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以來，國家治理現代化成為(wei) 治國理政的核心概念之一，為(wei) 尋求包容性發展的製度安排體(ti) 係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基本遵循。財政作為(wei) 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是全麵深化改革的重要支撐，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發揮著關(guan) 鍵作用。新形勢下，如何全麵認識理解財政與(yu)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guan) 係，進一步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水平？本文基於(yu) 學理和實踐的多維認知，對此進行分析解讀。

一、一個(ge) 出發點：基於(yu) 財政本質的解讀

對於(yu) 財政本質的認識，中國學者作出過許多努力，有國家分配論、共同需要論，還有再生產(chan) 前提論、資金體(ti) 係論等等。筆者對財政本質的認識，可以概括為(wei) “社會(hui) 集中分配論”。這與(yu) 之前各個(ge) 流派之間的爭(zheng) 鳴，互有關(guan) 聯，意在“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吸收一切積極成果而去粗取精兼容並包。筆者認為(wei) ，到目前為(wei) 止，尚沒有出現對這一認識有實質性挑戰的看法。所謂社會(hui) 集中分配論，是以“集大成”的方式，對各個(ge) 流派的可取之處，兼收並蓄，去粗取精，去偽(wei) 存真。社會(hui) 集中分配論的基本認識，是將關(guan) 於(yu) 財政認識的眼界，放在國家產(chan) 生之前、國家產(chan) 生之後、以及未來社會(hui) 構想之下——甚至假設國家消亡，或者將國家的升級和演變等全部曆史、未來的可能變化，都考慮在全景之中，那麽(me) 財政的本質，可表述為(wei) 社會(hui) 權力中心實施的帶有集中分配特征的分配體(ti) 係，屬於(yu) 生產(chan) 關(guan) 係中的分配關(guan) 係。

（一）從(cong) 財政的起源理解社會(hui) 集中分配論

對人類社會(hui) 發展過程進行粗線條的觀察，最初脫離動物界的原始人群即部落，在經過漫長的發展和部落聯盟後，才逐漸出現血緣關(guan) 係越來越淡化、而社會(hui) 成員必須共同服從(cong) 於(yu) 一個(ge) 社會(hui) 權力中心政治統治的國家形態。關(guan) 於(yu) 國家確立之前的古代社會(hui) ，馬克思主義(yi) 創始人也作了大量研究，特別強調在國家產(chan) 生之前，生產(chan) 力極其低下，曾經有很長時間是原始共產(chan) 主義(yi) 狀態，主要通過在分工與(yu) 合作中從(cong) 事采集與(yu) 狩獵，以維持生存。在蠻荒時代，不同的人群在野蠻狀態下還可能產(chan) 生衝(chong) 突，史料表明原始人群之間通過戰爭(zheng) ，由戰勝方將失敗方從(cong) 肉體(ti) 上消滅，乃至吃掉，以解決(jue) 生存中的食物來源問題。此後生產(chan) 力逐漸發展到產(chan) 生剩餘(yu) 產(chan) 品，這是一種供給側(ce) 的創新，為(wei) 原始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可能發生的質變提供了前提條件，也是生產(chan) 力角度上的集中分配物質前提。剩餘(yu) 產(chan) 品的出現使得分工合作裏作為(wei) 組織者、領導者的酋長或人物在人性趨利之下，越來越傾(qing) 向於(yu) 自己在分配中先得、多得，於(yu) 是原始共產(chan) 主義(yi) 製度出現了瓦解的可能性。除了生產(chan) 力上提供剩餘(yu) 產(chan) 品的物質前提，社會(hui) 組織上能夠形成相對穩定的權力中心，則是生產(chan) 關(guan) 係視角上的政治前提。在經濟和政治前提下，發展至穩定形成的國家形態，可稱之為(wei) 階級國家。這時社會(hui) 劃分為(wei) 不同階級，一般認為(wei) 最早的階級國家形態是奴隸製，奴隸主必須匹配一套強權，以暴力性質的國家機器來維持對奴隸的統治。同時，在這種統治中，不管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需要進行抵禦自然災害、祭祀和膜拜等公共活動，這便是共同需要。

因此，筆者認為(wei) ，國家財政是廣義(yi) 財政中的一種具體(ti) 形態，將原始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形成的社會(hui) 權力中心為(wei) 主體(ti) 的分配關(guan) 係中的個(ge) 性和國家產(chan) 生以後的財政個(ge) 性抽象並集中在一起，就形成了財政的共性。所以，筆者認為(wei) 國家分配論必須提升擴展到社會(hui) 集中分配論。在這樣的分配中，財政可以簡要表述為(wei) 八個(ge) 字：“以政控財，以財行政”。政治是指公共事務管理，孫中山曾講過，所謂政治，是管理眾(zhong) 人之事。所謂眾(zhong) 人，便是形成多數人的一種概念，“三人為(wei) 眾(zhong) ”或許就代表了最低限度的管理。兩(liang) 個(ge) 人也可以形成管理的問題，如馬克思常提及的荒島上的魯賓遜和星期五，便存在管理關(guan) 係。在漢語中，管理關(guan) 係在實際生活中可以稱為(wei) “政”，郵件在不同社會(hui) 成員之間的傳(chuan) 遞叫郵政，家庭管理可以叫做家政。但是“政治”是結合相對穩定的社會(hui) 製度來體(ti) 現的，是以政權為(wei) 主體(ti) 的公共事務管理。這其中，政權所掌握的公共權力是政治權力屬性的，這種政治權力的行使需要物質基礎的支持，即政府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借助資源配置來滿足物質條件。因此，“以政控財”——國家政權體(ti) 係依靠自己手裏的公共權力，即社會(hui) 權力中心憑借著一係列國家機器所掌握的有控製力的權力，在貫徹行使自己的意願、履行自己政權職能時，先控製一部分公共資源。以剩餘(yu) 產(chan) 品性質提供而形成的公共資源，在現代社會(hui) 裏，普遍都是財力、價(jia) 值形態的，直觀地看是易計量、可通約的。“以財行政”是分配、運用這些公共資源，構成基本的物質條件，來履行政府應履行的職能。政府事無巨細，沒有這種物質條件匹配，任何應行使的職能都無從(cong) 落實。“以政控財，以財行政”，比較直觀地對應於(yu) 漢語中的“財政”二字，是將這兩(liang) 個(ge) 字拆開、合並可以作出的最概括的理解和表述。

