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大陸人口從(cong) 建國以後的5.4億(yi) 增長到2018年的13.95億(yi) ，經曆了人口總量的快速增長和增長放緩。人口轉變構成了新中國人口發展的基本主軸。我國人口發展可以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第一個(ge) 階段是197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死亡率下降驅動的人口轉變時期;第二個(ge) 階段是從(cong) 1970年代到2000年，基本上是生育率下降驅動的人口轉變時期;第三個(ge) 階段是本世紀以後，我國人口進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現代人口再生產(chan) 時期，完成了人口轉變。

　　新中國人口發展的主要特點

　　可以認為(wei) ，新中國人口發展是我國曆史上人口發生劇烈變動的時期。如果對這段時期我國人口發展進行總結，可以發現以下特點：

　　第一，我國人口發展具有很強的政策幹預和製度影響。

　　我國的生育率下降實際上超前於(yu) 經濟發展的水平，具有超前的人口轉變和快速的人口轉變的特點。這無疑受到1970年代以來計劃生育製度和政策控製的影響。對於(yu) 生育率的影響因素，在1980年代表現為(wei) 政策因素為(wei) 主;1990年代表現為(wei) 一半是政策因素影響、一半是社會(hui) 經濟因素影響;進入本世紀以後，我國生育率下降主要受到社會(hui) 經濟因素的影響。計劃生育製度在1980年代被寫(xie) 入憲法，成為(wei) 國家發展的基本國策。可以發現以降低生育率和控製人口為(wei) 導向的計劃生育政策幹預，對上世紀後半期我國的生育率轉變發揮了巨大影響。

　　我國人口發展受到顯著的製度影響和政策幹預，還表現在人口遷移和流動方麵。戶籍製度作為(wei) 基本的遷移管理和社會(hui) 管理製度，在1950年代得到建立。1980年代以後，戶籍製度逐步改革，與(yu) 戶籍製度相關(guan) 聯的暫住證製度、居住證製度，以及各種條件戶籍的改革舉(ju) 措，對人口空間遷移和人口管理產(chan) 生影響。同時，我國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也與(yu) 1950年代以後農(nong) 村公共衛生體(ti) 係建設相聯係，並帶來人口預期壽命從(cong) 1950-1970年代很快地超過世界的平均水平。在1990年代以後，衛生體(ti) 製改革對於(yu) 人口死亡率帶來一定的壓力，但是社會(hui) 經濟發展對於(yu) 死亡率下降和預期壽命提高的作用仍然是非常顯著的。

　　所以，從(cong) 建國以來的人口發展曆史看，我國的人口變動很強地受到製度因素的影響。相對於(yu) 社會(hui) 經濟發展影響人口變動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製度因素在中國人口發展中具有顯著作用。在對人口發展開展管理和服務的製度實施中，我國在政府係列中成立了計劃生育的職能部門，人口的計劃生育管理職能也經曆了不斷的調整。我國也通過公安的戶政管理、衛生部門的健康管理等對相關(guan) 的人口事務開展管理。為(wei) 了促進人口事務的綜合管理，當前我國在發改委體(ti) 製下還設立相應的人口部門。這些都說明，我國的人口發展具有很強的製度因素影響。

　　第二，我國人口發展具有相當的不均衡性。

　　作為(wei) 幅員遼闊的大國，我國的社會(hui) 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顯著的地區差別。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的不均衡強化了人口發展的不均衡性，表現在人口發展的地區差別非常顯著，在生育率水平、死亡率和預期壽命、人口的城鎮化狀況、老齡化程度、人口的教育程度，以及人口遷出遷入的態勢等，幾乎在所有的人口發展指標上，地區間的不平衡性都是非常顯著的。這種地區間的差別性直到現在仍然顯著存在。

　　第三，中國人口發展存在壓縮式的人口轉變。

　　建國以後快速的死亡率下降、快速的生育率下降，以及改革開發以後城鎮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和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使得人口變動在較短時間內(nei) 發生劇烈變動，使得我國人口發展表現出一種壓縮式的人口轉變特征。壓縮式的人口轉變帶來人口結構的快速變動，例如少年兒(er) 童人口比重變動很快，人口老齡化提高的速度很快，以及城鄉(xiang) 結構經曆快速變化，我國城鎮化水平從(cong) 1980年的20%左右增加到當前的59.5%。壓縮式的人口轉變帶來人口過程的變動比較劇烈，人口問題集中產(chan) 生，人口的快速變動使得人口與(yu) 發展的協調問題表現得非常尖銳。

