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企業(ye) 家的創新與(yu) 風險

　　通常講的企業(ye) 家是商業(ye) 企業(ye) 家或商界企業(ye) 家，他們(men) 做的是技術創新、市場創新、商業(ye) 模式創新，包括一些組織管理方麵的創新。我這裏要講另一類企業(ye) 家，即製度企業(ye) 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所謂製度企業(ye) 家，就是改變遊戲規則的人，他們(men) 做的是製度創新。

　　製度企業(ye) 家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大類。第一類是理論型製度企業(ye) 家，他們(men) 給我們(men) 提供思想，改變我們(men) 的觀念，塑造我們(men) 的文化，因而也可以稱為(wei) 文化企業(ye) 家(cultural entrepreneur)。比如古代的亞(ya) 裏斯多德、孔子、釋加牟尼、還有耶穌，近代的亞(ya) 當·斯密、大衛·休謨，當代有路德維希·米塞斯、弗裏德裏希·哈耶克，等等，這些人都可以叫做理論型製度企業(ye) 家。

　　第二類可以叫實踐型製度企業(ye) 家，他們(men) 是作為(wei) 政治家在改變社會(hui) ，比如古希臘的梭倫(lun) 、伯裏克利，古代中國的商鞅，還有像華盛頓這樣的人，創造了美國這樣一個(ge) 體(ti) 製。鄧小平、裏根、撒切爾，也都是傑出的實踐型製度企業(ye) 家。實踐型製度企業(ye) 家也叫政治企業(ye) 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

　　企業(ye) 家的本質是什麽(me) ?用熊彼特的話講就是創新，創造性破壞。在商界每一個(ge) 重大的技術突破，都是對原來技術的毀滅和替代。比如，汽車代替了郵政馬車;智能手機替代了原來的錄放機、照相機和移動電話，甚至電腦;網絡銷售平台代替了實體(ti) 零售店。

　　製度企業(ye) 家的功能也是創新，他們(men) 的創新意味用新的價(jia) 值觀念替代原來的價(jia) 值觀念，新的行為(wei) 方式替代舊的行為(wei) 方式，新的是非觀和新的善惡觀代替舊的是非觀和舊的善惡觀，新的遊戲規則代替舊的遊戲規則。製度企業(ye) 家要我們(men) 認同原來不認同的東(dong) 西，或者不再認同我們(men) 原來認同的東(dong) 西。

　　比如從(cong) 宋代開始中國婦女纏腳，腳纏得越小越美，找婆家越容易，那時候小腳比漂亮的臉旦還重要。清朝入關(guan) 後下了兩(liang) 道令，男人要剃發蓄辮，女人要放腳。但漢族婦女沒有遵從(cong) 法令，倒是男人們(men) 乖乖地遵從(cong) 了，所謂“男從(cong) 女不從(cong) ”。民國之後，纏腳就慢慢廢除了。婦女放腳不是婦女自己主張的，而是男人主張的，主張放腳的這些男人，其實就是我們(men) 講的製度企業(ye) 家。大家有興(xing) 趣可以查一下文獻，像康有為(wei) 、梁啟超就是主張放腳的這一類人。

　　鄧小平領導我們(men) 進行市場化改革，我們(men) 過去不認同市場，現在我們(men) 認同市場。過去我們(men) 認同計劃經濟，現在不認同計劃經濟。未來中國好多變革，與(yu) 這種觀念變化有關(guan) 係。對商界企業(ye) 家來說一樣，任何一個(ge) 創新都要經過市場的經驗。製度企業(ye) 家也一樣。你的創新是不是成功，你提出的遊戲規則會(hui) 不會(hui) 變成人們(men) 普遍接受的行為(wei) 規範，就看它們(men) 是不是能夠滿足社會(hui) 的需要。滿足需要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創新者對人性必須有非常透徹的理解。一個(ge) 商界企業(ye) 家如果不能透徹地理解人性，是不能成功的。比如蘋果公司的產(chan) 品大家非常喜歡，就是因為(wei) 它們(men) 完全是從(cong) 人性出發製造出來的產(chan) 品。

