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曆史上出現過多種文明，其數量多到幾十種，少到幾種，取決(jue) 於(yu) 用什麽(me) 方式界定與(yu) 劃分文明。不過，就其對整個(ge) 人類文明發展的影響力看，東(dong) 西方文明無疑在人類各種文明中最具代表性。

　　如何確定曆史上東(dong) 西方文明的地理分界

　　人類史前時代無所謂東(dong) 方和西方。東(dong) 西之始發生在冰河時期末期，即公元前10000年前後世界文明核心區相繼出現後。最早的文明核心區發源於(yu) 跨越幼發拉底河、底格裏斯河以及約旦河穀的側(ce) 翼丘陵弧形帶，然後向今天伊拉克境內(nei) 的美索不達米亞(ya) 地區拓展，繼而經西奈半島向尼羅河流域發展，此後擴展到地中海北岸的巴爾幹半島等地區。發源於(yu) 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中華文明則是世界文明的另一個(ge) 核心區。

　　問題在於(yu) ，如何確定曆史上東(dong) 西方文明的地理分界?人們(men) 通常的觀念認為(wei) ，西方文明係指歐洲，東(dong) 方文明係指亞(ya) 洲。但曆史學家呂思勉指出，從(cong) 東(dong) 西方文明演進曆史看，這是一種誤解。“曆史上東(dong) 西洋的界限，是亞(ya) 洲中央的蔥嶺，而不是歐亞(ya) 兩(liang) 洲的界線。蔥嶺以東(dong) 的國家和蔥嶺以西的國家，在曆史上儼(yan) 然成為(wei) 兩(liang) 個(ge) 集團;而中國則是曆史上東(dong) 洋的主人翁。”

　　這種看法與(yu) 一些西方學者的觀點不謀而合。美國斯坦福大學曆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莫裏斯用“西方”一詞描述所有從(cong) 歐亞(ya) 大陸核心地帶最西端演化而來的社會(hui) ，用“東(dong) 方”一詞指代自歐亞(ya) 大陸核心地帶最東(dong) 端(古老程度僅(jin) 次於(yu) 西端)演化而來的社會(hui) ，“很久以前，西方從(cong) 亞(ya) 洲西南部的核心地帶擴張，包舉(ju) 地中海盆地和歐洲。……東(dong) 方從(cong) 中國的黃河與(yu) 長江之間的原始核心地帶開始擴展。”他將兩(liang) 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視為(wei) 西方文明的組成部分，因為(wei) 這些文明相互之間很久以前就呈現出深刻的承繼、衝(chong) 突與(yu) 交融的趨勢。例如，印度文明核心區盡管距地中海遙遠，但早在公元前326年馬其頓的亞(ya) 曆山大大帝就遠征到了印度河流域，進入旁遮普一帶。

　　阿拉伯裔美籍曆史學家菲利普·希提持同樣觀點。他認為(wei) ，希臘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蘭(lan) 文化是“由一條溪水養(yang) 育起來的，這條溪水發源於(yu) 古代埃及、巴比倫(lun) 、腓尼基和朱迪亞(ya) ，這條溪水注入希臘，然後以希臘文化的形式，倒流入近東(dong) 。在後麵我們(men) 就要看到，這條同一的溪水，怎樣通過西班牙和西西裏島的阿拉伯人，重新流入歐洲，而給歐洲文藝複興(xing) 以很大的助力”。

　　中外曆史學家對東(dong) 西方文明的上述界分，皆反映自然地理狀態對曆史上不同文明相互交往關(guan) 係的重要意義(yi) ，說明地理因素對人類早期曆史發展的影響舉(ju) 足輕重。近代以前，由中國西部的蔥嶺和西南部的喜馬拉雅山脈、西北的阿爾泰山脈和昆侖(lun) 山脈，東(dong) 北的內(nei) 外興(xing) 安嶺，以及東(dong) 麵大海所構築的天然屏障，對中華文明與(yu) 外界交往有巨大阻隔作用。而這種作用對揭示東(dong) 西方文明演進的特征具有重要意義(yi) 。

　　我們(men) 通常所說的狹義(yi) 的歐洲文明並非原生型文明，而是一種繼發型文明。以中國為(wei) 核心的東(dong) 方文明恰好相反，屬於(yu) 一種原生型文明

　　西方文明演化的一個(ge) 基本特征，是自始至終都處於(yu) 幾個(ge) 不同核心區的相互激烈碰撞和深度交融的過程中。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看，我們(men) 通常所說的狹義(yi) 的歐洲文明並非原生型文明，而是一種繼發型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從(cong) 兩(liang) 河流域、尼羅河流域等其他文明核心區移植而來，同時也將歐洲文明傳(chuan) 入其他核心區。亞(ya) 曆山大大軍(jun) 遠征印度時，部分叛亂(luan) 士兵留了下來，在現在的阿富汗東(dong) 北部地區建立了巴克特裏亞(ya) 王國。公元前150年，巴克特裏亞(ya) 王國征服了恒河平原，融合了印度和希臘文化。印度史書(shu) 記載了一名佛教僧人與(yu) 講希臘語的巴克特裏亞(ya) 國王之間的對話。考古發現，公元前200年就有貨物從(cong) 地中海運抵印度阿裏卡梅度和其他幾個(ge) 港口，且數量在之後的三個(ge) 世紀不斷增加。羅馬帝國在其巔峰時期，不僅(jin) 將地中海變成其內(nei) 湖，而且遠征至兩(liang) 河流域。

