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是個(ge) 老問題，近年改革的呼聲比較弱，可能與(yu) 國企狀況有所好轉相關(guan) 。按說狀況不好的時候可以倒逼改革，狀況較好時應該加快改革。”7月26日，十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黨(dang) 組書(shu) 記陳清泰接受本報記者獨家采訪時語氣沉重。作為(wei) 國企改革的實踐者和設計的參與(yu) 者，陳清泰從(cong) 未停止對國企的思考，在國企陷入輿論漩渦之時，他勇於(yu) 站出來呼籲，“過去那種按不同所有製區別政策的做法應該結束了，政府要創造公平的競爭(zheng) 環境，平等對待所有市場主體(ti) ，放開市場，消除"所有製鴻溝"，進一步解放生產(chan) 力。國企改革也要從(cong) 單個(ge) 企業(ye) 的改革轉向國資層麵的改革。”

　　厘清國企改革的基本命題

　　記者：近一段時間，社會(hui) 上對於(yu) 國企有著各種不同的言論，一方麵民企認為(wei) 國企的財大氣粗，使自己的生存空間受到壓縮，另一方麵國企認為(wei) 自己幹得好好的，不知如何“有進有退”。您參與(yu) 起草了眾(zhong) 多關(guan) 於(yu) 國企改革的文件，請問您怎麽(me) 看？

　　陳清泰：國企改革並不是企業(ye) 狀況好和不好這麽(me) 簡單的問題，還是要追溯到國企改革的基本命題。在傳(chuan) 統體(ti) 製下，國有企業(ye) 是計劃經濟的支柱，計劃體(ti) 製是國有企業(ye) 的依托；政府既是經濟社會(hui) 的管理者，又是龐大國有企業(ye) 群唯一的所有者，政企不分和企業(ye) 之間的關(guan) 聯關(guan) 係，使每個(ge) 企業(ye) 都不獨立。市場競爭(zheng) 、市場配置資源都無從(cong) 談起。

　　在1992年我國確定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目標後，麵臨(lin) 的一個(ge) 根本性問題就是公有製、國有經濟與(yu) 市場經濟能不能相融，怎麽(me) 融合。在起草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時，起草組組織調研的一個(ge) 重點就是國有企業(ye) 改革。最後，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確認采取兩(liang) 項措施破解這一曆史性難題：一個(ge) 是從(cong) 國家層麵改革國有資產(chan) 實現形式，實現政資分開，進而政企分開；另一個(ge) 是在企業(ye) 層麵，建立現代企業(ye) 製度，實現所有權與(yu) 經營權分離，使企業(ye) 成為(wei) 獨立的市場主體(ti) 。

　　之後，國企改革基本都圍繞這兩(liang) 個(ge) 核心命題展開。在實踐中，由於(yu) 國有資產(chan) 改革涉及的麵很寬，又非常敏感，一直處於(yu) 探索之中，這就使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調整受到了很大的局限，甚至使一些企業(ye) 倍感困惑。需要澄清的是，“有進有退”指的是國有資本投向的調整；而企業(ye) 的天職則是做強做大。這是兩(liang) 個(ge) 不同的範疇，在公司製度下並不矛盾。目前的掣肘在於(yu) 國有資產(chan) 實現形式沒有資本化，國有資本不具有流動性。

　　記者：有人提出，國企不好時，認為(wei) 國企不行，國企好時，認為(wei) 國企不對，歸根結底是國企不能與(yu) 市場經濟相融，不知您對國企改革的成就怎麽(me) 評價(jia) ？您認為(wei) 國企能否與(yu) 市場經濟相融呢？

　　陳清泰：國企改革的成就很了不起。較長時期以來，國有企業(ye) 既要支撐經濟社會(hui) 的穩定和發展，又要推進自身的改革。這裏存在很大的難度和風險。非常慶幸的是中央的思路是清晰的，政策把握是穩妥的，我們(men) 沒有出現大的反複。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國有企業(ye) 改革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深層次的改革已經轉向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ye) 製度創新。這兩(liang) 大改革主題主要是國家所有者層麵的事，而不在企業(ye) 。國有經濟的結構調整，不是以行政的力量改變一個(ge) 個(ge) 企業(ye) 的業(ye) 務結構，而是國有資本布局的動態優(you) 化。關(guan) 鍵要使國有資本具有流動性；企業(ye) 製度創新進一步要做的是使國家所有者轉變成股東(dong) ，將“頂層國有企業(ye) ”改製成股權多元化的公司。這兩(liang) 方麵的改革聚焦到一個(ge) 點上，就是必須使國有資產(chan) “資本化”，由“國有國營”轉向“股份製”。對於(yu) 這一切，“國有企業(ye) ”是無能為(wei) 力的。隨著改革形勢的發展，國企改革的主導方向應當及時由如何經營“國有企業(ye) ”，轉向尋找能促進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國有資產(chan) 資本化的管理形式，使國有資本具有“親(qin) 市場性”。