　　製度企業(ye) 家和商界企業(ye) 家有所不同。經濟中同一個(ge) 行業(ye) 有不同廠家生產(chan) 的產(chan) 品，不同的產(chan) 品滿足不同類型人群的偏好。製度企業(ye) 家麵臨(lin) 的一定是“大眾(zhong) 市場”，不是一個(ge) 小眾(zhong) 市場。這個(ge) “大眾(zhong) 市場”有“贏家通吃”的特征，並且，要經過很長時間的考驗。製度企業(ye) 家提出的行為(wei) 規範要能真正被人們(men) 所接受，需要構成博弈論上講的“演化穩定均衡”。所謂演化穩定均衡，是指一種規範遵守的人數越多，對每一個(ge) 人來說遵守這種規範的好處越大，最終形成了一個(ge) 普遍的行為(wei) 規範。由於(yu) 這一點，製度企業(ye) 家對人性的理解要比商界企業(ye) 家更透徹。所以，偉(wei) 大的思想家都要從(cong) 討論人性開始。

　　與(yu) 商界企業(ye) 家一樣，製度企業(ye) 家的創新同樣麵臨(lin) 著巨大的風險。這有三個(ge) 原因。

　　第一個(ge) 原因是市場需求充滿了不確定性，他們(men) 可能判斷失誤。特別是，很多人感覺需要變化，但是並不知道怎麽(me) 樣變化，需要什麽(me) 樣的變化。製度企業(ye) 家要基於(yu) 想象力和直覺做出判斷，而且與(yu) 眾(zhong) 不同。

　　第二個(ge) 原因是“二階囚徒困境”帶來的風險。一階囚徒困境簡單說就是盡管合作對所有人都好，但每個(ge) 人從(cong) 個(ge) 體(ti) 理性出發選擇不合作。與(yu) 一階囚徒困境不同，二階困境是說維持合作本身需要規則，如果你違反了規則，就應該受到懲罰，但因為(wei) 怕報複或失去賺便宜的機會(hui) ，應該懲罰你的人沒有積極性實施懲罰，結果規則得不到遵守。就像我們(men) 看到很多不文明的行為(wei) ，比如隨地吐痰、亂(luan) 扔垃圾等等，你想指出來但卻不敢指出來，因為(wei) 你怕對方罵你，甚至可能打你。這就是二階“囚徒困境”。

　　改變規則也麵臨(lin) “二階囚徒困境”：舊的規則已經在那兒(er) ，人們(men) 習(xi) 以為(wei) 常，都在遵守。改變舊規則對大家都好，但率先站出來改變這個(ge) 規則的人會(hui) 麵臨(lin) 其他人的懲罰。比如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你想自由戀愛，但不敢，因為(wei) 你怕別人說三道四，所以即使父母給你安排一個(ge) 你不喜歡的媳婦你也會(hui) 接受。這樣一種二階囚徒困境導致的風險也是非常大的，甚至是身敗名裂。

　　第三個(ge) 原因，是製度企業(ye) 家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zheng) ，甚至比商界競爭(zheng) 還要激烈。比如，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之間的競爭(zheng) 。

　　由於(yu) 以上三個(ge) 原因，一個(ge) 製度企業(ye) 家能不能成功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製度企業(ye) 家之間的競爭(zheng) 和他們(men) 的理念

　　我要特別強調一下製度企業(ye) 家之間競爭(zheng) 的特征。

　　第一個(ge) 特征是贏家通吃。在製度創新方麵，贏家通吃是通例，而在商品市場上贏家通吃是特例，像微軟的平台軟件是贏家通吃，但大量的非平台產(chan) 品或者網絡效應比較小的產(chan) 品沒有贏家通吃。北京有很多飯館，四川的東(dong) 北的陝西的飯館都可以有市場，都可以賺錢。製度企業(ye) 家之間的競爭(zheng) 類似微軟平台和安卓平台之間的競爭(zheng) ，或者像不同3G標準的競爭(zheng) 。

　　第二個(ge) 特征是思想市場的競爭(zheng) ，是一個(ge) 長期競爭(zheng) 。製度企業(ye) 家的客戶和商界企業(ye) 家的客戶不一樣。商界企業(ye) 家的客戶基本上都在今天，有些可能稍微晚一點，但總體(ti) 來講都是當下的活著的人。而製度企業(ye) 家的客戶主要都在身後，甚至數百年之後。

