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中國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我認為(wei) 可先從(cong) 相關(guan) 背景說到三個(ge) 層麵：

　　第一個(ge) 層麵，中國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是現在宏觀大形勢的客觀需要。2018年遇到不期而至的中美貿易衝(chong) 突升級以後，不確定性明顯上升——不確定因素直觀地看是源於(yu) 外部的衝(chong) 擊，其實它和我們(men) 內(nei) 部的矛盾凸顯是交織在一起的。市場上一度普遍預期不佳，感到茫然和悲觀，我們(men) 的領導人也不諱言經濟的下行。在這種不確定性和下行壓力麵前，應作出的主觀努力的基本方向，是要在不確定性中把握好確定性的一麵，也就是說，我們(men) 可以選擇什麽(me) ，應該努力做好什麽(me) ?有一點是有廣泛共識的，那就是：要真正推進改革，擴大開放，在改革中間，啃硬骨頭，攻艱克難，同時更有必要積極擴大內(nei) 需，包括擴大有效投資和拉動國內(nei) 消費潛力的解放。

　　第二個(ge) 層麵，在擴大開放方麵，目前的美中貿易摩擦客觀上還有一個(ge) “壞事變好事”的作用，美國施加的壓力增大以後，我們(men) 審時度勢，一些說了多年卻一直沒有做到位的措施，如放寬金融準入，現在陸續出台了。在擴大開放和改革的互動中間，中國在自己的本土上顯然需要更好地支持多種經濟成分全麵發展，前一段時間大家已經看到，最高領導人出麵前所未有地把民營經濟發展“政治正確”問題表述到位了。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發表長篇講話時還脫稿談到了民營企業(ye) 是“自己人”，新華社的通稿就把這個(ge) 作為(wei) 主題詞、作為(wei) 最有亮點的一個(ge) 表述，公諸於(yu) 全社會(hui) 了。接下來當然應是乘勢把這些事情做好、做實。在混合所有製方麵，如果真的能夠得到切實的推進，那就不是“國進民退”或者“國退民進”的問題了，而是爭(zheng) 取共贏。

　　第三個(ge) 層麵，與(yu) 前述兩(liang) 個(ge) 層麵緊密相關(guan) ，推進混合所有製改革，是在標準化的現代企業(ye) 製度的框架之下，使所有經濟成分都能夠按照命運共同體(ti) 的共贏目標來尋求更美好的明天。在全球化背景之下，這也契合於(yu) 中國決(jue) 策層所表述的要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發展。

　　以上大背景之下，我們(men) 要做好我們(men) 自己的事情，把握好確定性，需要有財政政策對於(yu) 全局做好更為(wei) 優(you) 化、加力提效的支持和服務。因為(wei) 財政本身的定位就是：財政必須服務於(yu) 國民經濟、社會(hui) 發展全局和最高決(jue) 策層戰略方針的貫徹實施。從(cong) 這個(ge) 認識來講，如果確定了財政服務全局的積極政策的含義(yi) ，我認為(wei) 應該把握好積極財政政策的三個(ge) 維度。

　　第一個(ge) 維度，是在“積極財政”的表征之下，財政政策怎樣掌握好總量方麵的調控優(you) 化。如果按一般字麵上的理解，有人曾問過：難道“積極財政政策”還對應一個(ge) “消極財政政策”?不應這樣望文生義(yi) 地看——這個(ge) 表述反映了漢語的含蓄之處。當年提出積極財政政策的時候，領導人也曾作過說明：其實指的首先就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一政策於(yu) 總量上是一定要有擴張特征的，這是第一個(ge) 維度上必須掌握的要領。