　　記者：在許多人看來，國有經濟天經地義(yi) 地等同於(yu) 國有企業(ye) ，您為(wei) 什麽(me) 會(hui) 提出要推進國有資產(chan) 的資本化管理？在您的定義(yi) 中，所謂的資本化是什麽(me) 概念？

　　陳清泰：迄今為(wei) 止，我們(men) 一直將國有經濟等同於(yu) 國有企業(ye) ，在產(chan) 業(ye) 領域把實物形態的“國有企業(ye) ”作為(wei) 國有資產(chan) 的唯一實現形式。隨著改革的深化，在一般領域繼續以擁有、管理和控製“國有企業(ye) ”群，作為(wei) 國有資產(chan) 實現形式，使企業(ye) 和政府不斷遇到各種困惑。如一方麵國有鋼鐵企業(ye) 製定雄心勃勃的戰略規劃，另一方麵，國有資本應當從(cong) 部分鋼鐵企業(ye) 中退出。國有資本的功能和個(ge) 別企業(ye) 目標明顯存在差異性，這是兩(liang) 者各自理性的選擇，但在現有體(ti) 製下是無法實現的。

　　所謂資本化，是指國家擁有的國有資產(chan) 要由實物形態的國有企業(ye) ，轉變成可以用財務語言清晰界定、計量，並具有良好流動性、可進入市場運作的具有公共性的資本。意味著國家從(cong) 擁有、管理和控製國有企業(ye) ，轉向通過委托專(zhuan) 業(ye) 的持股結構運作國有資本。持股機構沒有行政權力，與(yu) 投資的企業(ye) 也沒有“行政關(guan) 係”，而是建立股東(dong) 與(yu) 公司的關(guan) 係。政府與(yu) 國企解脫了複雜的關(guan) 聯關(guan) 係，這對政府和企業(ye) 都是一次解放。銀行業(ye) 國有資產(chan) 資本化管理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目前看來，經營性國有資產(chan) 資本化的條件是具備的。在一般領域，怕的就是資本化之後仍不是以營利為(wei) 目的，而是謀求對企業(ye) 的控製，如果老想“控製企業(ye) ”，看似清晰的關(guan) 係很容易扭曲。因此，這類資本化的國有資產(chan) 不能由有行政權力的部門持有，而應由追求投資回報的持股機構，如社保基金運作。

　　我們(men) 不能拿所有製當飯吃

　　記者：許多人之所以對國企有很多非議，是因為(wei) 國企與(yu) 政府有著密切的關(guan) 聯關(guan) 係，使得它更容易獲得對企業(ye) 發展至關(guan) 重要的土地、信貸等資源，其他類型企業(ye) 無法與(yu) 其公平競爭(zheng) ，請問您怎麽(me) 看待這種有形無形的“所有製歧視”？

　　陳清泰：在我國漸進式改革中曾不得不對不同所有製企業(ye) 區別對待、輪番政策調整，實踐證明，在改革過程中這是必要的。問題是很多做法一直延續至今，使企業(ye) 按所有製和隸屬關(guan) 係被分成“三六九等”，政府對其有親(qin) 有疏。央企具有最高的社會(hui) 地位和獲取稀缺資源的優(you) 勢，地方國企處於(yu) 次之地位；外資企業(ye) 有較強實力和話語權，受到國家和地方的青睞；民營企業(ye) 則處於(yu) 最為(wei) 不利的地位。近年來，國企更傾(qing) 向於(yu) 在內(nei) 部進行交易，形成配套，而在鋼鐵、煤炭、民航等領域屢屢出現民企被擠出的案例。世界上幾乎沒有哪一個(ge) 市場經濟國家把“所有製”提到如此的高度，以致割裂市場。在地方保護主義(yi) 還沒有解決(jue) 的情況下，所有製之間的不平等競爭(zheng) 又在強化，這兩(liang) 種很強的反市場競爭(zheng) 力量降低了經濟效率、違背了“發展是硬道理”，抑製了經濟發展的潛能。

