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來的改革開放，將迎來其40周年慶祝。全麵深刻地認識和繼續實質性地推進改革開放，事關(guan) 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和人民的福祉。筆者秉持“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的社會(hui) 責任意識，就此作簡要的考察與(yu) 討論。

　　一、改革開放的偉(wei) 大曆史意義(yi)

　　自第一次工業(ye) 革命發生，中國在世界上便迅速落伍，隻是當時的中國人還渾然不覺，兀自陶醉於(yu) 所謂“康雍乾盛世”的“落日輝煌”之中。到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爆發，中國這個(ge) 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文明沒有中斷的國度”頹態畢現，自此一路積貧積弱，下滑在被欺淩、被瓜分的危局中。經甲午海戰慘敗、戊戌維新速夭、八國聯軍(jun) 洗劫之後，在20世紀百年間，終於(yu) 有三件大事依次發生：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製;繼救亡圖存的抗戰勝利而於(yu)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展開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正是在改革開放之中，中國人終於(yu) 得到了一個(ge) 可以謹慎樂(le) 觀的前瞻，近百年來無數誌士仁人追求、期盼和為(wei) 之獻身的偉(wei) 大民族複興(xing) 的願景，已經“從(cong) 未如此接近”。kaiyun官方地址開放正在為(wei) 古老中華注入新生的活力，同時也將強有力地影響作為(wei)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整個(ge) 世界。

　　正如科斯生前所評，中國的奮鬥也是世界的奮鬥。在最主要的相關(guan) 經濟體(ti) “你追我趕式”大國崛起的世界發展曆程中，中國的現代化可望成為(wei) 最典型的“和平崛起”、與(yu) 競爭(zheng) 方“共贏”的文明升級案例。

　　中國目前所處的進而聯通現代化“偉(wei) 大民族複興(xing) ”的這一曆史新起點，是在充滿曲折坎坷、血淚歌哭、犧牲磨難、前赴後繼而不懈奮鬥的百餘(yu) 年之後，決(jue) 定性地拜改革開放之功而得以達到的——前人的努力中，從(cong) 不缺少悲壯、激越、舍身成仁、慷慨取義(yi) 和驚天動地的英勇行為(wei) 。但在使人民富裕、國家強盛的成效方麵，卻從(cong) 未像改革開放40年這般，使複興(xing) 之路越走越寬，令全球矚目。

　　作為(wei) 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的經濟總量從(cong) 改革開放初期的全球第10位之後，已一升再升而達到第2位，人均國民收入則已從(cong) 原來的僅(jin) 數百美元，不斷增長至8000美元以上，成為(wei) 世界銀行可比口徑的“上中等收入”經濟體(ti) ，並有希望在未來10年內(nei)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長為(wei) 高收入經濟體(ti) 。鄧小平同誌在改革開放之初高瞻遠矚謀劃的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三步走”宏偉(wei) 戰略目標，在前兩(liang) 步已提前實現之後，未來很有希望先以“全麵小康”為(wei) 階段性節點，後以綜合國力、軟硬實力的可持續提升為(wei) 現實支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之際，落實於(yu) “偉(wei) 大民族複興(xing) 中國夢”的夢想成真。

　　在時光流逝中，我們(men) 日益清晰地看到，kaiyun官方地址開放的偉(wei) 大曆史意義(yi) 首先在於(yu) ：回歸在人本主義(yi) 立場上，基於(yu) 對文革“十年浩劫”的撥亂(luan) 反正，以及對於(yu) 傳(chuan) 統體(ti) 製弊病的深刻反思，牢牢把握現代化之路的正確大方向，緊緊抓牢再不可錯失的戰略機遇，使我們(men) 得以把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激勵機製搞對，將各種潛藏的積極因素釋放，使中國社會(hui) 大踏步地跟上時代，令這艘巨輪迅速駛上人類社會(hui) 文明發展的主航道，並以超常規的發展來造福於(yu) 中國和世界人民。

　　事實勝於(yu) 雄辯，實踐檢驗真理。“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在浩浩蕩蕩的世界發展潮流中，中國人是以改革開放的壯舉(ju) ，極其明顯地縮小了與(yu) 現代化前沿狀態的距離，在追趕文明發展潮頭的過程之中，意欲“後來居上”，並且順應“大道之行”的客觀規律，於(yu) 創新中實現“天下大同”取向的包容性增長。正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說，改革開放成為(wei) 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關(guan) 鍵一招”。

