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論壇·溫故】

　　2019年3月4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hui) 議文化藝術界、社會(hui) 科學界委員時強調：“‘文章合為(wei) 時而著，歌詩合為(wei) 事而作。’所謂為(wei) 時為(wei) 事者，就是要發時代之先聲，在時代發展中有所作為(wei) 。”

　　“文章合為(wei) 時而著，歌詩合為(wei) 事而作”，出自白居易寫(xie) 給好友元稹的《與(yu) 元九書(shu) 》。晚唐張為(wei) 著有《詩人主客圖》，將中晚唐詩人按作品的內(nei) 容與(yu) 風格分為(wei) 六類，其中白居易被列為(wei) 第一類詩人之首，號為(wei) “廣大教化主”。他對白居易的這一評判無疑是非常有道理的。白氏獲得這樣的稱號，一個(ge)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堅持“文章合為(wei) 時而著，歌詩合為(wei) 事而作”的創作原則。這一原則回應了當時文藝創作遇到的挑戰，因其注重發揮文藝的基本功能，符合社會(hui) 發展的現實需要，而獲得後世廣泛的共鳴，在文學史和文化史上，都有極為(wei) 深遠的意義(yi) 。

　　我國在魏晉時進入“文學的自覺時代”，對文體(ti) 、內(nei) 容、語言等的反省與(yu) 研究使文藝漸漸開拓出新的天地，為(wei) 進一步走向繁榮奠定了基礎。但過猶不及，片麵重視形式、忽視內(nei) 容的傾(qing) 向一直存在，如六朝以來駢文講求對偶、聲律、用典、藻飾的特點，使其脫離生活，喪(sang) 失了實用功能;詩歌在中唐出現了以“大曆十才子”為(wei) 代表的創作傾(qing) 向，他們(men) 追求麗(li) 辭、精於(yu) 雕琢，反映的生活較為(wei) 狹隘，“竊占青山、白雲(yun) 、春風、芳草等以為(wei) 己有”。而唐代自安史之亂(luan) 後，已進入藩鎮割據、朝局動蕩、戰亂(luan) 頻仍、民不聊生的階段，罔顧現實而空玩文字，自是背離了士人的責任，也扭曲了文藝的主要功用。於(yu) 是中唐時期韓愈、柳宗元等發起“古文運動”，務求恢複文章質樸自由、言之有物的傳(chuan) 統;白居易、元稹等發起“新樂(le) 府運動”，倡導詩歌承續《詩經》和漢魏樂(le) 府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功能。白居易論詩文的理論觀點，集中體(ti) 現在他的《與(yu) 元九書(shu) 》中，除了“文章合為(wei) 時而著，歌詩合為(wei) 事而作”，他還以自身創作實踐為(wei) 依據，提出了一些與(yu) 之相關(guan) 的主張，如認為(wei) 詩歌應“經之以六義(yi) ”“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詩人應“誌在兼濟、行在獨善”。

　　“為(wei) 君、為(wei) 臣、為(wei) 民、為(wei) 物、為(wei) 事而作，不為(wei) 文而作”，白居易的詩文創作忠實地踐行了他的上述理念。不論是他在入仕初期為(wei) 盩厔尉時，還是他在朝為(wei) 左拾遺、左讚善大夫，在地方為(wei) 江州司馬、杭州刺史、蘇州刺史時，甚至是在為(wei) 母喪(sang) 丁憂期間，都有許多作品深刻地反映社會(hui) 現實、同情人民的疾苦，如其《新製布裘》詩中言：“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wan) 裏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夏旱》中言：“太陰不離畢，太歲仍在午。旱日與(yu) 炎風，枯焦我田畝(mu) 。金石欲銷鑠，況茲(zi) 禾與(yu) 黍。嗷嗷萬(wan) 族中，唯農(nong) 最辛苦。”悲憫情懷與(yu) 杜甫一脈相承，所以清代葉舒璐《讀杜白二集》言：“子美千間廈，香山萬(wan) 裏裘。”白居易的《諷諭詩》一百五十首是他現實主義(yi) 精神的傑出代表，其中《觀刈麥》《賣炭翁》《采地黃者》等，都是廣為(wei) 人知的名篇。而其諷諭之作中卻絕無怨毒，隻是“願得天子知”，以達到輔助君王革新天下的目的。當然，白居易也寫(xie) 有不少反映個(ge) 人生活情趣的感傷(shang) 詩和閑適詩，如《琵琶行》《錢塘湖春行》《問劉十九》等，情意真摯，充滿著靈動的生活氣息。與(yu) “文章合為(wei) 時而著，歌詩合為(wei) 事而作”的原則相關(guan) ，他在詩歌創作中擅長以賦法鋪陳，力避艱澀、怪險，而追求平易，以此形成了樸素的美學風格、獲得了更為(wei) 廣泛的社會(hui) 影響力，“自有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chuan) 之廣者”。對現實的強烈關(guan) 注、語言的平易並不意味著藝術性的減弱，以詩歌為(wei) 例，白居易認為(wei) “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yi) ”，“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所以他非常重視以優(you) 美的意象興(xing) 發情感，注重以和諧的韻律連綴詩章，《琵琶行》《長恨歌》等作品皆為(wei) 平易而美的佳作。

　　清代翁方綱在《石洲詩話》中評價(jia) 說：“白公之為(wei) 廣大教化主，實其詩合賦比興(xing) 之全體(ti) ，合風雅頌之諸體(ti) ，他家所不能奄有也。”回顧中國古代文學史，那些獲得崇高聲譽的文學藝術家，如屈原、庾信、杜甫、陸遊、辛棄疾、鄭板橋等，也多是和白居易一樣，為(wei) 時而著、為(wei) 事而作，“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即如陶淵明、孟浩然、李白等人，也是在發自深心的自由吟唱中表露高潔的情操，其作品同樣是對特定階段時與(yu) 事的真切反映。文學史上也有遠離社會(hui) 生活、表現輕靈空寂個(ge) 人情趣的一途，但究竟不是主流。事實上，中國文學自《詩經》、楚辭起，就形成了抒寫(xie) 人生、關(guan) 注現實的傳(chuan) 統，後經曆代詩教的強化，遂成為(wei) 民族的審美文化精神。這樣的美學傳(chuan) 統，使文學藝術總能反映人民的悲歡、時代的風雲(yun) ，成為(wei) 裨補時闕、塑造民族靈魂的豐(feng) 厚滋養(yang) 。曆史一再證明，如若脫離現實、遠離人民，終將使創作走入死胡同，如明代前後七子中的一些作家，“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執迷於(yu) 泥古，過於(yu) 重視法度格調，雕章鏤句，終難有大的文學成就，也說不上有多少曆史價(jia) 值。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一切有價(jia) 值、有意義(yi) 的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都應該反映現實、觀照現實，都應該有利於(yu) 解決(jue) 現實問題、回答現實課題。”這樣的創作觀念，正是對傳(chuan) 統文藝精神的繼承和提升。當前適逢改革開放取得輝煌成就的新時代，國家空前強盛，人民生活豐(feng) 富多彩，中國精神、中國價(jia) 值和中國力量為(wei) 文學藝術家施展才華提供了無盡的可能，“文章合為(wei) 時而著，歌詩合為(wei) 事而作”的現實主義(yi) 精神，自應被發揚光大，並被賦予與(yu) 新時代相應的新內(nei)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