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朝貢體(ti) 係是最受近現代以來人們(men) 詬病的外交政治體(ti) 係。朝貢體(ti) 係無疑是明代對外即國與(yu) 國之間關(guan) 係的外交基石，人們(men) 詬病這一外交體(ti) 係的主要著眼點大致有兩(liang) 個(ge) 方麵。第一，明代政府以朝貢體(ti) 係的外交方式，把自身樹立為(wei) “天朝上國”或“宗主國”的地位，把來往的其他國家，作為(wei) “附屬國”的地位來處理。第二，在明代朝貢體(ti) 係之下的外交，是一種在經濟上得不償(chang) 失的活動;外國的來朝貢品，經濟價(jia) 值有限，而明朝賞賜品的經濟價(jia) 值，大大超出貢品的經濟價(jia) 值。

　　從(cong) 純經濟的角度來評判明代的朝貢體(ti) 係，實際上是混淆了明朝的國際外交關(guan) 係與(yu) 對外貿易的應有界限

　　中國進入近現代時期，由於(yu) 西方列強的侵略以及自身的遲滯發展，逐步陷入落後挨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hui) ，在許多西方人和日本人的眼裏，中國是一個(ge) 可以隨意宰割的無能國度。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一些西方人和日本人探討中國近現代以前，特別是明代的朝貢外交體(ti) 係時，就不能不帶有某種蔑視的、先入為(wei) 主的邏輯思考，從(cong) 而嘲笑明代的朝貢外交體(ti) 係，是一種自不量力的、自以為(wei) 是“宗主國”的虛幻政策。與(yu) 此同時，在20世紀中國學術界普遍熱衷向西方學習(xi) 的文化氛圍中，中國的一部分學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這種帶有某些蔑視性和嘲笑式的學術觀點。因此，近現代以來國內(nei) 外學者對於(yu) 明朝朝貢體(ti) 係的批評，存在著明顯的殖民主義(yi) 語境。與(yu) 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時期英國的所謂“日不落帝國”及其後的美國“霸權主義(yi) ”，卻很少受到世人的蔑視與(yu) 取笑。

　　至於(yu) 明代朝貢體(ti) 係之下的外交是一種在經濟上得不償(chang) 失的論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20世紀40年代以來關(guan) 於(yu) 中國封建社會(hui) 內(nei) 部是否已經出現資本主義(yi) 萌芽問題大討論的影響。由於(yu) 受到西方的影響，當時中國的大部分學者希望自己比較落後的祖國，能夠像西方的先進國家一樣，發展資本主義(yi) 。而發展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前提，是首先要有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以及對外貿易的高度發展。於(yu) 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人們(men) 發現西方國家在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中，對外關(guan) 係和對外貿易，當然還包括海外掠奪，對於(yu) 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yi) 經濟發展和社會(hui) 變革，起到了至關(guan) 重要的助力作用，反觀中國傳(chuan) 統的對外朝貢體(ti) 係下的經濟貿易，得不償(chang) 失，未能給中國資本主義(yi) 萌芽的產(chan) 生和發展，提供絲(si) 毫的幫助。這樣一來，明代的朝貢貿易體(ti) 係，就不能不成為(wei) 人們(men) 不斷指責的對象。然而，這種從(cong) 純經濟的角度來評判明代的朝貢體(ti) 係的做法，實際上是嚴(yan) 重混淆了明朝的國際外交關(guan) 係與(yu) 對外貿易的應有界限。

　　明代對外朝貢體(ti) 係的確立，是建立在和平共處的核心宗旨之上的

　　毋庸諱言，明代的朝貢外交體(ti) 係，是繼承了中國兩(liang) 千年來“華夷之別”的傳(chuan) 統文化價(jia) 值觀而形成的，這種朝貢外交體(ti) 係，顯然帶有某種程度的政治虛幻觀念成分在內(nei) 。然而，我們(men) 評判一個(ge) 國家或一個(ge) 朝代的外交政策及其運作體(ti) 係，不能僅(jin) 僅(jin) 著眼於(yu) 它的某些虛幻觀念和經濟上的得不償(chang) 失，就武斷地給予負麵的曆史判斷。如果我們(men) 比較客觀和全麵地評判明代的國家對外關(guan) 係，就應該從(cong) 確立這一體(ti) 係的核心宗旨及其實施的實際情況出發，並且參照世界上其他國家對外關(guan) 係的曆史事實，來進行比較綜合性的分析，才能得出切合明代曆史真相的結論。

