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問題：解釋中國經濟起落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曆了30年高速增長。對此，經濟學者做了係統回顧。2008年7月，年近百歲的諾獎得主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學組織了總結中國經濟製度變革經驗的學術研討會(hui) 。是年年底，國家統計局發布公告，2008年中國經濟年增長率為(wei) 9.6%，雖比上年有所降低，但還是達到1978年以來30年平均增長率。次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再過一年，中國成為(wei) 全球最大出口國。2013年，中國又成為(wei) 全球最大貿易國。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購買(mai) 力平價(jia) 方法計算，宣布中國經濟總規模超越美國成為(wei) 全球第一。

　　比照20世紀70年代末的情景，中國經濟取得了足以傲人的成就。這也激發了學界總結中國經驗的理論雄心。畢竟，像中國這樣人口眾(zhong) 多的大國取得如此出色成績，絕非偶然。與(yu) 中國經濟增長奇跡並存的，應該有關(guan) 於(yu) 中國經濟的學術建樹。所以大體(ti) 也在2008年前後，人們(men) 不再滿足於(yu) 僅(jin) 把中國作為(wei) 驗證現成經濟理論的一個(ge) 案例，而立誌要從(cong) 中國經驗裏提煉新理論和新思想。其實經濟成就與(yu) 其理論總結之間的關(guan) 係，並不一定亦步亦趨。1776年亞(ya) 當斯密出版 «國富論»之時，距瓦特發明第一台單動式蒸汽機不過七年，英國滿打滿算還處於(yu) 產(chan) 業(ye) 革命的初級階段。七十多年後《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所說的“資產(chan) 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chan) 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chan) 力還要多，還要大”的宏圖，在當時還沒有可能被人感知。斯密時代的英國經濟隻不過經曆了長久的緩慢增長，他當時看到過的絕大部分企業(ye) 規模還很小，而不被他看好的像東(dong) 印度公司那樣的獲皇家特許貿易權的大公司，為(wei) 數寥寥。當時英國人的生活水平似乎也普普通通，甚至乏善可陳。

　　就在那麽(me) 一個(ge) 經濟基礎之上，誕生了足以長久影響後世經濟思維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以此作為(wei) 參照，30年中國高速增長的奇跡，就算斯密本人在世，也不能不刮目相看。拿出與(yu) 當今中國經濟績效旗鼓相當的思想產(chan) 品，順理成章。問題是雄心愈烈，挑戰愈多。恰從(cong) 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態勢開始發生新的變化，雖然2009-2010年因施加強刺激政策而維係了高增長，但下行壓力終究尾隨而至。回頭看，2007年第一季度中國 GDP折成高達15%的年增長率，應該是一個(ge) 增長階段結束的空穀絕響。不過幾年光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減速一半以上。這裏帶出一個(ge) 新問題，如何闡釋中國經濟的起落? 分開來處理，可以增長解奇跡，下行析成因。但如果我們(men) 不滿足於(yu) 此，希望在一個(ge) 簡明框架裏獲得對中國經濟戲劇性變化一以貫之的理解，那就還須付出努力。下文從(cong) 一個(ge) 核心概念入手，試圖在這個(ge) 概念的基礎上擴展相關(guan) 分析。

　　二、體(ti) 製成本的含義(yi)

　　這個(ge) 概念就是“體(ti) 製成本”。人們(men) 熟知“成本”，那是任何經濟行為(wei) 主體(ti) 要獲得收益都不得不支付的代價(jia) 。成本包括貨幣的、非貨幣的，時間的、精力和精神的，抽象出來作為(wei) 謀求任何收益所必不可少的付出，構成經濟行為(wei) 最基本的約束條件。

　　可是在過去很長時期裏，從(cong) 事經濟實務人士以及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關(guan) 注重點一直集中於(yu) 生產(chan) 成本，即為(wei) 生產(chan) 某物所不得不發生的各項支付。唯有當大規模生產(chan) 伴隨大規模交易的現代經濟成形之後，生產(chan) 成本以外的成本才開始引起注意。1937年，年輕學者科斯首先提出“交易成本”概念，他發現運用價(jia) 格機製配置資源本身並不免費。因為(wei) 存在著正的交易成本，市場裏就存在企業(ye) 和多種多樣的經濟組織，雖然以往的經濟學思維往往對此視而不見。這一樸素發現，改變了現代經濟學的基礎。

　　無獨有偶，也很年輕的中國經濟學家張培剛在20世紀30年代從(cong) 事抗戰經濟問題的研究時，也提出“純商業(ye) 費用”概念。他觀察到當時湖南、江西等地的中國農(nong) 民很窮，生產(chan) 糧食的成本極低，但在沿海城市如寧波的糧食市場上，內(nei) 地大米卻競爭(zheng) 不過遠道而來的泰國大米。經過仔細調查，張培剛發現從(cong) 內(nei) 地農(nong) 村產(chan) 地到沿海城市銷地之間，經商成本過高是問題的關(guan) 鍵，諸如地方割據、關(guan) 卡需索無度及種種其他麻煩的頑固存在，把本來很有競爭(zheng) 力的內(nei) 地大米排斥到沿海市場之外。他的結論是，如果有效改善商業(ye) 通道，節約純商業(ye) 費用，戰時中國的糧食供應將得到改善。考慮到當時張培剛還不可能讀過上述科斯那篇論文，我們(men) 可以說一位中國學者獨立發現了在生產(chan) 成本之外還存在其他成本。這再次說明，當學者直麵真實世界時，有機會(hui) 提出一個(ge) 新概念來闡釋可觀察到的反常現象。

　　經曆多年沉寂之後， “交易成本”終於(yu) 引起學界注意並得到進一步闡釋。1969年，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羅提出，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實際上就是“一個(ge) 經濟體(ti) 係運行的成本”。他因此打通科斯經濟學與(yu) 古典經濟學傳(chuan) 統的關(guan) 係，因為(wei) 在斯密那一代學人那裏，最關(guan) 心經濟體(ti) 係的運行，而不是孤立而零碎的經濟活動。另一方麵，科斯的一些追隨者則把交易成本概念擴展為(wei) “製度成本”。例如，張五常在1987年為(wei)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xie) “經濟組織與(yu) 交易成本”的詞條時指出：“交易成本就是一係列製度成本，包括信息、談判、起草和實施合約，界定和行使產(chan) 權，監督管理的成本以及改變製度安排的成本。簡言之，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發生在物質生產(chan) 過程當中的成本。”這是說，在直接生產(chan) 之外需要付出的代價(jia) ，還遠不止狹義(yi) 的交易成本。

　　在真實世界，製度無處不在。人們(men) 從(cong) 事生產(chan) 、消費、儲(chu) 蓄、投資等各項經濟活動，無不受製於(yu) 特定的產(chan) 權與(yu) 契約安排，無不組成特定的組織與(yu) 機構，如家庭、社區、企業(ye) 、市場、貨幣體(ti) 係、立法、稅收與(yu) 政策製定、政府及一係列監管部門。這些交織到一起的組織、機構和製度，不僅(jin) 源於(yu) 個(ge) 人的自願選擇而自發生成，而且受到傳(chuan) 統、流行觀念與(yu) “社會(hui) 強製力”的作用而被構建。

