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國家為(wei) 應對短期的現實養(yang) 老壓力而出台的一係列政策措施無疑非常必要，但考慮到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wei) 我國社會(hui) 的常態，不僅(jin) 要聚焦於(yu) 5—10年內(nei) 的應急策略，更需要為(wei) 中長期發展戰略做好鋪墊。從(cong) 人口學的研究視角出發，積極應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需重視以下三個(ge) 階段：

　　2020-2025年之前是未來社會(hui) 撫養(yang) 比相對最低、老年人口結構相對最年輕的時期，期間還會(hui) 出現“底部老齡化”和“頂部老齡化”同時弱化的暫時性現象，這是應對老齡化的戰略儲(chu) 備期和政策落地期。

　　2030-2035年之前的社會(hui) 撫養(yang) 比相對較低、老年人口結構相對較年輕，但同時老年人口將全麵超過少兒(er) 人口 ，撫養(yang) 比重點開始傾(qing) 斜，且1950年代“嬰兒(er) 潮”期間出生人口開始進入高齡階段，這是應對老齡化的政策適應及強化期。

　　2050-2055年前後的撫養(yang) 比將提升至目前水平的兩(liang) 倍以上，高齡化群體(ti) 龐大，人口老齡化將到達峰值(2055-2060年)，區域均衡問題在這一時期內(nei) 也將需要得以妥善對待，這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攻堅期，並最終夯實使中國社會(hui) 在老齡化的前提下繼續健康持續發展的基礎。

　　聯係當前實際，我們(men) 認為(wei) 以下幾方麵是近期部署中不可回避的政策主題：

　　1.更新老年定義(yi) ，擴展政策應對空間並建立理性社會(hui) 氛圍

　　老齡政策的性質和內(nei) 涵取決(jue) 於(yu) 對老年人及老齡化的界定，傳(chuan) 統的老年定義(yi) 難以全麵評估老齡社會(hui) 的真實影響，一些誤導性認識更導致應對老齡化的諸多策略有失偏頗。目前有必要對“老年”和“老齡”進行重新審視，突破傳(chuan) 統上聚焦於(yu) 生理年齡的單一靜態標準，形成可準確反映人口動態和社會(hui) 現實的界定標準和分類依據，並在此基礎上調整有關(guan) 的製度安排和政策體(ti) 係。

　　學界對此已做嚐試，為(wei) 縮小“老年人”概念的邊界及外延奠定了較好的學術基礎。在學界研究的基礎上，政府涉老機構以及統計部門應適度跟進，以形成官方定義(yi) 和指標體(ti) 係。目前在推遲退休政策大思路已出台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首先嚐試把“退休年齡”的提法逐步轉變為(wei) “領取全額養(yang) 老金的最低年齡”，以將“退休”的概念與(yu) “衰老”的意象脫鉤，並與(yu) 相關(guan) 政策互動，為(wei) 重新定義(yi) 老年及老齡化做好鋪墊。

　　事實上，隨著現代社會(hui) 的技術發展和生活方式變遷，養(yang) 老金作為(wei) 一種公共資源，其配置規則將日趨精確化和精細化，而與(yu) 此同時，人類有效工作時間的提升空間亦日趨萎縮，因而應逐步將“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權利(或部分權利)交由個(ge) 體(ti) 選擇，以支持老年人口相對自主地參與(yu) 社會(hui) 發展過程並分享社會(hui) 發展成果。

　　更新定義(yi) 的另一個(ge) 重要作用是改變人們(men) 的傳(chuan) 統理念並進行文化升級，推動營造積極老齡化的社會(hui) 氛圍。政府與(yu) 社會(hui) 應當積極引導公眾(zhong) 參與(yu) 應對老齡化的討論，消除對於(yu) 老齡化的過度解讀，弱化對老齡社會(hui) 不必要的擔憂甚至恐懼。此外，中國文化中的死亡忌諱亦導致了與(yu) 衰老和死亡相關(guan) 的問題公眾(zhong) 參與(yu) 不足、製度設計趨於(yu) 保守。學界和政府有必要引導公眾(zhong) 正視生命倫(lun) 理，在關(guan) 注“優(you) 生”的同時也要關(guan) 注“優(you) 死”，高等教育與(yu) 行業(ye) /職業(ye) 教育中的相關(guan) 專(zhuan) 業(ye) 應設置涉及生命與(yu) 死亡倫(lun) 理的課程，並加強社會(hui) 宣傳(chuan) 教育。

