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美歐發達國家相繼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而中國的貨幣政策卻一直保持穩健。近幾年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有人主張我們(men) 也應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年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強調，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重申，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對這個(ge) 問題怎麽(me) 看?我們(men) 將重點從(cong) 理論層麵作分析。

　　公式從(cong) 20世紀50年代一場關(guan) 於(yu) 貨幣政策的爭(zheng) 論談起

　　上世紀50年代，國際上圍繞貨幣政策發生了一場“規則”與(yu) “權變”之爭(zheng) 。以國家幹預經濟為(wei) 基調的凱恩斯學派，倡導“相機抉擇”的所謂“權變”政策。在他們(men) 看來，經濟生活仿如一條有著榮枯周期的河流，而貨幣供應就是一道閘門，政府作為(wei) “守閘人”，應時刻根據“河流”的榮枯狀況，相應地關(guan) 閉或開啟“閘門”，從(cong) 而達到平衡貨幣供求、緩解經濟波動的目的。

　　然而到上世紀50年代後期，一股反對“權變”的旋風從(cong) 美國東(dong) 部刮起，其代表人物是貨幣學派的掌門人弗裏德曼。弗裏德曼指出，“權變”政策不僅(jin) 不能收到預期效果，反而容易造成經濟大起大落。他認為(wei) 政府應把貨幣供應增長率相對穩定在與(yu) 經濟增長率大體(ti) 一致的水平上。此主張稱為(wei) “簡單規則”的貨幣政策。

　　弗裏德曼為(wei) 何主張要用“簡單規則”的貨幣政策?他通過研究大量的貨幣資料發現，從(cong) 中央銀行貨幣供應變化到經濟生活中反映出這種變化之間存在兩(liang) 個(ge) “時滯”期：貨幣增長率的變化平均需在6至9個(ge) 月以後才能引起名義(yi) 收入增長率的變化;而在名義(yi) 收入和產(chan) 量受到影響之後，平均要再過6至9個(ge) 月價(jia) 格才會(hui) 受到影響，因此，貨幣政策生效的時間往往要一年或一年半以上。

　　正因為(wei) 存在12至18個(ge) 月的“時滯”期，於(yu) 是弗裏德曼提出推斷：由於(yu) 中央銀行無法掌握實施“權變”政策所需的必要信息，也無法準確預知現實社會(hui) 對貨幣政策反應的程度，這樣央行在擴大和收緊貨幣供應時，往往容易做過頭：要麽(me) 對經濟刺激過度，要麽(me) 對經濟緊縮過度。而無論出現哪一種結果，皆會(hui) 令經濟更劇烈的波動和不穩定。

　　弗裏德曼進一步分析說，“權變”政策雖能在短期內(nei) 控製失業(ye) ，但時間一長失業(ye) 率便會(hui) 反彈。因為(wei) 增加貨幣供應雖能壓低利率、刺激投資，但隨著投資不斷擴大，人們(men) 收入會(hui) 增加;人們(men) 收入增加後會(hui) 對商品需求增加。而需求一旦大於(yu) 供給，物價(jia) 水平上漲就會(hui) 帶動利率上升。如此一來，又會(hui) 使投資減少、失業(ye) 增加。

　　二戰以來的事實證明，實施“權變”政策確實讓不少國家經濟陷入了怪圈：“為(wei) 減少失業(ye) —增加貨幣供應—利率下降—投資擴大—收入增加—物價(jia) 上漲—利率反彈—投資收縮—失業(ye) 增加。”所以弗裏德曼說，政府與(yu) 其手忙腳亂(luan) 地改變貨幣供應，倒不如實施“簡單規則”的貨幣政策。並強調“簡單規則”是確定貨幣供應的航線，隻要不偏離此航線，便可避免經濟大幅波動。