　　記者：近年來，央企的強勢崛起成為(wei) 我國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在有關(guan) 討論中，有觀點認為(wei) ，隻要有利於(yu) 生產(chan) 力的發展和國家實力的壯大，我們(men) 似乎不必過於(yu) 計較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不知您怎麽(me) 看？

　　陳清泰：作為(wei) 執政黨(dang) 和政府追求的絕不是誰進或誰退，而是鼓勵所有企業(ye) 公平競爭(zheng) ，都做強做大，使憲法規定範圍內(nei) 的所有資本資源都迸發出發展的活力。市場效率來源於(yu) 市場主體(ti) 的公平競爭(zheng) 和機會(hui) 均等。隨著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和居民財產(chan) 性收入的積累，國有經濟的比重呈下降趨勢，有人開始擔心民營經濟發展是否已經碰到了“天花板”？麵對種種現象和輿論，民企發展到一定程度就缺乏安全感，經營行為(wei) 短期化、移民和財產(chan) 向境外轉移的數量和規模日益上升。我們(men) 必須深刻理解“發展是硬道理”，社會(hui) 主義(yi) 不能拿所有製當飯吃，在我們(men) 的體(ti) 製和政策下為(wei) 什麽(me) 不能培育、容納和留住本土成長出來的李嘉誠、王永慶、郭鶴年和李秉哲？

　　我國經濟發展雖然很快，但一個(ge) 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從(cong) 50%以上降到了現在35%左右，老百姓沒有更多分享經濟發展的實惠。其中一個(ge) 原因就是民營經濟發展不足。我國正麵臨(lin)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不斷壯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是實現平穩轉型的“穩定器”，而培育中等收入階層的關(guan) 鍵是改善市場環境，發展民營經濟。重要的途徑是加緊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創造更多高收入的就業(ye) 崗位；鼓勵創新創業(ye) ，使更多居民擁有不斷增長的財產(chan) 性收入。

　　多種所有製經濟公平競爭(zheng) 的理論觀點中央早已確認並反複闡明。上世紀90年代初，有關(guan) “姓資姓社”問題的突破，大大解放了思想，為(wei)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掃清了障礙，極大地調動了經濟增長潛力；今天，如果能摘掉企業(ye) “所有製標簽”，消除“所有製鴻溝”，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將是新時期生產(chan) 力的又一次解放。

　　市場配置資源才是市場經濟

　　記者：“國有經濟控製國民經濟命脈”，這是中央認定的國有經濟的定位。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國企高歌猛進，或許還是確保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最佳選擇，您認為(wei) 這些長期堅持的原則需要做出改變嗎？

　　陳清泰：在我國工業(ye) 化初期，民營經濟非常弱小，國有資本大舉(ju) 進入重大基礎設施、基礎原材料、能源開發、重要服務業(ye) 、重要製造業(ye) 等關(guan) 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對奠定工業(ye) 化基礎發揮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沒。今天，製約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瓶頸、關(guan) 係“國民經濟命脈”而又市場失靈的領域已經轉向公共品的短缺，如醫療保障、養(yang) 老保障、住房保障、扶貧和教育、基礎科學研究、重大科技專(zhuan) 項、中小企業(ye) 融資、某些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發展等。

　　隨著我國產(chan) 業(ye) 能力和市場化程度提高，在諸多行業(ye) 必須由“國有經濟控製”的意義(yi) 逐漸消失。下一步國有資本發揮作用主要在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不再刻意對企業(ye) 和產(chan) 業(ye) 的控製，而是追求投資回報，以國有資本投資收益彌補體(ti) 製轉軌中必須由財政支付的民生保障和曆史欠賬；另一個(ge) 是，在國家特別需要，而非公資本無意或無力進入的領域，如保障國家安全、某些戰略性、先導性產(chan) 業(ye) 等，這是國有資本發揮作用、體(ti) 現價(jia) 值的重要空間。