　　因此，為(wei) 了在交易成本(或“純商業(ye) 費用”)和製度成本的基礎上繼續前進，我們(men) 要把觀察和分析的重點轉向成體(ti) 係的製度，特別要關(guan) 注那些由社會(hui) 強製實施的組織與(yu) 製度怎樣影響個(ge) 人的選擇，並以此影響經濟運行。

　　本文使用的體(ti) 製成本，是指經濟運行所必須支付的一種成本。體(ti) 製由一係列製度構成，運行於(yu) 由社會(hui) 強製執行的產(chan) 權與(yu) 合約的基礎之上。舉(ju) 凡體(ti) 製確立、運行和改變所耗費的資源，就是體(ti) 製成本。體(ti) 製成本的性質和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至關(guan) 緊要。

　　與(yu) 狹義(yi) 的“交易成本”或 “純商業(ye) 費用”相比，“體(ti) 製成本”不但可以擴展到對形形色色非市場交易行為(wei) 的分析，而且可以深化對市場及非市場行為(wei) 的一般理解。人們(men) 習(xi) 慣於(yu) 把市場交易視為(wei) 利益誘導下的自願選擇和契約組合，因此無須涉及那些帶強製性質、包括合法強製的力量與(yu) 機製。“體(ti) 製成本”則不同。作為(wei) 真實世界裏約束人們(men) 行為(wei) 的一組集合，社會(hui) 強製力包括流行觀念、政府權力以及由此生成的政策製度禁止或許可，從(cong) 一開始就是經濟體(ti) 製不可或缺的要件。對體(ti) 製成本的觀察和分析，涉及國家行為(wei) ，離不開國家理論。與(yu) “製度成本”相比，“體(ti) 製成本”更強調成體(ti) 係的製度而非單一的、個(ge) 別的製度安排，特別是把重點放到約束著自發自願行為(wei) 的社會(hui) 強製力本身的約束條件。回溯過去，狹義(yi) 的交易成本和單一的製度成本，可以看作是體(ti) 製成本的局部或特例，我們(men) 的認知從(cong) 局部和特例開始，走向更一般的抽象。

　　三、大幅降低體(ti) 製成本是中國奇跡的奧秘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並不是一個(ge) 自然現象。遠的不提，1980年中國製訂1981—1985年計劃(即第六個(ge) 五年計劃)的時候，確立下來的年平均增長目標不過是4%，“爭(zheng) 取達到5%”。為(wei) 什麽(me) 處於(yu) 高速增長起點時段的中國，定下那麽(me) 一個(ge) 事後看來低估自己潛力的增長目標呢?因為(wei) 當時中國經濟麵臨(lin) 難以突破的瓶頸。最大問題是在當時這個(ge) “十億(yi) 人口、八億(yi) 農(nong) 民”的國度，吃飯問題還沒有解決(jue) ，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nong) 民非常貧困，無從(cong) 支持工業(ye) 和城市發展。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農(nong) 業(ye) 拖腿、農(nong) 民貧窮? 答案是存在嚴(yan) 重的體(ti) 製障礙：不論政府多麽(me) 急切地希望發展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也不論幾億(yi) 農(nong) 民多麽(me) 急切地希望改善生活，當時成體(ti) 係的經濟體(ti) 製，運行效果就是事與(yu) 願違，怎麽(me) 也打不開鼓勵農(nong) 業(ye) 增產(chan) 的閥門。

　　是的，並非單項製度或單項政策，而是成體(ti) 係的、彼此糾纏到一起的觀念、製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共同導向此類困境。這裏首先是人民公社生產(chan) 製度，集體(ti) 出工、集體(ti) 勞動、集體(ti) 分配，雖享有一定規模經濟的好處，但因難以準確計量個(ge) 別社員的付出與(yu) 貢獻，從(cong) 而難以調動生產(chan) 勞動的積極性。不僅(jin) 如此，那種集體(ti) 生產(chan) 模式還常常因錯誤指揮和武斷命令而遭受嚴(yan) 重損失。其次，農(nong) 村土地的集體(ti) 公有一旦建立，似乎就再也不需要也不允許在農(nong) 民家庭之間劃出必要的土地產(chan) 權界限。再次是農(nong) 產(chan) 品統購統銷，由政府全盤管製農(nong) 產(chan) 品流通，政府一手定價(jia) 定量收購，一手定量定價(jia) 在城市配給，基本排除市場機能。最後，為(wei) 了維係農(nong) 產(chan) 品生產(chan) ，國家禁止農(nong) 民外流，不得自由轉入收入較高的非農(nong) 業(ye) 部門。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擁有數量充沛的生產(chan) 要素也無濟於(yu) 事。勞動力不能自動轉化為(wei) 生產(chan) 力，龐大人口不但帶不來紅利，反而成為(wei) 包袱，最後導致嚴(yan) 厲的生育控製政策出台。

　　按照傳(chuan) 統分析，生產(chan) 者之間的激烈競爭(zheng) 導致較低的產(chan) 出品價(jia) 格，從(cong) 而激發需求增加，轉過來拉動供給。但此分析忽略了一點：過高的體(ti) 製成本妨礙要素的有效組合，從(cong) 而限製產(chan) 出增加，結果就在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要素極其充裕的條件下，農(nong) 產(chan) 品卻長期供不應求。於(yu) 是，低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成本———它的另一麵就是農(nong) 民貧窮———與(yu) 農(nong) 產(chan) 品短缺長期並存，成為(wei) 中國經濟增長難以克服的瓶頸。這說明，需要對體(ti) 製成本做出恰當分析，才能理解長期得不到解決(jue) 的那些中國經濟問題的症結。

　　中國解決(jue) 上述難題是靠體(ti) 製改革。由於(yu) 製度障礙並非孤立個(ge) 別，而是自成一套體(ti) 係，破解之道就是必須多管齊下。當時先實施的治標政策是休養(yang) 生息：政府動用極為(wei) 稀缺的外匯，增加進口糧食以減少征購量，讓負荷過重的農(nong) 業(ye) 、農(nong) 民和農(nong) 村緩一口氣。接著政府又動用財政資源———當時要靠赤字維持———提升超額出售農(nong) 產(chan) 品的收購價(jia) ，在邊際上增加農(nong) 民增產(chan) 的激勵。更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尊崇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務實哲學，鼓勵地方、基層和農(nong) 民突破原有體(ti) 製的束縛，大膽改革創新。特別是當安徽、四川等省區自下而上冒出來包產(chan) 到戶的時候，中央政府不失時機地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威給予底層自發改革以合法化承認。結果，僅(jin) 僅(jin) 幾年時間，在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大幅增加的基礎上，中國農(nong) 業(ye) 從(cong) 生產(chan) 、流通、分配到土地產(chan) 權製度，漸進而又全盤地推進了改革。