　　第四，我國人口變動具有較強的波動性。

　　人口過程的動態性是人口發展的基礎，壓縮式人口轉變帶來快速的人口變遷，以及城鄉(xiang) 和空間的不均衡所帶動的不斷調整，使我國和我國不同地區的人口發展表現出較強的波動性。

　　我國的出生人口數存在著波動性。以出生2000萬(wan) 人口為(wei) 標準來看，從(cong) 1962年到1976年，事實上有第一波的人口出生高峰;從(cong) 1982年以後到1991年，這十年間出現了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顯然受到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性的影響。因為(wei) 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的育齡婦女到了育齡階段，往往會(hui) 帶來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但是也看到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比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的峰值更低了。預想中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事實上並沒有出現。出生人口的波動性是年齡結構波動性的基礎，出生人口的波動性影響學齡人口的波動性、育齡人口的波動性、勞動適齡人口的波動性等等，對經濟社會(hui) 發展產(chan) 生持續影響。

　　我國的死亡人口和死亡率也存在先下降再上升的波動性，前者主要是衛生健康事業(ye) 發展帶來的死亡率下降，後者則主要是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伴生的死亡人口增長的結果。人口空間遷移的方向和程度也存在顯著的波動性，這種波動性基本上可以用改革改革帶來向東(dong) 南沿海地區的人口遷移流動為(wei) 分界。而近年來在國家整體(ti) 均衡發展的態勢下，分地區的人口波動性也正出現新的特點，以及在快速城鎮化的現在，也出現部分城市人口增長和部分城市人口萎縮的空間的波動。人口出生、死亡、遷移的較為(wei) 劇烈的波動性，對人口結構及對社會(hui) 經濟發展產(chan) 生出鋸齒般的影響，考驗著公共決(jue) 策的智慧。

　　新中國人口發展的基本經驗

　　70年的人口變動的曆史深化了對人口發展規律性的認識，也為(wei) 國家發展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經驗。對這些經驗作一些基本的總結，可以發現：

　　一是要重視人口與(yu) 發展的協調。曆史地來看，對於(yu) 我國人口與(yu) 發展的關(guan) 係，經曆了相當多不同的看法。在剛建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過程中，我們(men) 認為(wei) 人口數量越多會(hui) 有利於(yu) 生產(chan) 力的發展。而經曆了1960-1970年代的曲折發展，我們(men) 又認為(wei) 較少的人口數量能促進少生快富、有利於(yu) 經濟的現代化。在進入本世紀以後，我們(men) 日益擔心人口數量下降和結構變化會(hui) 對未來的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實際上，70年的曆史經驗告訴我們(men) ，人口本身歸根到底是內(nei) 生於(yu) 發展過程中，人口的生育率、死亡率和遷移率本身是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並非是經濟發展的決(jue) 定性因素。人口變動本身對於(yu) 發展的影響是不確定性、或然性的。在人口與(yu) 發展關(guan) 係中，應該更加重視人口與(yu) 發展關(guan) 係的協調，適應人口的變動，促進實現人口與(yu) 發展相協調的經濟生產(chan) 方式和社會(hui) 生活形態。人口與(yu) 發展關(guan) 係的協調性決(jue) 定了國家發展的能力和可持續性。

　　其二，人口發展的根本目的是為(wei) 了要促進民生福利的增進和提高。控製生育率的目的是為(wei) 了滿足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計劃的人口目標，但同時也具有提高人口健康和福利的積極作用。生育率下降有助於(yu) 保障婦女的健康、促進婦女的發展，避免育齡婦女的非意願的懷孕，以及對於(yu) 提高兒(er) 童教育具有積極作用。死亡率的下降也意味著預期壽命的提高和人口素質的提高。遷移是遷移者和其家庭的理性選擇和意願的實現。良好的人口發展的根本目的和最終結果是滿足人民的需求，增進人民的福利。因此，限製人口的意願、損害家庭成員的福利，本質上是不利於(yu) 人口發展的，國家發展也需要通過更完善的福利製度來實現人口發展。

