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法國的工業(ye) 化與(yu) 城市化進程逐步開展，城市人口迅速增長。與(yu) 此同時，民眾(zhong) 教育工作受到重視，至19世紀80年代實現了免費、義(yi) 務的初等教育。這不僅(jin) 為(wei) 工業(ye) 生產(chan) 提供了大量具備一定文化水平的勞動力，而且推動了閱讀群體(ti) 人數的急劇增長。在此背景下，大眾(zhong) 閱讀成為(wei) 值得關(guan) 注的文化現象。

　　盡管印刷技術的變革帶來了書(shu) 籍價(jia) 格的下降，出現了一些經典作品的廉價(jia) 版本，但對於(yu) 大眾(zhong) 而言，書(shu) 籍在19世紀相當長一段時期內(nei) 依然是昂貴的，普通大眾(zhong) 難以承受。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報紙都是采取預訂製，三月或是整年起訂，不單期零售。因此，這一時期的法國民眾(zhong) 往往在公共空間中閱讀書(shu) 籍和報刊，閱讀室、小酒館和大眾(zhong) 圖書(shu) 館成為(wei) 重要的大眾(zhong) 閱讀場所。

　　提起法國的圖書(shu) 館，我們(men) 首先會(hui) 想到其曆史悠久的國家圖書(shu) 館，然而以法國國圖為(wei) 代表的公立圖書(shu) 館的主要使命是保存稀有書(shu) 籍，滿足少數學者的研究需要，並不外借，更不接待大眾(zhong) 讀者。大眾(zhong) 的首選閱讀場所是閱讀室。七月王朝時期，法國閱讀室的數量達到頂峰，僅(jin) 在巴黎就有超過500家獲得官方許可的閱讀室，絕大多數設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其實這種閱讀室早在18世紀下半葉就出現了，它們(men) 向讀者提供書(shu) 籍和報刊，供其現場閱覽或是外借，按冊(ce) 或是按閱覽時間收費。不少閱讀室還提供包月和包年服務，讀者繳納一定費用後，即可一次借閱多本書(shu) 籍。

　　大眾(zhong) 在閱讀室中瀏覽哪些讀物呢?對19世紀上半葉閱讀室的書(shu) 目與(yu) 借閱記錄的研究表明，讀者借閱最多的書(shu) 籍是小說，其次是曆史書(shu) 、遊記等。除了歐仁·蘇的《巴黎的秘密》《流浪的猶太人》、大仲馬的《三個(ge) 火槍手》、雨果的《巴黎聖母院》等大眾(zhong) 喜愛的法國小說家作品外，英國作家司各特的曆史小說和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也成為(wei) 當時法國讀者爭(zheng) 相閱讀的書(shu) 籍。而路易-皮埃爾·昂格蒂耶與(yu) 女曆史學家聖旺各自寫(xie) 作的《法國史》也成為(wei) 暢銷的曆史書(shu) ，不斷被重印。

　　對於(yu) 19世紀的法國成年男子，尤其是男性工人而言，下班之後的重要娛樂(le) 和社交方式就是前往小酒館。1860年時，法國有50萬(wan) 家小酒館。在那裏，工人們(men) 飲酒之餘(yu) ，還瀏覽報紙，或是聽人朗讀報紙上的新聞。在小酒館裏，工人們(men) 接受了政治宣傳(chuan) 和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從(cong) 而參加罷工、社會(hui) 運動甚至革命，這引發了政治精英的恐慌。

　　為(wei) 了維護社會(hui) 穩定，政治精英強調教育和閱讀好書(shu) 有助於(yu) 勞動者融入社會(hui) 和提高自身的德行。一些信奉聖西門主義(yi) 的精英和慈善家開辦成人夜校以提升工人們(men) 的知識水平，另一些人則認為(wei) 大眾(zhong) 圖書(shu) 館是教育的有益補充，通過它可以引導、控製和審查大眾(zhong) 閱讀中出現的新讀者，尤其是工人讀者。

　　1850年，法國作家、教育家茹爾·拉杜建立“市鎮圖書(shu) 館和好書(shu) 推廣協會(hui) ”，倡議在法國所有市鎮都建立一所圖書(shu) 館。該計劃得到了時任總統路易·波拿巴的支持，後者認為(wei) “在所有法國市鎮建立圖書(shu) 館是一項慈善和公益事業(ye) ”。拉杜設計的這一圖書(shu) 館包含一百冊(ce) 書(shu) ，其中初等教育和農(nong) 業(ye) 書(shu) 籍占60%，隨後是曆史書(shu) 和遊記、市鎮管理、工人教科書(shu) 、宗教教育，文學書(shu) 最少，隻有兩(liang) 冊(ce) 。

　　拉杜的計劃雖然得到總統和政府的支持，但由於(yu) 第二共和國很快就被路易·波拿巴的政變推翻，因此並未最終實現。不過，建立大眾(zhong) 圖書(shu) 館的運動正是在路易·波拿巴統治的19世紀60年代進展迅速，並在隨後的第三共和國也得到延續。1902年時，法國已有300家大眾(zhong) 圖書(shu) 館。