（二）從(cong) 社會(hui) 集中分配論出發剖析認識現代國家治理

以政控財、以財行政的分配體(ti) 係，跟國家治理之間的關(guan) 係，非常值得繼續研究和深化認識。“國家治理”在英文中表達為(wei) “State Governance”，學者們(men) 特別強調它與(yu) 管理（Management）的明顯區別，那麽(me) 主要區別為(wei) 何？中央特別強調的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筆者認為(wei) 這正是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下文簡稱《決(jue) 定》）裏治國大政、理論方針的核心概念，即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最重要的大政方針的濃縮表達。這需要特別關(guan) 注治理和管理的區別：“管理”顯然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掌控架構，即有管理權的主體(ti) 自上而下實施的局麵掌控。而治理和管理的區別，筆者認為(wei) 除了自上而下的，還有自下而上的、以及橫向平麵展開的各種多樣化互動。治理所對應的概念，其實是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已經被各方接受的包容性發展、包容性增長的概念。包容性表現在政府、非政府的各種主體(ti) 充分互動中調動和發揮一切潛力、活力之上。大略地分析來看，政府是有公權力的主體(ti) ，而企業(ye) 、社會(hui) 組織等等，如生產(chan) 經營單位、非營利性單位、各種各樣偏好的自然人，則是有私權利的主體(ti) 。這些多元主體(ti) 的互動中，需要形成爭(zheng) 取最大包容性的共贏。在爭(zheng) 取共贏的取向下，要力求各種主體(ti) 能夠充分發揮對於(yu) 社會(hui) 發展和進步作貢獻所可能發揮的潛力。追求共贏的狀態，是“治理”境界的真諦，即實現包容性發展中各種潛力和活力最大限度的釋放。治理和管理的區別概括起來，最主要的就是必須把管理和自管理、組織和自組織、調控和自調控融合在一起，使方方麵麵的潛力、活力得到無阻礙的發揮。實際生活中需要處理的，就與(yu) 一係列製度安排、機製創新相關(guan) 的問題——政府和市場、中央與(yu) 地方、公權體(ti) 係和公民、管理部門和納稅人等關(guan) 係集合在一起。如何做到治理方麵的“善治”這種在價(jia) 值取向評價(jia) 上值得肯定、值得追求的境界，成為(wei) 討論國家治理時應抓住的實質性問題。

（三）在國家治理框架內(nei) 定位財政

按照曆史唯物主義(yi) 原理，經濟生活構成整個(ge) 社會(hui) 生活的基礎。所以，在理論認識上，經濟學是經濟生活的一種理論闡釋，研究維係整個(ge) 社會(hui) 存在、運行發展的資源配置問題。最概括地說，在經濟學研究資源配置的視角上，可以認為(wei) ，也是最概括地說，財政學研究的是公共資源配置。公共權力體(ti) 係必須處理的公共資源配置問題，也是經濟學、財政學共同的研究對象（但財政學更聚焦於(yu) 此，以及在外延上更需要做跨學科的交叉綜合），因此經濟和財政這兩(liang) 大概念之間的關(guan) 係是千絲(si) 萬(wan) 縷的。公共資源的配置，必然要拉動、引致和輻射、影響全社會(hui) 資源的配置，並產(chan) 生由經濟到社會(hui) 的種種“外部性”，資源配置的優(you) 化和財政分配相關(guan) 聯的部分，是整個(ge) 製度安排和機製方麵的優(you) 化設計與(yu) 建設問題。通過改革所表現的創新活動，實質的追求最後要落在以人為(wei) 本的資源優(you) 化配置和解放生產(chan) 力，即通過財政分配、通過財政對經濟所產(chan) 生的正麵效應，使社會(hui) 成員的總體(ti) 福利提升，使社會(hui) 裏的種種矛盾得到較好的化解。這種財政功能作用的發揮，從(cong) 理論視角來看，在和經濟學有密切關(guan) 聯的同時，還會(hui) 進一步擴展到其他學科。比如，財政學和政治學就有不解之緣。一個(ge) 社會(hui) 權力中心的公權力，是政治權力；而從(cong) 政治學說到社會(hui) 學，所涉及的現象更是無所不包；還有法學，多門類特定表述的投資、金融等方方麵麵的學科，以及財政分配涉及的具體(ti) 領域，如教育、醫療衛生等等。所有這些相關(guan) 學科都必然會(hui) 和財政學結合在一起，納入我們(men) 的視野，這樣才能促使研究者在認識財政問題上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可以“跳出財政看財政”，達到盡可能高的水平。

所以從(cong) 理論聯係實際的視角來說，財政學一定是一門多方麵綜合的學科。雖然我國實際生活中財政被放在經濟學門類裏，屬於(yu) 經濟學中特定的二級學科，但對於(yu) 財政學的認識及其知識框架，完全不必受這種分類的局限。在肯定財政學是多部門綜合學科的同時，畢竟首先是經濟學在其中不可或缺——財政學最初形成理論時，最為(wei) 眾(zhong) 人肯定的首創之功，是經濟學鼻祖亞(ya) 當·斯密的《國富論》中第5部分專(zhuan) 門講的與(yu) 國家有關(guan) 的稅收、公債(zhai) 、支出安排等等，涉及怎樣認識國家職能和國家職能怎樣得以實現。一般認為(wei) ，這是財政學開先河之作，財政學是和經濟學一起產(chan) 生的。

