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國有企業(ye) 改革處於(yu) 低潮期。大家對國企改革正麵的討論少了，可是一些疑惑和擔心在流傳(chuan) ，國有企業(ye) 也非常困惑。其中有一些是觀點的爭(zheng) 論，也有不少是概念上的含混。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有利於(yu) 解放思想，推進改革。

　　一、企業(ye) 做強做大與(yu) 國有資本有進有退

　　“有進有退”指的是國有資本投向的調整。目前的掣肘在於(yu) 國有資產(chan) 實現形式沒有資本化，在談到“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時，往往誤解為(wei) “國有企業(ye) 有進有退”

　　國有企業(ye) 做強做大與(yu) 國有資本布局調整，這是改革發展都必須進行的兩(liang) 件大事。在談到“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時，往往誤解為(wei) “國有企業(ye) 有進有退”。國企高管對此十分為(wei) 難，不知道該怎麽(me) “進”、怎麽(me) “退”。這種困惑來自概念的混淆。

　　需要澄清的是，“有進有退”指的是國有資本投向的調整；而企業(ye) 的天職則是做強做大。這是兩(liang) 個(ge) 不同的範疇，在公司製度下並不矛盾。就是說，企業(ye) 追求做強做大並不受股東(dong) 成分和股權結構的影響；國有資本從(cong) 哪些行業(ye) 或企業(ye) 的進退也不受個(ge) 別企業(ye) 的牽製。

　　例如，沃爾沃原本是一家瑞典人投資的公司，1999年4月轉手到福特；2010年3月福特退出，由吉利收購。投資者在十年內(nei) 兩(liang) 出兩(liang) 進，而沃爾沃公司依然在發展。

　　現在國有資本的功能和個(ge) 別企業(ye) 目標的差異日益明顯。例如，一方麵國有鋼鐵企業(ye) 製定雄心勃勃的戰略規劃，努力做強做大；另一方麵，國有資本應當從(cong) 部分鋼鐵企業(ye) 中退出，轉向投資於(yu) 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這是作為(wei) 市場主體(ti) 的企業(ye) 和國有資本投資主體(ti) 各自理性的選擇。國有資本從(cong) 產(chan) 能過剩的行業(ye) 退出，並不意味著國家不支持這些行業(ye) 的結構升級；而企業(ye) 做強做大，也不能限製國有資本布局的調整。

　　目前的掣肘在於(yu) 國有資產(chan) 實現形式沒有資本化，“頂層”國有企業(ye) 沒有進行股份製改製，所有權與(yu) 經營權沒有分離。應改革國有資產(chan) 實現形式，利用公司製度的特點，“解放兩(liang) 個(ge) 自由度”：使國有資本具有流動性；保障企業(ye) 自主經營，做強做大。

　　二、國有企業(ye) 改革主導方麵的轉移

　　國企改革的主導方向應當及時轉向尋找國有資產(chan) 資本化的管理形式，使國有資產(chan) “資本化”，由“國有國營”轉向“股份製”

　　如果說在過去較長時期，國企改革主要是使其從(cong) 計劃體(ti) 製走出，適應市場競爭(zheng) ，增強活力的話；那麽(me) 進入新世紀，盡管企業(ye) 自身還有大量改革的任務，但深層次的改革已經轉向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ye) 製度創新。

　　這兩(liang) 大改革命題主要是國家所有者層麵的事，而不在企業(ye) 。把改革的目光繼續聚焦於(yu) “國有企業(ye) ”本身，一方麵因為(wei) 沒有抓住要害，而使改革難有實質性進展；另一方麵，國企因對此無能為(wei) 力而倍感困惑和無所適從(cong) 。

　　國有經濟的結構調整，不是以行政的力量改變一個(ge) 個(ge) 企業(ye) 的業(ye) 務結構，而是國有資本布局的動態優(you) 化。關(guan) 鍵要使國有資本具有流動性；企業(ye) 製度創新進一步要做的是使國家所有者轉變成股東(dong) ，將“頂層國有企業(ye) ”改製成股權多元化的公司。這兩(liang) 方麵的改革聚焦到一個(ge) 點上，就是必須使國有資產(chan) “資本化”，由“國有國營”，轉向“股份製”。