　　第二個(ge) 維度，財政政策的不可替代性又在於(yu) ，它有別於(yu) 貨幣政策而應該在優(you) 化結構這方麵，更多地從(cong) 宏觀層麵自上而下發揮它應有的特定功能和作用，在配合貨幣政策做總量擴張的時候一定要更多地承擔優(you) 化結構的任務。所以，積極財政政策一定離不開怎麽(me) 服務於(yu) 結構的優(you) 化這個(ge) 重大問題，這就涉及中國構建現代化經濟體(ti) 的主線——“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結構問題一定是發生在供給側(ce) ，於(yu) 需求側(ce) 的總量問題旁邊，怎樣使讓供給很好地回應需求，是無法回避優(you) 化結構這種客觀需要和怎樣構建優(you) 化結構的合理機製等相關(guan) 問題的。在中國更具有挑戰性的是，這一大套結構優(you) 化的機製，要求我們(men) 一定要在經濟社會(hui) 轉軌中處理好政府和企業(ye) 、公權體(ti) 係和公民等等這些複雜的關(guan) 係，財政政策在這方麵的積極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環節和要件，優(you) 化結構功能怎麽(me) 發揮，什麽(me) 樣的政策與(yu) 機製的結合可以優(you) 化結構?財政政策應該起到的這方麵解決(jue) 問題所不可替代的功能，力求優(you) 化貫徹到現實生活中間。

　　第三個(ge) 維度，中國要完成經濟社會(hui) 轉軌，財政還必須動用公共資源去積極推進在改革深水區的攻堅克難：不僅(jin) 要把錢花出去支持方方麵麵的經濟活動，同時，還得“花錢買(mai) 機製”，把調控、服務都寓於(yu) 改革之中。

　　以上三大維度之下可提出，積極財政政策應有與(yu) 之相對應的五大要點。

　　首先就是總量調控方麵，赤字率是有必要進一步提高的。不久前在今年“兩(liang) 會(hui) ”上公布出來的赤字率是提高0.2個(ge) 點，似乎沒有達到社會(hui) 普遍的預期。總理工作報告裏對此專(zhuan) 門有解釋，是要考慮到今後可能出現的風險，要預留政策空間。綜合考慮其他的措施，顯然在赤字率提高方麵，既積極，又保持了較審慎態度。同時，在支出方麵有非常明確的要求，一般性的支出要壓縮5%，已經壓縮了多年的三公支出要再壓縮3%左右。這說明，我們(men) 的財政政策總的方麵是擴張的，但赤字率的提高比較謹慎，在壓縮支出方麵給予了高度重視和重要的配合。

　　第二，應該強調減稅降負，並高水平地貫徹落實。減稅在這一年度的預算安排裏麵，使人印象深刻，要求達到兩(liang) 萬(wan) 億(yi) 元減稅降負的合計力度。這裏麵僅(jin) 增值稅這第一大稅的稅率降低，就要達到減稅1.3萬(wan) 億(yi) 元左右的效果，已相當於(yu) 2018年實際上整個(ge) 減稅降負的規模。當然，隻減稅是不夠的，在減稅的同時，還必須降低稅外“五險一金”和行政費等負擔，並結合稅製改革，考慮怎麽(me) 樣銜接以後推進房地產(chan) 稅等稅種的改革任務，貫徹中央所要求的“逐漸提高直接稅比重”的方針。

　　第三，是優(you) 化支出結構。總理政府工作報告裏非常具有量化特征的兩(liang) 點要求，是要求壓縮一般性支出(2019年要求達5%以上)，三公經費(2019年要求再壓縮3%左右)，也顯然屬於(yu) 優(you) 化支出結構，另外其他的一些舉(ju) 措也要積極考慮，配合改革盡可能降低行政成本。同時，要支持和保證重點支出。財政部最近強調了脫貧攻堅、汙染防治，科技創新能力建設，製造業(ye) 輕型升級，城鄉(xiang) 區域協調發展，完善社保體(ti) 係，支持就業(ye) 等，需在支出中支持的八大重點。

