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1歲的徐景安，1979年初調到國家計委研究室。那年4月，在無錫召開了近400名經濟理論工作者參加的價(jia) 值規律討論會(hui) 。他以《從(cong) 我國社會(hui) 條件出發，實行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一文參會(hui) ，“既有一點理論，還有一些設想，影響很好。就是這篇文章，使我步入了改革戰線。”

　　徐景安畢業(ye) 於(yu) 複旦大學新聞係。他以參與(yu) 者的身份親(qin) 曆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多項改革，先後任職於(yu) 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家計委、國務院體(ti) 改辦、國家體(ti) 改委，1987年調深圳市任體(ti) 改委主任、深圳證券交易所副理事長。

　　在他看來，中國的改革從(cong) 農(nong) 村承包、城市企業(ye) 擴大自主權起步，上世紀80年代主要是建立商品市場，90年代主要是建立要素市場。產(chan) 品、土地、資本、勞力、企業(ye) 等資源逐步進入市場，由此帶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資源配置效率極大提高。

　　他認為(wei) ，資源市場化改革雖然帶來了發展，也出現負麵效果。但無論如何，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容置疑。其次，kaiyun官方地址的成功歸於(yu) 雙軌製漸進改革模式，可成功的原因往往也是產(chan) 生新問題的根源。加快向新製度轉型的步伐已是當務之急。不過在新的改革中，依然可以運用雙軌製理念，也就是用新的雙軌製來替代舊的雙軌製，逐步完成體(ti) 製的過渡。

　　以下，就是他向本刊記者講述的改革故事。

　　第一份改革總體(ti) 規劃如何出台

　　1979年7月，國務院財經委成立體(ti) 製改革研究小組，由張勁夫領導，一開始實際參與(yu) 這項工作的是國家計委綜合司柳隨年和我，另有一位是進出口委的，他不是專(zhuan) 職。我們(men) 兩(liang) 個(ge) 人就開始召開各種座談會(hui) ，聽取各方意見。我印象最深的兩(liang) 個(ge) 代表人物，一位倡導企業(ye) 本位論，主張以企業(ye) 為(wei) 本位構建整個(ge) 體(ti) 製框架;一位主張改革三大步，擴大企業(ye) 自主權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組織專(zhuan) 業(ye) 公司，第三步要發揮銀行的作用。

　　當時，對企業(ye) 本位論這個(ge) 說法很難被人接受。盡管我們(men) 都認為(wei) 要擴大企業(ye) 自主權，但國家承擔宏觀管理職能，不可能完全按照企業(ye) 的要求、企業(ye) 的利益來調節。當時，理論工作者還有“計劃調節為(wei) 主，引入市場機製”的主張。總的理論趨向是，指令性計劃不可能取消，要以計劃調節為(wei) 主，但一定要引入市場機製和價(jia) 值規律。這是一個(ge) 核心觀點。

　　第二個(ge) 核心觀點是對企業(ye) 的認識。企業(ye) 是全民所有，就是計劃調撥，為(wei) 什麽(me) 要引入市場機製，承認價(jia) 值規律呢?為(wei) 了改變企業(ye) 吃大鍋飯、幹好幹壞一個(ge) 樣，恢複了獎金製度，還要進一步實行企業(ye) 利潤留成製度---企業(ye) 有利潤了就留出一塊，建立發展基金、福利基金、獎勵基金，這樣企業(ye) 就有了自身利益。在理論上概括為(wei) “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chan) 者”，所以國家在管理企業(ye) 的時候就要引入市場機製。

　　第三個(ge) 核心觀點是，認識到社會(hui) 需要不斷變化、生產(chan) 結構不斷調整，靠單一的國家計劃，無法保障經濟按比例發展和企業(ye) 產(chan) 供銷的平衡。

　　我們(men) 寫(xie) 出初稿後，由張勁夫主持開了一係列座談會(hui) 。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總體(ti) 設想的初步意見》。這個(ge) 設想的意義(yi) 在於(yu) ，結束了過去體(ti) 製曆次變動在中央與(yu) 地方關(guan) 係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辦法上動腦筋的做法，而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則：