　　抽象概括，中國經濟體(ti) 係的運行成本即體(ti) 製成本，經由改革得到大幅度降低。在農(nong) 村變革進程中，降低體(ti) 製成本的行為(wei) 主體(ti) ，首先是農(nong) 戶和基層社隊，因為(wei) 改革重新劃定了集體(ti) 經濟產(chan) 權的邊界，使第一線當事人有權選用較低運行成本的合適體(ti) 製，而無須屈從(cong) 按照本本教條設計，但實際運行效果很差的老體(ti) 製。地方政府以及擁有最後政策決(jue) 定權的中央政府，則與(yu) 底層實踐

　　積極互動，在時而矛盾對立、時而妥協統一的改革政策製定過程中，最終完成對改革的合法性背書(shu) 。

　　很清楚，被曆史短缺和農(nong) 民貧困逼出來的改革，大幅度降低體(ti) 製成本，才打開了充分釋放原本數量充裕的農(nong) 業(ye) 勞動力轉化為(wei) 現實生產(chan) 力的閥門。農(nong) 業(ye) 增產(chan) 、農(nong) 民增收，從(cong) 供給和需求兩(liang) 個(ge) 側(ce) 麵支持了國民經濟增長。回頭看曆史檢驗了以下結論：農(nong) 村改革這場奠基禮，突破了1981—1986年中國經濟原先計劃“保四爭(zheng) 五”的格局，為(wei) 後來中國經濟更高速增長創造了條件。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men) 已經明白，中國並不需要把八億(yi) 農(nong) 民束縛在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村。數以億(yi) 計的“農(nong) 村剩餘(yu) 勞力”轉向生產(chan) 率更高的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和城鎮部門，構成中國高速增長的紮實基礎。不過，這波經濟潛力的釋放要求突破更為(wei) 嚴(yan) 重的體(ti) 製障礙，包括對從(cong) 事工業(ye) 和城鎮經濟活動的國家壟斷，也包括對非公經濟包括個(ge) 體(ti) 戶、私人合夥(huo) 以及民營企業(ye) 雇工經營的法律禁止。

　　給定那個(ge) 時代背景，這兩(liang) 大障礙比承認農(nong) 業(ye) 家庭經營更難以逾越，因為(wei) 觸及更成體(ti) 係的意識形態、法律以及習(xi) 俗慣例。幸虧(kui) 中國已積累了漸進改革的經驗，那就是允許和鼓勵先行先試，從(cong) 局部地方的改革試驗入手，直到新選擇所表現的經濟社會(hui) 效果為(wei) 多數人接受，再完成改革的全局合法化。大體(ti) 到20世紀90年代，在經曆了一輪又一輪思想政治方麵的反複之後，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終於(yu) 得以確立。

　　四、比較優(you) 勢新內(nei) 涵

　　更大挑戰接踵而至。中國突然爆發出來的務工經商生產(chan) 力，到哪裏去尋找能夠容納得了它們(men) 的市場? 出路是融入全球化。首先是借力發達經濟體(ti) 的市場。這也是從(cong) 實際出發的選擇，因為(wei) 日後凸顯的中國製造能力並非內(nei) 生而成，從(cong) 一開始，包括來自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以及商業(ye) 模式，就參與(yu) 中國製造能力的形成。後來被稱為(wei) “世界工廠”的中國，靠全球市場消化自己驚人龐大的生產(chan) 力，合乎邏輯。貿易數據讓人們(men) 對新到來的經濟大時代印象深刻。1978年中國出口不足100億(yi) 美元，到2012年超過2萬(wan) 億(yi) 美元，增長了210倍;進口從(cong) 108億(yi) 到1.8萬(wan) 億(yi) 美元，增長160多倍;國家外匯儲(chu) 備從(cong) 1.67億(yi) 到3.3萬(wan) 億(yi) 美元，增長近2萬(wan) 倍。不過，要深入理解這一翻天覆地的變化，並非易事。通常看法，經濟學上曆久彌新的比較優(you) 勢定理，應該是分析中國經濟崛起最合適的分析框架。問題是，比較優(you) 勢理論要獲得用武之地，需要一個(ge) 必不可缺的前提，那就是在發達國與(yu) 後進國之間存在大規模貿易。問題是，究竟具備什麽(me) 條件，潛在的比較優(you) 勢才被喚醒並受到強有力激發?

　　為(wei) 此需要明確比較優(you) 勢的內(nei) 涵。比較優(you) 勢首先是比較成本，因為(wei) 各個(ge) 經濟主體(ti) ———從(cong) 個(ge) 人、家庭、地方到國家———從(cong) 事生產(chan) 所花費的成本各不相同，其產(chan) 品一旦進入市場，絕對優(you) 勢或相對優(you) 勢在比較中互現，才形成絕對優(you) 勢或比較優(you) 勢。但是，各行為(wei) 主體(ti) 互相比較的，遠遠不限於(yu) 生產(chan) 性成本。在真實世界裏，任何生產(chan) 活動要得以進行，離不開特定的製度結構，從(cong) 而受到成體(ti) 係製度安排的決(jue) 定性影響。實際的生產(chan) 成本究竟是高還是低，比較優(you) 勢究竟是潛在的還是現實的，以及究竟能不能把潛在的成本優(you) 勢發揮出來，受製於(yu) 特定的體(ti) 製，並非由所謂自然稟賦就可以決(jue) 定。

　　中國經驗教育我們(men) 認識到上述區別。早在貿易數據驚醒世界之前，作為(wei) 一個(ge) 經濟落後的人口大國，中國極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似乎意味著她擁有極富競爭(zheng) 力的低勞力成本優(you) 勢。但是在事實上，如果被貧窮包圍的巨量人口和勞力，根本沒有被投入有效生產(chan) ，也提供不出能參與(yu) 全球市場競爭(zheng) 的產(chan) 品，那就談不到在全球舞台上發揮比較優(you) 勢。那些妨礙充沛人力資源投入生產(chan) 過程的體(ti) 製性摩擦，甚至高到足以讓很多生產(chan) 活動根本無從(cong) 發生———這與(yu) 物理世界裏摩擦係數過高，物體(ti) 根本就不可能被移動的道理，如出一轍。

　　無須強調，潛在的低生產(chan) 成本從(cong) 來就不會(hui) 自動生成比較優(you) 勢。關(guan) 鍵是能不能消除妨礙生產(chan) 活動的體(ti) 製束縛。不幸的是，潛在超低的生產(chan) 成本常常伴之以極為(wei) 高昂的體(ti) 製成本，妨礙經濟運行，以至於(yu) 本來有機會(hui) 顯露的競爭(zheng) 潛能，根本無從(cong) 發生。人口多包袱重，勞力多就業(ye) 難度大。若問為(wei) 什麽(me) 在那種情況下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搞不起來，答案是原本極低的生產(chan) 成本受到極高體(ti) 製成本的拖累。更具有決(jue) 定意義(yi) 的是，倘若落後國不開放，根本拒絕與(yu) 他人比較，那又怎麽(me) 可能談得到比較優(you) 勢?

