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葉以來，大量不同材質的古代手寫(xie) 文本陸續出土，為(wei) 我們(men) 研究中國古代的曆史、社會(hui) 和文學提供了珍貴的文字資料，同時也為(wei) 我們(men) 了解古代手寫(xie) 文本自身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學者們(men) 在閱讀和研究這些手寫(xie) 文本時，會(hui) 自覺不自覺地和傳(chuan) 世的印刷文本進行比較。如果用印刷文本時代的背景知識來衡量手寫(xie) 文本，會(hui) 發現手寫(xie) 文本與(yu) 印刷文本相比，不僅(jin) 相同內(nei) 容的文本文字和內(nei) 容出入很大，手寫(xie) 文本的組織結構和樣態也與(yu) 印刷文本存在很大差異。就敦煌寫(xie) 本來說，不但有大量不見於(yu) 印刷文本的俗體(ti) 字和異體(ti) 字，其文本之內(nei) 容、結構，也有很多與(yu) 印刷文本的“書(shu) ”的樣態很不一樣。隨著這些疑惑的增多，以及對這些疑惑的解釋和處理，學術界對寫(xie) 本特點的認識也在逐步深化。

　　而今，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雖然寫(xie) 本從(cong) 來沒有從(cong) 我們(men) 的生活中消失，但在印本已成為(wei) 人們(men) 閱讀的主體(ti) 和主流以後，人們(men) 對文本的知識都深深地打上了印本的烙印。帶著這樣的知識烙印來閱讀和硏究古代寫(xie) 本，就容易出現認識的誤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關(guan) 注寫(xie) 本特點為(wei) 中心的中國古代寫(xie) 本學就應運而生了。

　　中國古代寫(xie) 本學是研究曆代手寫(xie) 文本的學問，其研究對象包括自先秦至明清的手寫(xie) 文本，即先秦至漢晉的簡牘、絹帛寫(xie) 本，敦煌寫(xie) 本、吐魯番寫(xie) 本、黑水城寫(xie) 本、宋代的徐謂禮文書(shu) 和宋元以來的契約文書(shu) 、明清檔案，以及其他古代寫(xie) 本。

　　中國古代寫(xie) 本的質料主要是簡牘、絹帛和紙。自春秋戰國至東(dong) 漢，是簡牘、絹帛寫(xie) 本流行的時期，可以算作寫(xie) 本階段的第一個(ge) 時期;自東(dong) 漢至宋為(wei) 紙本寫(xie) 本時期，這是寫(xie) 本階段的第二個(ge) 時期，也是其全盛期;第三個(ge) 時期是宋至清，這一時期印本已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但寫(xie) 本仍然存在，可以稱為(wei) 印本階段的寫(xie) 本，或寫(xie) 本後階段的寫(xie) 本。

　　中國古代寫(xie) 本學的研究內(nei) 容包括對寫(xie) 本學理論的探討，涉及寫(xie) 本學定義(yi) 、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關(guan) 於(yu) 寫(xie) 本的種類、來源、數量等問題的綜合探討;關(guan) 於(yu) 書(shu) 寫(xie) 材料的探討，如簡、牘及紙的製作、材料的來源和加工過程等;對書(shu) 寫(xie) 工具和材料的探討，包括對毛筆、硬筆和墨的探討;對寫(xie) 本抄寫(xie) 者和寫(xie) 本來源的探討，即寫(xie) 本為(wei) 何人所抄、抄於(yu) 何地，使用或發出者屬於(yu) 何地、何人或何機構等;對寫(xie) 本形態的考察，包括寫(xie) 本的物質形態和裝幀形態;對寫(xie) 本文本形態及抄寫(xie) 格式、抄寫(xie) 體(ti) 例與(yu) 各種標識符號、字體(ti) 及其演變、俗語詞、俗字、異文、印記、簽押、款縫、題記的研究;對寫(xie) 本的二次加工及多次加工情況的研究;對寫(xie) 本內(nei) 容的校勘以及名稱、年代和性質的考證;關(guan) 於(yu) 寫(xie) 本正背關(guan) 係研究;關(guan) 於(yu) 寫(xie) 本的斷裂與(yu) 綴合的研究;關(guan) 於(yu) 寫(xie) 本的辨偽(wei) 方法的探索等等。

　　寫(xie) 本學關(guan) 注的是寫(xie) 本的特點。總體(ti) 說來，寫(xie) 本學主要關(guan) 注的是寫(xie) 本的材料、書(shu) 寫(xie) 工具、書(shu) 寫(xie) 者，以及寫(xie) 本的形態和文本內(nei) 容方麵具有的一般性問題和方法問題，其關(guan) 注重點不在某件具體(ti) 寫(xie) 本，而是眾(zhong) 多寫(xie) 本存在的一般問題和解決(jue) 以上問題的方法。