　　一是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wei) 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以計劃調節為(wei) 主，注意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

　　二是把單純的行政管理經濟的辦法，改為(wei) 經濟辦法與(yu) 行政辦法相結合，以經濟辦法為(wei) 主，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

　　三是把企業(ye) 從(cong) 行政機構的附屬物，改為(wei) 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chan) 者，在國家統一領導下擴大企經營管理自主權;

　　四是正確處理中央與(yu) 地方的關(guan) 係，從(cong) 有利於(yu) 發展社會(hui) 化大生產(chan) 的要求出發，劃分中央部門與(yu) 地方的權限，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積極性;

　　五是正確處理政治思想教育與(yu) 物質利益的關(guan) 係，在重視物質利益的同時，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提倡照顧全局利益，發揚共產(chan) 主義(yi) 風格。

　　整個(ge) 起草過程中，柳隨年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主要做文字工作。

　　勁夫同誌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常會(hui) 講著講著就激動起來，離開座位，攤開雙手，兜一個(ge) 圈子，表達自己的思想。他熱情奔放，非常有感情色彩，也很平易近人。他當過科學院院長、財政部長、安徽省委書(shu) 記，後來當國家經委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我對他非常崇敬。

　　記得是1980年初在中南海，國務院召開財經會(hui) 議討論這個(ge) 稿子。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中央的決(jue) 策會(hui) 議。從(cong) 晚上7點開始，開了一個(ge) 半小時，似乎大家並沒有我想象的那樣集中在文件的各種問題上。我很著急。

　　到8點45分，主持會(hui) 議的領導說話了。他指著我們(men) 這些人對參會(hui) 的各方麵領導說：“他們(men) 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黨(dang) 員，我相信他們(men) 是對黨(dang) 負責的。所以，我建議，這個(ge) 文件還是先發下去試行。”就這樣，通過了!

　　現在想想，當時會(hui) 上，沒有任何人表示全部讚同，但也沒有任何人提反對意見，是可以理解的。是啊，本來對怎麽(me) 改革、改什麽(me) ，就沒有定論，就需要探索。像國家計委、財政部這樣的權力部門也沒有反對，在當時應該說是不容易的。

　　住房製度改革決(jue) 策前後

　　我國城市住房製度一直采取國家包下來的辦法，由國家投資建房，再無償(chang) 分配給職工。當時，全國城鎮公有住宅9億(yi) 多平米，實收租金1億(yi) 元，每平米租金0.11元，遠不夠管理、維修之用，失修失養(yang) 住宅占一半以上。為(wei) 此，當時的建設部房管局提出來，要將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0.54元。

　　這同價(jia) 格改革麵臨(lin) 同樣的問題：提高房租，漲不漲工資?不漲工資，老百姓有意見。提房租、漲工資，住大房子的，就要多掏錢。算下來，還不如不改。改了以後，國家還得多掏錢。

　　1984年底和1985年初，我兩(liang) 次向中央領導當麵建議，提高房租不是為(wei) 了彌補虧(kui) 損，而是立足於(yu) 把房子賣掉，即房租提高到使買(mai) 房比租房合算。全國9億(yi) 多平米的公有住宅，就是以每平米50元出售，國家也可收回450億(yi) 元，投入住宅再生產(chan) 。極而言之，至少不用再補貼了。

　　提高房租，職工可以買(mai) 房，就不會(hui) 有意見。如果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權，房租提高一點，職工也不願接受。

　　住房製度改革還可以引導消費。當時，職工有錢就買(mai) 彩電、冰箱，生產(chan) 不出來，隻得大量進口，而房子伸手向國家要，國家則沒有財力建房。住房製度改革後，職工有錢就先買(mai) 房了，會(hui) 減輕對進口消費品的壓力。