　　中國的基本經驗不是別的，正是經由改革開放大幅降低體(ti) 製成本。這是實現經濟增長的前提。舉(ju) 其大要，破除國家對工業(ye) 和其他較高收益產(chan) 業(ye) 的行政壟斷，歡迎外資落地，鼓勵民營企業(ye) 發展，解除國際貿易的國家專(zhuan) 營，啟動匯率改革(特別是主動減除嚴(yan) 重的本幣高估)，持續改革進出口體(ti) 製，根本改善外貿服務，所有這些改革硬仗，一役也不能少。歸結起來，就是把先前幾乎無窮高的體(ti) 製成本大幅度降下來，同時也包括降低中國人接受一切先進技術管理知識的學習(xi) 成本。在此前提下，中國潛在生產(chan) 成本優(you) 勢才開始得到激發，中國出口才開始發力，世界也才得以發現中國經濟擁有驚人的比較優(you) 勢。

　　這樣來看，不少流行之見需要重新推敲。如“廉價(jia) 勞力是中國崛起的秘密”，我們(men) 不妨反問：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勞力豈不更為(wei) 廉價(jia) ，為(wei) 什麽(me) 那時不見奇跡? 又如“政府管控才是中國模式靈魂”，我們(men) 不妨再反問：蘇聯模式政府管控國民經濟的全部，為(wei) 什麽(me) 失敗到連蘇聯都不複生存? 至於(yu) 頗受青睞的“舉(ju) 國體(ti) 製”，在筆者看來也未點中要害———究竟是舉(ju) 國推高體(ti) 製運行成本，還是舉(ju) 國走改革開放之路、大幅降低經濟體(ti) 係運行的成本? 本文認為(wei) ，真實的中國經驗是以降體(ti) 製成本為(wei) 綱領，靠改革開放釋放出中國在全球市場的比較優(you) 勢。為(wei) 理解和闡釋中國經驗，有必要擴展比較優(you) 勢的內(nei) 涵，把生產(chan) 成本與(yu) 體(ti) 製成本一並納入分析框架。

　　五、成本曲線先降後升

　　體(ti) 製成本也是成本，終究服從(cong) 成本行為(wei) 的一般規律。在經濟學理論上，所有成本曲線一律先降後升。所以如此，傳(chuan) 統解釋的是邊際收益遞減。那是說，隨著經濟規模擴大，在合理的要素結構範圍內(nei) ，增加某一要素的投入，會(hui) 在邊際上帶來產(chan) 出增加，此時對應於(yu) 產(chan) 出規模，成本下降;但是過了合理臨(lin) 界點，增加某要素投入帶來產(chan) 出增量不增反減，於(yu) 是成本曲線見底回升。

　　這套分析加深了人們(men) 對生產(chan) 成本的理解。給定其他條件不變，對一塊農(nong) 地追加勞力投入，會(hui) 帶來產(chan) 出增加，追加肥料投入亦然。但過了技術合理臨(lin) 界點，過多勞力引起窩工，過多肥料燒死莊稼，農(nong) 業(ye) 產(chan) 出的邊際收益下降，成本曲線上揚。不過，該分析還是忽略了一個(ge) 問題：即便邊際生產(chan) 成本尚在下降，但隨著規模擴大，是不是還可能發生其他成本? 其他成本帶來的產(chan) 出效果又怎樣變化? 這個(ge) 問題由科斯的發現得到解決(jue) ，由於(yu) 產(chan) 品走向市場、走向消費者要發生非直接生產(chan) 的交易費用———例如市場營銷費用———該成本一旦過了交易結構的技術合理點，可能先於(yu) 生產(chan) 成本而上升。這與(yu) 實際經驗吻合，當較多的農(nong) 產(chan) 品或工業(ye) 產(chan) 品生產(chan) 出來的時候，即便其生產(chan) 性的邊際收益還在上升，卻很可能因為(wei) 花費過多的市場營銷費用而導致交易成本的邊際收益減低。真實世界的成本曲線，比在隻見生產(chan) 不見交易的黑板經濟邏輯所推導的，可能更早掉過頭來重新上升。

　　不過就算把生產(chan) 與(yu) 交易合並起來，也還不足以描述成本行為(wei) 的全部。除了在生產(chan) 交易過程中那些顯而易見的耗費，譬如要不要多用勞力、加施化肥、引入機械、擴大廠房和設備、擴展營銷等涉及收益考量的成本行為(wei) ，在真實經濟過程中各經濟主體(ti) 還要支付一係列“非自願耗費”，如不得不繳納的稅款和其他貢賦，不得不耗時費力與(yu) 管製部門或權力人物所打的交道，以及不得不在生產(chan) 和市場過程中勞神費力處理的與(yu) 其他各方事關(guan) 財產(chan) 和產(chan) 品的糾紛、衝(chong) 突和損傷(shang) 。雖然在不同經濟體(ti) 係裏，自願耗費與(yu) 非自願耗費的比例很不相同，但一般而言，它們(men) 普遍存在。遺憾的是，與(yu) 古典政治經濟學相比，現代主流經濟學常常忽略了對真實世界裏那些非自願支付耗費的分析。中國的現實讓我們(men) 格外關(guan) 注體(ti) 製成本。體(ti) 製成本不是個(ge) 別生產(chan) 者、消費者或個(ge) 別廠商在競爭(zheng) 中為(wei) 獲利所自願支付的成本，而是成體(ti) 係的、即使行為(wei) 個(ge) 體(ti) 不自願也非承擔不可的成本。這類體(ti) 製成本具有強製繳納的性質，不受一般市場競爭(zheng) 和討價(jia) 還價(jia) 的約束，因此更不容易得到合理節製，可能比生產(chan) 成本和交易成本曲線更早、更大幅度上漲。

　　讓我們(men) 先看一組中國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5—2012年間，中國名義(yi) GDP從(cong) 60793.7億(yi) 元到518942.1億(yi) 元，共增長8.5倍。這顯然是戰後大國難得一見的高速增長。不過無可避免，中國高速增長也必須付出代價(jia) 即成本。對此，人們(men) 曾普遍關(guan) 注，是不是勞力成本的過快增長削弱了中國製造的競爭(zheng) 力? 不過我們(men) 發現，同期全國工資總增長8.7倍，幾乎 與(yu) 名 義(yi) GDP增速持平，並沒有特別快於(yu) 經濟總增長的出格表現。期間大大快於(yu) 總經濟增長的，是以下幾個(ge) 變量：第一，稅收，同期全國稅收總額增長了16.7倍，相當於(yu) 經濟總量增長倍數的197%，或工資總額增長倍數的192%。第二，包括稅外收益的財政收入，期間增長了18.8倍，快於(yu) 稅收增長。第三，全國社保繳納，期間共增長28.7倍。第四，土地出讓金，同期全國土地出讓金總額增長了64倍。