　　2.重新詮釋“計劃生育”內(nei) 涵，從(cong) “有計劃的按政策生育”到“有計劃的家庭自主生育”

　　當前我國人口變動的主要矛盾已從(cong) 過去的人口總量過大轉向人口結構快速老化，未來人口發展的風險聚焦於(yu) 生育率和生育意願的“雙低”，且育齡人群持續縮減已成定局。隨著老齡化的不斷深化，如果生育率長期過低，那麽(me) 任何製度安排都難具持續性。因此應當對“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做全新的詮釋，盡快從(cong) “按政策生育”轉型為(wei) “家庭自主生育”。

　　新時代的人口戰略不應將“計劃生育”狹義(yi) 化，“計劃生育”不等同於(yu) “隻生一個(ge) 好”或“隻生兩(liang) 個(ge) 好”，更不等同於(yu) “限製生育”和“控製生育”，它依然是“有計劃的”，即倡導夫婦根據個(ge) 體(ti) 條件、家庭狀況以及對社會(hui) 經濟環境的判斷而自主地決(jue) 定其生育計劃，包括生育子女的數量和生育間隔，從(cong) 而將強調公民義(yi) 務轉變為(wei) 尊重公民權利。

　　在未來的十多年間，中國育齡人群(特別是生育高峰期人群)的數量將快速減少，這為(wei) 盡快調整生育政策提供了有利的時間窗口。生育政策的進一步調整可以有效遏製出生人口數的大幅下滑，平緩人口結構的過度波動，同時也將降低政府用於(yu) 限製生育的行政成本，提高民眾(zhong) 對政府政策的獲得感。必須指出的是，盡管依靠放開生育數量限製並不能扭轉人口老齡化的基本趨勢，但可以為(wei) 中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創造更為(wei) 有利的條件，並為(wei) 未來世代贏得應對時間。

　　與(yu) 此同時，政府還應適時推出生育友好型家庭政策以優(you) 化生育養(yang) 育環境，確立“有責任的家庭養(yang) 育”這一政策立場，支持家庭更好地承擔養(yang) 育培育子女的責任，阻斷貧困和愚昧的代際傳(chuan) 遞，讓育齡人群不僅(jin) “能生”，而且“敢生”和“想生”，以進一步挖掘生育潛力，真正實現人口政策的中長期目標。生育政策調整的目標之一本就是增加人力資本儲(chu) 備，良好的家庭功能是形成和發展優(you) 質人力資本的首要環境，生育政策和家庭政策對應對老齡化挑戰的影響要有特別關(guan) 注。

　　3.正視就業(ye) 模式多元化現象，製定適合老齡社會(hui) 發展的勞動力與(yu) 產(chan) 業(ye) 規劃

　　隨著物聯網、大數據、高速鐵路、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技術的發展以及網絡經濟與(yu) 共享經濟等經濟形態的創新，傳(chuan) 統經濟活動、經濟組織以及就業(ye) 模式將經曆巨大衝(chong) 擊，並可能在未來的20—30年間重組現有勞動就業(ye) 市場，這為(wei) 中老年勞動力的“再就業(ye) ”和老年產(chan) 業(ye) 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

　　目前與(yu) 老齡化相關(guan) 的產(chan) 業(ye) 要素已經初現端倪，老年金融、老年照料及護理智能化等領域正在創造出大量全新的職業(ye) 及崗位，有些工作甚至並不屬於(yu) 傳(chuan) 統就業(ye) 概念，而是以今天看來仍“非常規”的形式存續，現有的統計方法及統計口徑已無法準確反映當前社會(hui) 就業(ye) 的真實形態。