　　所以，很多偉(wei) 大的製度企業(ye) 家在他們(men) 活著的時候，並沒有好運氣;當他們(men) 的理念變成現實時，他們(men) 早已進入墳墓了。比如，蘇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府判處死刑，耶穌被羅馬帝國的統治者釘死在十字架上。

　　孔子活著的時候其實很悲慘，領著他的徒弟周遊列國，到處不受人待見，恓惶如“喪(sang) 家之犬”。孔子去世的時候，仍然是百家爭(zheng) 鳴難分高下，他的影響並不那麽(me) 大。他真正的客戶是他死去之後，特別是漢武帝之後。直到今天，我們(men) 仍然是孔子的客戶。

　　朱熹活著的時候，他的學術被定為(wei) “偽(wei) 學”，他被叫“偽(wei) 師”，連他的徒弟都被叫成“偽(wei) 徒”。

　　政治企業(ye) 家也有類似的風險，用中國人慣用的說法是“改革者沒有好下場”。像穆罕默德這樣的人可能是個(ge) 例外，他活著的時候既是宗教領袖，又是國家元首，合二為(wei) 一。

　　由於(yu) 這個(ge) 原因，商界企業(ye) 家即使僅(jin) 僅(jin) 因為(wei) 想賺錢，也可以成為(wei) 一個(ge) 很了不起的企業(ye) 家。但是製度企業(ye) 家不同，不可能以賺錢為(wei) 目的。他的客戶即使最後接受了他的規則，接受了他的產(chan) 品，並沒有辦法給他付錢。所以，對製度企業(ye) 家來說，理念是最重要的。

　　製度企業(ye) 家為(wei) 什麽(me) 冒那麽(me) 大的風險為(wei) 人類創造思想和遊戲規則呢?我的看法，一定是基於(yu) 他們(men) 對人類博大的愛，對改善人類命運獨有鍾情，基於(yu) 他們(men) 與(yu) 眾(zhong) 不同的崇高理念和神聖的使命感。這種對人類博大的愛和使命感可能是與(yu) 生俱來的，並不一定是自覺的意識，所以我們(men) 稱這些人是“聖人”。他們(men) 與(yu) 我們(men) 普通人不一樣，從(cong) 普通人的角度很難去理解他們(men) 。

　　對常人來講，我們(men) 每做一件事衡量的標準都是近在眼前的利益。但是，對於(yu) 這些“聖人”來講，眼前利益是不重要的。蘇格拉底如果認錯交了罰金，就可以流放，不會(hui) 失去生命;耶穌隻要認錯，就不會(hui) 被釘上十字架;孔子如果願意配合各個(ge) 諸侯國的君主，能在任何一個(ge) 國家謀到一個(ge) 很好的職位，過上榮華富貴的生活。我相信很多人勸過他們(men) ，要他們(men) 不要太較真，“好漢不吃眼前虧(kui) ”，但是他們(men) 沒有聽從(cong) ，不是因為(wei) 他們(men) 不明白利害關(guan) 係，而是因為(wei) 他們(men) 不願意放棄自己的理念。這些“聖人”一定跟我們(men) 一般人不一樣，他們(men) 的那種使命感，那種對人類的博大的愛，我們(men) 真是沒有辦法按常人的標準想象的。

　　即便不是“聖人”，他們(men) 也一定與(yu) 眾(zhong) 不同。至少，他們(men) 對死後的名聲比生前的榮華富貴更看重，否則他們(men) 不會(hui) 為(wei) 了堅持理念而忍受生前的痛苦。也可以反過來說，對他們(men) 來講，這個(ge) 痛苦不是痛苦，因為(wei) 違心地改變自己的理念才叫痛苦，殉道才是真正的快樂(le) ，而不是我們(men) 一般人想象的那樣一種痛苦。

　　裴多菲有一首詩大家都知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jia) 更高，若為(wei) 自由故，二者兼可拋”。當你把自由看得非常神聖，任何人想剝奪你的自由，你都不能容忍，因為(wei) 自由的價(jia) 值比生命更重要。從(cong) 這個(ge) 角度，我們(men) 可以理解人類曆史上有那麽(me) 多了不起的偉(wei) 大人物，那些“聖人”或者是“準聖人”，都是值得我們(men) 極其敬重的一些人。