　　以上諸項，都是為(wei) 生產(chan) 附加價(jia) 值所必須付出的成本。不同之處在於(yu) ，工資總額發生於(yu) 勞力市場，包括絕大部分國企工人在內(nei) 的全國勞力資源，通行勞務合同製，工資決(jue) 定一般要根據雇傭(yong) 雙方意願，受市場供求法則支配。但是，稅收及其他向政府機構繳納的行政服務費，屬法定負擔，帶有執行方麵的強製性，不存在個(ge) 人、家庭和企業(ye) 對政府行政服務滿意就多付、不滿意就少付的經濟關(guan) 係，而納稅方也難以參與(yu) 稅法製定和稅率確定。社會(hui) 保障項目的繳納，在理論上用於(yu) 繳費人未來的生活保障，也是廣義(yi) 上勞務成本的組成部分。但社保繳納的數目、提取後的營運、支付等管理，依現行法規由政府機構獨家執行，也帶有法定強製性。最後一項土地出讓金，則是轉型中國特有的經濟運行成本，因為(wei) 在現行體(ti) 製下，中國用於(yu) 合法經營的土地一律屬於(yu) 國有———包括大部分經由政府征用農(nong) 村集體(ti) 土地轉為(wei) 的國家所有———然後由政府批租給用地機構及個(ge) 人。這裏雖然存在著一個(ge) 土地批租市場，但唯有政府掌控土地供給，類似其他一切政府或國企行政壟斷供給的“市場”，需求者眾(zhong) 而競爭(zheng) 激烈，供給者或獨或寡，不容他方進入提供替代，因此在此類市場上形成的資產(chan) 價(jia) 格，本質上不過是行政權力的租金。

　　加到一起，在以上觀察期中國經濟運行的一個(ge) 顯著特征，是法定的、帶強製性成本項的增長速度，不僅(jin) 大大超過經濟總增長速度，也大大超過受市場法則支配的其他成本項的增長速度。這說明，轉型中國在取得高速增長成就的同時，尚沒有形成持續約束體(ti) 製成本增長的有效機製。這是漸進改革遠沒有到位的表現，也必然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產(chan) 生消極影響。比照早期以“解放思想、放權讓利”為(wei) 綱領的改革，隨著中國開始在全球市場上因發揮比較成本優(you) 勢而實現高速增長，一度大幅降低的體(ti) 製成本又重新掉頭向上，並以遠超高速經濟增長的更高速度回升。實際情形很像一匹巨型駱駝，早期減負促其迅跑，卻在高速行進中不斷被加載越來越沉重的負擔，終於(yu) 令其前行乏力。本文認為(wei) ，對於(yu) 一個(ge) 迄今為(wei) 止靠比較成本優(you) 勢在全球立足的經濟體(ti) ，中國高速增長軌跡的變動，可用體(ti) 製成本的下降和重新上升給予解釋。

　　六、難以量化的體(ti) 製摩擦力

　　還有一些體(ti) 製成本，或難以在統計上得到反映。觀察表明，經濟活動中涉及產(chan) 權界定、合約糾紛、新產(chan) 品開發與(yu) 相關(guan) 市場準入、政府專(zhuan) 營範圍變動、行政訴訟和民事案件審理等事務，無一例外，都需要在直接生產(chan) 成本之外另有耗費。雖然這類廣義(yi) 的交易成本或本文定義(yi) 的體(ti) 製成本在一切所謂成熟的市場經濟中也照樣發生，但對中國這樣一個(ge) 轉型經濟而言，這些非生產(chan) 成本的形態還是頗具特色、自成一家。據筆者近年研究過的若幹案例，本節簡要討論這類成本的性質。

　　第一個(ge) 案例涉及政府電信專(zhuan) 營。背景是20世紀90年代末互聯網興(xing) 起，提供了完成語音通信的新機會(hui) 。與(yu) 傳(chuan) 統電信不同，基於(yu) 互聯網的語音通信(IP電話)無須在通話時獨占昂貴的通信電纜，而能夠在同一線路上大量傳(chuan) 輸壓縮了的語音數據包，從(cong) 而可以革命性地降低通信資費。1997年年底，福州市馬尾區一家由陳氏兄弟經營的民企開始把IP電話應用於(yu) 商業(ye) 活動，在市場上大受歡迎。當時中國的國際長途話費很貴，每分鍾在18元至32元之譜，而陳氏兄弟提供的IP電話，每分鍾收費僅(jin) 6—9元，於(yu) 是他們(men) 的生意火爆。但是，當地電信局卻以涉嫌“非法經營罪”報案，由區公安局查抄經營場地、扣押設備，並限製兩(liang) 兄弟人身自由，後由家屬繳納取保候審費5萬(wan) 元才予釋放。陳氏兄弟到區法院提出行政訴訟，敗訴後又上訴至福州中院。福州中院院長許永東(dong) 法官考慮到案件涉及新技術，要求各方提供專(zhuan) 家證人，當庭辯論IP電話與(yu) 傳(chuan) 統電信在技術特征方麵的差別。經過審理，福州中院認為(wei) IP電話不屬於(yu) 傳(chuan) 統電信專(zhuan) 營範圍，而屬於(yu) 國務院文件規定的可以向社會(hui) 開放經營的新業(ye) 務。1999年1月20日，福州中院裁定，撤銷馬尾區法院對陳氏兄弟案的裁定，發回區法院重審。

　　可惜，這份7000多字寫(xie) 就理據清晰的法院裁定，未得到應有尊重。1999年1月21日，也就是福州中院發布裁定的次日，信息產(chan) 業(ye) 部管理局一位處長對媒體(ti) 公開宣稱，“‘IP電話不屬電信專(zhuan) 營’無從(cong) 談起”。他的根據，是信產(chan) 部發過的一份“通知”，其中規定“計算 機 信 息 網 絡 業(ye) 務”實 行 許 可 證 製 度，“暫不開辦電話、傳(chuan) 真 等 電 信 業(ye) 務”。這 位處 長 說，既 然 明 確 “暫 不 開 辦”，“如果有人利用IP電話經營長途電信業(ye) 務，就是非法經營”。他還通報： “對於(yu) 經營IP電話這種非法經營行為(wei) ，目前主要的處理方式是：如果數額不大，一般由行政執法部門追繳違法所得、罰款;如果數額達到犯罪標準，則移交司法機關(guan) 按照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以非法經營罪查處。有關(guan) 部門已在廣東(dong) 、上海等地查處了一批此類案件，有的已經移交司法機關(guan) 處理。”很明白，在這位處長看來，他援引本行政部門的一紙通知，遠比福州中院的裁定，以及在裁定裏援引過的國務院文件還要權威，既不容置疑，也無須司法討論。如此“法製”氛圍裏，陳氏兄弟案的最後結局不了了之，再也沒對公眾(zhong) 有一個(ge) 清楚交代。

　　第二個(ge) 案例是觸動郵政專(zhuan) 營的民營快遞。隨著商業(ye) 活動頻繁，諸如商業(ye) 文書(shu) 、樣品以及後來大成氣候的電商包裹的快遞業(ye) 務蒸蒸日上。20世紀90年代民間出現“小紅帽”，而聯邦快遞等五大國際物流公司也先後進入中國市場。可是，快遞業(ye) 務起步就麵臨(lin) 新問題：非郵政機構有權經營快遞嗎? 郵政部門持否定立場，因為(wei) 80年代通過的 «郵政法»，明文規定送信業(ye) 務屬於(yu) 國家專(zhuan) 營。新問題是，原先的法規到底能不能自動覆蓋過去從(cong) 來沒有出現過的新業(ye) 務? 對此原郵電部的立場是，為(wei) 保護公民通信自由，非堅持郵政專(zhuan) 營不可。於(yu) 是，爭(zheng) 議重點轉到新興(xing) 快遞商業(ye) 包裹，究竟是不是還屬於(yu) 原先的“信件”範疇。