　　是的，由於(yu) “權變”政策無法解決(jue) 西方國家的“滯脹”問題，1975年左右，當時世界七大工業(ye) 國家中有五個(ge) 實行“簡單規則”貨幣政策，瑞士、西德、日本曾用此規則成功地控製了通脹;以撒切爾夫人為(wei) 首相的英國保守黨(dang) 政府，更是惟“簡單規則”是瞻;美國前總統裏根提出的“經濟複興(xing) 計劃”，也把控製貨幣供應增長作為(wei) 重要目標。

　　公式貨幣到底是“中性”還是“非中性”

　　追溯理論源頭，最早主張“權變”政策的並不是凱恩斯，而是瑞典經濟學家維克塞爾。1898年，他的《利息與(yu) 價(jia) 格》一經出版便轟動整個(ge) 歐洲。關(guan) 於(yu) 維克塞爾對經濟學的貢獻，學界公認：他首次將價(jia) 格分析與(yu) 貨幣分析加以連接;並首次提出了“貨幣非中性”理論。

　　為(wei) 方便分析，讓我對維克塞爾的“貨幣非中性”理論作簡要介紹：

　　古典經濟學家大多認為(wei) 貨幣是中性的。即價(jia) 格由商品供求決(jue) 定，貨幣供應增減隻會(hui) 影響價(jia) 格總水平而不會(hui) 改變商品比價(jia) ，故不會(hui) 對經濟產(chan) 生影響。而維克塞爾的看法相反，他認為(wei) 貨幣不僅(jin) 是交換媒介，而且有儲(chu) 藏功能。當人們(men) 賣出商品後不馬上購買(mai) ，貨幣被儲(chu) 藏，商品供求就會(hui) 失衡，從(cong) 而對經濟產(chan) 生影響，所以他認為(wei) 貨幣是非中性的。

　　維克塞爾據此還分析說：由於(yu) 貨幣非中性，要想讓商品供求恢複均衡就得用“利率”調節價(jia) 格。而且借用龐巴維克的“自然利率”與(yu) “實際利率”論證了自己的觀點。所謂自然利率，是指不存在貨幣時的“實物資本”借貸利率;而實際利率則是指“貨幣資本”的借貸利率。維克塞爾指出，自然利率不同於(yu) 實際利率，前者不影響價(jia) 格，後者會(hui) 影響價(jia) 格。

　　他的推理是這樣：當實際利率低於(yu) 自然利率，企業(ye) 會(hui) 覺得有利可圖而增加貸款、擴大投資，投資需求增加會(hui) 推高原材料、勞動力與(yu) 土地等要素的價(jia) 格。要素價(jia) 格上漲，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增加，又會(hui) 拉動消費品價(jia) 格上漲，於(yu) 是價(jia) 格就形成了一個(ge) 向上累積的過程。反過來，若實際利率高於(yu) 自然利率，價(jia) 格變動方向相反，會(hui) 出現一個(ge) 向下累積的過程。

　　於(yu) 是維克塞爾得出結論：利率與(yu) 價(jia) 格之間有某種內(nei) 在的因果關(guan) 係。而且由於(yu) 貨幣的存在，實際利率往往會(hui) 偏離自然利率。也正因如此，要想保持價(jia) 格穩定就必須適時調控實際利率，讓實際利率與(yu) 自然利率保持一致。今天學界流行的“利率工具論”，正是由此而來。

　　對此論證不知讀者怎麽(me) 看。若仔細推敲，我們(men) 就會(hui) 發現有諸多疑點。如，維克塞爾說貨幣出現後實際利率會(hui) 偏離自然利率就難以成立。根據龐巴維克的定義(yi) ，利息是貨幣時差之價(jia) ;而貨幣理論大師費雪將利息定義(yi) 為(wei) “不耐”(急於(yu) 消費)的代價(jia) 。兩(liang) 人表述不同但意思相近，即利率高低取決(jue) 於(yu) 社會(hui) 的不耐程度，與(yu) 借貸品是“實物”還是“貨幣”無關(guan) 。