　　另外，政府設置行政性壟斷、進而控製壟斷企業(ye) ，以此實現社會(hui) 目標，有違經濟規律；在社會(hui) 效益大於(yu) 企業(ye) 效益的領域，企圖依賴國有壟斷、而非製度和監管實現社會(hui) 目標，會(hui) 造成政府和企業(ye) 行為(wei) 扭曲，帶來嚴(yan) 重的後遺症。在社會(hui) 效益大於(yu) 企業(ye) 經濟效益的領域，可以設立特許經營，但科學合理的法規和有效的監管是關(guan) 鍵。在法製不健全、監管不到位，國有企業(ye) 一樣可能違背公共利益；在監管到位的情況下，民營企業(ye) 不一定不能進入特許經營。

　　記者：2008年我國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之一便是國企成為(wei) 中流砥柱，尤其“三桶油”變身為(wei) 確保政府宏觀調控目標的有力工具，請問您怎麽(me) 看？

　　陳清泰：政府直接控製國有企業(ye) 的一個(ge) 理由是宏觀調控。例如，為(wei) 控製通貨膨脹，政府直接管製油價(jia) ，在成品油與(yu) 石油價(jia) 格倒掛時，煉油企業(ye) 虧(kui) 損，民營企業(ye) 停產(chan) ，政府則強製國有煉企保產(chan) 。為(wei) 減少虧(kui) 損，煉企以各種理由減產(chan) 、加油站惜售、成品油向外走私，國內(nei) 依然出現大範圍“油荒”。此時，國企遭受的社會(hui) 質疑完全是代人受過。作為(wei) 企業(ye) ，它們(men) 的行為(wei) 是理性的，企業(ye) 終究是企業(ye) ，追逐利潤，不做虧(kui) 本的買(mai) 賣，無可厚非。

　　實際上，宏觀經濟失衡，是總供給與(yu) 總需求之間出現了較大的不平衡。把國有企業(ye) 作為(wei) 調控的工具，企圖以幹涉微觀改善宏觀，不僅(jin) 會(hui) 帶來諸多後遺症，而且效果也十分有限，更加不利的是政府的幹預向市場發出了錯誤的信號，會(hui) 產(chan) 生與(yu) 調控目標相反的後果。

　　政府應該利用信貸、財政、稅收等可以影響全局的工具改變經濟環境，促使企業(ye) 調整行為(wei) 預期，而不是給一個(ge) 個(ge) 企業(ye) 下指令。政府對微觀不恰當的幹預還會(hui) 造成尋租。

　　記者：中國的發展從(cong) 來都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的經驗，我們(men) 有沒有可能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道路呢？

　　陳清泰：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取得了舉(ju) 世矚目的成功。在這過程中，我們(men) 認真吸取了國際社會(hui) 的成功經驗，但沒有照搬。這就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隨著改革發展進入新的階段，政府與(yu) 市場和企業(ye) 的關(guan) 係必須與(yu) 時俱進地進行調整。在經濟追趕期政府主導、舉(ju) 國體(ti) 製、主要依托國有企業(ye) 、依靠大規模投資的經濟增長模式發揮了較好的作用，但是進入創新驅動的發展階段，它已經完全不能適用了。政府應及時去除配置經濟資源的功能，轉向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公平對待各類市場主體(ti) ，鼓勵創新創業(ye) 。

　　中國漸進式改革留下了兩(liang) 筆非常寶貴的財富，一是土地仍屬國有，二是10萬(wan) 多億(yi) 的經營性國有資產(chan) ，這為(wei) 解決(jue) 曆史遺留問題和支付體(ti) 製轉軌成本提供了較大的回旋餘(yu) 地。國家可考慮將滯留於(yu) 一般產(chan) 業(ye) 國有資本的30%，或許50%劃轉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如養(yang) 老基金、醫療保障基金、住房保障基金、扶貧基金、教育基金、科技開發基金等，使國有資產(chan) 回歸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一方麵，這可以大大增加社會(hui) 保障性資金來源，有助於(yu) 在體(ti) 製轉軌最艱難的時期，保障社會(hui) 公平、保住社會(hui) 穩定的底線；另一方麵，公益性基金具有“親(qin) 市場性”，它追求投資回報的壓力，將成為(wei) 改善經營、完善公司治理的積極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