因此，在財政學視野中，要做的研究工作太多，要用心觀察並且可以舉(ju) 一反三，在財政這一概念下進行深入思考和研究。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中提煉出一個(ge) 重要認識：“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之所以沒有將內(nei) 部討論中提到的“是全麵改革的支撐”加上，是因為(wei) 在實際生活中，既然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那必然是對與(yu) 國家治理優(you) 化密切相關(guan) 的改革的一種重要支撐。國家治理如果要尋求包容性發展的製度安排體(ti) 係，以成為(wei) 善治，那麽(me) 財政處理好資源配置中有重要影響力、輻射力的公共資源，則是一個(ge) 國家治理基礎和重要支柱層麵不可或缺的解決(jue) 途徑和影響經濟社會(hui) 全域的能動組成部分。

二、兩(liang) 個(ge) 觀察維度：現代市場體(ti) 係與(yu) 現代財政製度的建立

理解“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還要基於(yu) 進一步展開的觀察維度進行深入探討。上文述及國家治理現代化講求包容性發展，要讓社會(hui) 在文明提升過程中更多體(ti) 現所有社會(hui) 成員共贏、多元互動中的公共福利最大化，因此需要對應資源配置體(ti) 係，現實生活中即為(wei) 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裏反複強調的“現代市場體(ti) 係”。現代市場體(ti) 係是現代國家治理的決(jue) 定性資源配置“基本麵”，而為(wei) 發展培育現代市場體(ti) 係，又必須打造現代財政製度。這既是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明確提出的要求，也是理解財政與(yu) 國家治理現代化內(nei) 在關(guan) 聯的重要維度。

（一）現代市場經濟體(ti) 係的構建：曆史、挑戰與(yu) 進路

《決(jue) 定》中涉及資源配置最重要的突破，是“市場決(jue) 定論”終於(yu) 明確表述在資源配置中，即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jue) 定性作用。這一決(jue) 定性作用的認識來之不易。在kaiyun官方地址開放過程中，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一開始就被反複討論，最初是突破計劃經濟認識框架，把商品和市場引入，形成“計劃調節為(wei) 主，市場調節為(wei) 輔”的認識，之後又提出“計劃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結合的方式在認識中各有不同，但多數人強調的還是計劃為(wei) 主。1984年，中央提出《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這是第一個(ge) 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文件，在認識上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鄧小平對此評價(jia) 說決(jue) 定中講了我們(men) 老祖宗沒有說過的新話，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雖然提到了“計劃”，但重點落在了“商品經濟”上，這在當時的意義(yi) 非同小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需要有市場的，因此有些人強調，商品經濟一定要對接市場，實行市場取向改革。1984年提出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給了商品一個(ge) 作為(wei) 經濟形態的定義(yi) 。之後便是充分重視商品生產(chan) 、交換、分配、消費，完成關(guan) 於(yu) 其整個(ge) 生命周期的市場的建設。後來黨(dang) 的十三大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e) ”，間接調控的框架明確產(chan) 生。國家的調控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層次，國家調節市場，實際上是調節市場的參數。比如，財政的政策工具中，以稅收為(wei) 例，稅收就是法定的參數，任何人碰到特定的情境，都要依法解決(jue) 稅收分配關(guan) 係問題，所以參數是一種調節的規範。又如國債(zhai) ——公債(zhai) 和地方債(zhai) ，也在具體(ti) 運行中依法形成規範的、標準化的調節機製。可以將這些規範的政策工具認定為(wei) 一些參數，通過經濟杠杆手段，把這些經濟手段色彩非常鮮明的參數施加到市場的價(jia) 格信號中。綜合形成的市場信號，可以引導千千萬(wan) 萬(wan) 分散的企業(ye) 的生產(chan) 經營決(jue) 策及其經濟行為(wei) 。而這一向間接調控轉型所要解決(jue) 的問題，就是解放生產(chan) 力。曆史證明，過去的直接調控在某些階段上有動員組織、迅速見效的特殊作用，但從(cong) 較長的時間段來看，卻極容易滑向僵化、死板的狀態，打擊方方麵麵的積極性，使得資源配置無法優(you) 化，效率低下，所以，克服傳(chuan) 統體(ti) 製弊病的“間接調控”，就作為(wei) 導向確立起來。1992年，鄧小平進行南方談話，堅定改革開放大政方針，強力務實地確立搞市場經濟這個(ge) 大方向，解決(jue) 了曾被糾纏於(yu) “姓社姓資”的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的基本爭(zheng) 議問題，指出這不是根本社會(hui) 製度的問題，隻是運行機製層麵的變動性選擇，基本事實是資本主義(yi) 國家也有計劃，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也必須要有市場。於(yu) 是在同年，黨(dang) 的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目標模式，即建立、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一直說到現在。而判斷改革市場經濟取向的成效就要看是否符合三個(ge) “有利於(yu) ”，有利於(yu) 發展生產(chan) 力、有利於(yu) 提升綜合國力、有利於(yu)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概括來說就是有利於(yu) 整個(ge) 社會(hui) 進步，這是唯物主義(yi) 的觀點，顯示了鄧小平務實的態度和高明的思路。

現代市場體(ti) 係緊隨現代國家治理，在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之後逐步有了清晰的框架，但在表述上也僅(jin) 限於(yu)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在中國進入“經濟新常態”之前高速發展的20年間，反複的實踐使得社會(hui) 方方麵麵具備了進一步建設現代市場體(ti) 係的條件。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就把漢語語境裏市場經濟中的市場作用說到位了，即就全局而言的資源配置中，市場發揮著決(jue) 定作用。在這一全局概念之下，政府所起的是輔助性作用。但如何使得政府更好發揮作用，這其中又有著挑戰性的創新任務。以PPP為(wei) 例，過去將“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直譯為(wei) “公私合作夥(huo) 伴關(guan) 係”，現在官方說法為(wei) “政府和社會(hui) 資本合作”，其所要處理的政府和企業(ye) 這種市場主體(ti) 的關(guan) 係，又跨越了很多年來大家所認同的政府和企業(ye) 、和市場主體(ti) 要劃清邊界的認知，PPP意味著政府和市場主體(ti) 的關(guan) 係“螺旋式上升”，以夥(huo) 伴關(guan) 係來從(cong) 事公共工程、基礎設施，乃至產(chan) 業(ye) 新城建設和運營、國土連片開發等會(hui) 對經濟社會(hui) 生活產(chan) 生深遠影響的建設項目。對於(yu) 市場如何起決(jue) 定性作用，政府如何更好發揮作用，有著一係列創新的要求，需要麵對一係列複雜的問題。因此，從(cong) “現代國家治理”說到“現代市場體(ti) 係”，自然就涉及政府更好發揮作用——要想有現代國家治理，發展培育現代市場體(ti) 係，就必須打造“現代財政製度”，這是《決(jue) 定》中順利成章明確提出的要求。

