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生產(chan) 運動

　　延安時期，盡管戰事頻繁，但我們(men) 黨(dang) 仍然給予民生問題應有的重視，並善於(yu) 和勇於(yu) 從(cong) 人民群眾(zhong) 的呼聲中發現民生問題，教育黨(dang) 員幹部正確認識和處理“索取”與(yu) “給予”的關(guan) 係，還采取了一係列切實可行的措施真心實意地幫助人民群眾(zhong) 解決(jue) 生產(chan) 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實際問題。一係列民生問題的解決(jue) 和社會(hui) 建設方麵的成績，為(wei) 凝聚黨(dang) 心民心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基礎，黨(dang) 心民心的凝聚又反過來對黨(dang) 最終贏得抗日戰爭(zheng) 勝利、解放戰爭(zheng) 勝利和建立新中國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促進作用。

　　勇於(yu) 和善於(yu) 從(cong) 人民群眾(zhong) 的呼聲中發現民生問題

　　人民的願望是黨(dang) 不懈追求的目標，而人民的呼聲則是黨(dang) 了解民意和體(ti) 察民情的重要窗口之一。延安時期，黨(dang) 和邊區政府十分勇於(yu) 和善於(yu) 從(cong) 人民群眾(zhong) 的議論和呼聲之中發現問題、了解問題。因為(wei) 這樣做，最能從(cong) 人民群眾(zhong) 中得到真實的情況，也最有利於(yu) 根據這些真實的情況製定出最符合人民群眾(zhong) 利益的方針路線與(yu) 政策。

　　1940年，陝甘寧邊區的人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難。這一年，不僅(jin) 自然災害頻發，而且國民黨(dang) 政府也停止了對陝甘寧邊區的財政撥款。為(wei) 了解決(jue) 邊區軍(jun) 民的吃飯穿衣問題，黨(dang) 和邊區政府在無奈之下隻好決(jue) 定以向農(nong) 民征糧的方式來解決(jue) 當時遇到的經濟問題。但是，由於(yu) 征糧數量有限，1940年征收的公糧供應到1941年的春天，就已經捉襟見肘了。隨後，各地普遍出現糧食供應緊張的問題。黨(dang) 和邊區政府不得不幾次向老百姓借糧，以期能夠渡過暫時的難關(guan) 。到了1942年，情況就更加嚴(yan) 峻了。因為(wei) 這一年，既要保證1942年的糧食供應量又要歸還1941年向老百姓的所借之糧。這樣，黨(dang) 和邊區政府又作出了再向老百姓加倍征糧的決(jue) 定。這一決(jue) 定一經公布，就引起了一些農(nong) 民的強烈反對。

　　隨後，毛澤東(dong) 要求黨(dang) 和邊區政府一定要從(cong) 人民群眾(zhong) 的議論聲中去反思我們(men) 的有關(guan) 政策。他指出，黨(dang) 和邊區政府隻有從(cong) 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許多議論裏或者閑話裏，才能發現真正的問題。因為(wei) 人民群眾(zhong) 之中的許多閑話“是沒有惡意的”，即使有惡意也要聽一聽。他以有人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dong) 為(wei) 例，來說明傾(qing) 聽老百姓的議論或者呼聲的極端重要性。

　　據此，毛澤東(dong) 認為(wei) ，黨(dang) 和邊區政府必須開始研究財政經濟問題。他指出，從(cong) 1921年黨(dang) 的成立到1942年陝甘寧邊區高幹會(hui) 的召開，黨(dang) 由於(yu) 更多地關(guan) 注軍(jun) 事鬥爭(zheng) 工作，所以，全黨(dang) 上下並“沒有學會(hui) 搞經濟工作”。在他看來，如果長期這樣下去，是肯定不行的。為(wei) 此，全黨(dang) 今後除了認真做好軍(jun) 事工作之外，還要認真做好經濟工作，“不然雷公要打死人”的。他告誡全黨(dang) 同誌，在延安人民的眼裏，我們(men) 共產(chan) 黨(dang) 盡管很好，他們(men) 也十分尊敬我們(men) ，但是我們(men) 卻實實在在地“加重了他們(men) 的負擔”。正是在這樣反思的基礎之上，以他為(wei) 代表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才下決(jue) 心搞大生產(chan) 運動與(yu) 精兵簡政運動。由此老百姓交的公糧減少了，吃公飯的人數也減少了，老百姓滿意了，黨(dang) 政軍(jun) 民的心也齊了，大家同心同德地團結在黨(dang) 的周圍，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了經濟困難問題。