　　明代對外朝貢體(ti) 係的確立，是建立在國與(yu) 國、地區與(yu) 地區之間和平共處的核心宗旨之上的。這一點我們(men) 隻要回顧一下明朝開創者朱元璋及其兒(er) 子明成祖朱棣關(guan) 於(yu) 對外關(guan) 係的一係列諭旨，就不難看出。朱元璋明確指出：“四方諸夷，僻在一隅，皆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wei) 不祥。彼既不為(wei) 中國患，而我興(xing) 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xing) 兵，致傷(shang) 人命，切記不可。”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頒詔於(yu) 安南，宣稱：“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yu) 臣服之也。”從(cong) 這個(ge) 前提出發，中國對外關(guan) 係總的方針，就是要“與(yu) 遠邇相安於(yu) 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在與(yu) 周邊各國的具體(ti) 交往過程中，朱元璋本著中國自古以來的政策，主張“厚往薄來”。在一次與(yu) 瑣裏的交往中他說道：“西洋諸國素稱遠蕃，涉海而來，難計歲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薄來可也。”明初所奉行的這一係列對外政策和措施，充分體(ti) 現了明朝政府在處理國際關(guan) 係時所秉持的不使用武力，努力尋求與(yu) 周邊國家和平共處之道的基本宗旨。

　　在建立國與(yu) 國之間和平共處的核心宗旨之下，明朝與(yu) 周邊鄰近的一些國家，如朝鮮、越南、琉球等，形成了某些宗主國與(yu) 附屬國的關(guan) 係，這也是不爭(zheng) 的事實。而這種宗主國與(yu) 附屬國關(guan) 係的形成，更多的是繼承以往曆朝的曆史因素。然而我們(men) 縱觀世界中世紀以來的其他地域中的宗主國與(yu) 附屬國的關(guan) 係時就可了解到，世界各地及不同時期的宗主國與(yu) 附屬國的關(guan) 係，基本上是通過三種途徑形成的：一是通過武力的征服而強迫形成的;二是通過宗教的關(guan) 係或是大眾(zhong) 民意及議會(hui) 的途徑形成的;三是由於(yu) 曆史文化的傳(chuan) 承，自然而然的和平共處途徑所形成的。顯然，在這三種宗主國與(yu) 附屬國關(guan) 係的形成中，第三種即以和平共處方式形成的宗主國與(yu) 附屬國的關(guan) 係，是最經得起曆史的檢驗和值得後世肯定的。明代建立起來的以和平共處為(wei) 核心宗旨的宗主國與(yu) 周邊附屬國的關(guan) 係，正是這樣一種經得起曆史的檢驗和值得後世肯定的對外關(guan) 係。

　　明代的對外朝貢體(ti) 係“厚往薄來”是“得不償(chang) 失”嗎

　　明代的對外朝貢體(ti) 係，對於(yu) 外國的來貢者，優(you) 渥款待，賞賜良多。而這些朝貢者所帶來的所謂貢品，更多是作為(wei) 一種求得明朝中央政府接待的見麵禮，可謂是“域外方物”而已。因此，明朝朝貢體(ti) 係中的外國貢品，是不能與(yu) 歐洲中世紀以來的宗主國與(yu) 附屬國之間的定期、定額的貢賦混為(wei) 一談的。明朝朝貢體(ti) 係中的所謂貢品，隨意性的、獵奇性的成分居多，缺乏實際經濟價(jia) 值。因此，如果單純地從(cong) 經濟效益的層麵進行思考，當然是有些得不償(chang) 失。但是這種所謂經濟上的“得不償(chang) 失”，實際上被我們(men) 近現代時期的學者們(men) 無端誇大了。明朝政府在接待來貢使者時，固然實行著“厚往薄來”的原則，但無論是“來”，或是“往”，其數量都是比較有限的，是有一定規製的，基本上僅(jin) 限於(yu) 禮尚往來的層麵之上。迄今為(wei) 止，我們(men) 還看不到明代正常的朝貢往來中的“厚往薄來”對於(yu) 明朝政府的財政，產(chan) 生過如何不良的影響。即使有，也是相當輕微的。如果把這種“得不償(chang) 失”與(yu) 萬(wan) 曆年間援朝抗倭戰爭(zheng) 的軍(jun) 費相比，那隻是九牛之一毛。萬(wan) 曆年間在朝鮮的抗倭戰爭(zheng) ，從(cong) 根本上說，是為(wei) 了維護地區的和平與(yu) 穩定，而不是為(wei) 了維持朝貢體(ti) 係。