　　在自然地理屏障的阻隔作用下，以中國為(wei) 核心的東(dong) 方文明恰好相反，屬於(yu) 一種原生型文明，近代以前基本處於(yu) 相對獨立演進狀態，與(yu) 其它文明核心區沒有發生過激烈的正麵對抗，彼此間的聯係主要體(ti) 現於(yu) 有限的商業(ye) 往來和佛教入華這樣的文化往來，沒有形成過全麵深度的交融與(yu) 承繼關(guan) 係。公元前326年，亞(ya) 曆山大率兵遠征印度時，受過良好教育的東(dong) 西方人還根本不知道對方的存在。約到公元前1世紀，中國史書(shu) 才第一次出現有關(guan) “大秦”即羅馬帝國的記載，而中國人與(yu) 羅馬人的首次相遇，則要等到公元166年大秦國王安敦(應指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安東(dong) 尼)派使臣前往洛陽才發生。

　　中國原生型文明數千年演化的獨特曆史環境，對古代中國的世界觀、“天下觀”，影響甚大。呂思勉說，中國“直至近世和歐人接觸以前，內(nei) 部的治化，雖時有變遷;對外的形勢，亦時有漲縮;然而大體(ti) 上，總是保守其閉關(guan) 獨立之舊約”。錢穆評《春秋》說，經孔子筆削，“《春秋》既不是一部魯國史，也不是一部東(dong) 周王室史，而成為(wei) 一部諸夏的國際史，亦可稱為(wei) 乃是那時的一部天下史或稱世界史。”諸夏即是世界，天下有一“共主”，中國的大一統觀念由此奠定，華夏中心思想亦從(cong) 此生根。把這一切放在中華文明封閉循環的曆史環境中看，是很自然、可以理解的事。中華文明成為(wei) 世界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與(yu) 自然地理造成的封閉發展環境有很大關(guan) 係。美國曆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寫(xie) 道：“與(yu) 印度文明的鬆散和間斷比較，中國文明的特點是聚合和連續……其原因在於(yu) 中國較與(yu) 世隔絕，它僅(jin) 僅(jin) 受到西北遊牧民的侵略。中國無需與(yu) 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較先進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種族和文化特點的民族打交道。”中國人常以中華文明是世界曆史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而自豪。不過，作為(wei) 中國人，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曆史的這種特點，對中國社會(hui) 的發展，既有其優(you) 點和長處，也有其弱點和短處。

　　東(dong) 西方古典文明相似的發展軌跡至公元五六世紀趨於(yu) 消失，隨後出現東(dong) 西方發展的曆史性分流

　　東(dong) 西方文明經不同路徑，以不同方式各自獨立演進，在公元前5世紀後的幾個(ge) 世紀分別攀上世界古典文明高峰，發展水平不相上下。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將公元前500年後的幾個(ge) 世紀稱為(wei) 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因為(wei) 此後的曆史圍繞這個(ge) 軸心旋轉。不同文明核心區的經典著作和思想均出自這一時期，如東(dong) 方的儒、道、法家文獻，南亞(ya) 的佛教和耆那教經書(shu) ，歐洲的希臘哲學和希伯來《聖經》及其衍生的《新約》和《古蘭(lan) 經》，皆成定義(yi) 後世生活的經典。在這個(ge) 時期，東(dong) 西方“變得前所未有的相似，都隻由一個(ge) 人口眾(zhong) 多的超級大國統治，都出現了一批生活在大城市、受過軸心思想教育、有文化教養(yang) 的精英”。由此可以看出，這個(ge) 時期東(dong) 西方互相獨立發展，但卻各自按著相似的曆史軌跡前進，東(dong) 西方文明內(nei) 在特質並未給東(dong) 西方發展軌跡造成顯著差異。

　　東(dong) 西方古典文明相似的發展軌跡至公元五六世紀趨於(yu) 消失，隨後出現東(dong) 西方發展的曆史性分流。公元3世紀至6世紀末，東(dong) 西方兩(liang) 大帝國先後都經曆了遊牧民族大規模入侵的衝(chong) 擊，受困於(yu) 數百年戰亂(luan) ，但結果截然不同。一方麵是西羅馬帝國分崩離析，西方文明走向衰亡;另一方麵是中國擺脫魏晉南北朝約四百年亂(luan) 世，迎來大唐盛世，中華文明步入鼎盛時期。據莫裏斯估計，至公元700年，東(dong) 方社會(hui) 發展水平比西方高出1/3，到公元1100年，這個(ge) 差距拉大到40%。麥迪森的估計與(yu) 此大體(ti) 相當。這在農(nong) 耕文明時代是很大的差距。東(dong) 方文明至宋到達巔峰，宋徽宗時期，中國人口首次過億(yi) ，成為(wei) 全球最大的市場。李約瑟總結中國古代四大發明，除了造紙術外，其餘(yu) 三項均蒂熟於(yu) 宋。陳寅恪說，華夏之文化，“造極於(yu) 趙宋之世”，王國維也有類似說法，看來此言不虛。中華文明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至宋也達到了一個(ge) 新高度。日本宋史專(zhuan) 家小島毅認為(wei) ，宋朝“與(yu) 日本傳(chuan) 統文化的關(guan) 係確實非常特別”，“日本人通常認為(wei) 的所謂‘日本傳(chuan) 統’，其實是根植於(yu) 宋代文化”。在他看來，雖然“宋代的特征之一是軍(jun) 事上非常軟弱。但不論在軍(jun) 事上如何軟弱，這個(ge) 王朝在政治、經濟、社會(hui) 、文化等各個(ge) 方麵，都是東(dong) 亞(ya) 世界的領頭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