　　利益糾葛使咬文嚼字成為(wei) 一門必修課。何謂“信件”? 1990年的《郵政法實施細則》指明，“信件包括信函和明信片”，而“信函是指以套封形式傳(chuan) 遞的緘封信息載體(ti) ”———按此釋義(yi) ，套封傳(chuan) 遞並緘封的 《二十四史》、《資本論》或 《大英百科全書(shu) 》，是不是也統統可以劃入信函? 還有，何謂“其他具有信件性質的物品”? 該部頒細則聲明， “是指以符號、圖像、音響等方式傳(chuan) 遞的信息的載體(ti) ”。考慮到中國人對常用語匯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該細則還特地宣布，郵政專(zhuan) 營的“具體(ti) 內(nei) 容由郵電部規定”。

　　甚至恐怖分子在“9·11”襲擊美國的後遺症，也為(wei) 中國延伸郵政專(zhuan) 營添加了一段插曲。2001年11月15日，為(wei) 防止已在美國有報道發生的炭疽病毒事件蔓延到中國，國務院辦公廳緊急通知，要求“加強信件、印刷品等寄遞業(ye) 務管理，防止炭疽杆菌傳(chuan) 播”。2001年12月20日，包括國家郵政局在內(nei) 的幾家主管部門聯合通知，要求所有“需要辦理進出境信件和具有信件性質的物品的寄遞業(ye) 務”的企業(ye) ，“應在本通知下發之日起六十天內(nei) ……到……省級郵政部門辦理委托手續”。2002年2月4日，國家郵政局在下發給省級郵政部門———批準委托申請是否可準的權威機構———的通知裏，宣布“郵政委托的範圍限於(yu) ：進出境單件重量在500克以上(不含500克)或單件資費在國家規定的(同一重量、同一通達國家/地區的)郵政特快專(zhuan) 遞資費標準以上的信件和具有信件性質的物品的寄遞”。這句罕見拗口的長句的意思是， “凡500克以下，以及收費比郵政企業(ye) 便宜的”郵件寄遞業(ye) 務，一律不準委托!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該通知還明確，“前款規定的委托範圍不包括：具有公民個(ge) 人名址的信件及縣以上(含縣級)黨(dang) 、政、軍(jun) 等機關(guan) 的公文”! 據此，筆者當時發表評論指出，這些有悖常理的不當行政管製，要保護的僅(jin) 是郵政部門過時的專(zhuan) 營特權，與(yu) 防炭疽病毒一點也不相幹。

　　第三個(ge) 案例是一檔東(dong) 莞奇事。作為(wei) 沿海開放和中國製造在珠三角地區的一個(ge) 重鎮，東(dong) 莞市絕大多數常住人口非本地戶籍，由此導致本地服務嚴(yan) 重供不應求。新興(xing) 民企乘勢進入，其中包括在街上開設藥店。2002年3月，«廣東(dong) 省零售藥店設置暫行規定»宣布開放廣東(dong) 藥品零售市場，外地商家湧入東(dong) 莞城裏，民間投資熱情高漲。然而，“他們(men) 很快在一道堅實的行政壁壘上碰得頭破血流”———東(dong) 莞市藥監局從(cong) 2001年6月開始施行“500米直線範圍內(nei) 不準開設第二家零售藥店”的審批準則，到次年在輿論和省領導幹預下宣布撤銷，“500米大限”整整實施了一年。在此新政下，很多花費了購租鋪麵、裝修、進貨、人工成本的投資方，因拿不到批件而不得開店經營。他們(men) 通不過審批的原因，是在500米距離之內(nei) ，還有其他藥店或藥品專(zhuan) 櫃———其中包括某些後來先到的“關(guan) 係戶”。據說，當地藥監局開著車用咪表“準確度量”，就算差上幾米也不批準。其實在市場裏開門店是不小的學問，一萬(wan) 米內(nei) 隻開一家也無從(cong) 保證一定不賠錢，50米內(nei) 開3家也不一定不盈利。究竟如何布局，誰投資誰操心，政府要監管的是不賣假藥、不準欺詐。

　　上述幾個(ge) 案例，在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裏似乎小到不足為(wei) 道。不過深入案例，才清楚認識中國經濟所遭遇體(ti) 製摩擦的經濟性質。很明白，在直接生產(chan) 成本或直接服務成本之外，經濟運行還要支付其他耗費。無論是陳氏兄弟被扣的設備、取保候審的“押金”以及為(wei) 官司所付錢財和精神耗費，還是快遞業(ye) 務或醫藥零售業(ye) 務為(wei) 謀求合法批準所投入的努力，無一例外都屬於(yu) 本文所關(guan) 注的體(ti) 製成本。這些“額外的”代價(jia) ，可以大到足以讓許多商業(ye) 活動根本無從(cong) 發生。

　　也不要以為(wei) 這幾個(ge) 案例發生在新世紀之初，隨著時間展開，那些阻礙創新、抑製投資、幹擾就業(ye) 增加的體(ti) 製成本就會(hui) 自動降低。觀察表明，新世紀初中國經濟擺脫上一輪通縮重新走強之後，“宏觀調控”壓倒了“打破行政壟斷”的改革部署，不當管製重重疊疊，行政審批愈演愈烈。

　　2012年新一屆政府再次高舉(ju) “放權讓利”，以此對衝(chong) 經濟下行壓力，由此而來。新一屆政府宣布要清理廢除行政審批文件，多達成百上千，其中絕大部分都不是計劃時代的遺產(chan) ，而是在新世紀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中，行政部門左一項右一項加到經濟運行中來的。一個(ge) 標誌性事件也許可以作為(wei) 體(ti) 製成本居高不下的間接證據：早在90年代就嚐試開放的中國電信業(ye) ，囿於(yu) 僅(jin) 對幾家央企開放，通信網絡的資費水平和服務品質雖有進步，但依然廣受詬病，以至於(yu) 到了2015年，還要國務院總理出麵喊話，要求中國寬帶必須降費提速。不過，涉及部門權力與(yu) 利益，高層宣示未必能夠做到自動落地。

　　七、貪腐和奢靡的經濟影響

　　2008年7月，在提交給科斯主持的芝加哥大學紀念kaiyun官方地址30年研討會(hui) 的論文裏，筆者除了闡釋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做對了什麽(me) ，才把中國經濟帶向舉(ju) 世矚目的成功，還提出了一個(ge) 判斷： “在上述分權改革、重新界定權利、承認並鼓勵民營企業(ye) 家、大規模利用價(jia) 格機製的每一個(ge) 過程中，腐敗不但形影相隨，且有更快蔓延之勢——腐敗跑得似乎比改革還要快!”