　　這樣問題就來了：既然利率是由社會(hui) “不耐”程度決(jue) 定，實際利率與(yu) 自然利率就不可能偏離。維克塞爾認為(wei) 可能偏離，是由於(yu) 他將利息看成了貨幣的價(jia) 格。事實上，利息並非貨幣的價(jia) 格，也不由貨幣供求決(jue) 定。貨幣作為(wei) 一般等價(jia) 物，價(jia) 格隻能由它交換的商品數量來體(ti) 現。如一把斧頭的價(jia) 格為(wei) 10元，則10元貨幣的價(jia) 格為(wei) 一把斧頭。另一個(ge) 證據，人類在貨幣出現之前利息早就存在了，怎能說利息是貨幣的價(jia) 格呢?

　　關(guan) 於(yu) 價(jia) 格上漲的原因，經濟學說：某種商品價(jia) 格上漲，是因為(wei) 商品供不應求;而價(jia) 格總水平上漲，則是由於(yu) 貨幣供過於(yu) 求。換句話說，利率既不能改變某種商品價(jia) 格，也不能影響價(jia) 格總水平。照維克塞爾的說法，實際利率低於(yu) 自然利率企業(ye) 會(hui) 擴貸。可若不增加貨幣供應，企業(ye) 無款可貸，利率怎可能拉高要素價(jia) 格?要素價(jia) 格不漲，要素所有者收入不增加，消費品價(jia) 格怎可能上漲?可見，決(jue) 定價(jia) 格總水平的是貨幣量而非利率。

　　再想多一層：即便實際利率與(yu) 自然利率可能出現偏離，請問在貨幣經濟下央行能知道自然利率是多少嗎?當然不可能知道。問題就在這裏，既然央行不知道自然利率是多少，又如何去調控實際利率呢?由此看，調控實際利率使之與(yu) 自然利率一致的說法，不過是維克塞爾根據“貨幣非中性”提出的一種設想。由於(yu) “貨幣非中性”理論不成立，此政策設想也就沒有可操作性。

　　公式增加就業(ye) 是否一定要承受高通脹

　　凱恩斯提出“權變”政策之後，有學者為(wei) 了支持凱恩斯的觀點，研究了通脹與(yu) 失業(ye) 的關(guan) 係，指出了通脹率與(yu) 失業(ye) 率會(hui) 呈反向變化，即通脹率越高，失業(ye) 率會(hui) 越低;而失業(ye) 率越高，通脹率會(hui) 越低。並在平麵坐標圖上用一條曲線來反映這種關(guan) 係，此曲線稱為(wei) “菲利普斯曲線”。

　　這裏要說明的是，菲利普斯本人當初研究的是工資率與(yu) 失業(ye) 率的關(guan) 係。1958年他在《經濟學》雜誌發表論文，分析了英國1861年至1957年工資與(yu) 失業(ye) 的數據，他發現曆史上工資率上升的年份，失業(ye) 率往往都相對低。因此他提出名義(yi) 工資率變動是失業(ye) 率的遞減函數。

　　菲利普斯今天大名鼎鼎，可讓他走紅的並不是他自己的文章。1960年，薩繆爾遜與(yu) 索洛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關(guan) 於(yu) 反通貨膨脹政策的分析》一文,他們(men) 以菲利普斯的研究作基礎，用美國的數據替換英國的數據，用通脹率替換工資率，提出通脹率與(yu) 失業(ye) 率也呈反向變化的推論。其政策含義(yi) 是，低通脹與(yu) 低失業(ye) 不可得兼：一個(ge) 國家若要保持較低失業(ye) 率，就得承受較高的通脹率;若希望保持較低通脹率，就得承受較高的失業(ye) 率。