　　從(cong) 更深的層麵來思考，我們(men) 判斷一個(ge) 國家或一個(ge) 時期的對外政策是否正確，並不能僅(jin) 僅(jin) 以經濟效益作為(wei) 衡量得失的主要標準。國與(yu) 國之間的外交關(guan) 係與(yu) 國與(yu) 國之間的經濟貿易關(guan) 係，固然有其必然的聯係，但是又不能完全等同起來，國際關(guan) 係與(yu) 貿易往來是必須有所區分，不能混為(wei) 一體(ti) 的。在15、16世紀以前，歐洲國家的所謂“大航海時代”尚未來臨(lin) 的時候，在世界的東(dong) 方，明朝可以說是這一廣大區域中最大的國家。作為(wei) 這一廣闊區域的大國，對於(yu) 維護這一區域的和平穩定是具有國際責任的。假如這樣的一個(ge) 核心國家，憑借著自身的經濟、軍(jun) 事優(you) 勢，四處濫用武力，使用強權征服其他國家，那麽(me) 這樣的大國是不負責任的大國，區域的和平與(yu) 穩定也是不可能長久存在的。從(cong) 這樣的國際關(guan) 係理念出發，明朝曆代政府所奉行的安撫周邊國家、“厚往薄來”，以和平共處為(wei) 核心宗旨的對外朝貢體(ti) 係，正是體(ti) 現了明朝作為(wei) 東(dong) 亞(ya) 廣闊區域核心大國的一種責任擔當。事實上，縱觀世界曆史上所有曾經或現在依然是作為(wei) 區域核心大國的國家，他們(men) 在與(yu) 周邊弱小國家的和平相處過程中，由於(yu) 肩負著維護國際關(guan) 係與(yu) 地域局勢穩定的義(yi) 務和責任，在經濟上必須承擔比其他周邊弱小國家更多的負擔，幾乎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換句話說，核心大國所應承擔的政治經濟責任，同樣是另外一種“得不償(chang) 失”。但是這種“得不償(chang) 失”，是作為(wei) 一個(ge) 區域大國在承擔區域和平穩定責任時所必備的重要前提。如果我們(men) 時至今日依然目光短淺地糾纏於(yu) 所謂“朝貢體(ti) 係”貿易中“得不償(chang) 失”的偏頗命題，那麽(me) 顯然就大大低估了明朝曆代政府所奉行的和平共處的國際關(guan) 係準則。這種國際關(guan) 係準則，雖然帶有某些“核心”與(yu) “周邊”的“華夷之別”的虛幻成分在內(nei) ，但是這種國際關(guan) 係準則在中國的曆史延續性，以及其久遠的曆史意義(yi) ，至今依然值得我們(men) 欣賞和思考。

　　明代是中國封建社會(hui) 晚期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也是世界曆史發生突變的重要時期。15—17世紀是西方所謂的“大航海時代”，把世界的東(dong) 方和西方更為(wei) 直接地碰撞聯係在一起，從(cong) 而形成了真正意義(yi) 上的“世界史”國際性格局。而在中國，傳(chuan) 統的大一統中央集權體(ti) 製進一步得到延續和強化;與(yu) 此同時，社會(hui) 經濟的進步更多地體(ti) 現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層麵上。麵對西方商人與(yu) 殖民主義(yi) 者的東(dong) 來，古老的中國政治體(ti) 製與(yu) 民間社會(hui) ，被迫衍生出相應的對應之道。這些對應之道，構成了明代“海上絲(si) 綢之路”的主要發展模式。我們(men) 今天重新思索明代“海上絲(si) 綢之路”主要發展模式的曆程，對於(yu) “一帶一路”建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