　　對於(yu) 這一切，“國有企業(ye) ”是無能為(wei) 力的。隨著改革形勢的發展，國企改革的主導方向應當及時由如何經營“國有企業(ye) ”，轉向尋找能促進生產(chan) 力發展的國有資產(chan) 資本化的管理形式。

　　三、國有資本有進有退與(yu) 私有化

　　國有經濟“有進有退”與(yu) 前蘇東(dong) 的“私有化”不能混為(wei) 一談；國有資本從(cong) 某個(ge) 企業(ye) 退出，也不能與(yu) 私分國有資產(chan) 掛鉤

　　國有資本投向的改變和布局調整是國家為(wei) 提高國有資本運行效率而采取的主動行為(wei) 。前蘇聯和東(dong) 歐的私有化，是將國有財產(chan) 無償(chang) 量化給個(ge) 人，據為(wei) 個(ge) 人的私人所有。這種私有化不符合中國國情，是國家法律和政策所不允許的。前後兩(liang) 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liang) 件事。

　　三峽工程投資大、周期長，重要的是社會(hui) 效益，民營資本無意也無力投入。此時國有資本投入。當電廠發電、經濟效益顯現後通過資本市場將部分股權轉讓，以溢價(jia) 回收的資金進行上遊的梯級開發。再如上世紀90年代初為(wei) 開發浦東(dong) ，上海市政府出資建設了南浦大橋。開通後，以收取過橋費的形式將其轉讓，政府溢價(jia) 收回建設資金，再投入楊浦大橋。在這過程中不僅(jin) 國有資本實現了增值，更重要的是政府以有限的資金加快了基礎設施建設，保障了浦東(dong) 新區的發展。

　　在這類國有股權部分或全部轉讓（西方把這種現象也叫做“私有化”）過程中，資本形態的國有資產(chan) 並未因此而受到侵蝕和傷(shang) 害。相反，因國有資本布局更加優(you) 化，而使其發揮的效能更加明顯、效率進一步提高。

　　因此，國有經濟“有進有退”與(yu) 前蘇東(dong) 的“私有化”不能混為(wei) 一談；國有資本從(cong) 某個(ge) 企業(ye) 的退出，也不能與(yu) 私分國有資產(chan) 掛鉤。我們(men) 不能因概念含混，為(wei) 防止出現蘇東(dong) 式的私有化，而停止國有資本布局的調整。

　　四、關(guan) 於(yu) “授權經營”與(yu) 國有資本布局調整

　　調整國有資本布局要做兩(liang) 件基礎工作：一是將國有資產(chan) 資本化，委托專(zhuan) 業(ye) 投資機構運營；二是取消“授權經營”，對國有企業(ye) 進行整體(ti) 改製，確立企業(ye) 獨立的市場地位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為(wei) “搞活”特大型國企，試點了“授權經營”的辦法。其含義(yi) 是國家把部分所有權交給企業(ye) ，以提高企業(ye) 的效率和活力。實際上，在政府層麵“所有權與(yu) 經營權不分”產(chan) 生了諸多弊端；而以“授權經營”的形式在企業(ye) 層麵的“兩(liang) 權不分”也會(hui) 帶來很多的問題。因此，這隻是當時情況下的權宜之計。

　　“授權經營”使企業(ye) 自己成了自己的“老板”。在這種情況下，實體(ti) 企業(ye) 的資產(chan) 存量和增量由內(nei) 部人來配置，隻能“滾雪球”，不能調結構。盡管近年國有企業(ye) 也進行了較大規模的重組，但國有資本覆蓋的範圍基本上沒有變化。滯留於(yu) 既有產(chan) 業(ye) 和企業(ye) 的國有資本不斷再投入，與(yu) 民營資本同質化、與(yu) 國家目標並不完全一致，有時甚至很不一致。例如在產(chan) 能過剩的行業(ye) ，國有資本每年還以大量投資推波助瀾，或為(wei) 追求短期的高收益而盲目多元化，出現了如炒股、炒作期貨和國企“地王”等現象。