（二）現代財政製度的改革實踐：從(cong) 行政性分權到經濟性分權

從(cong) 學理上來說，現代財政製度和國家治理現代化訴求結合，無非是要通過資源配置的優(you) 化，來解決(jue) 以公共資源影響、輻射、拉動全社會(hui) 資源優(you) 化狀態的製度安排和機製建設問題。因此在對全局的服務上，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這一表述，在學理上是很嚴(yan) 謹的。對於(yu) 財政到底發揮什麽(me) 作用，過去在中國不同場景之下的討論各有特點。上世紀80年代，最熱的討論之一是中國應該是“大財政小銀行”，還是“大銀行小財政”。但是銀行也好，財政也好，都是國家治理和調控體(ti) 係裏的組成部分，服務的是整個(ge) 治理的優(you) 化、國家整個(ge) 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優(you) 化。如果從(cong) 全局來看，其實不是孰大孰小的問題，財政與(yu) 中央銀行有明顯區別，但都是需要發揮管理調控作用的綜合部門，兩(liang) 者形成調控體(ti) 係，問題的所在是兩(liang) 者如何合理協調配合。這種協調配合在很多具體(ti) 的場合中，還會(hui)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財政政策與(yu) 貨幣政策，都是既要調總量，又要考慮結構，但是貨幣政策最基本的功能是總量調節，不能發揮過多的結構優(you) 化作用；財政配合貨幣政策進行總量調節時，結構優(you) 化則需要唱主角。因此這不是大小的問題，而是協調配合、共同服務全局的問題。

從(cong) 現代財政製度的視角，就要考慮在改革深水區進行攻堅克難的一係列製度建設。從(cong) 過往的經驗總結來看，財政的意義(yi) 和作用是不可回避的。1978年的“真理標準的大討論”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產(chan) 生了基本的社會(hui) 共識——往前看必須搞改革。當時農(nong) 村有大量的貧困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引導和鼓勵實行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簡稱分田到戶，解放了生產(chan) 力，幾年之間使得農(nong) 業(ye) 問題過關(guan) 了。到了1984年，糧食多到必須“民代國儲(chu) ”，國家給老百姓付儲(chu) 存費用，代國家儲(chu) 備。農(nong) 村生產(chan) 力解放以後，糧食問題也解決(jue) 了。在企業(ye) 方麵，最初在基層從(cong) 企業(ye) 基金、利潤留成切入，試探著給出自主權，試圖走出一條搞活企業(ye) 的路子。這是當年城市改革在基層進行的小幅度實驗。之後宏觀層麵啟動了較成規模的動作，首先就是對某些地區給予特殊政策，比如深圳特區的建設。更進一步，就是財政方麵的改革。

1979年，在貫徹1978年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改革開放方針的過程中，醞釀了宏觀層麵以財政作為(wei) 突破口的宏觀改革舉(ju) 措。整個(ge) 社會(hui) 再生產(chan) 要維係，還得先讓“計劃”這套功能發揮，讓計劃維係再生產(chan) 繼續運行的時候，首先宏觀從(cong) 分配視角，將財政分配這方麵作為(wei) 突破口，實施有彈性的鬆動，向下放權。此前的曆史上，財政早就有分權嚐試，但由於(yu) 其他條件製約，概括說來就是“一放就亂(luan) ，一亂(luan) 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再放”，陷入“放亂(luan) 收死”的循環。1979年再次分權，以財政作為(wei) 突破口，即“以政控財，以財行政”的公共權力主導的分配體(ti) 係首先鬆動，向下分權，由中央向地方放權。原來中央集權特征明顯的時候，塊塊（指地方政府）是附屬的，條條（指各中央部委）為(wei) 主，體(ti) 現為(wei) 中央各個(ge) 產(chan) 業(ye) 部垂直地、一條一條地向下發指令，指揮地方動作。要把原來的條條為(wei) 主變成塊塊為(wei) 主，向地方分權，是由財政先分，其他方麵就陸續打開了彈性空間。1980年，財政分權在體(ti) 製上實行的是“分灶吃飯”“劃分收支，分級包幹”，中央和地方明確各自在財力收支中的職責劃分，這是中國財政改革在改革開放初期發揮的先行軍(jun) 、突破口作用。

