題上，黨(dang) 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走了一條從(cong) 城市到農(nong) 村，再由農(nong) 村到城市的自我革命之路。革命伊始，根據俄國十月革命“城市暴動”經驗和馬克思主義(yi) 政黨(dang) 是無產(chan) 階級先鋒隊的性質，黨(dang) 從(cong) 一大開始選擇和確立了工作重心在城市的定位，並為(wei) 此不遺餘(yu) 力地開展工人運動等革命活動。然而經曆了國民大革命失敗和堅持“城市中心論”遭受嚴(yan) 重挫折的慘痛教訓，使黨(dang) 深刻認識到中國的世情國情黨(dang) 情與(yu) 俄國十月革命不同，必須推進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正如毛澤東(dong) 在黨(dang) 的六屆六中全會(hui) 上指出：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yi) ，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yi) 。因此馬克思主義(yi) 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有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wei) 全黨(dang) 亟待了解並亟待解決(jue) 的問題。對於(yu) 黨(dang) 的工作重心是放在農(nong) 村還是城市，毛澤東(dong) 指出：“正確路線是要先搞鄉(xiang) 村，要研究農(nong) 村情況。大家說這是正確的路線，是馬克思主義(yi) 。馬克思主義(yi) 者走路，走到哪個(ge) 地方走不通就要轉彎，因為(wei) 那個(ge) 地方走不過去。當然在鄉(xiang) 村盡走盡走，走他幾百萬(wan) 年，這也不叫馬克思主義(yi) ，而叫反馬克思主義(yi)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yi) 是：當需要在鄉(xiang) 村時，就在鄉(xiang) 村;當需要轉到城市時，就轉到城市。”所以，自黨(dang) 的八七會(hui) 議確立“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zheng) ”總方針後，伴隨著黨(dang) “農(nong) 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新道路，黨(dang) 的工作重心自然而然地轉入農(nong) 村，開展土地革命、實施武裝鬥爭(zheng) 、建立革命根據地，“工農(nong) 武裝割據”，把一個(ge) 個(ge) 落後的農(nong) 村變成革命的前沿，不斷積蓄和壯大革命力量。經過20多年的艱辛奮鬥至黨(dang) 的七屆二中全會(hui) 召開前，黨(dang) 領導的革命力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以後，國民黨(dang) 軍(jun) 隊的主力已被消滅”，國民黨(dang) 反動政府敗局已定，建立新中國指日可待。在這一重大曆史節點上，毛澤東(dong) 在黨(dang) 的七屆二中全會(hui) 上指出：“從(cong) 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men) 的工作重點是在鄉(xiang) 村，在鄉(xiang) 村聚集力量，用鄉(xiang) 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cong) 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xiang) 村並由城市領導鄉(xiang) 村的時期。黨(dang) 的工作重心由鄉(xiang) 村移到了城市。”黨(dang) 的七屆二中全會(hui) 完成了黨(dang) 的工作重心從(cong) 農(nong) 村到城市的自我革命躍升，進京趕考開啟了城市領導農(nong) 村的嶄新發展階段。

　　黨(dang) 從(cong) 革命黨(dang) 到執政黨(dang) 的自我革命躍升。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誕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順應近代中國革命發展要求、中華民族與(yu) 中國人民得解放求發展的夙願期盼，毅然決(jue) 然肩負起近代中國革命的時代重任。“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ge) 革命黨(dang) 。沒有一個(ge) 革命的黨(dang) ，沒有一個(ge)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dang) ，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zhong) 戰勝帝國主義(yi) 及其走狗”。由此可見，在民主革命時期黨(dang) 是處於(yu) 革命黨(dang) 的曆史方位。但這並不是說，在民主革命時期黨(dang) 就沒有考慮過未來成為(wei) 執政黨(dang) 的問題。事實上早在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向毛澤東(dong) 提出“其興(xing) 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曆史周期律時，毛澤東(dong) 就回答：“我們(men) 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men) 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hui) 人亡政息。”特別是在黨(dang) 的七屆二中全會(hui) 上，麵對“我們(men) 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黨(dang) 即將成為(wei) 執政黨(dang) 的大好形勢，毛澤東(dong) 深刻總結李自成農(nong) 民起義(yi) 失敗的教訓，科學分析黨(dang) 外帝國主義(yi) 和資產(chan) 階級立場，精準對標黨(dang) 內(nei) 存在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le) 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嚴(yan) 正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隻是萬(wan) 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wei) 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wei) 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dang) 內(nei) 講明白，務必使同誌們(men) 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men) 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為(wei) 此大會(hui) 還作出了6條規定。毛澤東(dong) 提出的“兩(liang) 個(ge) 務必”，集中回答了黨(dang) 如何正確對待勝利和執政考驗、如何防驕戒奢與(yu) 居安思危、如何始終保持與(yu) 人民群眾(zhong) 血肉聯係等重大曆史性課題，對於(yu) 黨(dang) 由革命黨(dang) 向執政黨(dang) 轉變、加強黨(dang) 的執政黨(dang) 建設產(chan) 生了曆久彌新的深刻影響。