　　軸心時代的製度企業(ye) 家

　　在人類進入文明曆史的幾千年裏，有兩(liang) 個(ge) 時代是理論型製度企業(ye) 家集中出現的時代，每個(ge) 時代大約持續了500年左右。這兩(liang) 個(ge) 500年所創造的思想，決(jue) 定了我們(men) 今天的生活，決(jue) 定了我們(men) 今天的思維方式，決(jue) 定了我們(men) 今天的遊戲規則。

　　第一個(ge) 500年，大體(ti) 來講，就是從(cong) 孔子到耶穌那500多年，所謂“軸心時代”。這500多年裏，無論是東(dong) 方還是西方，都出現了偉(wei) 大的思想家，包括孔子、老子、蘇格拉底、亞(ya) 裏士多德、柏拉圖，釋迦牟尼，耶穌，等等，都出現在那個(ge) 時代。他們(men) 所創造的那些思想，奠定了後來人類文明的基石，仍然在影響著我們(men) 今天的生活，或者說仍然沒有動搖。

　　第二個(ge) 500年就是從(cong) 公元14世紀意大利開始的文藝複興(xing) 一直到公元18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一般認為(wei) ，啟蒙運動的中心在法國，標誌性人物是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等人。其實不光法國，蘇格蘭(lan) 也是啟蒙運動的中心之一。法國的啟蒙運動由理性主義(yi) 主導，蘇格蘭(lan) 的啟蒙運動由演化主義(yi) 主導。偉(wei) 大的思想家如大衛·休謨，經濟學的鼻祖亞(ya) 當·斯密，還有德國偉(wei) 大的哲學家如康德，都對啟蒙運動做出了巨大貢獻。

　　第二個(ge) 500年跟前一個(ge) 500年不太一樣。前一個(ge) 500年的偉(wei) 大思想家想的是什麽(me) ?當時天下大亂(luan) ，人類麵臨(lin) 的問題是怎麽(me) 從(cong) “天下無道”變得“天下有道”，他們(men) 更多地強調的是對人的心的改造，無論是創造宗教，還是創造像儒家這樣的道德哲學，目的都是為(wei) “天下立道”。

　　第二個(ge) 500年裏，思想家們(men) 更多地強調的是人的權利、人的尊嚴(yan) 、人的自由。他們(men) 不再認為(wei) 人類是由上帝創造的，必須接受神權的統治，而是認為(wei) 每個(ge) 人有自然的權利，自由和平等與(yu) 生俱來，任何人不可剝奪，在這個(ge) 基礎上，人們(men) 又要相互合作，共同發展。啟蒙思想家認識到，我們(men) 沒有辦法改變人的“心”，我們(men) 能做到的是用製度和規則約束人的“行”。亞(ya) 當·斯密講的“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機製，就是將自利之“心”轉化成利他之“行”的製度安排。比如說，市場上，一個(ge) 人如果想賺錢，首先要給別人創造價(jia) 值，否則你不能賺錢。這就是亞(ya) 當·斯密的理論。

　　啟蒙思想家認識到，人類的和諧和進步需要政府，但政府的權力必須受到法律和民主的約束。當權者的權力是那來的?過去說是上帝給的，也就是所謂的“君權神授”，或者如我們(men) 中國人說的統治者是“天子”，現在人們(men) 不再這樣認為(wei) 了。所有的統治權都來自人民的授予，也就是人民的同意。而且，所有的統治者和普通人一樣，有善的一麵也有惡的一麵，我們(men) 怎麽(me) 能夠約束他惡的這一麵?就是通過一整套的權力製衡體(ti) 係，讓一切權力都受到法律的約束和人民的監督。這就是法治和民主的目的。

　　過去我們(men) 老說東(dong) 、西方文化的差別，其實從(cong) 道的角度看，這些東(dong) 、西方偉(wei) 大的製度企業(ye) 家提出的好多規則非常相似。東(dong) 西方文化之間的差別，可能有點誇大了。柏拉圖的理想國和儒家理想國之間的差異可能不比儒家和道家之間的差異更大。