之後，地方分權繼續努力將權力分到企業(ye) ，讓企業(ye) 活起來。雖然意向非常明確，但實行過程卻是曲折的。簡要地說，當時財政“分灶吃飯”最後要對接的目標，已經落到現代財政製度的訴求上，必須服務於(yu) 整個(ge) 中國的現代化，服務於(yu) 以改革開放走向偉(wei) 大民族複興(xing) 的“三步走”、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實現。現代化的取向其實早已經確立，傳(chuan) 統體(ti) 製下就提出了四個(ge) 現代化即工業(ye) 、農(nong) 業(ye) 、國防、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人提出還要加上第五個(ge) 現代化，就是民主製度。中國鴉片戰爭(zheng) 為(wei) 標誌的近現代史帷幕拉開以後，曾一路積貧積弱，工業(ye) 革命以後中國嚴(yan) 重落伍，現代化的趨向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實現大踏步跟上時代，實現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但將條條為(wei) 主變成塊塊為(wei) 主以後，並沒有真正革除公權主體(ti) 按照行政隸屬關(guan) 係控製企業(ye) 和組織財政收入這一舊體(ti) 製的症結。上文所說的“放亂(luan) 收死”，不是沒有過分權，但過去不論集權還是分權，都是條塊分割的，按照行政隸屬關(guan) 係控製企業(ye) 。體(ti) 現在實踐中，一片國土範圍之內(nei) 的各種企業(ye) ，例如北京有中央的企業(ye) ，有市的企業(ye) ，有區的企業(ye) ，還有街道的企業(ye) ；其他城鄉(xiang) 區域，省市縣鄉(xiang) 鎮，各有各自隸屬關(guan) 係下的企業(ye) ——中央產(chan) 業(ye) 部的企業(ye) 是屬於(yu) 中央的，省市縣鄉(xiang) 鎮的企業(ye) ，各有各的行政主管，條和塊各自按照行政隸屬關(guan) 係來管理企業(ye) ，同時要求這些企業(ye) 按照行政隸屬關(guan) 係把收入上交到本行政主管的層級上。“分灶吃飯”以後，仍然是這樣。地方積極性提高了，地方的經濟活動發展起來了，但地方的本位主義(yi) 便自然而然地出現了，優(you) 質的原材料控製在本地，做市場封鎖，其他地方有競爭(zheng) 力的產(chan) 品進入本地，會(hui) 受到種種限製，這種不符合統一市場發展的現象，越來越表現出惰性：重複生產(chan) ，低水平的重複建設，看起來帶來了活力，但不能使地方的積極性支撐起應有的高質量發展。按規定，中央企業(ye) 對中央財政按照“分灶吃飯”體(ti) 製上交稅收（當時還有調節稅和利潤），即交到中央，省的企業(ye) 交到省，縣的、市的企業(ye) 交到縣市，與(yu) 此同時企業(ye) 仍然受到各自行政主管過多的幹預和關(guan) 照。過多關(guan) 照體(ti) 現的是軟預算約束，無法公平競爭(zheng) ；過多幹預即是聽行政的信號，而不能靠自己的判斷服從(cong) 市場信號。“搞活”企業(ye) 的過程中出現所謂“雙重依賴”，而且依賴市場信號和依賴行政信號相比，最根本的還是必須服從(cong) 行政信號。因此，按照原來的“分灶吃飯”框架，無法真正實現搞活企業(ye) 這一目標。

1986年，在國有企業(ye) 進行“利改稅”的鋪墊下，曾有過規範化的改革設計，實行市場經濟間接調控——價(jia) 格通過改革讓其能夠產(chan) 生應有的資源配置引導作用，稅收是一種依法規範的調節方式，以處理政府和企業(ye) 關(guan) 係、利益分配關(guan) 係，財政體(ti) 製必須適應新的間接調控機製，實施整體(ti) 改造。但有人認為(wei) “利改稅”後20多個(ge) 月間國有企業(ye) 利潤滑坡，是“規範化”挫傷(shang) 了積極性，因此大方向上又進行了改變，放棄價(jia) 稅財聯動這一“利改稅”後所尋求的規範化製度建設思路，轉而在1987年開始實行各種形式的企業(ye) 承包經營責任製，就是所謂“包”字進城。農(nong) 村改革中小農(nong) 經濟的“包”字很簡單，能最簡潔地處理“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ti) 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一激勵機製問題，約束上也沒有大問題。但是“包”字一旦進了城，在社會(hui) 化大生產(chan) 裏，複雜情況下長期行為(wei) 的培育馬上就出了問題：企業(ye) 承包裏出現拚設備、拚短期績效，通過出年度成果來兌(dui) 現承包利益而不考慮長期發展的弊病很明顯，特別是“承包”雖名義(yi) 上指政府和企業(ye) 的主管人員作為(wei) 平等的雙方，自願以合同方式確定權責利（甲乙雙方簽合同叫承包合同），但實際上是不平等的，政府一方隨時可能以調整承包方案為(wei) 名貫徹已方意願，企業(ye) 會(hui) 因某一年的收益較好而被不斷提高承包任務指標，在行政為(wei) 主的情況下，市場上的客觀因素必然被忽視。因此，多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製下，企業(ye) 的短期行為(wei) 非常明顯，而政府對企業(ye) 的幹預也變得更加錯綜複雜，沒有公平競爭(zheng) 的環境可言，沒有能夠真正讓企業(ye) 活起來。

之後才提出了稅利分流以及財政體(ti) 製的分稅製試點，直到1994年進行財稅配套改革。分稅製改革，使得中國現代財政製度建設出現了由行政性分權向經濟性分權的決(jue) 定性轉變。在分稅製狀態下，經濟性分權是指所有企業(ye) 不問所有製情況，不看規模大小，不講行政級別，也不區分隸屬關(guan) 係，在稅法麵前一律平等，各個(ge) 企業(ye) 依法繳納國稅和地稅，至於(yu) 共享稅，是各級政府之間按體(ti) 製處理的財力分配，跟企業(ye) 無關(guan) 。依法交稅之後，稅後可分配的部分，按照產(chan) 權規範和政策環境，由企業(ye) 自主分配。這真正解決(jue) 了所有企業(ye) 在市場競爭(zheng) 方麵所要求的公平視角上劃出公平競爭(zheng) “一條起跑線”的問題。過去各個(ge) 行政主管對企業(ye) 可以過多幹預和關(guan) 照，分稅製之後所有企業(ye) 依法納稅，在市場中拚核心競爭(zheng) 力，優(you) 者能夠擴大市場份額，劣者便會(hui) 萎縮，並且還存在破產(chan) 出局的淘汰機製。跨隸屬關(guan) 係、行政區劃和所有製性質的存量兼並重組，以及國企淡化乃至取消行政級別和對接企業(ye) 家市場等改革，也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探索和展開了。

（三）進一步深化分稅製改革

1994年的分稅製改革，其實並不隻解決(jue) 了中央和地方的關(guan) 係問題，當年還解決(jue) 了政府和市場主體(ti) ，即各級政府和企業(ye) 關(guan) 係如何正確處理的製度建設問題，而且這對於(yu) 全局來說是第一位的問題：改革以來一直探尋如何讓企業(ye) 活起來，必須在製度安排上有一條可持續的發展之路，分稅製改革構建起了與(yu) 市場經濟對接的框架。因此，這不是延續過去行政性分權的思維和做法，而是經濟性分權，真正改變了以往按條塊分割的行政隸屬關(guan) 係控製企業(ye) 和組織財政收入的舊體(ti) 製症結。中央和地方的關(guan) 係、各級政府間的關(guan) 係，也有了規範化處理。