　　黨(dang) 委會(hui) 製度由分散到集中的自我革命躍升。我們(men) 黨(dang) 的黨(dang) 委會(hui) 製度建設經曆了一個(ge) 漫長過程，並在黨(dang) 的七屆二中全會(hui) 上最終實現黨(dang) 委會(hui) 製度建設的自我革命躍升。早在建黨(dang) 之初，黨(dang)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yi) 建黨(dang) 原則，在各級領導機構中推行黨(dang) 委會(hui) 製。中共一大規定“凡是有黨(dang) 員五人以上的地方，應成立委員會(hui) ”。二大黨(dang) 章第一次對中央執行委員會(hui) 、區及地方委員會(hui) 的任期職權等作了明確規定。三大黨(dang) 章規定各委員會(hui) 須推選一名委員長總理黨(dang) 務，其餘(yu) 委員協同委員長分掌職務。四大黨(dang) 章修正案第一次明確黨(dang) 員三人以上可以成立支部，三個(ge) 支部以上可以組織成立地方執行委員會(hui) 。中共五大正式提出黨(dang) 委會(hui) 應確立集體(ti) 領導製度。為(wei) 了使集體(ti) 領導製度能夠真正貫徹落實並充分發揮黨(dang) 委會(hui) 作用，1937年5月，黨(dang) 在延安召開的蘇區代表會(hui) 議規定：黨(dang) 的委員會(hui) 必須按期開會(hui) ，一切重要問題必須經過全會(hui) 討論與(yu) 決(jue) 定;常委會(hui) 應該是集體(ti) 工作，在嚴(yan) 密分工、個(ge) 人負責基礎上，一切工作應經常委會(hui) 集體(ti) 討論與(yu) 決(jue) 定;會(hui) 議上應該保證討論的自由;要用民主與(yu) 集體(ti) 的領導取代命令主義(yi) 與(yu) 包辦的領導，等等。但由於(yu) 中國革命的複雜性和艱巨性，使黨(dang) 長期處於(yu) 分散的、戰爭(zheng) 的環境之中，在各地黨(dang) 委會(hui) 開展黨(dang) 內(nei) 政治生活上形成了一些不好的做法，如向中央和上級組織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黨(dang) 委的政策和策略，還存在地方主義(yi) 和遊擊主義(yi) 。這些做法嚴(yan) 重製約了黨(dang) 委會(hui) 製度建設，毛澤東(dong) 指出：“黨(dang) 委製是保證集體(ti) 領導、防止個(ge) 人包辦的黨(dang) 的重要製度。近查有些(當然不是一切)領導機關(guan) ，個(ge) 人包辦和個(ge) 人解決(jue) 重要問題的習(xi) 氣甚為(wei) 濃厚。重要問題的解決(jue) ，不是由黨(dang) 委會(hui) 議做決(jue) 定，而是由個(ge) 人做決(jue) 定，黨(dang) 委委員等於(yu) 虛設。委員間意見分歧的事亦無由解決(jue) ，並且聽任這些分歧長期地不加解決(jue) 。黨(dang) 委委員間所保持的隻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實質上的一致。此種情形必須加以改變。”為(wei) 此，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hui) 議(“九月會(hui) 議”)。會(hui) 議通過了毛澤東(dong) 起草的《關(guan) 於(yu) 健全黨(dang) 委製》，並著重強調：黨(dang) 委必須建立開會(hui) 製度、必須建立黨(dang) 委會(hui) 決(jue) 策製度、集體(ti) 領導必須形成製度。時隔不到半年，在黨(dang) 的七屆二中全會(hui) 上，圍繞黨(dang) 的工作重心轉移和加強執政黨(dang) 建設，提出了《黨(dang) 委會(hui) 的工作方法》，與(yu) 之前的《關(guan) 於(yu) 健全黨(dang) 委製》相銜接，從(cong) 黨(dang) 委書(shu) 記要善於(yu) 當“班長”，要把問題擺到桌麵上來，互通情報，不懂得和不了解的東(dong) 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讚成或反對，學會(hui) “彈鋼琴”，要“抓緊”，胸中有“數”，“安民告示”，“精兵簡政”，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誌一道工作，力戒驕傲，劃清兩(liang) 種界限等十二個(ge) 方麵，進一步回答了黨(dang) 委會(hui) 怎樣開、黨(dang) 委會(hui) 怎樣決(jue) 策、黨(dang) 委會(hui) 怎樣實現集體(ti) 領導等具體(ti) 問題，從(cong) 而係統化製度化地完成了黨(dang) 委會(hui) 工作製度建設上的自我革命躍升，並對加強黨(dang) 的製度建設產(chan) 生了深刻影響。

　　(作者：宋玉忠，係廣東(dong) 海洋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教授，本文為(wei) 黨(dang) 的十九大精神研究專(zhuan) 項課題〔C1805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