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朝曆代，其政治、經濟、軍(jun) 事製度和文化習(xi) 俗，都是處於(yu) 不斷的變化改革中，大的變法改革就有子產(chan) 變法、商鞅變法、王莽新政、永貞改革、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戊戌變法等，其經驗教訓有一定的借鑒意義(yi) 。

　　變法的時機

　　商鞅變法時秦國長期內(nei) 亂(luan) ，兵弱主卑、貧窮落後，渴望變法圖強。王莽新政，更處於(yu) 西漢末期政治“有七亡而無一得”、人民境況“有七死而無一生”、朝野上下都渴望變革的大好時機。這種情況的變法改革宏觀上都順應了社會(hui) 發展的需要。因此對時機的把握，是決(jue) 定變革成敗的一個(ge) 重要因素。

　　以改革的時機而論，最為(wei) 超前的是春秋時鄭國子產(chan) 改革，取得了罕有的成功，就在於(yu) 他能把握時機、創造改革環境。子產(chan) 執政之初(公元前543年)，先進行作為(wei) 國家基石的田地製度的整頓，改變土地不均的狀況;待田製改革促進了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得到國民擁護後，執政的第五年進行軍(jun) 事製度的改革;待軍(jun) 製改革增強了國防力量，執政的第七年再進行法製改革，“鑄刑書(shu) 於(yu) 鼎，以為(wei) 國之常法”，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在法製史和社會(hui) 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yi) 。

　　變法的政治權力基礎

　　自上而下地推行變法改革，政治權力基礎至關(guan) 重要。

　　戰國時期有兩(liang) 次成功的變法，一次是魏文侯-李悝變法，魏文侯28歲即位，在位50年;另一次是秦孝公-商鞅變法，秦孝公20歲即位，在位25年。兩(liang) 位君主年富力強，長期掌握大權，給予變法強有力的支持。

　　與(yu) 這兩(liang) 次改革不同，缺乏政治權力基礎，特別是國家最高統治者的支持，是永貞改革、慶曆新政、戊戌變法等改革的致命缺陷。永貞改革和戊戌變法有不少共同之處。第一，前者依靠的是一個(ge) 在位隻有幾個(ge) 月、還重病在身口不能言的皇帝唐順宗;後者依靠的是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第二，改革集團都是一群地位不高的新人，前者的核心人物王叔文是翰林學士，王伾是翰林待詔，柳宗元、劉禹錫是員外郎，有筆無劍，主持改革被諷為(wei) “秘書(shu) 幹政”;後者的核心人物康有為(wei) 是個(ge) 無權覲見皇帝的工部主事，梁啟超是個(ge) 沒有官職的舉(ju) 人，地位最高的譚嗣同也隻是個(ge) 四品軍(jun) 機章京，起草諭旨文書(shu) 而已。第三，反對勢力過於(yu) 強大，永貞時宦官和藩鎮已長期把持國家權力，盤根錯節;戊戌時朝廷的最高權力掌握在慈禧太後手裏，掌管中樞機關(guan) 和地方的實權官員大多是反對維新的守舊派。

　　在這種極為(wei) 懸殊的力量對比下，保守勢力一反撲，革新勢力頃刻瓦解：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宦官和藩鎮迫使順宗立敵視改革集團的李淳為(wei) 太子，八月又迫使順宗“禪位”給李淳(唐憲宗)，改革集團人物俱被清算放逐;與(yu) 此類似，戊戌年9月慈禧得到維新派密謀逼宮的密報，立刻軟禁光緒，再次垂簾聽政，下令捕殺維新黨(dang) 人。康有為(wei) 、梁啟超逃亡海外，譚嗣同等六人被殺害。

　　永貞王叔文集團掌權隻有146天;戊戌變法自6月11日光緒頒“明定國是”詔書(shu) 到慈禧廢止新政，僅(jin) 維持了103天。

　　變法內(nei) 容是否利國利民

　　子產(chan) 改革，以“為(wei) 田洫”為(wei) 先行，厘清土地所有權，收回大貴族違製占有的土地進行再分配，承認新興(xing) 土地所有者的權利，征收稅賦以增強國防等。一開始遭到國人反對甚至仇視，傳(chuan) 誦說“取我衣冠而貯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chan) ?吾其與(yu) 之”!但三年之後，土地不均的情況得到糾正，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得到發展，國家也富強起來。國人轉而擁護子產(chan) 的改革，傳(chuan) 誦說：“我有子弟，子產(chan) 誨之;我有田疇，子產(chan) 殖之。子產(chan) 而死，誰其嗣之?”