到目前為(wei) 止，對於(yu) 分稅製改革的評價(jia) ，中國理論界的認識往往不到位，一般的說法是分稅製改革解決(jue) 了中央過日子的問題。但這隻是表麵現象，1994年經濟性分權的曆史功績，是使政府和市場、企業(ye) 的關(guan) 係走上正道，再加上中央和地方關(guan) 係的規範化，奠定了如今國家治理體(ti) 係、治理能力現代化製度安排的基礎。除此之外，第三種重要的關(guan) 係便是社會(hui) 生活中凸顯的公權主體(ti) 和公民的關(guan) 係，政府和納稅人的關(guan) 係。社會(hui) 成員、自然人要在財政分配體(ti) 係裏受到各種各樣的調節，個(ge) 人所得稅對應的納稅人就是自然人。這三大關(guan) 係的匯合點在財政，而現代財政製度如何適應這種客觀需要從(cong) 而服務於(yu) 全局，也要從(cong) 現代國家治理、現代市場體(ti) 係、現代財政製度三個(ge) 關(guan) 鍵詞的連接上進行。進一步地說，如今的財政體(ti) 係應該是一種服務於(yu) 全域國家治理的體(ti) 係，所謂“跳出財政論財政”“財政為(wei) 全局服務”，實際上是需要意識到財政的分配作用滲透、傳(chuan) 導到了社會(hui) 經濟生活的方方麵麵。貨幣政策更多涉及經濟，財政直接涉及經濟、社會(hui) 、政治方方麵麵，無時無刻不在產(chan) 生著滲透、影響、輻射作用，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礎與(yu) 支柱。

有些人認為(wei) 地方隱性負債(zhai) 、土地財政短期行為(wei) 等等弊病是分稅製造成的，但是根據中國幾十年的體(ti) 製演變，以及放眼全球國際經驗，再結合中國反反複複探索的本土經驗，可以認為(wei) 搞市場經濟，中國財政除了分稅製之外別無他路。實際上，分稅製改革後的基層財政困難、土地財政、地方隱性負債(zhai) 等問題，恰恰是改革在貫徹落實中受阻而形成的。貫徹落實中最基本的的受阻情況是過去弊病叢(cong) 生的舊體(ti) 製因素仍然存在，省以下的地方沒有完全進入分稅製狀態，複雜多變、討價(jia) 還價(jia) 色彩相當濃厚的分成製仍然廣泛存在，甚至一些困難地方和基層，幹脆實行包幹製。產(chan) 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因為(wei) 雖然中央和省為(wei) 代表的地方之間建立了分稅製框架，但對於(yu) 省以下的地方，隻給出了一個(ge) 基本導向。省以下各地可根據具體(ti) 情況，設計分稅製的實施方案。但是省以下的很多地方，表麵上是按照分稅製來實行，實際上卻是按照不同的稅種分成，即分成製。財權重心上移，而事權重心層層下移，上麵千條線，最後一根針，要在鄉(xiang) 鎮、基層的針眼裏穿過去落實。因此，製度的有效供給跟不上，本該由分稅製內(nei) 在邏輯所產(chan) 生的正麵效應沒有發揮，基層財政困難在一段時間裏非常突出。待到基層財政困難有一定的化解之後，財力和事權如何順應、如何結合好的矛盾也還沒有完全解決(jue) ，又出現了地方隱性負債(zhai) ，還加上了使得地方依靠自己轄區之內(nei)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土地開發，做出在土地批租環節盡量一次拿足收入的土地財政短期行為(wei) 。這並非分稅製改革所造成的問題，而恰恰是分稅製改革在省以下地方的貫徹落實中受阻造成的。前已強調1994年建立的分稅製新體(ti) 製框架，是經濟性分權，如今的問題是如何繼續深化改革，完成當年沒有能夠完成的省以下深化改革任務。省以下分稅製體(ti) 製貫徹落實遇到的難點，在於(yu) 五級行政層級的分稅方式，這在國際上沒有任何經驗，曾試圖探索的“中國特色”解決(jue) 方案也已被實踐證明此路不通。分稅製下各級稅基的合理配置，麵對了稅種的適當調減進程，如何在五級行政層級間合理分稅仍是無解。因此需要實行“扁平化”改革。農(nong) 村稅費改革以後，中國主要的農(nong) 村區域水到渠成地實行“鄉(xiang) 財縣管”，鄉(xiang) 鎮不再作為(wei) 財政的實體(ti) 層級，屬於(yu) 縣級預算所管的預算單位——在財政的實體(ti) 層級意義(yi) 上，基層已不是鄉(xiang) 鎮，而是縣。另外，根據浙江經驗，財政上可以首先實行省直管縣，承認市和縣的行政不同級，但財政同級。這樣中國的財政層級就可以扁平化到中央、省、市縣三級。財政部《關(guan) 於(yu) 推進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的意見》提出，2012年底前，力爭(zheng) 全國除民族自治地區外全麵推進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但很多地方仍處於(yu) 含混狀態，有省直管縣的試點，卻沒有在全行政區鋪開。“三個(ge) 層級”的體(ti) 係再造問題是分稅製深化改革中的現實問題，是務實解決(jue) 現代財政製度建設的構架創新中的改革難題。

