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lan) 病(theDutchdisease)是指一國特別是中小國家經濟的某一初級產(chan) 品部門異常繁榮而導致其他部門衰落的現象。20世紀70年代，已是製成品出口主要國家的荷蘭(lan) 發現大量石油和天然氣，荷蘭(lan) 政府大力發展石油、天然氣業(ye) ，出口劇增，國際收支出現順差，經濟顯現繁榮景象。但蓬勃發展的天然氣業(ye) 卻嚴(yan) 重打擊了荷蘭(lan) 的農(nong) 業(ye) 和其他工業(ye) 部門，削弱了出口行業(ye) 的國際競爭(zheng) 力，到20世紀70年代，荷蘭(lan) 遭受到通貨膨脹上升、製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長率降低、失業(ye) 率增加的困擾，這種資源產(chan) 業(ye) 在繁榮時期價(jia) 格膨脹以犧牲其他行業(ye) 為(wei) 代價(jia) 的現象，國際上稱之為(wei) “荷蘭(lan) 病”。

　　部分資源大省顯現傳(chuan) 統“荷蘭(lan) 病”、“資源詛咒”現象

　　大量研究揭示了一個(ge) “成也資源、敗也資源”的經濟悖論：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高價(jia) 值資源的發現，中短期內(nei) 會(hui) 激發一輪資源投資熱和經濟增長高潮，並帶來迅速的財富增加，但在若幹年後卻出現經濟增長逆轉，甚至引發經濟危機，如上世紀50年代出現的“荷蘭(lan) 病”。近年的跨國比較也表明，自然資源匱乏的經濟體(ti) 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和瑞士等，一直有較高的技術創新水平和經濟增長率，而尼日利亞(ya) 、安哥拉和委內(nei) 瑞拉等許多自然資源豐(feng) 富地區，其發展速度卻都很低(“資源詛咒”)。

　　究其經濟原理，自然資源開發熱會(hui) 帶來某些資源品的價(jia) 格高漲，在大量資本和人力湧入該行業(ye) 追逐高利潤的同時，卻同時抬高了所有部門的要素價(jia) 格，隨著部門間貿易條件的調整以及本幣升值，“要素轉移效應”和“產(chan) 業(ye) 擠出效應”會(hui) 使得國內(nei) 製造業(ye) 逐步萎縮(去工業(ye) 化)。為(wei) 補償(chang) 損失，該國可能對製造業(ye) 實施貿易保護，卻反而使製造業(ye) 的內(nei) 生創新動力不足而不斷失去國際競爭(zheng) 力，從(cong) 而形成了一個(ge) 惡性循環。因此，獨享上天賦予的豐(feng) 裕資源或謂幸事，但它並不必然導致好運，反而可能與(yu) 一些對可持續增長極為(wei) 有害的變量相聯係，例如人力資本投資嚴(yan) 重不足(因資源業(ye) 所要求的技術程度低)、貧富差距擴大、腐敗和尋租盛行等等。類似情形在非洲和拉美表現得極為(wei) 突出。

　　中國是一個(ge) 勞動力充裕、資源稀缺、中間品需要進口的製造業(ye) 大國，因資源部門意外繁榮而引發普遍的要素價(jia) 格上漲和產(chan) 業(ye) 排擠效應，也許不會(hui) 在中國全麵上演。但長期以來，地下資源豐(feng) 富的山西、雲(yun) 南、貴州、新疆、內(nei) 蒙古、東(dong) 北等某些地區，已顯現出部分資源過度開采、汙染嚴(yan) 重且創新不足等通病，其經濟績效遠遜於(yu) 自然資源匱乏的浙江、江蘇等地區。石油、天然氣、煤炭、礦石等自然資源部門的全要素生產(chan) 率，在近年都出現了普遍下降。某些資源大省、區市甚至出現諸多社會(hui) 經濟不穩定因素。

　　更需警惕經濟資本化快速擴張中的“另類荷蘭(lan) 病”