　　第四，還應強調，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積極”，不可回避地要對應中國社會(hui) 現在強烈的收入再分配優(you) 化訴求。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已被人們(men) 重視和討論多年，無庸諱言還存在著較明顯的問題。多年討論中有兩(liang) 個(ge) 都堪稱主流的觀點，一個(ge) 是認為(wei) 居民收入比重偏低，一個(ge) 是認為(wei) 存在著為(wei) 數巨大的灰色、黑色收入，以上這兩(liang) 大主流觀點合在一起，卻是冰炭不能同器。如要承認前麵一個(ge) ，就沒法解釋後麵一個(ge) ，要認可後麵這個(ge) 有學者估計前幾年已達6萬(wan) 億(yi) 元/年的居民灰色收入，就必須把前麵的居民收入比重往上提高約10個(ge) 百分點。所以，我更強調中國收入分配最深刻的問題是不公，是大家感覺到的不公後麵深刻的內(nei) 在原因與(yu) 弊端。財政政策當然無力完全解決(jue) 這樣一個(ge) 問題，但是它義(yi) 不容辭的責任是要盡全力在收入分配這個(ge) 重點環節上，促進分配格局走向優(you) 化和相關(guan) 的機製走向優(you) 化。現相關(guan) 製度建設有轉移支付、扶助弱勢群體(ti) ，更突出的獨特問題，是怎樣在中國社會(hui) 上認同度很低的直接稅改革方麵，推進中央早已經勾劃的逐漸提高直接稅比重這個(ge) 改革任務的實現?這方麵首先具體(ti) 涉及到兩(liang) 個(ge) 直接稅，一個(ge) 是個(ge) 人所得稅，新的一輪個(ge) 稅改革已經比較好地體(ti) 現了降低低端和中端收入者的稅負， 8000萬(wan) 個(ge) 左右的原納稅人現在已經百分之百不交個(ge) 人所得稅了，即已經跟這個(ge) 稅暫時無關(guan) 了(以後他們(men) 的收入提高，過了起征點之後才需要繼續交稅)。此外，也要肯定最近一輪個(ge) 稅改革加入了綜合的機製和專(zhuan) 項扣除方麵的強化與(yu) 優(you) 化，這都值得鼓勵。但是，也有非常明顯的遺憾，這一輪的個(ge) 稅改革，“綜合”機製隻是綜合了勞動收入，非勞動收入一分錢都沒有碰，而且也沒有改變原來的最高邊際稅率。45%的最高邊際稅率現在主要是對應於(yu) 中國最有素質和能力的專(zhuan) 家型知識分子了，在執行中，將使很多中高端的人才感受到壓力。這些人的稿費、特許權收入(比如專(zhuan) 利發明的收入)以及講課等等勞務費，過去充其量稅率可達20%，現在是隻要全年總計達到96萬(wan) 元(平均一個(ge) 月達到8萬(wan) 元)以上的部分，統統適用於(yu) 45%的最高邊際稅率，差不多要拿走一半。這種壓力傳(chuan) 導到一些高科技企業(ye) ，他們(men) 雖然特別希望留住一些高素質人才和專(zhuan) 業(ye) 團隊，但如果給不了更高的價(jia) 碼，這些高端人才可能就要流失。現在粵港澳大灣區已經迅速出台一個(ge) 實際比照香港的優(you) 惠，對這些高端人才的免稅措施，已經明確宣布了，以防止他們(men) “用腳投票”。效果可以繼續觀察。

　　至於(yu) 房地產(chan) 稅，一直還在等待人大正式宣布進入立法過程。從(cong) 一審開始，其文本需要公之於(yu) 全社會(hui) ，接受全社會(hui) 成員各種各樣的意見、批評、建議。應該有非常規範的聽證會(hui) ，在各種代表性的主張後麵，一定要跟著說清楚它有什麽(me) 樣的論據，這樣來在稅收立法中尋求“最大公約數”。在收入再分配機製裏，積極財政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間，就要有意識地緊緊抓住從(cong) 當下到中長期、到未來整個(ge) 中國社會(hui) 進步這方麵不可回避的製度建設要領。

　　最後一點，第五就是支持配套改革。在支持配套改革這方麵，有個(ge) 很明顯的例子是，中國的社保“五險一金”裏，基本養(yang) 老的繳費水平如此之高，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五險一金合在一起將近是40%的繳費率，在全世界居最高之列。在基本養(yang) 老繳費等等收費權統統收歸稅務部門之後，要抓住已消除了原來幾十萬(wan) 人管理繳費的機構、隊伍既得利益阻礙這樣一個(ge) 有利時機，向前推進基本養(yang) 老金提升為(wei) 全社會(hui) 統籌。這是已說了十多年的改革任務，如果能把“蓄水池”變成全國統一匯聚狀態，容量提升了，功效提升了，就應該趁勢降低繳費率。這樣一來，就回應了企業(ye) 的訴求，解脫了稅務機關(guan) 代征以後暗賬翻明發現沒有把費繳足的企業(ye) 中的很大部分。  