　　我總結了五點共同之處，而且我認為(wei) 這是人類合作的最重要的規則：第一，“以人為(wei) 本”;第二，“推己及人”;第三，“互助相愛”;第四，“誠實守信”;第五，“獎善懲惡”。

　　我用博弈論的話重新解釋一下這五條：人類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利，但如果每個(ge) 人隻考慮自己的眼前的利益，就會(hui) 導致囚徒困境和相互傷(shang) 害。為(wei) 了解決(jue) 囚徒困境，就需要人們(men) 遵守基本的行為(wei) 規範，包括克製自己的私欲，推己及人，互助相愛，誠實守信。而為(wei) 了使得這些行為(wei) 規範得到有效執行，不僅(jin) 需要人們(men) 有理性和善心，而且需要一套獎善懲惡機製。如果這個(ge) 機製得到公正有效的執行，每個(ge) 人認識到長遠利益，人類就可以走出囚徒困境，享受和諧而幸福的生活。

　　偉(wei) 大的製度企業(ye) 家想給我們(men) 設定一個(ge) 規矩，在這個(ge) 規矩下人與(yu) 人之間可以更好地合作，每個(ge) 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不傷(shang) 害別人，還可以給別人帶來好處。我現在認識到，經濟學真正研究的是理性人之間如何能夠有效合作，而且是陌生人之間的合作，也就是哈耶克講的“擴張的秩序”(市場秩序)如何運作。

　　所有成功的製度企業(ye) 家創造的社會(hui) 規範，從(cong) 提出到主導人類的行為(wei) 方式、形成製度和文化，需要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時間。這些行為(wei) 規範在最初提出的時候，都被當作是反社會(hui) 的力量，他們(men) 的創始人以及追隨者經常受到社會(hui) 和當權者的迫害。隻有當追隨人數達到一定的臨(lin) 界值之後，才被社會(hui) 和當權者容忍，甚至搖身一變被統治者定為(wei) “國教”。

　　以基督教為(wei) 例，從(cong) 公元30年左右耶穌在十字架上釘死，到公元392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宣稱基督教為(wei) 羅馬帝國國教，經曆了360年。這個(ge) 時長大致與(yu) 孔子去世到漢武帝確立獨尊儒家的時長差不多。在這個(ge) 期間，基督教除了要麵對其它宗教的競爭(zheng) ，還要與(yu) 反基督教的勢力做鬥爭(zheng) 。羅馬帝國本身就是基督教的最大反對勢力，羅馬帝國當權者曾給基督教冠上一個(ge) “淫蕩宗教”的名字 ，說基督教徒經常聚在一塊是亂(luan) 倫(lun) ，基督教不利於(yu) 政治穩定，於(yu) 是采取了很多破壞措施。

　　比如公元64年，尼祿皇帝在羅馬點燃一場具有毀滅性的大火，誣陷說火是基督教徒點的，耶穌的信徒彼得和保羅都被困在裏麵燒死了。公元250年，德西烏(wu) 斯皇帝在整個(ge) 羅馬帝國發起了對基督徒第一次有組織的迫害。公元257年，維勒裏安皇帝再次迫害基督徒，並於(yu) 公元258年處死了教皇西斯特二世。從(cong) 公元303年到公元311年，戴裏克皇帝以前所未有的熱情發起了對基督教時間最長的迫害，他發出很多的法令，剝奪了基督教徒所有的榮譽和社會(hui) 地位，剝奪了他們(men) 的自由，並規定實行酷刑和殘害，基督教徒不可以申辯，不得采取正當防衛。這也是曆史上的最後一次迫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lan) 法令》，基督教獲得了受尊重的地位，教會(hui) 得到大量的財產(chan) ，還可以免稅。公元337年，君士坦丁皇帝在病床上最後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又過了二十多年，公元360年，尤裏安皇帝又試圖迫害基督徒，但沒有成功。最後到了公元392年，狄奧多西大帝宣布基督教為(wei) 羅馬的國教。