　　二、已有的巨大進步，前行的任重道遠

　　改革開放為(wei) 中國經濟社會(hui) 帶來的巨大進步，鮮明地表現在但又決(jue) 不僅(jin) 限於(yu) 經濟總量、人均收入等方麵，這種進步是與(yu) 物質、精神、政治、文化、生態等多維度文明的推陳出新、再造提升息息相關(guan) 和緊密結合的。已有論者(如旭東(dong) )試圖總結銳意改革開放的鄧小平、胡耀邦等黨(dang) 和國家領導人所啟動的這一曆史過程中形成的貢獻與(yu) 進步。這些貢獻與(yu) 進步至少包括以下幾方麵。

　　第一，幾千年來最高統治者第一次呼籲解放思想，以極大的魄力為(wei) 開啟民智打開了“魔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一基本方針，體(ti) 現了馬克思主義(yi) 的精髓，指導著國人衝(chong) 決(jue) 原來本本主義(yi) 盛行、條條框框充斥、思想觀念僵化的落後愚昧狀態，可稱驚天動地、振聾發聵，是中國否定愚民政治、真正走向現代化的基礎性、先決(jue) 性的偉(wei) 大轉折。盡管對於(yu) 如何進一步解放思想，仍然將“七嘴八舌、見仁見智”，思想解放中當然不可避免地還會(hui) 表現為(wei) “魚龍混雜、沙泥俱下”，但這是曆史進步的題中應有之義(yi) 和關(guan) 鍵性的前提。

　　第二，以市場化為(wei) 取向推進經濟體(ti) 製改革，直至“南巡”和黨(dang) 的十四大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目標模式，通過鼓勵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實施多種放權簡政措施，打開無數微觀主體(ti) 發揮聰明才智的潛力空間，極大地解放生產(chan) 力，顯著地提高供給體(ti) 係質量和效率，從(cong) 而使神州大地迅速地改變種種落伍狀態，舊貌換新顏，實力得以大增。

　　第三，明確貧窮不是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要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強調這一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使得社會(hui) 從(cong) 無休止的政治運動轉為(wei) “聚精會(hui) 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務實以實幹興(xing) 邦，創新而新意迭出，摒棄平均主義(yi) 大鍋飯，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並進而追求共同富裕，使物質利益原則和致富努力與(yu) 承認私有產(chan) 權保護等社會(hui) 的投資、創業(ye) 環境相得益彰，“加快致富步伐”成為(wei) 積極和正麵的詞匯，落實到人民群眾(zhong) 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全社會(hui) 廣泛的實幹行為(wei) 中。

　　第四，認定閉關(guan) 鎖國死路一條，實行開放走向世界，在國際合作與(yu) 競爭(zheng) 中抓住“和平與(yu) 發展”的時代主題和戰略機遇期。相應地在外交思想上實現重大調整，從(cong) 意識形態標簽第一轉變為(wei) 國家利益第一，使中國有望從(cong) 意識形態高熱的國家轉為(wei) 走向正常國家，也得以從(cong) 邊緣國家逐步地和卓有成效地走向世界政治的中心。

　　第五，在堅持基本政治原則的前提下，推法治、講穩定、限特權、優(you) 治理，允許文學藝術領域的多樣化、社會(hui) 成員偏好的多元化、基層社會(hui) 管理的自治化，使社會(hui) 組織和運行走向現代化軌道。

　　第六，執政黨(dang) 的黨(dang) 內(nei) 生活從(cong) 殘酷的政治鬥爭(zheng) 轉向較溫和的家長製管理，廢止領導幹部終身製，在政治生活的基本領域開啟現代化進程。

　　第七，平反曆史上的冤假錯案，廢止把國民分三六九等、標明“黑五類”出身的血統論，為(wei) 人權、民主等現代文明概念與(yu) 規則奠定基礎和提供前提。

　　第八，強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恢複高考，發展教育，振興(xing) 科技，走創新型國家道路，使科技“第一生產(chan) 力”和“創新發展”成為(wei) 推動現代化的有力引擎。

　　正是以上簡要提及的改革新時期從(cong) 思想到經濟、政治、社會(hui) 、文化等方麵諸如此類的巨大進步，引出了40年建設發展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並與(yu) 之結合在一起，構成了kaiyun官方地址開放以數千年文明史、全球200餘(yu) 個(ge) 經濟體(ti) 為(wei) 參照係的全方位進步與(yu) 貢獻。我們(men) 有充分的理由為(wei) 此而感到歡欣鼓舞。