　　比較遺憾的是現在還沒有看到有關(guan) 部門下決(jue) 心提高統籌層級。5月1號開始，基本養(yang) 老的繳費率可以降到16%，像廣東(dong) 等地方降到16%沒有問題，它“蓄水池”裏的錢還用不完。而東(dong) 北則是雪上加霜，東(dong) 北原來22%都不夠用，降到16%將更是捉襟見肘。顯然配套改革是當務之急，財政應起的作用是把一些可能的改革方案往前推。

　　另外，中國現存的幾百種行政性收費，到底如何繼續往下減?李克強總理說這將是“拆香火”的事，非常對。幾千種政府消費降到幾百種以後，剩下的這些都是各個(ge) 權力部門的命根子。拆香火了，大部製了，扁平化了，自然廟裏麵的和尚就有限了，他們(men) 的職能優(you) 化中怎麽(me) 念經，怎麽(me) 發揮作用?在經過全新洗牌以後，他們(men) 很多審批權沒有了，跟著審批權的設費收費權也沒有了，其實後麵跟著的還有一個(ge) 暗中的設租尋租權自然而然也沒有了，這是一個(ge) 非常值得推進的改革。看起來跟財政的減稅概念不直接發生關(guan) 係，但是我們(men) 強調減稅降負應該是一個(ge) 係統工程，應該放在一個(ge) 全景圖裏通盤掌握，財政理所當然在自己減稅的同時，要促進相關(guan) 方方麵麵通過拆香火式的這種傷(shang) 筋動骨的改革，把這一套事情做好。

　　還有PPP的創新。中國要真正利用自己的潛力空間，現在於(yu) 本土上，應以有效投資帶動有效消費。這方麵其實還有相當可觀的空間，但一定要用好政府和社會(hui) 資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中國的特色是把國際上一般不考慮的國有企業(ye) 也拉入了企業(ye) 、社會(hui) 資本這一方，但絕對不會(hui) 像有人擔心的那樣，就完全把民營企業(ye) 都排除掉了——實際生活中，財政部入庫的項目，將近“半壁江山”是民營企業(ye) 牽頭做成的PPP項目。PPP項目自身，同時具有前麵提及的“積極財政政策”三大維度的進步意義(yi) 。第一，它是總量擴張的，而且它的總量擴張是有根基的，不會(hui) 發生赤字，就是在政府體(ti) 外，把社會(hui) 民間資本拉過來做政府想做的事情，而社會(hui) 民間資本在這裏麵又是“在商言商”，可以得到他的合理回報，而且能提高績效。第二，它一定是有利於(yu) 結構優(you) 化的，這些項目最後鎖定到哪裏?應該是在多方知情的情況之下，支持那些帶有關(guan) 鍵意義(yi) 的公共工程、基礎設施、產(chan) 業(ye) 園區建設和運營，甚至是連片開發的項目，會(hui) 鎖定這樣一些舉(ju) 足輕重的項目去優(you) 化結構，增加中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後勁。第三，它本身就是一個(ge) 混合所有製改革的很好的推進器，每一個(ge) PPP項目，隻要運營，都有SPV(特殊目的合夥(huo) 企業(ye) )，這個(ge) 特殊項目公司一定是標準的股份製，而其股份製的產(chan) 權結構，一定是政府天然就不想一股獨大，要把舞台主要留給企業(ye) ，包括民營企業(ye) 。大家在其他的一些方麵可能還爭(zheng) 論不休，到了做PPP的時候，沒什麽(me) 可爭(zheng) 論的，它就是天然的混合所有製，而且天然就是政府想少持股，追求資金的放大、乘數效應。這是很好的讓全社會(hui) 來觀察、認識、接受混合所有製的一個(ge) 推進器，而且也是倒逼中國法治與(yu) 改革的推進器。

　　積極財政政策按照其較完整的意義(yi) ，我認為(wei) 至少應涉及前麵說到的這些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