　　教育黨(dang) 員幹部正確認識“索取”與(yu) “給予”的關(guan) 係

　　在一切存在剝削製度的社會(hui) 之中，統治階級隻知道向人民“索取”而不知道對人民“給予”。然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則不同，由於(yu) 她是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的政黨(dang) ，所以，她十分重視正確認識和處理“給予”和“索取”之間辯證關(guan) 係的問題。

　　延安時期，黨(dang) 在一段時期內(nei) 曾經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難，是邊區人民幫助黨(dang) 克服了這種困難。這主要表現在：其一，邊區人民貢獻了大量公糧。1940年邊區人民貢獻出來了9萬(wan) 擔公糧，1941年邊區人民貢獻出來了20萬(wan) 擔公糧，1942年邊區人民貢獻出來了16萬(wan) 擔公糧，從(cong) 而保證了人民軍(jun) 隊和黨(dang) 與(yu) 邊區政府工作人員的吃飯需求。其二，邊區人民積極響應黨(dang) 和邊區政府的號召，踴躍參加了運送公鹽的活動，從(cong) 而保證了邊區軍(jun) 民的吃鹽需求，並促進了邊區經貿業(ye) 的發展。此外，邊區人民還出公鹽代金，1941年還購買(mai) 了500多萬(wan) 元的公債(zhai) 等等。對於(yu) 邊區人民本來就不富裕的日常生活來說，這些都是不小的負擔。對此，以毛澤東(dong) 為(wei) 代表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認為(wei) ，我們(men) 不應該忘記人民的幫助。黨(dang) 和邊區政府在“取之於(yu) 民”的同時，也必須“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有所補充。這就是對人民的農(nong) 業(ye) 、畜牧業(ye) 、手工業(ye) 、鹽業(ye) 和商業(ye) ，采取幫助其發展的適當步驟和辦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時又有所得，並且使所得大於(yu) 所失”。否則，是難以支撐長期戰爭(zheng) 對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消耗的需要的。

　　麵對邊區的經濟困難和邊區人民日益增加的糧食負擔，黨(dang) 和邊區政府一方麵積極領導邊區人民開展大生產(chan) 運動，另一方麵又積極在軍(jun) 隊機關(guan) 學校等係統開展“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運動，並十分“注意賦稅的限度，使負擔雖重而民不傷(shang) ”。特別是通過軍(jun) 隊機關(guan) 學校等係統開展的生產(chan) 自救，大大提高了這些機關(guan) 與(yu) 團體(ti) 部門的生活自給，不僅(jin) 極大程度地改善了他們(men) 自身的生活，而且也最大限度地減少了財政上的直接支出，使人民的負擔大大減輕了。據有關(guan) 資料統計，1943-1945年，邊直15個(ge) 單位有如下各種生產(chan) 成效：農(nong) 場種地40079畝(mu) ，菜園種菜1718畝(mu) ，擁有豆腐坊8個(ge) 、磨坊9個(ge) 、掛麵坊2個(ge) 、粉坊5個(ge) 、木工鋪4個(ge) 、染坊2個(ge) 、鐵鋪5個(ge) 、氈坊2個(ge) 、炭窯3個(ge) 、工廠2個(ge) 、商店38個(ge) ，燒木炭722829斤。中直係統，經營的種類更多，成績也更大。生產(chan) 成績最大的還是部隊，部隊中又以三五九旅成績最好，1944年共生產(chan) 細糧2萬(wan) 石，除自食以外，還向政府交納公糧。這是黨(dang) 和邊區政府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zheng) 並能夠堅持下來的前提條件。由於(yu) 人民軍(jun) 隊在作戰之餘(yu) 還能夠做到生活基本必需品供應上的自給自足，這就無疑減輕了人民群眾(zhong) 的賦稅負擔。這樣，人民負擔減輕了，民力得到了休養(yang) ，人民對於(yu) 黨(dang) 和邊區政府也就更加信任。

