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資本社會(hui) 化可以推動投資型的財政向公共財政的轉變，加快社保體(ti) 係的建立、改善公共產(chan) 品短缺的狀況。與(yu) 此同時，它也有利於(yu) 建立一個(ge) 公平、有效、自由的市場體(ti) 製

　　今年以來，國企改革議題又熱。這其實是上一輪國企改革爭(zheng) 論的繼續。如博源基金會(hui) 總幹事何迪所言，自2003年以來，出現了兩(liang) 種貌似對立、實際上“異曲同工”的思潮。一種是對於(yu) 國有企業(ye) 和國有銀行改革的非議，指責國有資產(chan) 賤賣與(yu) 流失，甚至將社會(hui) 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都算在國企進行市場化和全球化改革的頭上。另外一種傾(qing) 向，又把國有企業(ye) 放在國民經濟的特殊地位，認為(wei) 國企是國有經濟的基礎，是穩定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手段；國企是國家隊，是國家國際競爭(zheng) 力的保證；甚至將國企的地位提高到涉及國家安全與(yu) 執政黨(dang) 地位的高度。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nei) ，這些看法和意見困擾和阻礙了國企的進一步改革。國企改革下一步應該如何走下去？朝哪個(ge) 方向走？已成為(wei) 回避不了的，一定要認真麵對的問題。這其中既涉及一係列的重大理論與(yu) 觀念的問題，又涉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結構調整及中國市場經濟製度建設一係列政策的安排，亟須正本清源，以期凝聚共識。近日博源基金會(hui) 圍繞國企改革路徑抉擇舉(ju) 辦了相關(guan) 研討會(hui) ，本刊擇其要者而刊之，以饗讀者。

　　——編者

　　作者：秦曉/文

　　資本國家化還是資本社會(hui) 化：

　　國企體(ti) 製改革的選擇

　　國企體(ti) 製是我們(men) 當前麵對的各種經濟問題中最需要突破而又最難突破的問題。說它最需要突破不是因為(wei) 在國企經營層麵上存在治理和管理、效益和效率方麵的問題，而是因為(wei) 國企在體(ti) 製層麵上造成“國進民退”、壟斷、民間資本外流等社會(hui) 問題，這個(ge) 問題能否及時、妥善處理關(guan) 係到黨(dang) 和政府的執政正當性。說它最難突破是因它涉及到對社會(hui) 主義(yi) 本質，憲法中關(guan) 於(yu) 以公有製為(wei) 基礎的表述的認識和理解；同時，也觸及到已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

　　陳清泰文章(見《財經》2012年第13期“國企改革再清源”)最大的亮點是揭示了國有企業(ye) 隻是一個(ge) 載體(ti) ，它的本質是國有資本。所以國企的進、退實質上是國有資本的流動和重新配置。在這個(ge) 認識的基礎上，我們(men) 可以將這個(ge) 命題再推進一步，即什麽(me) 是國有資本？我以為(wei) 國企積累的國有資本應該是資產(chan) 形態的財政盈餘(yu) ，因為(wei) 財政隻有現金流量的收支賬，沒有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如果建立了“國家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這個(ge) 問題就更加清晰了，它應列入“國家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中的資產(chan) 方，同時國企的負債(zhai) 應列入負債(zhai) 方，其淨資產(chan) 即是國家作為(wei) 股東(dong) 的權益。國企資產(chan) 形態的國有資本是計劃經濟體(ti) 製的遺產(chan) ，也是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後發展積累形成的。無論是財政的盈餘(yu) 還是國家作為(wei) 股東(dong) 的權益，它都應被視為(wei) 公共財政的資源。國企製度的改革，國有資本的流動和重新配置就是要還其屬性，將其運用到與(yu) 民生相關(guan) 的公共產(chan) 品上，如社保、醫療、教育、住房等。所以，這個(ge) 轉化的實質是國有資本的社會(hui) 化和國企的民營化。當然，這一過程應是有序的、有效率的、公平的、通過市場運作的。

　　國有資本社會(hui) 化是經濟發展、社會(hui) 進步的表現，它可以推動投資型的財政向公共財政的轉變，加快社保體(ti) 係的建立、改善公共產(chan) 品短缺的狀況。與(yu) 此同時，它也有利於(yu) 建立一個(ge) 公平、有效、自由的市場體(ti) 製。