　　由過度依賴自然資源的“傳(chuan) 統荷蘭(lan) 病”原理出發，還可引申出因過度追逐資產(chan) 回報而導致的“新型荷蘭(lan) 病”。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後，中國經濟的資本化進程加速，國有經濟快速增值，中國經濟也實現了持續繁榮。但隨著機器、設備、土地等大量資產(chan) 存量從(cong) 隱蔽到顯性化、從(cong) 無價(jia) 到低價(jia) 、從(cong) 價(jia) 值回歸到高溢價(jia) ，在貨幣擴張、外資流入和人民幣升值的配合下，不斷出現了國內(nei) 外巨額資金向某些地區、某些資產(chan) 部門過度集中和潮湧現象――這與(yu) “資源發現”機理相類似：某一領域的過快資產(chan) 升值和過高利潤率，其後果不僅(jin) 是過度炒作、投機泡沫，最終使得該部門很快衰退，更嚴(yan) 重的是引發全社會(hui) 要素成本過快上升、擠出製造業(ye) ，出現創新動力不足、收入差距擴大等後果。對這類衝(chong) 擊更應引起高度警惕。

　　第一，從(cong) 企業(ye) 角度看，巨大的“高溢價(jia) ”使得企業(ye) 對股票上市趨之若鶩，扭曲了企業(ye) 、政府行為(wei) ，也造成了畸形的資本市場結構。由於(yu) 普遍存在一次性IPO溢價(jia) 和後續資產(chan) 升值帶來的高額回報，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大量中國企業(ye) 把上市當作圈錢的重要渠道。上市公司的IPO、配股、增發、可轉債(zhai) 的轉股價(jia) 格、轉股比例設計上都實行高溢價(jia) 發行機製，中國資本市場的托賓Q值長期高於(yu) 2，甚至達到3-4的不合理水平，分紅比例卻很低。股票市場資本化的投資激勵功能不斷被放大，而它本應具備的、對內(nei) 生性創新的激勵功能卻受到抑製。近年來，中國的股票資本化顯現突飛猛進之勢，許多企業(ye) 高管的個(ge) 人財富、國有資產(chan) 和財政收入都增加很快，但代表中國總體(ti) 技術創新水平的全要素生產(chan) 率(TFP)卻出現了下降。

　　在此背景下，中國金融資產(chan) 總量趕超、股票資本化趕超的速度都很驚人，但債(zhai) 券市場的容量卻少之又少，資本市場結構極度畸形。根據IMF、中國統計局及證監會(hui) 數據的測算結果，中國金融資產(chan) 總量(債(zhai) 券、股票和銀行資產(chan) 之和)近年增長迅猛，2009年總值約達121萬(wan) 億(yi) 人民幣，與(yu) GDP之比達到3.6倍，已經在近年3.53倍的世界平均水平之上，超過德國(3.52倍)，直追美國(3.9倍)。但資本市場結構卻嚴(yan) 重失衡：股票市場資本化占GDP比重已達73%，僅(jin) 次於(yu) 美國(81%)，遠超過德國(30%)、歐盟(43%)和世界平均水平(55%)；但私人部門的債(zhai) 務證券隻占GDP的9%，遠低於(yu) 世界平均水平(85%)，無法與(yu) 德國(105%)、歐盟(119%)、英國(117%)和美國(158%)相提並論。中國的高股票融資與(yu) 低債(zhai) 券融資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第二，近年的土地與(yu) 房產(chan) 的資本化也已偏離正常軌道。首先，高地價(jia) 、高房價(jia) 引發諸多社會(hui) 矛盾。房價(jia) 上漲的原因不僅(jin) 來自於(yu) 城市化帶來的真實住房需求、土地資源稀缺導致的供求矛盾，以及市場投機因素，更來自於(yu) 地價(jia) 資本化中的政府土地出讓金不斷攀升。其次，隨著工業(ye) 用地與(yu) 住宅用地的價(jia) 格重估，土地與(yu) 房產(chan) 價(jia) 格不斷攀升，會(hui) 帶來相應的城市生活成本、用工成本和生產(chan) 成本等上升，這些成本的增加會(hui) 使得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力下降。最後，土地資本化所推動的資源過度開采、環境破壞和收入差距擴大，導致人們(men) 生活質量下降，社會(hui) 不穩定因素增加。