　　毛澤東(dong) 還批評有些組織或者幹部“隻知向人民要這樣那樣的東(dong) 西，糧呀，草呀，稅呀，這樣那樣的動員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麵的工作，即是用盡力量幫助人民發展生產(chan) ，提高文化”;“隻知道向他們(men) 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群眾(zhong) 解決(jue) 他們(men) ‘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後僅(jin) 僅(jin) 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jue) 救國公糧的問題”。在他看來，“我們(men) 的第一個(ge) 方麵的工作並不是向人民要東(dong) 西，而是給人民以東(dong) 西。我們(men) 有什麽(me) 東(dong) 西可以給予人民呢?就目前陝甘寧邊區的條件說來，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chan) ，增加他們(men) 的物質福利，並在這個(ge) 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men) 的政治覺悟與(yu) 文化程度。”因此，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說，無論任何組織或者任何個(ge) 人對於(yu) 人民所說的“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隻有腳踏實地並真心實意地“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人民才會(hui) “把革命當作他們(men) 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men) 無上光榮的旗幟”。

　　真心實意幫助人民群眾(zhong) 解決(jue) 生產(chan) 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實際困難

　　黨(dang) 對民生問題的重視始終都不是停留在口頭上，而是真正落實到解決(jue) 人民群眾(zhong) 實際困難的日常行動之上。延安時期，黨(dang) 在陝甘寧邊區建立起來了新民主主義(yi) 的政權，這為(wei) 黨(dang) 從(cong) 各個(ge) 方麵思考與(yu) 解決(jue) 人民群眾(zhong) 的實際困難提供了十分難得的有利的政治條件。

　　解決(jue) 邊區人民“財旺人不旺”的問題。延安時期的中後期，陝甘寧邊區經過大生產(chan) 運動的開展和其它方麵的努力，經濟上遇到的困難被極大程度地克服了，人民群眾(zhong) 的生活與(yu) 以前相比較也有了較大程度上的改善，對此，毛澤東(dong) 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十分滿意的。所以，在接見西北局高幹會(hui) 表彰的勞動模範之時，他曾經詢問這些勞動模範在生活之中還有什麽(me) 困難，來自農(nong) 村的勞動英雄代表們(men) 告訴他：“現在我們(men) 有吃有穿，日子過得很好，就是婆姨生娃娃活不了，財旺人不旺，請毛主席想想辦法。”毛澤東(dong) 聽了這些話，深感這個(ge) 問題的重大。對此，他一方麵指派專(zhuan) 人查詢導致“人不旺”的根本原因所在，從(cong) 中了解到是邊區老百姓生活習(xi) 慣的緣故;另一方麵指示中央衛生處協同邊區政府，組織巡回醫療隊下鄉(xiang) ，開展群眾(zhong) 性衛生救治防疫工作。同時，號召延安各大醫院、各級各類衛生機關(guan) 、單位衛生所，敞開大門，負責所在地區農(nong) 村群眾(zhong) 的衛生工作，劃定區域，分片包幹，希望以此方式和辦法來解決(jue) 廣大農(nong) 民群眾(zhong) 們(men) “財旺人不旺”的問題。