簡單勾畫現代財政製度所需的製度供給框架，就應堅持經濟性分權的基本路徑，往下要配套聯動，通過大部製、扁平化的政府機構係統化再造的實質性改革，形成人民代表大會(hui) 授權委托的三級政權，並合理清晰地確定各級事權，以及各級政府共管職責的配合。一級政權要有一級合理的事權，還要有一級與(yu) 事權順應的財權。財權最關(guan) 鍵的問題，首先是解決(jue) 穩定的、大宗的收入，收入主要靠稅收，因而要處理好稅基的配置問題，例如關(guan) 稅體(ti) 現國家主權在經濟生活中的調整機製，應掌握在中央手中；房地產(chan) 稅沒有外溢性，不動產(chan) 坐落在各個(ge) 轄區之內(nei) ，且相關(guan) 的信息複雜程度較高，適合地方政府因地製宜地掌握信息，操控相關(guan) 稅收條件。稅基的合理配置方麵，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以形成正確的原則和方案。“一級政權，一級事權，一級財權，一級稅基”後麵跟著的是一級預算，現代財政所有功能的實現，落到運行載體(ti) 上，就是要形成現代意義(yi) 的預算。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和其他國際經驗，可以給“現代意義(yi) ”提煉出要點。預算作為(wei) 一個(ge) 收支計劃，必須事先決(jue) 定，並充分反映民意，才能夠有現代預算的特征——要有權力製衡之下社會(hui) 多方的參與(yu) 來磨合，一旦通過最高權力機構（在中國就是人大）審批通過，便形成有法律效力的執行文件，要嚴(yan) 格執行。所謂嚴(yan) 格執行，除了數量、結構、進度上的嚴(yan) 肅性之外，最主要的是要有問責，要有事前、事中、事後全套的績效考評和監督，這樣才能夠達到公共利益最大化，在公共資源配置優(you) 化的目標導向下求得實際效果。所以，政權、事權、財權、稅基之後的預算，落到運行載體(ti) 上，體(ti) 製裏按照扁平化方向由五級收縮到三級，使預算在整個(ge) 製度安排裏，各個(ge) 邏輯環節能夠內(nei) 洽地環環相接，順暢地可持續運行。後邊還包括國有資產(chan) 在各級的管理權——“一級產(chan) 權”，以及中央地方各自都必須行使的有償(chang) 融資的“一級債(zhai) 權”，再加上中央、省兩(liang) 級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全都需要相互配合。

很多人沒有理解財政分配體(ti) 係怎樣實現服務全局的功能。各個(ge) 地方之間的基本問題是橫向不均衡，由各種自然條件、曆史原因、發展上的種種特色因素造成，有發達的增長極區域，有增長貢獻邊緣化的欠發達地區，但都是我們(men) 整個(ge) 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組成部分，都是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這些欠發達地區，需要得到中央政府職責之內(nei) 重要的針對性支持，中央政府在滿足本級支出的需要之後，財力構架中的剩餘(yu) 部分就應有區別地用於(yu) 支持欠發達地區，以及全局戰略需要的新的增長極區域等等所體(ti) 現的轉移支付財力。這可稱為(wei) 以中央、地方間財力分配的縱向的不均衡，來矯正地方間發展以及財力格局的橫向的不均衡。不論是聯邦製的還是非聯邦製的市場經濟體(ti) ，同樣如此。美國是聯邦製，其聯邦政府拿到的收入以一部分滿足本級支出需要之後，剩下很大一部分進行轉移支付；日本雖實行單一製，但同時強調地方自治，其中央轉移支付也是非常有力度的；英國、新西蘭(lan) 、澳大利亞(ya) ，莫不如此。這種自上而下的兩(liang) 級轉移支付，如果一定說有集權特征，那麽(me) 可說是中央政府在必要的經濟分權之下進行財力集中，然後據此履行其應該履行的職責。至於(yu) 如何提高其合理程度，是轉移支付設計的優(you) 化問題。除了自上而下的兩(liang) 級轉移支付，還要配套必要的對口支援、生態補償(chang) 等等橫向轉移支付。

從(cong) 現代財政製度的發展看，中國在服務於(yu) 現代化全局中應該達到的境界，就是在事權合理化之後，使財權與(yu) 事權相順應，財力與(yu) 事權相匹配。在製度建設方麵，服務於(yu) 現代國家治理、現代市場體(ti) 係的有效構建，必須是“扁平化”三級框架之下“一級政權，一級事權，一級財權，一級稅基，一級預算，一級產(chan) 權，一級舉(ju) 債(zhai) 權”和兩(liang) 級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和輔助性的橫向轉移支付，這應是我們(men) 規劃並力爭(zheng) 的一套現代財政製度建設前景。

三、不可忽視的動力機製：現代政治文明建設和現代發展理念的落實

在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現代政治文明建設為(wei) 財稅改革發展注入法治化規範化力量，而以創新發展作為(wei) 第一動力的現代發展理念則為(wei) 深水區改革的攻堅克難加碼助力。新時代背景下，為(wei) 更好地發揮財政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作用，現代政治文明建設和現代發展理念的落實不容忽視。

（一）推進現代政治文明建設

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對全麵深化改革重大問題作出重要決(jue) 定後，黨(dang) 的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對全麵推進依法治國作出了戰略部署。“全麵依法治國”體(ti) 現的“政治文明”也是鎖定的現代化取向，現代政治文明的製度建設，要從(cong) 根本大法開始，依憲執政，依憲行政，還要落到方方麵麵的法律上。比如現在推進的PPP，企業(ye) 最擔心政府的政策更改、領導變臉。一個(ge) 項目生命周期可能幾十年，會(hui) 經曆十屆左右的地方政府任期，若要防止對企業(ye) 的這種潛在威脅，就必須有讓企業(ye) 吃下定心丸的法治條件。所以，除了憲法、預算法、合同法、項目的招投標法等法律的協調配套之外，還必須對PPP形成專(zhuan) 門立法，這是一個(ge) 必然的發展方向。