　　時隔9年回首審視，筆者認為(wei) 對那個(ge) 結論唯一需要做出的修訂，是把當時出於(yu) 謹慎而寫(xie) 就的“似乎”兩(liang) 字一筆刪除。

　　誠然，直到今天，我們(men) 對發生在轉型中國的腐敗現象，還是缺乏基於(yu) 確鑿事實和嚴(yan) 謹統計的合乎科學規格的係統研究。但是，中共十八大後劍及履及的反腐新政，經公開發布的通報、報告、新聞報道及相關(guan) 司法審理文檔所披露出來的事實，已足以幫助我們(men) 得出一個(ge) 結論：轉型進程中令人震驚的腐敗，並不能由個(ge) 別官員的道德失範而得到合理解釋，也不宜籠統地把它們(men) 看作工作失誤或治理鬆懈的結果。相反，轉型腐敗是一種成體(ti) 係的、由轉型進程內(nei) 生的體(ti) 製性腐敗。

　　在上引文稿中，我還引用了一個(ge) 張五常的經濟學理論，解釋為(wei) 什麽(me) 轉型的中國經濟伴生嚴(yan) 重腐敗。這個(ge) 理論的邏輯是，人類為(wei) 解決(jue) 資源爭(zheng) 用而形成了兩(liang) 種基本經濟製度：一種以等級製特權來規範和約束人們(men) 行為(wei) 、防止稀缺資源被濫用;另一種以財產(chan) 權利的界分來劃分人們(men) 從(cong) 事經濟活動的自由空間，以刺激生產(chan) 、交換、分工與(yu) 合作。當轉型從(cong) 第一種經濟製度轉向第二種製度即市場經濟時，原來的等級特權無可避免地要爭(zheng) 取“權力租金”，導致腐敗大量發生，由於(yu) 響應約束機製的缺位，甚至形成一種體(ti) 製性腐敗。這表明， “腐敗不僅(jin) 是改革啟動的一種伴隨物，也是瓦解公眾(zhong) 支持改革的腐蝕劑，甚至是終極改革的致命殺手。轉型經濟怎樣應對製度化腐敗，是一項嚴(yan) 重的挑戰”。

　　進一步要分析的問題，是嚴(yan) 重的腐敗怎樣影響中國經濟。流行的度量方法似乎把一切收入——其中也包括執掌權力官員們(men) 的非法收入——都輕而易舉(ju) 地加總為(wei) 國民收入，並在此基礎上討論“經濟增長”。但是，恰恰是人們(men) 再也無法視而不見的轉型腐敗，提醒我們(men) 有必要把不同性質的收入加以明確區分。腐敗性收入雖然也是一部分國民的收入，卻構成其他國民生產(chan) 性活動持續增長的障礙，因而應該被恰如其分地視為(wei) 拖累經濟增長、降低中國產(chan) 品國際競爭(zheng) 力的負麵因素。

　　讓我們(men) 從(cong) 抽象出來的一個(ge) 簡單現象開始：行賄人為(wei) 獲取某種特別的法外利益，給執掌權力的官員或其家人一筆數目大小不等的好處，然後從(cong) 受賄人那裏得到回報。這裏，我們(men) 省略了該行為(wei) 得以發生的各種可能動因——自願的、預謀的、受到暗示或明示、不得不按流行的潛規則辦事等等——而集中分析此行為(wei) 發生後的連鎖經濟影響。

　　第一步邏輯結果，是行賄人獲得回報——無論是經商便利或審批快捷，還是獲取土地、信貸、公司上市以及市場準入等等特別機會(hui) ——隻要這些回報還服務於(yu) 生產(chan) 性活動，那麽(me) 比照“不行賄不辦事”的狀態，生產(chan) 性項目得以推進，投資得到回報，也增加相應就業(ye) 和收入。在這個(ge) 範圍內(nei) ，個(ge) 別權力腐敗的確為(wei) 經濟增長提供了潤滑劑。

　　但事情絕不到此為(wei) 止。個(ge) 別人行賄成功而在資源爭(zheng) 用中勝出，會(hui) 刺激出一連串後繼行為(wei) ：更多商人仿效行賄商人，更多官員仿效受賄官員。於(yu) 是我們(men) 有了第二步邏輯結果，即行賄受賄範圍的動態擴大，並不斷“教育”權力部門和權力人物，重新認識到他們(men) 手中的公權具有極高的私人經濟價(jia) 值。結果，利用各種職權獲取權力租金的行為(wei) 蔓延，尋租反向刺激“設租”——權力部門和權力人物更加主動地通過給市場中人強加成本而獲取非法的個(ge) 人收益。

　　從(cong) 現象上看，不隻是“肥缺部門”和大型國企官員成批出現貪腐，而且在公認的清水衙門——包括統計局、文化單位、科研機構和大學——也出現嚴(yan) 重的權力腐敗。在腐敗蔓延的邏輯支配下，腐敗超越個(ge) 別官員道德失範範疇，呈現出成體(ti) 係、製度化的惡性態勢。這一步的經濟含義(yi) 是，腐敗占用的資源越多，用於(yu) 服務生產(chan) 性活動的資源就越少，比例也越低。

　　除非遭遇力度相當的反腐，腐敗蔓延不會(hui) 中止。不過，依仗權勢貪腐終究在道德層麵不可能被視為(wei) “正確”，加上嚴(yan) 重腐敗損毀國家政權的合法基礎，總受到追究和製裁，所以貪腐活動不論多麽(me) 流行，總要蒙上遮掩的外衣，並為(wei) 對抗反腐花費種種額外的代價(jia) 。讓我們(men) 明確，一切圍繞貪腐攻防而耗費的體(ti) 製成本，都不具有生產(chan) 性，這也是貪腐行為(wei) 帶給經濟的又一步邏輯後果。

　　如果把這部分明明阻礙經濟增長的腐敗成本，也看作國民收入並被誤導性地計入高速增長的組成部分，那就無從(cong) 判斷通常被認定的增長奇跡裏是不是已經包含水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貪腐蔓延的情況下展開反腐，卻要遭受“反腐危害經濟增長”的抨擊。

　　因此，我們(men) 的結論是，雖然個(ge) 別貪腐可以對體(ti) 製運行產(chan) 生某種潤滑效果而在客觀上具有某種生產(chan) 性，但隨著腐敗行為(wei) 的蔓延和體(ti) 製化，它像擴散的癌細胞一樣迅速吞噬健康的經濟細胞，因而是實現持續增長的死敵。不難理解，為(wei) 什麽(me) 當代沒有哪一個(ge) 貪腐嚴(yan) 重的經濟體(ti) 能夠實現持續增長。相反，我們(men) 可以見證，寄生於(yu) 高速增長的貪腐行為(wei) ，將隨著貪腐蔓延而不斷侵蝕經濟