　　子產(chan) 改革軍(jun) 賦製度，讓“野人”即被征服地區人民與(yu) 國人同樣納稅服役;“鑄刑鼎”將法律公布於(yu) 眾(zhong) ，改變“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實行“學而後入政、擇能而使之”的用人製度，這些改革起初也招致許多人反對，但由於(yu) 這些改革確實利國利民，很快就得到了國人的擁戴。

　　與(yu) 之相反，以搜刮民財為(wei) 目的的改革必然招致失敗。在王莽新政的16年中(公元7—23年)，進行了四次幣製改革，每一次都是以小易大、以輕易重。如第一次，詔令在當時流通的五銖錢之外，增發三種貨幣：“大泉”“契刀”“錯刀”。“大泉”重十二銖，值五十枚五銖錢，是20多倍的不等價(jia) 交換，“契刀”值五百，“錯刀”值五千，更是上百倍的不等價(jia) 交換，用政治權力赤裸裸地掠奪人民財產(chan) 。王莽這些倒行逆施的“新政”，激起各階層的強烈反對，爆發了全國性的大起義(yi) 。

　　變法的策略

　　成功實施改革的子產(chan) 、魏文侯、李悝、張居正等，都有豐(feng) 富的從(cong) 政經驗。

　　子產(chan) 20歲率家兵平定鄭國內(nei) 亂(luan) 後即參與(yu) 國政，29歲為(wei) 卿，40歲擔任國卿(首相)，深知使鄭國由衰而興(xing) 的關(guan) 鍵所在。鄭國是夾在晉楚兩(liang) 強之間的弱國，子產(chan) 采取“從(cong) 晉和楚”的策略，爭(zheng) 取了一個(ge) 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同時“為(wei) 田洫”“為(wei) 丘賦”，發展經濟增強國防;再順次進行法製、軍(jun) 製、用人製度等改革，使鄭國得以變強。

　　張居正隆慶六年(1572年)成為(wei) 首輔前已有25年從(cong) 政經曆，先後掌管國子監、翰林院、吏部，掌握了一批軍(jun) 政人才。他成為(wei) 首輔時，明神宗朱翊鈞年幼，他首先爭(zheng) 取到李太後和“內(nei) 相”司禮監秉筆太監馮(feng) 保的支持，得以主持和裁決(jue) 軍(jun) 政大事十年，有了推行改革的政治權力基礎和時間。他在財政上清丈田地，推行總括賦役的“一條鞭法”，使得國庫充盈;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考核各級官吏，政體(ti) 為(wei) 之肅然。

　　與(yu) 之相比，永貞和戊戌的改革集團，則都是缺乏政治曆練，甚至沒有從(cong) 政經驗的書(shu) 生。永貞改革集團的王叔文、王伾擔心病入膏肓的順宗不久於(yu) 世，不顧積弊深重的政治現實，企圖一日盡除宦官藩鎮弄權的弊政，又不善妥協，終使永貞改革流星般墜毀。

　　甲午戰爭(zheng) 後，朝野很多人都認識到舊法的不足和洋務運動的局限性，呼籲變法。但戊戌維新集團急於(yu) 求成，在變法的103天中，光緒帝共發出改革諭旨286件，其中八九月之交的17天內(nei) ，竟下達了132件諭旨，幾乎涵蓋了社會(hui) 的每一個(ge) 方麵，幾乎都不具有可操作性，也幾乎都得不到執行。改革內(nei) 容上要盡采西法，將傳(chuan) 統的東(dong) 西都視為(wei) 落後一概擯棄，大量裁減官吏，裁減綠營，令旗人自謀生計，廢除科舉(ju) ……甚至要搞“中美英日合邦”，請外國人來華執政和變法。不僅(jin) 守舊派反對，連許多支持變法的人士也不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