　　同時，亟需指出，在中國業(ye) 已進入的改革深水區，深化改革的難度已空前提高，“矛盾累積隱患迭加”的問題所在多有，如何在“好吃的肉都吃光了，剩下的都是硬骨頭”的情況下，把難啃的硬骨頭啃下來，其挑戰性有目共睹。繼續消除僵化觀念的束縛和“衝(chong) 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需要“革自己的命”的極大的膽識、魄力、責任擔當和高超智慧。

　　中國的改革是“行百裏者半九十”的長跑，我們(men) 尚在半途，前瞻前行之路，可謂任重道遠。簡而言之：中國經濟的總量已全球第二，但如何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打造升級版，尚未解決(jue) ;改革啟動了使許多人受益的創富運動，但如何很好地普惠於(yu) 全體(ti) 社會(hui) 成員，尚未解決(jue) ;全麵法治化取向下，發揚人民民主的要求十分明確，但如何真正形成公平正義(yi) 的民主法治社會(hui) ，還存在很多難題尚未解決(jue) ;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取向和物質利益原則，形成充分的激勵，但如何有效地矯正“市場失靈”和成功地限製“為(wei) 富不仁”，仍有一係列糾結尚未解決(jue) ;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但“先富”勢頭形成之後如何很好地調節個(ge) 人、區域間的收入分配差異，有效推進“共富”進程，尚未解決(jue) ;政府積極運用產(chan) 業(ye) 政策、技術經濟政策以更好、更有作為(wei) 地發揮其職能作用，確有必要，但以什麽(me) 樣的機製施行好這種政策措施而防止權力的任性與(yu) 扭曲，尚未解決(jue) ;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的廢止十分值得肯定，但領導幹部的“待遇終身製”如何改變，尚未解決(jue) 等等。

　　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在全球合作與(yu) 競爭(zheng) 中，中國確實在開始挑戰美國。表現在總量上按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計算，超越日本以後中國現在已排在世界第二。但是人們(men) 已注意到，從(cong) 曆史經驗來看，凡是在美國後麵占領第二位置的經濟體(ti) ，都會(hui) 受到非常明顯的“老大的打壓”。我們(men) 現在已經感受到這樣的壓力了。

　　真正說“超越美國”，不應認為(wei) 這是僅(jin) 在總量上就能夠體(ti) 現的一個(ge) 曆史過程。現在很多人都在預測，多少年以後中國總量上將要走在美國前麵。這個(ge) 過程，如果中國人自己不犯大的錯誤，有可能實現。

　　但是中國真正要超越美國，一定是主要依靠總量之外相伴隨的增長質量、綜合國力，還有在物質層麵的種種發展支撐之上的軟實力、巧實力——這涉及文化意義(yi) 的、總體(ti) 上帶有意識形態核心價(jia) 值觀感召力的一種通盤實力的形成，這一點對中國來說，現在看還相距比較遙遠。

　　中國當下需要清醒意識到：我們(men) 現在仍然是一個(ge) 發展中國家，雖然是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領頭雁，但是在總體(ti) 綜合評判上，總量並不說明關(guan) 鍵問題。美國仍然是高居於(yu) 發達國家、現代經濟體(ti) 前列的世界頭號強國;中國不過是一個(ge) 表現著追趕的特征、已經有一種挑戰意味的走在發展中國家前列的經濟體(ti) 。

　　一高一低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ge) 戰略均勢，就是經濟的大循環中，作為(wei) 主要的兩(liang) 個(ge) 貿易夥(huo) 伴之間，經濟利益上似乎誰都離不開誰了，但是國際競爭(zheng) 可不隻是講這個(ge) 層麵，它有更加複雜的內(nei) 容。中國如果不能夠把自己對衝(chong) 種種下行因素的上行因素發揮出來，比如說改革帶來的製度紅利，改革和創新所煥發的“科技第一生產(chan) 力”實際推進到創新型國家軌道上並且在節能降耗等方麵實質性地往前走，以及中國如果不能夠在若幹年內(nei) 實質性地在反腐敗、反過度壟斷方麵真正解決(jue) 自己的問題、做好自己的事情等等，那麽(me) 這樣一個(ge) 質上的超越其實是很難設想的。

　　這是一個(ge) 非常嚴(yan) 峻的、長期的、曆史性的長跑過程，最後才能看結果的高端和低端的競爭(zheng) 。所以必須強調：中國今後的現代化，主要是麵對一個(ge) 質的挑戰。具有關(guan) 鍵性的、決(jue) 定性意義(yi) 的是質量——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社會(hui) 轉軌中的增長質量。而且認識和評價(jia) 這個(ge) 質量，要進一步推升到整個(ge) 民眾(zhong) 所認同的、帶有幸福感和人文評判特征的，以及其他相關(guan) 文明因素相融合的一種綜合考量。