　　值得注意的是，在為(wei) 大眾(zhong) 創建圖書(shu) 館的運動中，普通大眾(zhong) 並不是被動消極的等待者，或政治精英所謂的被引領者。工人階級中的一些精英參與(yu) ，甚至主導了一些大眾(zhong) 圖書(shu) 館的建立。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巴黎印刷工人讓-巴普蒂斯特·吉拉爾發起成立的巴黎第三區教育之友圖書(shu) 館。

　　1861年3月17日，吉拉爾聯合幾位工人成立教育之友協會(hui) ，以“獲得道德教育、文學教育和職業(ye) 教育所必需的書(shu) 籍”。年滿15歲，有明確居住地的人，即可加入協會(hui) ，男性每月繳納1法郎的會(hui) 費，女性每月繳納0.5法郎。短短幾個(ge) 月，會(hui) 員就達到400多人，擁有了1200本書(shu) 。1861年6月23日，教育之友協會(hui) 召開第一次全體(ti) 大會(hui) ，投票通過圖書(shu) 館的章程、管理機構組成。大會(hui) 報告中說，“研究書(shu) 籍、各方麵的論著，科學領域的著作、雜誌、年鑒在本圖書(shu) 館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對於(yu) 人的教育而言，科學並不夠。曆史、詩歌、戲劇、遊記、小說，甚至是小說，我們(men) 認為(wei) 這些才華盡顯的書(shu) 籍，既不是膚淺的，也不是傷(shang) 風敗俗的，而是有助於(yu) 促進思考和培養(yang) 語言表達能力，小說本身在我們(men) 這受到歡迎”。當年10月1日，圖書(shu) 館在巴黎第三區杜爾哥學校開館，至12月，圖書(shu) 月借出量已達500本。早期的教育之友圖書(shu) 館會(hui) 員多為(wei) 巴黎的工人，來自各行各業(ye) ，有石印工人、金銀首飾雕鏤工，也有皮革整理工、剪裁工，還有4名女裁縫。

　　通過該圖書(shu) 館1862年的圖書(shu) 目錄，我們(men) 可以對這一時期巴黎工人大眾(zhong) 的閱讀有所了解。1862年的圖書(shu) 目錄共1200多本書(shu) ，分為(wei) 數學、物理、化學、自然史、衛生、曆史、遊記、文學等14個(ge) 係列。曆史、文學、遊記是書(shu) 籍數量最多的三個(ge) 係列，也是讀者借閱數量最多的。在曆史類中，第二帝國時期廣為(wei) 流行的維克托·杜律伊的曆史書(shu) 多達15部。此外，梯也爾的《法國革命》、拉馬丁的《吉倫(lun) 特派史》和《複辟王朝史》也在目錄中。書(shu) 目中還包含了勒瓦瑟爾的《法國工人階級史》和歐迪加涅的《法國的工人與(yu) 工業(ye) 》。在《英國史》《大西洋史》《普魯士史》等外國史之外，還有瑟南庫爾的《中國史綱要》和歐特的《古代史：印度和中國》。文學類書(shu) 籍中，除了荷馬史詩、拉伯雷全集、盧梭、伏爾泰的經典著作以外，小說尤其是外國小說的比重很大，如司各特、狄更斯、斯威夫特的作品，以及美國小說家梅恩-裏德的9部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1862年圖書(shu) 目錄中沒有社會(hui) 主義(yi) 者傅立葉、蒲魯東(dong) 、卡貝的書(shu) ，米什萊的《法國革命史》和《法國史》，第二帝國時期流亡國外的埃德加·基內(nei) 和路易·勃朗的書(shu) 也沒有。這表明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圖書(shu) 館的運行還是受到政府控製的，管理者有意識地避開了那些會(hui) 引發宗教或政治論爭(zheng) 的書(shu) 籍。

　　教育之友圖書(shu) 館這種讀者成立協會(hui) 、共同管理圖書(shu) 館的模式，很快在巴黎及其他外省傳(chuan) 開。1898年時巴黎20區中有14個(ge) 區建立了這種大眾(zhong) 圖書(shu) 館，這些圖書(shu) 館大都是晚上8點至10點開放，每月會(hui) 費低廉(有兩(liang) 家為(wei) 免費借閱，其他的則是0.25至0.5法郎)。圖書(shu) 館藏書(shu) 豐(feng) 富，讀者可以借書(shu) 回家閱讀，小說、曆史、地理和遊記類圖書(shu) 仍然是大眾(zhong) 讀者最愛閱讀的。19世紀大眾(zhong) 閱讀場所的發展，既體(ti) 現了政治精英引導甚至規訓大眾(zhong) 的傾(qing) 向，也反映了工人大眾(zhong) 自我發展、休閑娛樂(le) 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