　　佛教也有類似的經曆。佛教在印度失敗了，但製度企業(ye) 家的失敗不等於(yu) 他的資產(chan) 全沒有了。類似一個(ge) 企業(ye) 破產(chan) 了，但是其中很多優(you) 質資產(chan) 被人兼並、收購走了。佛教雖然在印度失敗了，但釋迦牟尼的好多思想精華被印度教拿走了。佛教傳(chuan) 入中國大體(ti) 在兩(liang) 漢之間，到了南北朝佛教大發展，公元400年的時候全國大概有一百萬(wan) 左右的佛教徒。北方最強的北魏政權專(zhuan) 門建立了一個(ge) 宗教局，由政府部門監管佛教徒。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都發生過禁佛和迫害佛教徒的事件。最嚴(yan) 重的迫害是唐武宗時期，由於(yu) 社會(hui) 經濟多種原因，佛教被認為(wei) 是對政權的威脅，於(yu) 是發生了大規模的禁佛事件。當時拆毀的寺院有4600餘(yu) 所，寺廟的資產(chan) 被沒收，260500僧尼被強迫還俗，這是佛教受到的最嚴(yan) 重的打擊。一直到了宋代，佛教在中國的地位才真正穩定下來。1949年後，又發生了一場新的迫害佛教運動，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才結束。

　　由此可見，任何一種偉(wei) 大的思想，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最後的成功都是一個(ge) 很艱難的過程。

　　中國處在一個(ge) 需要製度企業(ye) 家的時代

　　第一個(ge) 軸心時代，東(dong) 、西方同時創造了輝煌的思想，但是第二個(ge) 軸心時代我們(men) 沒有參與(yu) 新的思想創造。中國的“文藝複興(xing) ”在宋代，但那個(ge) 複興(xing) 並沒有引導我們(men) 走向現代，而是一種複古。西方的文藝複興(xing) 不是複古，複古是一個(ge) 借口，真正是在往前走。100多年前，鴉片戰爭(zheng) 之後，特別是甲午戰爭(zheng) 之後，我們(men) 中國人才認識到這一點，開始了中國的啟蒙運動。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就是中國啟蒙運動的標誌性事件。其實五四之前我們(men) 中國人就開始了啟蒙，包括自由、權利、法治、民主等觀念的引進。

　　很遺憾，五四之後沒有多長時間，這個(ge) 啟蒙基本中斷了。我們(men) 用“主義(yi) ”代替了“啟蒙”，所以中國人的啟蒙沒有完成，做了一個(ge) 夾生飯。四十多年前，我們(men) 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又興(xing) 起了一個(ge) 新的啟蒙運動，但這個(ge) 啟蒙大致隻持續了十年時間。我們(men) 必須認識到，我們(men) 今天麵臨(lin) 著與(yu) 100多年前同樣的問題，我們(men) 需要一個(ge) 新的啟蒙時代。這個(ge) 時代應該到來，而且一定會(hui) 到來。

　　啟蒙需要理論型製度企業(ye) 家，需要用新的思想、新的理論、新的價(jia) 值觀說服大眾(zhong) ，改變他們(men) 的觀念。創造新觀念的人不應該被多數人的既有觀念所約束，也不應該受製於(yu) 現實的“可行性”。當年亞(ya) 當·斯密提出自由貿易的理念時，也被認為(wei) “不可行”，因為(wei) 英國正處於(yu) 重商主義(yi) 時代。但幾十年後，英國真的走上了自由貿易的道路。所以哈耶克說，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政治哲學是把看起來不可能的事情變得政治上可能的藝術。向流行的觀念低頭，就是對自己使命的背叛。

　　中國也需要實踐型製度企業(ye) 家。實踐型製度企業(ye) 家跟理論家不一樣，理論型製度企業(ye) 家可以沒有任何官位，實踐型企業(ye) 家則必須在某一權力位置上。沒有職位的人，不可能成為(wei) 實踐型製度企業(ye) 家。實踐型製度企業(ye) 家也就是領導變革的政治家。好的政治企業(ye) 家，必須有兩(liang) 個(ge) 基本素質：第一個(ge) 是正確的理念，第二個(ge) 是強的領導力，也就是遠見卓識、願景、使命感、責任心、激情、政治技能。

　　(本文選自作者《理念的力量》一書(s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