　　目前要建立這樣一個(ge) 認識，實施這樣一套改革在觀念上、利益上存在較大的障礙。

　　一是所謂公有製和私有化的問題。我認為(wei) 首先應廓清公有製和私有製這兩(liang) 個(ge) 概念。所謂公有製在早期的空想社會(hui) 主義(yi) 和馬克思的理論中是一個(ge) 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形態的國家所有製體(ti) 製。列寧、斯大林在前蘇聯沒有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的情況下將這一製度付諸實踐，形成了全民所有製，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也相應建立了全民、集體(ti) 兩(liang) 種形態的公有製。實踐證明這種體(ti) 製約束了生產(chan) 力的發展，剝奪了現代社會(hui) 個(ge) 人應有的權利和自由。前蘇聯的解體(ti) 、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對這種體(ti) 製的否定。在市場化轉軌過程中，中國的國家體(ti) 製已不是原來意義(yi) 上的公有製；在微觀層麵上的國企不能被視為(wei) 公有製企業(ye) ，它的本質與(yu) 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ye) 如新加坡航空公司及各種主權基金公司一樣，都是政府財政投資的企業(ye) 。如果一定要將一個(ge) 企業(ye) 定義(yi) 為(wei) 公有製企業(ye) ，它必須具備這樣一個(ge) 條件，即企業(ye) 每個(ge) 員工均等地占有企業(ye) 的全部股權。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曾出現過工會(hui) 控製企業(ye) 所有權的企業(ye) ，即職工持股企業(ye) 。從(cong) 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將國企視為(wei) 公有製企業(ye) ，並體(ti) 現了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公有製為(wei) 基礎的概念和邏輯都是不成立的。二是國企的屬性和功能。即國企不是完整意義(yi) 上的商業(ye) 機構，它除了要承擔國有資產(chan) 的保值和增值外，還要承擔政治、經濟、社會(hui) 的特殊功能，如“國企是共產(chan) 黨(dang) 執政的基礎”“國企應控製關(guan) 係國家戰略和國計民生的產(chan) 業(ye) ”等。從(cong) 政治上講，權力來自人民，執政黨(dang) 的基礎歸根結底是取決(jue) 於(yu) 它們(men) 倡導的理念、建立的製度、推行的政策是否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和讚同，而不是對經濟資源的控製；從(cong) 國家發展戰略、國計民生的保障來講是科學、民主決(jue) 策和市場經濟活動互動的過程，而不是政府通過控製企業(ye) 、替代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對具有自然壟斷和公益特征的行業(ye) ，前者如電網、鐵路，後者如管製價(jia) 格下的能源，水、電、汽等大多數都可以通過頒發許可證、確定價(jia) 格和收益、公開招標由私人部門承擔。

　　政府的職責是製定規則和監管運行，而不是通過所有權來實施，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價(jia) 格管製的行業(ye) 不能一概被視為(wei) 公益性行業(ye) 。

　　列寧在蘇維埃時期曾提出“製高點”的理論和政策，即政府控製關(guan) 係經濟命脈的產(chan) 業(ye) ，以後一步步走向全盤的國有製。目前重提這個(ge) 問題是否要回到列寧時期，回到計劃經濟？

　　那麽(me) ，什麽(me) 是社會(hui) 主義(yi) ？什麽(me) 是以公有製為(wei) 基礎？我認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作為(wei) 一種思潮它所追求的是社會(hui) 的公平、正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作為(wei) 一種製度所應保障的也是社會(hui) 的公平和正義(yi) ，這在鄧小平的“三個(ge) 有利於(yu) ”、江澤民的“三個(ge) 代表”、胡錦濤的“以人為(wei) 本、和諧社會(hui) ”中已有了充分的、與(yu) 時俱進的體(ti) 現。關(guan) 於(yu) 公有製的認識也是不斷發展的，“股份製是公有製體(ti) 現的主要形式”在上世紀90年代已寫(xie) 入了黨(dang) 的決(jue) 議。

　　現在有些人在國企製度改革問題上重提姓資姓社、公有私有，這是對30年改革開放中形成的共識的顛覆和倒退，也是對市場化轉軌取得的成就的否定。這不僅(jin) 反映出觀念的陳舊，更值得警惕的是特殊利益集團的掣肘。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說，中國新一輪改革不僅(jin) 需要觀念的更新，還需要克服特殊利益集團的阻撓。

　　（作者為(wei) 全國政協委員、招商局集團原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