　　相關(guan) 的製度性因素

　　就宏觀層麵而言，經濟發展就是一國存量資源的不斷資本化過程。如何把有形和無形的“隱蔽資產(chan) ”適時且合理地轉變為(wei) 可流動的、經濟學意義(yi) 上的資本，由此促進有效的資本形成和提高經濟效率，對於(yu) 後發國家具有關(guan) 鍵意義(yi)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處於(yu) 大規模資本積累階段，資本貢獻在經濟增長中占據主導，資本化作用不可低估。但要指出的是，合理有序的資本化過程對於(yu) 資本形成和效率提高有正麵作用，但過快和過度的資本化不僅(jin) 可能帶來低效或無效的資本形成，而且抑製了技術創新步伐，最終使得經濟虛擬化和長期經濟增長不可持續。

　　我國部分資源大省顯現的資源依賴的“傳(chuan) 統荷蘭(lan) 病”現象，以及對實物資產(chan) (甚至無形資產(chan) )的快速資本化帶來的“另類荷蘭(lan) 病”隱憂，都是與(yu) 不合理管製的製度性因素相關(guan) 的：其一，管製下的信息、資源和機會(hui) 的不均等，是導致資源過度開采，導致資產(chan) 投機、尋租、腐敗，以及部門、地區和人群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在“高門檻”和“稀缺額度”麵前，掌握信息優(you) 勢及專(zhuan) 業(ye) 優(you) 勢的官員、企業(ye) 家或資本所有者，很可能通過各種途徑(而不是內(nei) 生性創新)來盡快獲利、謀求財富增值。其二，經濟轉型中設置某些管製壁壘是必要的，但不合理的管製成本和過多的中間環節會(hui) 提高交易費用，或給企業(ye) 實物投資帶來過高的顯性和隱性成本，或使得資本化過程中的經濟租金被無形損耗或流失。其三，政府主導的資本化過程可能會(hui) 使政府沉迷於(yu) 稅收和國有資產(chan) 大幅度增值、GDP趕超和經濟繁榮的景象之中。總之，為(wei) 應對兩(liang) 類“荷蘭(lan) 病”的隱憂，對現有增長模式進行糾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勢在必行。

　　政策建議

　　未來經濟增長中，應當減少對自然資源與(yu) 實物資產(chan) 過度貼現的依賴度。因為(wei) 伴隨匯率升值而來的各類資產(chan) 價(jia) 格如果被越炒越高，資本化的升值效應在短期內(nei) 被急劇放大，經濟增長可能會(hui) 變得虛擬化，副作用不斷顯現，製造業(ye) 、服務業(ye) 卻都會(hui) 因為(wei) 成本上升而失去競爭(zheng) 力，並引發諸多社會(hui) 問題。為(wei) 使中國經濟增長具有可持續性，筆者認為(wei) ，通過製度建設保障機會(hui) 均等，通過經濟政策激勵技術創新，促使從(cong) 實物資本積累為(wei) 主的趕超型增長模式，真正轉向以知識、技術等廣義(yi) 資源驅動下的創新型經濟增長，是一個(ge) 必然的選擇。政府目前已經或正在采取資源價(jia) 格改革、抑製資產(chan) 投機、結構調整、地區開發、減少收入差距、扶持民營經濟等綜合治理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wei) 還應特別強調以下幾個(ge) 方麵：一是轉變政府理念和職能。高增長隻是長期發展的一個(ge) 階段，任何經濟在經曆高增長後都會(hui) 進入一個(ge) 平穩增長的過程。政府應轉變觀念，平衡短期和長期利益，通過強有力的政策引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二是機會(hui) 均等，價(jia) 格引導，規範競爭(zheng) ，減少行政性壟斷。三是政策激勵技術創新。四是強化人力資本投資。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