　　印本和寫(xie) 本的差異是很明顯的，即一為(wei) 印刷，一為(wei) 手寫(xie) 。就功用而言，寫(xie) 本或手稿主要有兩(liang) 方麵用途，一是滿足個(ge) 體(ti) 需求，一是滿足社會(hui) 需求。就滿足社會(hui) 需求而言，印本明顯優(you) 於(yu) 寫(xie) 本。滿足批量需求的寫(xie) 本雖然內(nei) 容是相同的，但寫(xie) 本的製作過程是個(ge) 體(ti) 的，出錯的概率遠高於(yu) 印本。即使同一個(ge) 人重抄相同的文本，也很難保證不出差錯。所以，唐代官府和寺院都有專(zhuan) 門的抄書(shu) 手和校對人員，重要的文本都要經過反複校對。印本就不同了，隻要仔細校對了底版，就可保證不出錯誤，可以完全避免寫(xie) 本因製作過程的個(ge) 體(ti) 性造成的閱讀障礙。由此看來，社會(hui) 需求特別是大批量需求應是印本流行的主要動因。

　　印本流行以後，寫(xie) 本的社會(hui) (批量)需求的功能被印本取代，後者逐漸成為(wei) 閱讀物的主體(ti) (傳(chuan) 播知識的主體(ti)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寫(xie) 本的逐漸邊緣化，古代寫(xie) 本和印本的差異也不再為(wei) 世人所知。因此，寫(xie) 本學的任務就是把寫(xie) 本的特點揭示出來，為(wei) 人們(men) 準確地理解古代寫(xie) 本，正確地利用古代寫(xie) 本提供方便。

　　中國古代寫(xie) 本學對古代文學寫(xie) 本整理與(yu) 研究的促進作用表現在很多方麵，以下僅(jin) 以敦煌寫(xie) 本為(wei) 例略作說明。

　　古代文學寫(xie) 本與(yu) 傳(chuan) 世印本的一個(ge) 顯著差異就是寫(xie) 本保存了大量當時流行的俗體(ti) 字和異體(ti) 字。由於(yu) 這些俗體(ti) 字和異體(ti) 字流行於(yu) 數百年乃至一千多年前，已久不見於(yu) 傳(chuan) 世的印刷文本，所以學界最初麵對這些俗異字體(ti) ，可以說茫然不知所措，以致早期的敦煌文學寫(xie) 本釋文，如《敦煌變文集》等，在文字辨認方麵出現了很多錯誤。一百多年來，敦煌寫(xie) 本學取得最大成就的領域就是對敦煌俗字的整理和研究。早年給前輩學者造成困擾的絕大部分俗體(ti) 字和異體(ti) 字，現在多數都得到了正確的釋讀。如敦煌寫(xie) 本斯4398《降魔變文》中有“舍利弗者，是我和尚甥”。這個(ge) “”字，在《伍子胥變文》中也曾出現。早年羅振玉認為(wei) “”是“甥”之別體(ti) 字，現在我們(men) 可以依據《龍龕手鑒新編》等記錄寫(xie) 本時代俗字的工具書(shu) ，輕鬆地將其確定為(wei) “外”之俗體(ti) 字，係涉下文“甥”而成之類化俗字。又如斯328《伍子胥變文》中之“乘肥卻返，行至小江”。“肥”原作“”，《敦煌變文集》將“”校改作“肥”，現在我們(men) 依據記錄寫(xie) 本時代俗字的《幹祿字書(shu) 》等工具書(shu) ，可知“”即“肥”之俗字，不是錯字，可以直接將“”釋作“肥”。類似例證甚多，不勝枚舉(ju) 。總之，敦煌俗字研究的進展，極大地推進了敦煌文學寫(xie) 本的整理工作，使敦煌文學寫(xie) 本的釋文更加接近原貌。

　　敦煌寫(xie) 本學對正確認識敦煌文學寫(xie) 本的保存樣態也有助益。僅(jin) 以對敦煌詩歌寫(xie) 本的整理和研究而論，早年的學者均以刻本時代的詩集觀念看待和處理這類文學作品，在方法上試圖以刻本時代的“總集”“別集”觀念比附和整合敦煌詩歌寫(xie) 本。這樣一種認識和處理方法，在實踐中一方麵出現了將一些完整的詩歌寫(xie) 本肢解或切割的現象，另一方麵則有意無意地將大量無法與(yu) “總集”“別集”比附的詩歌寫(xie) 本排除在研究視野之外。2000年，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出版，明確指出“敦煌詩歌是典型的寫(xie) 本時代的產(chan) 物”，並提出在敘錄和校錄時保持敦煌詩歌寫(xie) 本的原有形態。采用這樣的方法，不僅(jin) 使學界對寫(xie) 本時代詩歌流行的實際情況有了更真切的認識，也將敦煌詩歌的整理和研究提升到了一個(ge) 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