　　在“長跑”中不失時機地解決(jue) 與(yu) 這些相關(guan) 的一係列挑戰性問題，正是我們(men) 在慶祝改革開放40年時所麵對的曆史性考驗，而且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時不我待。

　　三、現階段改革發展的四個(ge) 基本特征

　　第一，“發展階段轉變”和“矛盾凸顯”相交織。在中國各地稍作些調研就可以感受到，我們(men) 仍然處於(yu) “可以大有作為(wei) 的戰略機遇期”，但在30餘(yu) 年高速增長、成為(wei) 中等收入經濟體(ti) 後正合乎一般規律地轉向“新常態”的新起點。

　　經濟增長在基數今非昔比的“大規模”特征下速度不可能延續“兩(liang) 位數”高速增長狀況，正在轉為(wei) “中高速”，然而繼續發展的底氣和市場成長的巨大潛力，仍在各大經濟體(ti) 中首屈一指，不論是大城市，還是中小城鎮和許多農(nong) 村區域，建設場景觸目可及，給人印象深刻。但與(yu) 此同時，來自資源、環境的矛盾製約和來自人際關(guan) 係的矛盾製約，更是日趨明顯、咄咄逼人。

　　霧霾已動輒打擊大半個(ge) 中國，地方某些擴大建成區的拆遷和新上馬的重化工項目，一而再、再而三遇到民眾(zhong) 的強烈反對且往往演變成震動全局的群體(ti) 事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收入分配問題更為(wei) 凸顯，差距擴大、分配不公問題不可忽視，社會(hui) 心態越來越明顯地傾(qing) 向於(yu) 不少其他經濟體(ti) 曾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前表現過的“端起飯碗吃飯，放下筷子罵娘”、追求“民粹主義(yi) 基礎上的福利趕超”的特征。

　　第二，經濟運行中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對衝(chong)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已在“下台階”，從(cong) 10%左右下行到6.5%~7%的區間，“新常態”的“新”已明確，而“常”還有待達到，即還未像模像樣地完成觸底企穩。相關(guan) 的下行因素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即將迅速消失，老齡化社會(hui) 壓力正迅速到來，以及較高基數上投資“報酬遞減”的影響，實體(ti) 經濟升級換代的難度加大等等。

　　但可以對衝(chong) 下行因素的若幹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們(men) 重視與(yu) 爭(zheng) 取的，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鎮化紅利(“動力源”需求釋放引發的“成長引擎”效應)、科技創新紅利(走創新型國家道路、跟上“第三次產(chan) 業(ye) 革命”大潮激發科技“第一生產(chan) 力”的乘數效應)、社會(hui) 管理紅利(在社區治理、非營利機構和誌願者組織成長等方麵的基層自治、社會(hui) 和諧、興(xing) 利除弊效應)，而使所有這些紅利能夠如願釋放出來的關(guan) 鍵，是實質性“攻堅克難”的改革能否不停留於(yu) 口號而變為(wei) 現實，進而可綜合性地凝聚成為(wei) 提升和保持全要素生產(chan) 率、化解種種矛盾製約的“改革紅利”。

　　已經受一係列改革洗禮但仍存在艱巨改革任務的國有企業(ye) ，同業(ye) 已壯大的民間資本、社會(hui) 資金，以及可隨之調動的民間智慧和潛能、活力，必須依托改革擺脫羈絆而更多貢獻其“正能量”。新一輪價(jia) 稅財聯動改革、投融資改革、國企國資體(ti) 係改革和行政、司法改革等，實在無可回避。上述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對衝(chong) 之後，我們(men) 應力求爭(zheng) 取的是今後盡可能長時間實現6.5%~7%年均速度的中高速增長平台，打造出結構優(you) 化的增長質量“升級版”。