　　在此背景下，公共政策應統籌政府、市場和社會(hui) 的作用，創造有利的製度和政策環境，積極推動老年產(chan) 業(ye) 的快速發展，為(wei) 數量巨大的中老年勞動力提供適合老年人體(ti) 力和腦力特征、能利用老年人所擁有的人力和社會(hui) 資本的就業(ye) 崗位，並避免卷入同年輕勞動力的競爭(zheng) 。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老年人力資源開發成本較低，但發展適合老年人就業(ye) 的產(chan) 業(ye) 仍然需要對老年人進行必要的教育投資和技能培訓，以提升老年勞動力的就業(ye) 能力。這不僅(jin) 是學習(xi) 型社會(hui) 的應有之意，也是中國從(cong) 人力資源大國發展成人力資本強國的重要舉(ju) 措。

　　另一方麵，目前世界大多數國家實行的養(yang) 老保險從(cong) 實物經濟的視角來看都是靠後代養(yang) 老的計劃，養(yang) 老金增長的物質基礎始終是下一代就業(ye) 人口的增長及其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我國當前的社會(hui) 保險係統正麵臨(lin) “係統老齡化”， 因此亟需開展前瞻性的製度設計研究，以保證我國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在深度老齡化的過程中長期持續平衡。

　　毫無疑問，投資人力資本和推動產(chan) 業(ye) 升級應成為(wei) 我國老齡化應對中最重要的製度安排之一，即所謂“以質量換數量”的發展戰略。為(wei) 實現這些目標並為(wei) 製度創新及變遷提供條件，政府應將已收獲的“人口紅利”更多地投資於(yu) 教育、衛生和福利等直接關(guan) 乎未來人口勞動生產(chan) 率的部門，並推動建立真正意義(yi) 上的終身教育體(ti) 係，使勞動力始終保持與(yu) 社會(hui) 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知識和技能水平，真正落實“積極老齡化”的戰略目標。

　　4.強調“醫養(yang) 護結合”，優(you) 先並重點解決(jue) 失能失智老人的長期照護

　　從(cong) 中長期來看，人口老齡化造成的最大壓力不是老年人的生活費用，而是醫療費用。自2015年底以來，“醫養(yang) 結合”的議題日趨升溫。然而對於(yu) 老年人口中的絕大部分而言，最為(wei) 迫切需要的並不是以診斷、治療和手術為(wei) 主的醫療服務，而是日常生活照料和非治療性康複護理，即“長期照護服務”。

　　尤其當前我國老年人口的年齡結構仍然年輕，1950年代“嬰兒(er) 潮”期間出生人口進入高齡(80+)階段還有15年左右，這是完善我國養(yang) 老服務體(ti) 係的重要“窗口期”。在此期間，國家應在“健康中國”的大戰略中著重發展老年長期照護服務，強調“醫養(yang) 護結合”，將其定位於(yu) “社會(hui) 服務”而非“醫療服務”。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已表明，除了必須的醫療服務，通過“社會(hui) 服務”和“醫療服務”的不同途徑提供同樣的公共服務內(nei) 容，前者費用平均比後者降低30%左右 。

　　還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目前養(yang) 老製度安排的一個(ge) 誤區是過於(yu) 追求麵麵俱到，但缺乏重點突破。當前長期照護服務的重點對象應首先聚焦於(yu) 失能失智老人。老年人失能失智狀態的產(chan) 生和發展及其生存期都有較穩定的規律，且老年人在生命最後階段的生活需求相對穩定和有限，這都為(wei) 提高政策命中率和有效性奠定了基礎。

　　5.在重構家庭政策的基礎上引導並支持現代家庭建設

　　支持家庭建設應成為(wei) 我國老齡化應對中的一個(ge) 特色以及重點，這樣做不僅(jin) 能短期收效，而且有助於(yu) 政策體(ti) 係的可持續發展。除了需盡快將生育政策調整與(yu) 家庭政策完善相協調，國家更應在厘清政府、市場、社會(hui) 和家庭的責任邊界的基礎上，嚐試以家庭整體(ti) 作為(wei) 基本福利對象，推行製定以家庭或家庭戶為(wei) 單位的社會(hui) 政策，並給予承擔養(yang) 老或撫幼責任的家庭更多支持與(yu) 幫助。對於(yu) 有養(yang) 老需求的中低收入乃至貧困家庭給予直接資助，將是中國反貧困戰略的重要內(nei) 容，也是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平衡新農(nong) 村發展的一個(ge) 重要方麵。