　　第三，人口是國家發展麵臨(lin) 的基礎性、全局性和樞紐型的因素。人口變動受到工業(ye) 化、城鎮化進程的影響，人口發展和經濟社會(hui) 發展、資源環境、貧困問題、老齡社會(hui) 、婦女發展、兒(er) 童發展等各方麵的發展議題緊密關(guan) 聯。人口發展的教育進步、預期壽命提高等，不僅(jin) 能夠反映不同發展的成就，同時人口發展構成實現良好發展道路的基礎。根據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來看，人口發展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人口發展構成發展體(ti) 係的樞紐因素，滲透在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整體(ti) 過程中，是從(cong) 人口大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基礎性領域。

　　第四，在我國的人口發展過程中特別重視人口發展戰略的研究、製定和實施。在世界各國中，很少有國家製定人口發展戰略。我國作為(wei) 人口大國，重視人口發展戰略構成了我國人口發展的突出經驗和典型優(you) 勢。這促進了人口發展，促進了人口與(yu) 發展的協調進步。

　　曆史地看，計劃生育對於(yu) 中國發展具有人口發展戰略的意義(yi) 。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已經發布了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黨(dang) 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提出統籌人口發展、完善生育政策、積極應對老齡化、提高人口素質、推動城鄉(xiang) 發展等，這些對於(yu) 人口發展的戰略性指導，構成國家發展的重要施政策略。從(cong) 未來的人口發展來看，需要提升戰略思維，調整人口的綜合政策，確保人口發展和社會(hui) 經濟相協調、和資源環境相協調，從(cong) 而探索出一條中國發展的良好道路。

　　第五，我國的人口發展中包含著一個(ge) 後發展國家不斷現代化的經驗。我國人口發展從(cong) 較短時期內(nei) 完成了從(cong) 傳(chuan) 統的人口再生產(chan) 模式向現代人口再生產(chan) 模式的轉變，人口發展實現了現代化。我國的人口發展研究和實踐和世界人口研究學術界、國際組織有密切的交流。通過不斷吸收先發展國家人口發展的曆史經驗，以及麵臨(lin) 的困難和教訓及解決(jue) 對策，吸收先發展國家人口問題的思想理念和人口政策的措施實踐，有效地推動了中國的人口發展。

　　同時，在我國的人口發展過程中，也因為(wei) 能夠充分考慮中國的具體(ti) 實際、考慮中國的文化背景和製度轉型背景，從(cong) 而確立符合中國實際的人口發展道路。通過紮實的人口統計、人口調查和數據、結合中國實際的研究來研究人口發展的具體(ti) 問題，具有很強的本土性。同時通過有針對性的人口管理製度和人口政策工具，實施結合實際、結合民眾(zhong) 需求的改革實踐，從(cong) 而不斷推動國家的人口發展。

　　因此，我國的人口發展較好地協調了向世界學習(xi) 、與(yu) 世界對話，及重視本地現實和實踐，重視基於(yu) 現實的實證研究，使得人口研究能夠密切融合在國家和發展的現代化發展進程中，推動了學術發展。也因為(wei) 這種拿來主義(yi) 和自主創新的結合，使得後發展國家的人口發展進程能夠具有後發優(you) 勢，能夠基於(yu) 具體(ti) 實踐發現問題，實現有針對的改革。從(cong) 我國人口發展的曆史實踐中，可以發現後發展中國現代化需要堅持實踐本位、探求科學規律性的理論指導，以及實施符合民眾(zhong) 需求的發展。

　　麵向未來的人口發展

　　我國的人口格局發展正麵臨(lin) 突出的變動，包括人口總量將在2025-2030年到頂並出現持續的下降，以及人口結構的轉變、城鎮化和人口空間布局的進一步調整，等等。未來的人口發展正麵臨(lin) 尖銳的挑戰，中國已經進入低生育率社會(hui) ，正在經曆快速的老齡化和不斷擴展的移民過程。我國人口發展需要從(cong) 對人口數量的關(guan) 注，轉向更加重視人口結構、人口素質和人口分布等問題，因此需要通過綜合性的人口政策工具來應對更加複雜的人口問題，通過更加前瞻性的人口發展戰略來應對未來人口發展的挑戰，從(cong) 而推動國家實現良好的、可持續的長遠發展。

　　注：本文是建國70年人口發展曆史經驗圓桌論壇的成果，該項工作得到上海市哲學社會(hui) 科學規劃課題“中國人口發展史”(項目號：2017BHB002)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