　　第三，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自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開始，到鄧小平同誌“南巡”後實施1994年宏觀層麵以財稅為(wei) 重點的配套改革，再到千年之交前後以“入世”鎖定全麵開放格局，一係列改革創新打開了生產(chan) 力解放和國家現代化的新時代，但漸進改革中既得利益也漸成局麵，尾大不掉，雖然深化改革、加快轉型自90年代後一路強調至今，但在“利益固化的藩籬”之前步履維艱。黨(dang) 的十八大之後，高層關(guan) 於(yu) “壯士斷腕”的改革決(jue) 心已有明確表述，但社會(hui) 上、企業(ye) 界、市場中對於(yu) 在體(ti) 製內(nei) “自動手術”“自我革命”的懷疑仍未消除，且與(yu) 意識形態因素的陰晴變化迭加。在深化改革努力與(yu) 既得利益阻力的博弈背後，是改革與(yu) 社會(hui) “矛盾累積”問題的賽跑，早已被人形象比喻為(wei) “兩(liang) 隻老虎的賽跑”，這兩(liang) 隻老虎各自要素齊全，似乎也看不大清楚對方，但都在往前跑，誰跑得更快一些，將決(jue) 定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中國夢”的成敗。化解既得利益阻礙是改革的最難之處，又是我們(men) 必須麵對和交出答卷的曆史性的考驗。

　　第四，力爭(zheng) 使改革於(yu) 2020年取得決(jue) 定性成果，是挑戰機遇並存局麵下接受曆史考驗的改革新起點和爭(zheng) 取“繼續大踏步跟上時代”來引領的“新常態”的關(guan) 鍵時間安排。既然追求可持續增長和現代化偉(wei) 大民族複興(xing) 的關(guan) 鍵在於(yu) 進一步解放生產(chan) 力，實現現代國家治理之下的包容性發展，那麽(me) 以創新驅動帶來“動力轉型”，以供給側(ce) 結構優(you) 化供給和製度供給更有效地支持升級增質，將是決(jue) 定我們(men) 能否合格地應對挑戰掌握機遇的關(guan) 鍵。為(wei) 實現中央明確給出的2020年即“十三五”收官時，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以來部署的改革任務要取得決(jue) 定性成果的時間表，我們(men) 必須以更大的決(jue) 心、勇氣、魄力和更高的智慧與(yu) 操作水準，推進“五位一體(ti) ”的全麵深化改革，在總體(ti) “路線圖”下還要配之以多輪“最小一攬子”的配套改革設計。“黨(dang) 的十九大”的召開，將注定成為(wei) 指導改革深化中披荊斬棘過大關(guan) 的又一次曆史性會(hui) 議。

　　四、全麵深化改革中攻堅克難的壓力、動力與(yu) 可用經驗

　　近40年改革開放，kaiyun官方地址已進入了“深水區”，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進”式的“隻有人受益而不會(hui) 有人受損”的改革事項都已做完。現在任何一項深化改革的任務都會(hui) 麵臨(lin) 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籬”形成的強有力的障礙，而且各項改革大都已經深度關(guan) 聯交織，“牽一發動全身”，過去在局部發力尋求突破就可以改觀全局的空間已明顯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驗正集中於(yu) “全麵深化改革”這個(ge) 基本概念之上。

　　“全麵深化改革決(jue) 定可持續增長”，這是在關(guan) 乎“中國夢”現代化偉(wei) 大民族複興(xing) 命運的經濟社會(hui) 轉軌“未完成”，而攻堅克難的改革勢不可免情況下，必須確立的重要認識和關(guan) 鍵要領。撫今追昔，與(yu) 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相比，我們(men) 今天的改革環境和任務已有極大不同，然而中國經濟社會(hui) 的轉軌仍在進行中。進入深水區，有些“石頭”可能是摸不到了，顯然需要更高水平的頂層規劃，而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的曆屆全會(hui) ，正是提供了為(wei) 社會(hui) 高度關(guan) 注、迫切需要的頂層規劃性質的方針指導。以此把握改革推進的方向和路徑、哲理與(yu) 要領，正需要繼往開來，把鄧小平同誌南巡的創新壯舉(ju) 及其服務於(yu) 黨(dang) 的基本路線的思想解放精神元素發揚光大。

　　第一，從(cong) 壓力看，20世紀80年代以後大刀闊斧的開拓性改革，固然是由於(yu) “十年浩劫”和傳(chuan) 統體(ti) 製弊病已生成了“不改革開放死路一條”的倒逼，再乘勢加上思想解放大潮的有力助推，表現為(wei) 改革者破釜沉舟的“哀兵”式一鼓作氣、義(yi) 無反顧、奮發昂揚地開創新局;而當下階段的改革深化與(yu) 攻堅克難，同樣有進展之中“矛盾累積隱患迭加”的風險威脅，問題導向和形勢逼迫之下，隻能奮力向前涉險灘、啃硬骨頭，“壯士斷腕”般攻堅克難，力求在新的曆史起點上繼續大踏步地跟上時代，這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照樣是別無選擇的，照樣要反複強調“狹路相逢勇者勝”“惟改革創新者勝”。

