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增長從(cong) 何處發力?這問題我們(men) 其實已經知道了答案。有目共睹，2015年底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提出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以來，政府推出的經濟舉(ju) 措皆是從(cong) 供給側(ce) 發力。可近來有一種聲音，說當前防止經濟下行政府應重點擴需求。擴需求有必要，但不能動搖供給側(ce) 改革。我寫(xie) 這篇文章，就是想向讀者解釋穩增長為(wei) 何要立足於(yu) 供給側(ce) 。

　　一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總供給與(yu) 總需求必須平衡，此乃經濟學基本原理，無需質疑也無可質疑。19世紀初，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了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即薩伊定律)。其言下之意，是說市場經濟不會(hui) 有普遍生產(chan) 過剩，保持經濟平衡的重點在供給側(ce) 。然而不幸的是，上世紀30年代西方經濟出現大危機，平均失業(ye) 率達25%以上，於(yu) 是薩伊定律不攻自破，凱恩斯主義(yi) 應運而生。

　　讀者對凱恩斯應該不陌生，其代表作是 《就業(ye) 利息與(yu) 貨幣通論》，此書(shu) 於(yu) 1936年出版後，旋即掀起了一場所謂的“凱恩斯革命”。《通論》有三個(ge) 重要觀點：總供給與(yu) 總需求不能自動平衡(否定“薩伊定律”);普遍失業(ye) 是社會(hui) 有效需求不足所致;擴大就業(ye) 需國家幹預，政府要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投資與(yu) 消費。

　　很明顯，凱恩斯理論的立足點在需求側(ce) 。後來有學者對凱恩斯理論又作了進一步拓展。推理邏輯是：從(cong) 居民與(yu) 企業(ye) 兩(liang) 部門看：供給側(ce) 國民收入=儲(chu) 蓄+消費;需求側(ce) 國民收入=投資+消費。這樣，總供給與(yu) 總需求要平衡，則儲(chu) 蓄必須等於(yu) 投資。若儲(chu) 蓄不能全部轉化為(wei) 投資，則總供給大於(yu) 總需求，生產(chan) 會(hui) 過剩，這樣就需政府增加公共支出;若仍不足以令總供求平衡，那麽(me) 就得擴大出口。

　　不知讀者怎麽(me) 看，我可不讚成上麵的推論。關(guan) 鍵一點，凱恩斯講的供求平衡隻是總量平衡。事實上，供求平衡不僅(jin) 要求總量平衡，同時也要求結構平衡。如馬克思當年在《資本論》中分析社會(hui) 總資本再生產(chan) 時，就將社會(hui) 再生產(chan) 分為(wei) 生產(chan) 資料再生產(chan) 與(yu) 消費資料再生產(chan) 兩(liang) 大部類，並明確提出要實現“價(jia) 值補償(chang) ”與(yu) “實物補償(chang) ”兩(liang) 個(ge) 平衡。其中價(jia) 值補償(chang) 是總量平衡;而實物補償(chang) 則是結構平衡。

　　是的，就穩增長而言，結構平衡比總量平衡更重要。結構平衡有助推動總量平衡，而總量平衡卻不能保證結構平衡。何以如此?我們(men) 不妨也用國民收入決(jue) 定模型作分析。凱恩斯說，若隻考慮居民與(yu) 企業(ye) 兩(liang) 個(ge) 部門，供求平衡的條件是儲(chu) 蓄等於(yu) 投資。而對此我想問的是，假若結構性原因已造成生產(chan) 過剩，將儲(chu) 蓄轉化為(wei) 投資豈非百上加斤?

　　有學者解釋，若將兩(liang) 部門擴展為(wei) 政府、企業(ye) 、居民三部門，此問題不難解決(jue) ，比如可通過增加政府支出擴大需求、消化過剩。我不同意此解釋。政府支出不是無源之水，同時要受政府收入約束。在既定條件下，政府想增加收入，辦法無非是加稅或者發債(zhai) ，可無論政府加稅還是發債(zhai) ，都勢必擠占企業(ye) 投資。政府投資需求增加而企業(ye) 投資需求減少，社會(hui) 總需求未必會(hui) 增加。

　　再有一種觀點，說擴大出口可轉移國內(nei) 過剩。顯然，這是將三部門擴展到了四部門(即增加進出口部門)。不錯，國內(nei) 商品過剩可以出口，但出口卻不可能擴大內(nei) 需。要知道，在國際分工條件下，一個(ge) 國家出口的目的是為(wei) 了進口，並通過進出口貿易分享國際分工的收益。

　　由此看來，一個(ge) 國家穩增長，重點在結構平衡;而解決(jue) 結構問題，著力點是在供給側(ce) 。事實最有說服力。1933年羅斯福率先在美國推行新政，之後其他西方國家也跟著效仿，並將凱恩斯主義(yi) 奉為(wei) 國策。可結果呢?到上世紀70年代前後這些國家紛紛陷入了“滯脹”，而且無一幸免。

　　西方國家陷入“滯脹”，凱恩斯學派的地位一落千丈。牆倒眾(zhong) 人推。以弗裏德曼為(wei) 代表的貨幣學派宣稱，要對“凱恩斯革命”再革命;以盧卡斯為(wei) 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斷言，政府刺激投資對穩定經濟無效;供給學派強調，政府應從(cong) 擴大需求轉向供給側(ce) 減稅。是的，麵對結構性矛盾僅(jin) 擴需求於(yu) 事無補。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凱恩斯主義(yi) 確實已經失靈。

　　既然凱恩斯主義(yi) 失靈，那麽(me) 能否用供給學派解決(jue) 結構問題呢?說過了，供給學派的理論主張是減稅。1981年裏根當選總統後，曾根據供給學派的理論大幅削減政府開支，降低個(ge) 人所得稅和企業(ye) 所得稅，此舉(ju) 雖降低了企業(ye) 成本，也一度推動了經濟複蘇，可最終並未解決(jue) 結構性矛盾，相反還進一步加劇了結構失衡。時至今日，製造業(ye) 萎縮、產(chan) 業(ye) 空心化仍是美國的一大心病。

　　有鑒於(yu) 此，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提出了解決(jue) 結構問題的中國方案：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顧名思義(yi)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有三個(ge) 關(guan) 鍵詞，一是結構性，即重點是解決(jue) 結構問題;二是供給側(ce) ，即改革從(cong) 供給側(ce) 發力;三是改革，即主要用市場機製解決(jue) 結構問題。可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既不同於(yu) 凱恩斯學派，也不同於(yu) 供給學派。

　　最後說幾句題外話。研究經濟學數十年，總覺得我們(men) 過去隻是學習(xi) 借鑒國外經濟理論而自己缺少理論原創。近幾年赴歐美作學術訪問，大家公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一項重大的理論創新，不僅(jin) 是穩增長的中國方案，也是解決(jue) 結構問題的全球方案。[作者為(wei) 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