　　客觀地講，菲利普斯本人的結論並無大錯，但那也隻是特定經濟發展階段的現象，因為(wei) 菲氏研究所用的數據是二戰前的數據。二戰前，第三次新技術革命尚未到來，機器自動化程度遠不及今天高，那時工資率上升，表明企業(ye) 用工需求大，勞動力供不應求，失業(ye) 率當然會(hui) 下降。可上世紀70年代後，智能機器的出現使企業(ye) 對人工需求不再有剛性，工資率上升，企業(ye) 有可能用機器代替人工，令失業(ye) 率也上升。

　　那麽(me) 薩繆爾遜與(yu) 索洛的結論是否成立呢?事實上，國際上已有不少學者對“菲利普斯曲線”提出質疑，不讚同簡單地用通脹率替代工資增長率。而薩繆爾遜與(yu) 索洛對為(wei) 何要作這樣的替代曾有三點解釋：第一，價(jia) 格等於(yu) 成本加利潤;第二，工資是企業(ye) 的重要成本;第三，價(jia) 格與(yu) 成本變動方向一致。以上解釋看上去無懈可擊，但其實經不起推敲。

　　眾(zhong) 所周知，現實中價(jia) 格有賣方價(jia) 、買(mai) 方價(jia) 、市場價(jia) 三種形式。按成本加成定價(jia) 是賣方價(jia) ，若商品短缺，賣方價(jia) 可以是市場價(jia) ;但若商品過剩，賣方價(jia) 便不是市場價(jia) 。從(cong) 國際上看，市場過剩是常態，故市場價(jia) 格通常是由需求決(jue) 定而非成本決(jue) 定。這是說，工資上升會(hui) 推高成本，而成本增加卻不一定推高市場價(jia) 格。

　　更要看到，商品價(jia) 格的決(jue) 定是微觀經濟行為(wei) ，比如商品房的價(jia) 格，就是由開發商與(yu) 消費者討價(jia) 還價(jia) 決(jue) 定。而通脹率卻不同，它是經濟總量指標，其高低要由貨幣供求決(jue) 定，弗裏德曼說通脹始終是貨幣現象，是說隻要貨幣不超量投放，成本不可能推動通脹，結構性因素也不可能推動通脹。通脹隻能由貨幣需求拉動。

　　由此看，用通脹率替換工資率並不可取，由此推出的“菲利普斯曲線”也不可信。如上世紀70年代美國的通脹率上升，而失業(ye) 率卻不降反升。中國近幾年貨幣政策保持穩健，通脹率(CPI)控製在2%左右，而就業(ye) 卻大為(wei) 可觀，政府希望每年增加1000萬(wan) 人就業(ye) ，而每年實際增加就業(ye) 1300多萬(wan) 人，目前調查失業(ye) 率穩定在5%左右的較低水平。中國低失業(ye) 而未高通脹，證明“菲利普斯曲線”也不成立。

　　公式中國的貨幣政策選擇

　　根據前麵分析，我們(men) 不難理解中國為(wei) 何要堅持實施穩健貨幣政策：

　　第一，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凱恩斯主張的“權變”政策雖然短期內(nei) 對擴大就業(ye) 有效，但長期會(hui) 加劇經濟波動，令經濟陷入“一放就熱、一收就冷”的循環怪圈。美國等西方國家曾經出現的“滯脹”是前車之鑒，中國經濟要避免重蹈覆轍，就應保持定力，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第二，“貨幣非中性”理論與(yu) “菲利普斯曲線”是通過曆史經驗數據歸納的理論，這兩(liang) 個(ge) 理論皆經不起事實驗證，說明它們(men) 並非是科學的理論，這樣也不能作為(wei) 支持凱恩斯“權變”政策的理論依據。既然“權變”政策缺乏科學的理論支撐，當然不可簡單照搬而作繭自縛。

　　第三，當前中國經濟麵臨(lin) 的困難有需求不足的原因，但主要是結構性問題，為(wei) 此我們(men) 要毫不動搖地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而不是用通脹的辦法刺激經濟。中央提出今後幾年要將CPI控製在3%以內(nei) ，那麽(me) 我們(men) 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貨幣政策必須保持相對穩健。

　　[作者係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