　　增長與(yu) 社會(hui) 公正之基，貶損創新創業(ye) 的動力特別是企業(ye) 家精神，直到拖累增長步伐，讓經濟重受停滯之壓。

　　籠罩官場的奢靡之風，對經濟增長也產(chan) 生複雜影響。不過，奢靡比貪腐更難以在數量上給出描述，我們(men) 僅(jin) 在直觀上把奢靡對經濟的影響估計得比貪腐遠為(wei) 重大。按一般認識，奢靡並沒有化公為(wei) 私，包括那些令人咂舌的耗費巨額公幣的排場與(yu) 享受，通常限於(yu) 參與(yu) 官員的在職待遇，並不能轉為(wei) 官員私人擁有、在離職後還能夠繼續享用的財產(chan) 。因此，奢靡花銷不僅(jin) 在財務上被列入因公支出，在認知上甚至被視為(wei) 為(wei) 提升社會(hui) 凝聚力、打造形象、增加人民認同感、鼓勵低薪官員努力工作所做出的“必要”支付。

　　政府開銷並不能被看作天然具有提振需求的正麵價(jia) 值。或有人詰問：那些遠超標準的公務用房、公務用車、公務用餐和一切達到奢靡標準的公務消費，難道不都轉為(wei) 一批又一批市場訂單了嗎? 難道它們(men) 不是源源不斷派生出對原材料、能源、零部件、設備及相應服務的需求，從(cong) 而為(wei) 提升就業(ye) 、收入和稅收做出貢獻了嗎? 所有 這 些 可 見 的 奢 靡 效果，何 止 是 “有 助 於(yu) 經 濟 增長”，它們(men) 本身就是經濟增長!

　　但是，奢靡之風的經濟來源，暴露了其拖累增長的性質。在用政府稅費為(wei) 奢靡埋單的情況下，我們(men) 不難發現，正是稅費過快增長才構成奢靡的財政基礎。如上文指出，在高速增長時期成倍快於(yu) 名義(yi) 經濟總量增長的稅費增長，本身就是經濟運行中體(ti) 製成本上升、增長負擔加重的體(ti) 現。在商界——或自願或被迫——為(wei) 種種奢靡花銷提供財務支持的情形下，我們(men) 看到本身已過快增長的稅費，還要追加一個(ge) 為(wei) 數更為(wei) 巨大的額外附加。在上述兩(liang) 種情況下，奢靡都使得公權力所應提供的服務變得越來越貴。按照經濟邏輯，如果每創造一個(ge) 增量單位的附加價(jia) 值要支付更多稅費及其附加，那麽(me) 一旦越過承受臨(lin) 界點，人們(men) 從(cong) 事生產(chan) 、創造和投資的意願勢必下降。總之，奢靡的邏輯結果類似腐敗，那些與(yu) 日俱增的巨大花銷，終究要露出壓抑經濟增長的真實麵目。

　　八、評論性小結：體(ti) 製成本至關(guan) 緊要

　　本文定義(yi) 的體(ti) 製成本，是“成體(ti) 係的製度帶給經濟運行的成本”。它不但包括由前輩學者原創、極富啟發性的交易費用或純商業(ye) 費用，而且包括在市場以及非市場環境裏通過一係列製度強加給各方當事人的成本，其中包括稅費、管製、審批、法律政策的限製及禁止，以及圍繞希冀這些變量發生變化的觀念、輿論、公共政策辯論以至於(yu) 政治競爭(zheng) 等相關(guan) 耗費。強製性成本之所以得以普遍發生，是因為(wei) 任何經濟活動都離不開國家及其代理機構或代理人參與(yu) 其中。在產(chan) 權受到合格保護(這本身就是一種國家行為(wei) 的結果)、資源利用基於(yu) 自願選擇的場合，形形色色的契約真要得到執行，在事實上離不開合法強製力居中提供服務。在命令經濟即國家直接配置資源的場合，強製力內(nei) 生於(yu) 政企合一的行政經濟綜合體(ti) ，體(ti) 製成本直接構成經濟體(ti) 係的運行成本。

　　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國家強製力都參與(yu) 經濟運行，經濟增長都支付體(ti) 製成本。體(ti) 製成本為(wei) 零的世界，不過是想象中的烏(wu) 托邦。轉型——從(cong) 計劃命令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就是體(ti) 製變革，即一係列製度發生轉變從(cong) 而影響經濟體(ti) 係的運行。由於(yu) 體(ti) 製變量在轉型經濟中居於(yu) 更為(wei) 顯著的中心位置，因此超越直接生產(chan) 成本和狹義(yi) 交易成本的體(ti) 製成本，相對容易被納入轉型經濟研究者的視野。要理解和闡釋轉型經濟的種種現象，諸如變革動力、阻力與(yu) 摩擦、潛在生產(chan) 力的突然釋放、長期經濟走勢的起落，皆離不開對體(ti) 製成本的分析。畢竟按照常識，為(wei) 每個(ge) 單位的產(chan) 出所不得不支付的成本，低了對應高經濟增長，高了則對應低經濟增長。這裏，僅(jin) 需把通常的生產(chan) 成本和交易成本，恰當地擴展為(wei) 包含強製性元素在內(nei) 的體(ti) 製成本。

　　中國經濟提供了一個(ge) 難得案例。改革前令人難堪的貧困，同時意味著擁有極為(wei) 低廉的直接生產(chan) 成本，表明在中國經濟體(ti) 內(nei) 蘊含著極為(wei) 巨大的潛在比較成本優(you) 勢。要解決(jue) 的問題，是把高昂的體(ti) 製成本大幅度降下來，為(wei) 此必須打破原有體(ti) 製堅硬的外殼。改革開放實現了以上使命，經由一係列製度變遷——觀念的、法律的、成體(ti) 係政策設計與(yu) 組織安排的轉變——使得中國潛在比較優(you) 勢在全球市場上破門而出，由此改變經濟體(ti) 係運行的軌跡與(yu) 績效，創造了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跡。因此，理解中國經驗的基本線索，不是別的，正是以一係列製度的變革大幅度降低了經濟體(ti) 係運行的成本。

　　不過，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的偉(wei) 大中國成就，並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冷峻的經濟法則。成本曲線終究先降後升，體(ti) 製成本甚至在高速增長中升得更急。

　　伴隨高速經濟增長，人們(men) 觀察到曾經大幅下降的體(ti) 製成本重新上升，表現在稅費和各種法定負擔以快於(yu) 經濟增長率的速度增長，行政審批疊床架屋，設租尋租行為(wei) 有增無減，必要的市場監管缺位與(yu) 不當行政管製層層加碼並存，所有這一切隻能列支在體(ti) 製成本項下的因素，合成了一個(ge) 負麵結果：單位產(chan) 出要承受日趨加重的成本負擔，並由此削弱中國經濟在全球的比較競爭(zheng) 優(you) 勢，拖累一向靠成本優(you) 勢發力的中國經濟增長。形勢很清楚，以全麵深化改革抑製並扭轉體(ti) 製成本重新急升的勢頭，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必不可缺的前提條件。

　　(本文草稿經汪丁丁、薛兆豐(feng) 、盧鋒、劉守英、李力行、王敏、王躍、張惠強等閱讀並提出修訂意見，並得到匿名評審人的閱讀意見和修訂建議。作者在文稿修訂中充分考慮了這些意見和建議，特此感謝。但對尚存的不足，當由作者而不是任何其他人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