　　此外，已有多項調查表明，目前“兒(er) 童照護服務”和“老年居家陪護服務”均供需失衡，這不僅(jin) 凸顯家庭服務缺位，還極大製約了老年人力資本有效開發，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推行“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的困難。政府應著力扶持和規範家庭服務業(ye) ，研究家庭服務專(zhuan) 業(ye) 化和職業(ye) 化發展的策略，論證“政府購買(mai) 服務”的可操作性，並在總結各地已有實踐基礎上逐步建立效果評估體(ti) 係以適時推廣完善。

　　6.善用“人口紅利”，並論證在全球化背景下收獲新型紅利的可能性

　　我國尚處於(yu) 收獲人口紅利的最後窗口期。政府應當在新型城鎮化和戶籍製度改革等基礎上進一步鼓勵有序的人口流動遷移，利用不同地區老齡化程度的差異，采取相應的錯位發展策略，盡可能延長不同地區人口紅利機會(hui) 窗口的開啟時期，最大限度地收獲最後的傳(chuan) 統紅利，並將之更多地投入教育和健康事業(ye) 以使人口紅利實現從(cong) 數量型向質量型的轉型。

　　需要特別指出，傳(chuan) 統人口紅利的收獲條件是充分就業(ye) 和足夠多的年輕勞動力，盡管我國已不再完全具備這些條件，但全球範圍內(nei) 還有收獲人口紅利的巨大機會(hui) 。在過去的30多年中，發達國家借助對外直接投資等方式從(cong) 我國人口紅利中獲益巨大。在未來的幾十年中，我們(men) 有理由認真思考如何才能從(cong) 對發展中國家大量年輕人口的有效利用中獲益，並同時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實現雙贏。

　　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發展的繼續，如能利用有利的國際貿易和政治經濟環境，以及“一帶一路”等戰略部署，中國將可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收獲新的人口紅利。盡管存在貿易保護主義(yi) 的回潮，但全球經濟日益融合，對經濟利益和發展資源的爭(zheng) 奪在一定意義(yi) 上也就是各國為(wei) 應對老齡社會(hui) 而進行資源配置的過程。中國有必要也完全可能突破國內(nei) 經濟資源的限製，從(cong) 全球化的高度思考我們(men) 的老齡社會(hui) 應對戰略。

　　7.充分重視科技發展對老年人和老齡政策設計的影響

　　科技發展正在深度改變人類現有的生產(chan) 生活方式、產(chan) 業(ye) 格局、社會(hui) 結構以及政治形態。一方麵，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進程與(yu) 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相同步，這些技術產(chan) 業(ye) 發展能夠有效提高社會(hui) “老而不衰”的程度，不僅(jin) 可以降低老年人自理的生理門檻，而且可以促進老年人生產(chan) 方式和社會(hui) 角色的轉變。我國已初步形成了包括醫療健康電子產(chan) 品製造、係統集成、服務運營等在內(nei) 的智慧健康養(yang) 老產(chan) 業(ye) 鏈，未來無疑需要更多的政策扶持。隨著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的發展，人口老齡化將激發服務機器人需求的增長，從(cong) 而有效彌補因勞動力減少而出現養(yang) 老護理人才缺失與(yu) 結構失衡等現象。

　　但另一方麵，科學技術的發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的升級，盡管會(hui) 緩解老齡社會(hui) 勞動力減少的困境並有效提升生產(chan) 力水平，但也會(hui) 對傳(chuan) 統就業(ye) 市場產(chan) 生結構性衝(chong) 擊，並進而影響整個(ge) 社會(hui) 應對老齡化的資源格局。人工智能、物聯網、生命科學在改變當今和未來世界的生產(chan) 和生活方式的同時，也極大地重構著我們(men) 應對老齡社會(hui) 的戰略格局和政策工具，對此應未雨綢繆。