　　第二，從(cong) 動力看，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開啟的中國人認清與(yu) 把握世界大勢和文明發展主流，緊緊扭住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地追求“和平崛起”的偉(wei) 大民族複興(xing) ，已推進到使“從(cong) 未如此接近”的中國夢實現其“夢想成真”的關(guan) 鍵性曆史階段。同時，改革的複雜程度和推進難度，正應得上“行百裏者半九十”這句老話。在認識、適應經濟新常態的同時，最為(wei) 至關(guan) 重要的是還必須能動地引領它。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正是沿著20世紀80年代從(cong) 製度供給入手推動全局的基本邏輯和創新發展規律，繼往開來並升級式地尋求可持續發展，這必須也必將得到80年代以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所構建的創新發展的動力源、動力體(ti) 係的升級式的支持。

　　第三，從(cong) 經驗看，其實80年代後的改革推進中，不僅(jin) 有農(nong) 村改革“蓄之既久，其發必速”的高歌猛進，也有城市改革的坎坷試錯、“價(jia) 格闖關(guan) ”的時機誤配，以及其後“經濟問題社會(hui) 化、政治化”的嚴(yan) 峻社會(hui) 考驗，但畢竟在探索中積累著改革經驗，鋪墊了、引出了下一十年鄧小平同誌南巡後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的確立及其後的巨大成就——改革中的上下互動、凝聚共識，是在風雨波濤之中按“進行時”曲折推進的;黨(dang) 的十八大之後，我們(men) 顯然也需要經曆新時期、新階段進一步凝聚共識、減弱分歧的考驗，實質性的改革不僅(jin) 需要有衝(chong) 破利益固化藩籬的更大決(jue) 心、勇氣和魄力，還需要借鑒國際國內(nei) 經驗形成更高水平的方案優(you) 化、運行智慧和協調藝術，爭(zheng) 取最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認同、支持和積極參與(yu) 。把握好人心向背、形成改革合力，既要借鑒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驗教訓，又要超越式和建設性地處理好多種新的問題，應對新的挑戰。

　　在這個(ge) 過程中，精神層麵我們(men) 理應得到鄧小平同誌等老一輩改革家的改革信念與(yu) 榜樣力量的支持;實踐層麵我們(men) 要更多地強調實事求是與(yu) 寬容態度，需要繼續鼓勵基層、地方在市場取向改革中的先行先試。

　　五、進一步解放思想，以全麵配套改革衝(chong) 過“曆史三峽”，迎接現代化偉(wei) 大複興(xing)

　　引出“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目標確立的鄧小平同誌南巡已25年。在經曆了南巡帶來的整整20年日新月異、年均增幅超過10%的高速增長之後，中國經濟已在近年間步入達到中等收入階段之後合乎一般規律的“新常態”。在先後受到亞(ya) 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兩(liang) 次大衝(chong) 擊的洗禮之後，2016年以來的國際局麵，更是“黑天鵝”亂(luan) 飛，國家的內(nei) 政外交、政治經濟、社會(hui) 文化各個(ge) 方麵，似乎都充滿著不確定性。當下在“矛盾凸顯隱患迭加”的糾結與(yu) 迷茫中，在“惟改革創新者勝”的新時代召喚中，中國尤其需要重拾鄧小平同誌南巡時銳意改革的闖勁、思想解放的激情。

　　南巡所解決(jue) 的問題，在以理論語言表述“思想解放”方麵講，是終於(yu) 由鄧小平同誌一言九鼎地說清楚，計劃多一些或市場多一些都是經濟運行層麵的機製與(yu) 手段組合問題，而不是多少年爭(zheng) 議不休的根本製度問題，資本主義(yi) 也要有計劃，社會(hui) 主義(yi) 也要搞市場，中國把國情與(yu) 人類文明發展的大潮流一並考慮，必須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目標模式，以求進而實現和平發展中現代化的偉(wei) 大民族複興(xing) 。

　　這一實事求是的思想認識，“去意識形態”地打開了貫徹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的黨(dang) 的基本路線而激發中國客觀存在的發展潛力的巨大空間，帶來了以解放思想而後解放生產(chan) 力的“中國奇跡”。南巡被稱為(wei) “鄧小平有生之年的天鵝之舞”，並注定將成為(wei) 中國現代化曆史征途上的一座裏程碑。

