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必要的條件，西方所謂的“自由民主”可能成為(wei) 國家治理失敗甚至解體(ti) 的動因

　　因修牆撥款申請被國會(hui) 抵製導致美國政府停擺，之後又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特朗普將美國政黨(dang) 政治極化推向新高潮，也使西方“自由民主”否決(jue) 性政體(ti) 的弊病暴露無遺。第三波民主化以來，西方學者花了大量精力探討為(wei) 何“自由民主”在發展中國家的運行並不成功，很多人將此歸結為(wei) 發展中國家精英缺乏民主精神、大眾(zhong) 缺乏妥協意識，忽視了所謂的民主精神、妥協意識隻有在並不具有根本性衝(chong) 突的國家中才可能存在，如果一個(ge) 國家存在顯而易見的階級矛盾和族群衝(chong) 突，部分或地區人口缺乏基本的國家認同，那麽(me) “自由民主”的推行不僅(jin) 不會(hui) 使一個(ge) 國家走向善治，反而會(hui) 使一個(ge) 國家走向危機甚至失敗。西方學者長期以來存在著一個(ge) 重大誤解，他們(men) 認為(wei) “自由民主”的良好運行是國家治理成功的原因。事實正相反，“自由民主”的良好運行需要非常苛刻的社會(hui) 結構性條件，缺乏必要的條件，它可能成為(wei) 國家治理失敗甚至解體(ti) 的動因。

　　“自由民主”從(cong) 本質看是自由+民主的一個(ge) 組合，它不是完全的民主製度，在這個(ge) 組合中，民主受到了資本主義(yi) 經濟政治製度的規製，而資本唯利是圖的本性也接受了大眾(zhong) 民主力量的約束。這個(ge) 組合的穩定運行有一個(ge) 條件，就是勞資之間力量對比的平衡，好的國家治理正是建立在妥善處理勞資關(guan) 係的基礎之上。從(cong) 曆史上看，自由民主直到二戰之後才真正在發達國家穩定下來，這是因為(wei) 二戰之後社會(hui) 主義(yi) 力量的成長達到了曆史的最高峰，資產(chan) 階級在勞方力量不斷滋長的條件下為(wei) 了避免被顛覆的命運不得不接受了社會(hui) 民主主義(yi) 的改革方案，在西方建立了福利國家。福利國家將資本的收益通過財富再分配的形式轉移給勞方，這種財富再分配第一次在西方曆史上創造了大量的中產(chan) 階級。中產(chan) 階級從(cong) 社會(hui) 分層來說屬於(yu) 中間階層，中間階層不太認同代表下層利益的社會(hui) 主義(yi) ，也無法認同代表上層利益的資本主義(yi) ，所以他們(men) 支持自由民主，也成為(wei) 自由民主製度穩定運行的基礎。

　　然而，作為(wei) 自由(資本)和民主(勞動)之間的組合，自由民主的良好運行是勞資之間暫時處於(yu) 力量對比平衡的結果。從(cong) 階級利益而言，資產(chan) 階級並不願長久接受這種平衡，因為(wei) 在這種平衡中他們(men) 失去了大量的利潤，他們(men) 一直在尋求改變這種力量對比的時機，並為(wei) 資方重新壓製勞方創造條件。在意識形態方麵，他們(men) 為(wei) 此做的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建構自由民主的概念和理論。在概念和理論建構過程中，他們(men) 掩蓋了自由民主發展的曆史，把自由民主運行背後的社會(hui) 結構性條件和民主內(nei) 含的平等價(jia) 值和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運動的相關(guan) 性去除掉，將其描述為(wei) 一種以資本主義(yi) 為(wei) 經濟基礎，以多黨(dang) 競爭(zheng) 性選舉(ju) 為(wei) 政治製度的民主政體(ti) 模式，並且宣稱自由民主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一切否定資本主義(yi) 和多黨(dang) 競爭(zheng) 性選舉(ju) 的政治製度都不能被稱為(wei) 民主製度。這一理論建構將社會(hui) 主義(yi) 無論從(cong) 價(jia) 值還是製度層麵都置於(yu) 了民主的對立麵，掩蓋了西方自由民主製度穩定背後的社會(hui) 主義(yi) 因素，也將民主內(nei) 含的平等價(jia) 值和多數利益壓製到了最小的程度。一旦人們(men) 接受了這種民主觀，民主就變成了一種與(yu) 社會(hui) 結構無關(guan) 的政治製度，似乎這一製度存在，民主就存在。

　　與(yu) 此同時，資產(chan) 階級通過經濟全球化解除了民族國家政府對資本的管製，當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到世界上任何國家，代表勞方利益的政黨(dang) 也就失去了可以節製資本的條件。雖然西方到現在還存在著代表勞方利益的工黨(dang) 、社會(hui) 黨(dang) 、社會(hui) 民主黨(dang) 等傳(chuan) 統型政黨(dang) ，但這些政黨(dang) 事實上已經很難履行維護勞工利益的職能，因為(wei) 他們(men) 如果拒絕接受資本提出的減少稅收、壓低工資、削減福利的條件，資本就用腳投票離開自己的祖國，資本的離開意味著就業(ye) 機會(hui) 的減少和經濟的衰退，發達國家的勞工不得不在降低工資、削減福利和沒有工作之間做選擇。