　　中央領導讚成我的意見，成立國務院住房改革領導小組，我是小組成員之一。

　　住房改革領導小組形成兩(liang) 種意見---建設部房管局的意見是提高房租，我則主張賣房。

　　住房在地方手裏，住房改革自然由地方決(jue) 策。形成了青島模式，提高房租，發放住宅券作為(wei) 過渡;上海模式，小步快跑，逐步提高房租;深圳模式，提高房租，折價(jia) 出售，一步到位。經過十多年的探索，殊途同歸，最後都實行了住宅商品化。

　　現在買(mai) 不起房，成了指責住宅商品化的一個(ge) 原因。但20年前，1.95億(yi) 城鎮居民，人均住房不足5平米;今天5.4億(yi) 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達到20平米。20年前，城鎮居民買(mai) 得起房的占人口的0.3%;今天買(mai) 得起房的，占人口的30%。

　　當然今天還有不少人買(mai) 不起房，房價(jia) 暴漲，涉及分配不合理等諸多問題，但不能因此否定住房製度改革。

　　與(yu) 之聯係的，還有土地製度改革。深圳特區率先起步，因為(wei) 建設急需資金，就開創了有償(chang) 使用土地的先例。1987年5月，深圳借鑒香港模式，確定了土地所有權與(yu) 使用權分離的原則，采取協議、招標、拍賣的方式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

　　現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建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靠什麽(me) ?其中之一就是土地製度改革、房地產(chan) 市場。

　　1984年，我應當時的上海市政府領導之邀，討論開發浦東(dong) 問題。碰到一個(ge) 難題，政府拿不出錢來建黃浦江大橋。後來想出一個(ge) 辦法，向日本銀行貸款，再用養(yang) 殖對蝦的錢來還貸。可憐到什麽(me) 程度?政府連建橋的錢也拿不出來，可誰也不願開發浦東(dong) 。如果使用土地要花錢，浦西的地越來越貴，自然會(hui) 到土地成本低的浦東(dong) 開發，政府從(cong) 土地中受益，蓋一座橋還不是小事?

　　當時還有一件趣事。當時我看到一份內(nei) 部材料說：上海住房緊張，僑(qiao) 眷手裏有錢也買(mai) 不到房。香港來了一個(ge) 商人，對市政府說，隻要劃一塊地給他，就可解決(jue) 這個(ge) 難題。政府正為(wei) 這事頭痛，就給了他一塊地。他從(cong) 香港請了設計師，畫出圖紙，就在報紙、電視上做廣告，預交房款，在規定時間交房。結果房子被僑(qiao) 眷一搶而空。他請施工隊建房，自己就回香港了。就這樣，他沒掏什麽(me) 錢，大撈一筆，還為(wei) 上海解決(jue) 了一個(ge) 老大難問題。這件事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自己不幹呢?

　　沒錯，在當時的情況下，自己就不許做。這個(ge) 香港人打的旗號不是房地產(chan) 開發，而是幫僑(qiao) 眷解決(jue) 住房困難。此後10多年，我們(men) 才明白房地產(chan) 是怎麽(me) 回事，原來自己拿著金飯碗討飯。

　　股份製試點與(yu) 股票市場的興(xing) 起

　　企業(ye) 改革怎麽(me) 搞，一直是爭(zheng) 論焦點。一種是搞承包，一種是股份製。我是主張搞股份製的。但當時的爭(zheng) 論非常激烈。一位有名的經濟學家在中央大報上發表文章，說是小企業(ye) 適合搞股份製，大企業(ye) 不適合搞股份製。我覺得說反了。

　　當時對股份製反對的多、讚同的少，一些人認為(wei) 股份化就是私有化;主張激進改革的人，則認為(wei) 股份製中國家占大頭，換湯不換藥。

　　幾乎每次改革都碰到這樣的問題，一方麵來自舊觀念的反對，另一方麵激進地要求改革徹底、過癮、痛快。

　　國家占大頭是會(hui) 帶來一些毛病，但所謂“徹底、過癮、痛快”的改革，是超現實的理想化東(dong) 西。

　　改總比不改強。與(yu) 其爭(zheng) 論，不如下去試點。

　　1987年，我去河北滄州、浙江湖州和溫州推動試點，將滄州輕化局改為(wei) 資產(chan) 經營公司，後來上市了。湖州兩(liang) 個(ge) 鄉(xiang) 的企業(ye) 管理局改為(wei) 資產(chan) 經營公司。這樣跑了一年，很辛苦。