在現代政治文明的推進過程中，財政對全局可能的貢獻可以借鑒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美國崛起為(wei) 世界頭號強國，就是在1880-1920年間，經曆了被人們(men) 稱為(wei) “進步時代”的製度建設時代，當時隨著美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各種利益之間的協調問題越來越突出，各種民意訴求和政府之間如何形成良性互動的挑戰也越來越突出。美國人從(cong) 這種渾沌狀態走出來的方法，就是在對全社會(hui) 有打擊影響的事情發生後，進行“亡羊補牢”的立法。例如“三角襯衫廠大火”引出美國明確立法，規定所有多層建築物必須外掛金屬疏散梯，否則不許動用。要靠法律舉(ju) 一反三，在損失發生後真正做出盡可能防止再發生的製度建設，這就是美國進步時代給中國的啟示之一。在美國，幾十年期間靠這種矛盾中的多方互動，逐步形成了規範的政府履行職責所需要的稅收、預算等方麵以及公眾(zhong) 意願表達方麵的製度機製。美國政府的稅收設計為(wei) 以直接稅為(wei) 主的基本框架，一直延續至今。其收入主要依靠直接稅，個(ge) 人所得稅是第一大稅，幾乎占聯邦政府收入的50%，再加上與(yu) 社保體(ti) 係相關(guan) 的Payroll Tax（可譯為(wei) “工薪稅”），這兩(liang) 大稅種使美國聯邦政府80%以上的收入，有了穩定的稅基保證，跟中國完全不同。中國的直接稅現在還遠不成體(ti) 係，因此不能簡單地模仿美國的特朗普減稅。美國以稅為(wei) 主解決(jue) 了錢從(cong) 哪裏來的問退，然後怎麽(me) 用、用到哪裏等支出問題則靠預算規劃保障。美國的預算具備現代預算的特征肇始於(yu) 紐約，其當時全國主要的GDP都產(chan) 生於(yu) 紐約，在那裏首先形成規範意義(yi) 的預算模板，各地接受後普遍複製，形成了美國至今於(yu) 技術方麵必須充分肯定的高水平預算管理，公開透明、接受監督、多方製衡，有聽證會(hui) ，有民意表達機製，還有各種各樣的專(zhuan) 業(ye) 意見配套，使這種預算盡可能保持高水平，並能夠嚴(yan) 格執行。執行之中，也有調整的嚴(yan) 格程序與(yu) 通道。如“9·11”發生，全國驚魂未定之時，兩(liang) 天之內(nei) 美國國會(hui) 就通過了緊急撥款法案作出預算調整，通過陽光化的調整程序，短時間撥出幾百億(yi) 美元的反恐資金應急。美國從(cong) 進步時代開始，著力建立規矩，使法治化的規矩服務於(yu) 公共利益最大化，這是值得借鑒之處。簡單地說，美國進步時代完成了稅製、預算製度、民意表達機製和政府順應民意通過法律解決(jue) 問題的基本製度安排，這也就在相當大程度上解決(jue) 了所謂“政治體(ti) 製改革”所要解決(jue) 的問題，為(wei) 以後美國崛起為(wei) 世界頭號強國作了強力支撐。

中國當前應在公共財政、民生財政、財政現代化等概念之下，做好製度建設工作，推進全麵依法治國。從(cong) 如今的“稅收法定”一件一件做起，全民考慮如何以一個(ge) “走向共和”的機製，來調節其間的利益關(guan) 係以“衝(chong) 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更好地推進政治文明建設，為(wei) 現代財政製度建設和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支撐和不竭動力。

（二）落實現代發展理念

黨(dang) 的十八屆五中全會(hui) 提出的“現代發展理念”，以創新發展作為(wei) 第一動力，帶出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最後落到人本主義(yi) 立場的共享發展。筆者對於(yu) 改革開放40周年曾提煉出三個(ge) 關(guan) 鍵詞，一是“解放思想”，二是“以人為(wei) 本”，三是“創新發展”。黨(dang) 的十八屆五中全會(hui) 確立創新發展作為(wei) 第一動力，其後在指導主線上表述為(wei)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實質上是對改革開放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在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以製度供給帶出整個(ge) 供給體(ti) 係質量和效益的提高，關(guan) 鍵是結構優(you) 化。筆者之所以對於(yu) 改革開放40周年提煉出以上三個(ge) 關(guan) 鍵詞，是因為(wei) 解放思想，才能真正貫徹改革開放大政方針；以人為(wei) 本，才能深刻理解現代化訴求的內(nei) 涵和根本目的——中國的現代化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yi) ，而是在造福於(yu) 全中國人民的同時，通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對全人類、對全世界作貢獻，“以人為(wei) 本”根本的邏輯，就是中國要努力實現和平發展、和平崛起；隻有以創新發展作為(wei) 第一動力，才可能攻堅克難，使“中國夢”夢想成真。

中國的創新千難萬(wan) 難，仍有很多阻力和困惑。但再硬的骨頭也要啃，《決(jue) 定》中要求的基本改革任務要繼續推進。按照黨(dang) 的十九大的要求，可知財稅方麵的三大改革任務，理順財政體(ti) 製是第一位，其次是預算改革、稅製改革問題的解決(jue) 。還應特別注意，關(guan) 於(yu) 市場決(jue) 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發揮作用，其中有“守正出奇”的訴求。“守正”是指在共性認識上，必須認識、順應、乃至敬畏市場的基本規律；但同時，不能認為(wei) 了解市場經濟的共性，再運用一些基本的、一般的可得經驗，中國就可以一路現代化了，還必須在中國特定的約束條件下，力求在承擔風險的情況下，爭(zheng) 取出奇製勝。既然要出奇製勝，就需有一定的雙軌製運作。例如大眾(zhong) 關(guan) 心的金融領域，筆者認為(wei) ，除了商業(ye) 性金融之外，還必須有政策性金融的匹配協調，必須在戰略層麵考慮，如何使整個(ge) 金融體(ti) 係既有錦上添花的功能，又有雪中送炭的功能。以財政為(wei) 後盾的“政策性資金、市場化運作、專(zhuan) 業(ye) 化管理、杠杆式放大”的政策性融資機製的打造勢在必行，與(yu) 之機理相同的PPP的創新也是勢在必行。守正出奇這條道路可能比較狹窄，但是一定要把這條路走通，中國才可能在追趕中真正實現現代化願景，才能完成以追趕走過超常規發展的過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達到偉(wei) 大民族複興(xing) 。財政在這一曆史進程中的作用，不僅(jin) 是支持事業(ye) 發展，還必須注意財政的資金運用要結合改革“花錢買(mai) 機製”，尤其在創業(ye) 創新活動方麵，不能隻輸血，還要培養(yang) 造血機製。做好這些改革發展的大文章，中國才能衝(chong) 過曆史三峽，走好複興(xing) 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