　　通過建構反社會(hui) 主義(yi) 的自由民主概念和全球化，資本成功逆轉了二戰之後勞資力量對比平衡的局麵，勞資博弈的天平壓倒性地偏向了資本的一方。於(yu) 是，我們(men) 見證了從(cong) 20世紀70年代開始直到今天的荒誕劇情，一方麵自由民主以民主代名詞的形式擴展到全球，世界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所謂自由民主國家，一方麵社會(hui) 財富出現了反民主性流動，大量的金錢聚集到少數人手中，中產(chan) 階級占多數的橄欖型社會(hui) 逐漸瓦解，發達國家出現了大量失業(ye) 工人和對全球化不滿的力量，政治極化重新出現，自由民主製度陷入結構性危機。

　　在極化政治重新出現的條件下，“自由民主”製度內(nei) 含的邏輯悖論充分暴露出來

　　如果說“自由民主”製度在發達國家都陷入了結構性危機，還能指望發展中國家通過簡單地移植“自由民主”製度就解決(jue) 國內(nei) 本來就存在的大量階級和族群衝(chong) 突嗎?在極化政治重新出現的條件下，“自由民主”製度內(nei) 含的邏輯悖論充分暴露出來。這種邏輯悖論是，“自由民主”一方麵鼓勵多黨(dang) 競爭(zheng) 和政治多元化，一方麵又必須以社會(hui) 共識的存在為(wei) 前提，這意味著在不存在社會(hui) 共識基礎的國家，多黨(dang) 競爭(zheng) 和政治多元必然會(hui) 撕裂社會(hui) ，使國家陷入到各種階級、族群和黨(dang) 派衝(chong) 突中無法自拔。要想改變這種局麵，恰恰需要一個(ge) 強大的國家或者政黨(dang) 重新整合陷入分裂的各方力量，並有能力克服各種阻力回應多數民眾(zhong) 的最基本需求，自由民主麵對這種需求陷入了更大的政治正確危機。我們(men) 看到，在自由民主價(jia) 值觀越被接受的國家，精英與(yu) 大眾(zhong) 之間的政治分歧就越嚴(yan) 重。因為(wei) 自由民主是一種由知識精英建構的理論，所以越是受教育程度高和社會(hui) 地位高的人對這一製度的優(you) 越性越是深信不疑;另一方麵，全球化對社會(hui) 上層和知識精英的衝(chong) 擊相對於(yu) 中下層勞工而言要小得多，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之後，美國和歐洲出現了越來越嚴(yan) 重的精英與(yu) 底層的斷裂，底層要安全、要工作、反移民、反全球化，而精英要自由、要多元、要保護移民、要全球化。傳(chuan) 統的左翼政黨(dang) 在這一政治極化中拋棄了自己的基本盤即底層勞工，紛紛站到政治正確的自由民主一邊，這就為(wei) 以民族主義(yi) 為(wei) 旗幟的右翼政黨(dang) 上台創造了機會(hui) 。2016年美國大選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中下層白人對民主黨(dang) 失去自己經濟左翼的特征轉向政治和文化多元主義(yi) 表示不滿，紛紛站到了高揚民族主義(yi) 和種族主義(yi) 旗幟的特朗普一邊。而共和黨(dang) 事實上是代表上層資本利益的政黨(dang) ，特朗普的上台意味著美國即將發生的變革不是上層向中下層的利益讓渡，而是中下層之間的財富再分配，特朗普把勞資之間的矛盾掩蓋起來，轉化為(wei) 了白人和少數族裔的矛盾，他的執政盡管通過減稅為(wei) 美國創造了更多的就業(ye) 機會(hui) ，但減稅獲得最大收益的無疑是資方而不是勞方。與(yu) 此同時，美國對資本的優(you) 待如果導致大量資本流動到美國，會(hui) 造成世界上其他國家更大的經濟危機和全球勞動力就業(ye) 機會(hui) 的減少，未來的世界無疑會(hui) 是一個(ge) 更加危機四伏的世界。

　　政治的本質是利益的分配，在利益分配失衡的條件下，各種利益矛盾會(hui) 轉化為(wei) 族群矛盾、種族矛盾和宗教矛盾。“自由民主”危機呼喚新的社會(hui) 主義(yi) 時代。因為(wei) 麵對各種矛盾，不反思“自由民主”，不深究我們(men) 今天現實的曆史起點，不批判資本唯利是圖的本性，不複歸民主的平等和多數特征，人類就很難有一個(ge) 光明的未來。

　　[作者為(wei)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副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高精尖創新中心研究人員。本文係“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ye) 務費專(zhuan) 項資金資助)項目成果”，項目批準號：19XNQ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