　　南方講話的內(nei) 容十分豐(feng) 富，而南方講話精神的時代內(nei) 核卻可以一言以蔽之：創新發展。創新是一個(ge) 民族的靈魂，是人類文明一路發展提升的滄桑正道，是中國在工業(ye) 革命落伍之後完成奮起直追再造輝煌的生命線，也正是鄧小平南方講話點晴之筆、思想精髓構成了其濃縮與(yu) 示範。要發展，隻有創新;要創新，就一定要思想解放，敢於(yu) 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勇於(yu) 在正確把握世界潮流和現代化大方向的前提下，實現關(guan) 鍵問題上決(jue) 定全局的突破。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最高決(jue) 策層反複強調改革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關(guan) 鍵一招”，是我們(men) 的“最大紅利”之所在，在改革深水區“再深的水也要蹚”，要把“壯士斷腕”的改革勇氣、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曆史責任”擔當與(yu) 高超的改革智慧相結合，涉激流、過險灘、啃硬骨頭，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jue) 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衝(chong) 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而攻堅克難。

　　這些與(yu) 南巡的精神內(nei) 核正是一脈相承的，而且集中體(ti) 現在中央新近凝煉的現代發展理念的第一條：作為(wei) “第一動力”的是創新發展，以此來引出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作為(wei) 發展歸宿的共享發展——以人民為(wei) 中心走向共同富裕的中華民族和平崛起中的可持續發展。

　　改革的同義(yi) 語是思想解放前提下的製度創新。創新就意味著有不確定性，但在製度創新方麵，我們(men) 首先要努力提升其確定性，也就是在改革深水區，在前麵30餘(yu) 年成敗得失、經驗教訓總結的基礎上，需要牢牢把握其基本的理念、邏輯和大方向，有膽有識、務實可行地使改革在攻堅克難中深化而得到實質性推進。為(wei) 此，我們(men) 亟需新一輪思想解放。

　　第一，需要正視已經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籬而求其破解。隻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的“帕累托改進”空間已經用完，業(ye) 已十分堅固的部門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局限性，相當廣泛地表現在一係列具體(ti) 的改革與(yu) 發展事項上，正日益凸顯其惰性和阻礙作用。

　　但是，“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要難”，因為(wei) “天下熙熙皆為(wei) 利來，天下攘攘皆為(wei) 利往”，改革開放以來的動力機製，初始就是“明確物質利益原則”而抓住發展是硬道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使人民群眾(zhong) 認識自己的利益，並團結起來為(wei) 之而奮鬥”。但正如鄧小平同誌晚年所說，當發展起來之後，問題並不比不發展的時候少。

　　比如，如何針對收入差距擴大情況下部門、地方、小團體(ti) 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固化，升級改造相關(guan) 體(ti) 製機製、優(you) 化再分配，已成為(wei) 十分得罪人、十分棘手但非解決(jue) 不可的難題。新一輪思想解放，勢必要求在繼續貫徹物質利益原則的同時，反思並直言不諱指出利益格局從(cong) 原來的“平均主義(yi) ”向新階段的“過度分化”的演化及其相關(guan) 的新的不公正性弊端，借鑒收入再分配調節的基礎性製度建設與(yu) 政策運用的國際經驗，並密切結合中國實際，設計實施攻堅克難的提高直接稅比重、推行基本社保的全社會(hui) 統籌、“大部製”與(yu) “扁平化”和落實省以下分稅製、以及從(cong) 官員開始實行財產(chan) 申報製度配合反腐倡廉等改革方案。

　　對方方麵麵刻意回避的“得罪人”的難題要捅破其窗戶紙，就是新的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務之一。而鼓起捅破這層窗戶紙的勇氣，卻正是要求改革者犧牲自身利益而出以公心，同時中國社會(hui) 必須進一步強調給改革者“有所作為(wei) ”空間的極端重要性。

　　第二，更需要正視已出現的極端化思維和觀點交鋒中的暴戾氛圍並加以矯治。信息時代的“自媒體(ti) ”功能加上網上“碎片化”特征的爆炸式傳(chuan) 播效應，正麵說是使當下觀點的多元化表達十分便利，反麵說是使非黑即白的極端化思維最易吸引眼球和形成“羊群效應”，形成思想和輿論宣傳(chuan) 中的挑戰性問題。

　　於(yu) 是在改革“步履維艱，綜合疲勞”的深水區，新一輪的思想解放中，一方麵仍應在某些“貼標簽”式問題上繼續把握鄧小平同誌稱作“一大發明”的務實明智的“少爭(zheng) 論，不爭(zheng) 論”來引領輿論傾(qing) 向;另一方麵又需在無法回避爭(zheng) 論、亦有必要深化認識的思想領域，培育和倡導理性討論的國民素質，充分尊重“百花齊放、百家爭(zheng) 鳴”的學術發展規律。