　　8.積極論證如何將應對老齡化的“中國特色”轉換為(wei) “中國優(you) 勢”

　　如何係統應對老齡社會(hui) 對全球社會(hui) 都是一個(ge) 亟待解決(jue) 的新問題，先期老齡化國家確有許多成功經驗可為(wei) 我所借鑒，我國學術界和政府部門近年在有關(guan) 養(yang) 老問題上的谘政建議和政策舉(ju) 措亦大多以先期老齡化國家的經驗為(wei) 基礎，這在我國老齡研究的發展初期是一個(ge) 必然選擇。然而治理模式轉型和製度體(ti) 係改革是一個(ge) 持續的過程，各國之間存在某些共同趨勢，但更多表現出顯著的差異和個(ge) 性特征，無法簡單地模仿引用。

　　中國國情及其所處時代的特殊性，使應對老齡化的中國方案必須基於(yu) 中國思考。中國有強大而穩定的政府，其組織能力和資源配置能力使得在應對養(yang) 老金等複雜議題時具備較大的靈活性和創新可能性(例如國有資產(chan) 劃轉充實社保基金)，這也是我們(men) 的製度優(you) 勢在應對老齡社會(hui) 挑戰中的集中體(ti) 現。中國的大國優(you) 勢與(yu) 區域多樣性也將為(wei) 老齡社會(hui) 治理提供宏觀戰略的施展舞台，並為(wei) 資源配置提供巨大的靈活性和政策騰挪空間。我們(men) 還有悠久的養(yang) 老、孝老和敬老、尊老文化傳(chuan) 統，這些傳(chuan) 承數千年的中國文化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續的重要基礎，也將奠定中國式養(yang) 老的倫(lun) 理價(jia) 值基礎，並極大拓展養(yang) 老資源乃至應對老齡社會(hui) 的資源格局。

　　不僅(jin) 如此，家庭始終是中國社會(hui) 的中堅力量，中國家庭對代際責任和代際公平的訴求會(hui) 在消化吸收社會(hui) 轉型成本的同時保持社會(hui) 穩定，這將為(wei) 我們(men) 應對老齡社會(hui) 提供獨特的優(you) 勢和資源，並關(guan) 係到當下中國社會(hui) 能否在老齡化的前提下順利完成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曆史轉換。應對老齡化的中國治理方案無疑應基於(yu) 這些“中國特征”，並逐漸將其轉換為(wei) “中國優(you) 勢”。

　　最後，作為(wei) 一種全新且難以逆轉的人口和社會(hui) 形態，人口老齡化已成為(wei) 新的基本國情。傳(chuan) 統建立在年輕人口占絕對主體(ti) 基礎之上的社會(hui) 治理模式和製度安排架構都需要根據老齡化的發展態勢做出相應調整及重構。每一個(ge) 個(ge) 體(ti) 、家庭、社區、組織，乃至整個(ge) 市場、社會(hui) 和政府都必須在適應這種人口學變化的前提下更新或改變原有的生產(chan) 生活方式、資源配置方式和製度安排結構，原有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也涉及重新選擇。

　　曆史一次次地證明，機遇往往與(yu) 挑戰共存。中國人口老齡化演進的過程與(yu) 實現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的進程在時間上基本同步，“中國夢”的實現將以老齡化為(wei) 時代背景之一，隨著其間全球社會(hui) 經濟情勢的快速變化和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中國的政治體(ti) 製、經濟體(ti) 量、人口規模、區域差異、文化傳(chuan) 統、家庭倫(lun) 理等基本國情為(wei) 我們(men) 應對人口老齡化提供了豐(feng) 沛的資源稟賦和多元化的治理路徑。我們(men) 堅信，未來的中國老齡社會(hui) 必將是一個(ge) “不分年齡人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hui) ，隻有在這樣的社會(hui) 治理格局下才能真正化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作者彭希哲係複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複旦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複旦大學人口與(yu) 發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作者胡湛係複旦大學社會(hui) 政策係副主任、複旦大學人口與(yu) 發展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