　　當時深圳缺體(ti) 改委主任，李灝原來是國務院副秘書(shu) 長，調深圳當市長、書(shu) 記。應他之邀，1987年底我離開北京，去深圳就任。

　　深圳與(yu) 內(nei) 地不同，適應投資主體(ti) 多樣化，大多采取股份形式。1990年3862家工業(ye) 企業(ye) 中，股份形式的公司近2000家。我主持起草了《深圳特區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市政府討論通過後頒發。據此，對股份公司進行規範，並先後將17家國有企業(ye) 改造為(wei) 股份公司。除原深發展外，將萬(wan) 科、金田、安達、原野等4家改組為(wei) 上市公司。

　　當時搞股份製也得有勇氣。王石找我要求萬(wan) 科上市。他的上級公司是特發集團，作為(wei) 直屬企業(ye) ，他隨時可以被罷免。王石想搞成股份公司，再上市，特發集團就變成一個(ge) 股東(dong) 了。特發集團董事長也許看穿了王石的用心，以股份化就是私有化的理由，反對萬(wan) 科改造為(wei) 股份製。

　　那時，誰想搞股份製，對我來說是求之不得。我為(wei) 萬(wan) 科上市可以說是上躥下跳。一是找李灝尋求支持，二是找特發集團董事長做工作，三是到萬(wan) 科做動員，四是為(wei) 萬(wan) 科發行股票搞推銷。

　　當時，搞股份製、上市，是我求企業(ye) 啊!股票發行也不順利，深發展股票一開始隻被認購了49.8%，萬(wan) 科股票剩下150萬(wan) 股沒人認購。那時，買(mai) 股票是憑覺悟，和買(mai) 國庫券差不多。

　　到1990年3月，深圳股市熱起來了。當時5隻股票，3個(ge) 證券營業(ye) 點。股票轉讓要到營業(ye) 點排隊。人頭攢動，股價(jia) 飆升。今天看，這是股票供不應求，多搞幾家公司上市就是了。但有領導說，5隻股票搞得全國沸沸揚揚，再發股票，那還不翻天?要我們(men) 先把5隻股票的價(jia) 格壓下去再說。

　　深圳證券市場領導小組多次開會(hui) 研究，先規定股價(jia) 不得超過10%，後來是5%，再後來是1%。但股價(jia) 越壓越漲，並出現了場外黑市交易。沒辦法，隻好向國務院寫(xie) 報告，請求允許發行股票。同時跑北京向主管股票發行的中國人民銀行匯報。

　　當時高層有一個(ge) 疑問，老百姓的錢都存在銀行裏，現在搞股票發行，老百姓用存款來買(mai) 股票，這不就是存款搬家嗎?有什麽(me) 意義(yi) ?我們(men) 到北京就是討論股票與(yu) 存款有什麽(me) 區別這樣的問題。

　　我講，老百姓存在銀行裏的錢，隨時可提取用作消費，而買(mai) 了股票，就是投資;存款是銀行的負債(zhai) ，而股票是企業(ye) 的資本;企業(ye) 融資隻有貸款一個(ge) 渠道是不夠的，還需要開辟直接融資的渠道;老百姓有錢，可以存銀行、買(mai) 債(zhai) 券，也應該允許買(mai) 股票，讓老百姓自己選擇。發行股票是存款搬家，但這個(ge) 家應該搬。這是企業(ye) 改革的需要、金融改革的需要、投資改革的需要。

　　現在看來，這豈不都是常識問題?是啊，中國當初的改革，哪一個(ge) 不是常識問題?種地由農(nong) 民決(jue) 定，經營由企業(ye) 負責，價(jia) 格由供求影響，土地有償(chang) 使用，住房要花錢買(mai) ，有錢可以消費，也可存銀行、買(mai) 股票、開工廠。

　　實踐證明，試點是有意義(yi) 的，我國股份製改革與(yu) 股票市場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