　　思想討論中“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應成為(wei) 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國家治理鎖定“包容性發展”、國民“走向共和”的思維根基，也應構成思想解放在新階段上文化宣傳(chuan) 管理部門(官方)與(yu) 受眾(zhong) (社會(hui) 公眾(zhong) )的底線共識。習(xi) 慣於(yu) 官本位、行政化框架的輿論管理而作出不講道理的硬性壓製，逆黨(dang) 心、失民心，有百害而無一利。

　　新的思想解放，應從(cong) “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批評與(yu) 自我批評”等中共優(you) 良傳(chuan) 統和憲法、黨(dang) 章、改革開放基本路線中，用好用足觀點交流、理性討論的堅實政治基礎和巨大思想空間，鼓勵創新發展，容忍試錯失誤，抑製惡俗弱智，開闊國民心態，從(cong) 混沌中走出澄明激越、凝聚正氣、催人奮進的中國“軟實力”提升之路。

　　第三，一定要正視中國官場和社會(hui) 仍然流行的一些落後於(yu) 時代發展的思維定勢並力求摒棄。明哲保身、因循守舊、偏狹嫉妒、固步自封、熱衷於(yu) 拉關(guan) 係搞小圈子、講排場重形式忽視內(nei) 涵……凡此種種，都是改革創新的大敵，尤其是諸如此類的陋習(xi) 積弊，一旦與(yu) 公共權力結合，更是禍害連連，誤事誤人，傷(shang) 國殃民，亟應排除。新的思想解放，正需針對性地引出官民思維特性的良化發展和社會(hui) 風氣的現代化改造，並發掘中華民族傳(chuan) 統文化中的精華以弘揚光大，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積極成果來支持改革、振興(xing) 中華。

　　既然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場長跑，我們(men) 就必須有充分的毅力、定力、戰略耐心和百折不撓的韌性堅持，去逐步實現她;既然中央已清晰地判斷中國為(wei) 實現現代化的改革處於(yu) 取得“決(jue) 定性成果”的關(guan) 鍵階段，並做出自十八大以來的頂層規劃，那麽(me) 攻堅克難、以全麵深化改革衝(chong) 過“曆史三峽”而對接“中國夢”，就應該成為(wei) 慶祝改革40年的主線與(yu) 主題;既然改革是要“把不合理的去除，把合理的樹立起來使之合法化”的除舊布新過程，那麽(me) 繼續鼓勵地方、基層、微觀主體(ti) 的創新試驗、“摸石頭過河”中的試錯式首創與(yu) “自下而上”及時的經驗總結，就仍然具有重大的意義(yi) 。

　　第四，“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改革開放新的發展階段和“攻堅克難”中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大戰略方針，我們(men) 必須澄清思想迷霧，力求決(jue) 戰決(jue) 勝。改革是解決(jue) 有效製度供給問題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自我革命”，進入深水區後衝(chong) 破利益固化藩籬的實質性推進，首先便是調整製度結構、優(you) 化利益格局的問題。

　　所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表述是符合經濟學學理並具有鮮明指向性的。實際生活裏，在改革如履薄冰的艱難推進中，既有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名實行非理性、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加強供給管理”的扭曲、變態、變味，也有把“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與(yu) “深化體(ti) 製改革”對立起來而橫加指責的紊亂(luan) 認識。我們(men) 應以合乎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本意的理性供給管理與(yu) 此改革概念相配合，澄清相關(guan) 的思想迷霧和防止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名滑入“搞新計劃經濟”誤區，把改革取得決(jue) 定性成果作為(wei) 決(jue) 戰決(jue) 勝的核心任務。

　　改革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將這一現代化事業(ye) 進行到底。在慶祝改革開放40年之際，我們(men) 完全有理由引用當年毛澤東(dong) 同誌在中國革命關(guan) 鍵時期所給出的一段著名的預言，來展望中國現代化偉(wei) 大民族複興(xing) 的前景：改革開放所指向的“中國夢”，已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看得見桅杆尖頭的一隻航船，是立於(yu) 高山之巔遠看東(dong) 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是躁動於(yu) 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個(ge) 嬰兒(er) 。讓我們(men) 以萬(wan) 眾(zhong) 一心的奮鬥來迎接!

　　(本文發表於(yu) 《全球化》2017年第10期，為(wei) “改革開放40年”征文;來源：新浪網;網址：https://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7-12-27/zl-ifypxrpp4496682.shtml?cre=sinapc&mod=g&loc=2&r=0&doct=0&rfunc=97&tj=none;轉載時間：2017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