　　解決(jue) 邊區人民“交通道路”的問題。陝北地區由於(yu) 受其地形地貌的影響，山巒疊嶂、溝壑縱橫，交通十分不便。在中共中央落腳陝北以前，這裏既沒有修過鐵路，也沒有修過像樣的公路。人車隻能行走在用土或小碎石鋪就的所謂土路之上。這種土路，一遇到下雨天，不是滑坡就是塌方，行走非常不便。有時人畜走在其上，還會(hui) 造成所帶財物損失或人畜傷(shang) 亡，十分危險。中共中央落腳陝北以後，黨(dang) 和邊區政府為(wei) 了改變邊區軍(jun) 民的出行和貨物運輸的狀況，決(jue) 定大力開展交通道路的建設工作。尤其在邊區遭受到國民黨(dang) 政府的經濟封鎖和軍(jun) 事封鎖之後，更加認識到發展交通道路的必要性。據有關(guan) 資料統計顯示，1938年，修通了延安至安塞的大約32公裏的大車路;1939年，修通了安塞至石頭及茶房川的大車路;1940年，修通了延安至溝槽渠和延安至慶陽與(yu) 西華池的大約330公裏的大車路;1941年，分別修通了延安至定慶、慶臨(lin) 、延誌、延靖及清澗等大約1000公裏的大車路。這在戰事十分頻繁和緊張的條件之下確屬不易。邊區交通道路的大發展，既方便了邊區內(nei) 外軍(jun) 民的出行，也極大程度地滿足了邊區軍(jun) 民的生活需要，更“減輕了牲口的損失，縮短了運輸時間，降低了運輸成本，促進了運輸事業(ye) 的發展。邊區道路的逐年改善，不僅(jin) 加強了邊區內(nei) 部的經濟聯係，而且方便了與(yu) 周邊地區的經濟往來。抗戰以來，海鹽斷絕，西北地區和中原地區對於(yu) 食鹽的需要大增。邊區的交通建設，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缺鹽的狀況，還刺激了煤炭、石油等能源的開采和利用，帶動了近代工業(ye) 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農(nong) 業(ye) 的發展。”

　　解決(jue) 邊區人民“社會(hui) 治安”的問題。抗日戰爭(zheng) 時期，在邊區境內(nei) ，一方麵有一些不顧大局之徒利用或明或暗的各種手段，不是逼迫農(nong) 民交出已經取得的權益，就是想盡各種辦法試圖破壞業(ye) 已建立起來的各級各類組織，不是充當日本帝國主義(yi) 者的暗探，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hui) “公開進行反對邊區政府的宣傳(chuan) ”;另一方麵個(ge) 別地區在個(ge) 別時段匪患還十分猖獗，他們(men) “武裝侵入邊區，逮捕邊區人民，或借口索取廢租廢債(zhai) ，而實行擄人勒贖，或借口編組保甲為(wei) 名進行推翻抗日民主政權，或借名義(yi) 組織非法團體(ti) ，廣收流氓威嚇農(nong) 民，秘密檢查行人，藉資留難商旅，或假提倡教育為(wei) 名，實行捏造謠言，混淆聽聞”，甚至槍殺抗日軍(jun) 人家屬、退伍軍(jun) 人、愛國誌士、政府工作人員等，以及搶掠合作社、破壞國防交通，勾結少數抗日部隊嘩變，充當漢奸特務等。對於(yu) 這些危害邊區“社會(hui) 治安”的問題，黨(dang) 和邊區政府采取了多種措施予以治理或者鏟除。首先，黨(dang) 和邊區政府以“不許一人不盡其職，一事不利救亡”為(wei) 指導思想，對打擊和清剿土匪的方針、計劃、措施、戰術等作出了十分詳細的部署和細致周到的安排，經過幾次沉重的打擊之後，基本上解除了邊區境內(nei) 匪患對老百姓生命財產(chan) 安全的威脅。其次，在對待漢奸敵特分子問題上，黨(dang) 和邊區政府既提高了邊區軍(jun) 民對漢奸敵特分子的盤查、警戒、檢舉(ju) 和捉拿的積極性與(yu) 主動性，使漢奸敵特分子沒有任何可乘之機，又有效地遏製住了漢奸敵特分子對邊區軍(jun) 民生產(chan) 生活秩序的破壞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