　　調整國有資本布局要做兩(liang) 件基礎工作：一是將國有資產(chan) 資本化，委托專(zhuan) 業(ye) 投資機構運營；二是取消“授權經營”，對國有企業(ye) 進行整體(ti) 改製，確立企業(ye) 獨立的市場地位。

　　五、國有資本發揮作用的領域和形式

　　原則上講，國家特別需要，而非公資本無意或無力進入的領域，是國有資本發揮作用、體(ti) 現價(jia) 值的重要空間

　　“國有經濟控製國民經濟命脈”，這是中央認定的國有經濟的定位。如果說，進入21世紀前，實踐這一使命，就是使國有資本大舉(ju) 進入重大基礎設施、基礎原材料、能源開發、重要服務業(ye) 、重要製造業(ye) ，為(wei) 工業(ye) 化奠定基礎的話，那麽(me) 今天，製約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瓶頸、關(guan) 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已經轉向某些社會(hui) 產(chan) 品，如醫療保障、養(yang) 老保障、住房保障，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等；製約國家競爭(zheng) 力的重要因素，則是科技投入不足、技術進步相對緩慢、科技創新能力不強、企業(ye) 競爭(zheng) 力不強；威脅可持續發展的是資源約束日益強勁，生態環境壓力日趨加大。

　　此時，大量國有資本連同收益仍滯留在一般製造業(ye) ，就踐行“控製國民經濟命脈”的使命而言，已經沒有什麽(me) 意義(yi) 。

　　在競爭(zheng) 性領域很難認定政府對某個(ge) 行業(ye) 是否具有資本控製力就“關(guan) 係國民經濟命脈”；也很難確認在某個(ge) 行業(ye) 提高國企占比就能“體(ti) 現國家控製力”。

　　目前，一方麵在傳(chuan) 統製造業(ye) 中過量的國有資本不斷製造新的過剩產(chan) 能，形成對非公資本嚴(yan) 重的擠出；另一方麵，在基礎科學研究、重大科技專(zhuan) 項、中小企業(ye) 融資、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發展、重要基礎設施，以及公租房、義(yi) 務教育、社會(hui) 保障等“關(guan) 係國民經濟命脈”領域，國有資本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再建政府“融資平台”。

　　現在有巨量民間資本可以“接盤”。部分國有資本從(cong) 一般性產(chan) 業(ye) 有序退出，轉而充實那些更加重要的行業(ye) 和領域，將產(chan) 生雙贏的效果，大大提高國家整體(ti) 資本配置效率。原則上講，國家特別需要，而非公資本無意或無力進入的領域，是國有資本發揮作用、體(ti) 現價(jia) 值的重要空間。

　　六、國有資本與(yu) 社保和公益性基金

　　國家可考慮將滯留於(yu) 一般產(chan) 業(ye) 國有資本的30％，或許50％劃轉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使國有資產(chan) 回歸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中國經濟體(ti) 製轉軌沒有像前蘇聯和東(dong) 歐那樣“私有化”，留下了一大筆國有資產(chan) 。這是解決(jue) 改革發展必須處理的諸多曆史性難題的寶貴資源。現在，社會(hui) 產(chan) 品短缺已經上升到主要矛盾，成為(wei) 製約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短板。

　　中國國有資本數量龐大，國家可考慮將滯留於(yu) 一般產(chan) 業(ye) 國有資本的30％，或許50％劃轉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如養(yang) 老基金、醫療保障基金、住房保障基金、扶貧基金、教育基金、科技開發基金等，補充這些領域的投入不足，使國有資產(chan) 回歸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一方麵，這可以大大增加社會(hui) 保障性資金來源，有助於(yu) 在體(ti) 製轉軌最艱難的時期，保障社會(hui) 公平、保住社會(hui) 穩定的底線；另一方麵，公益性基金追求投資回報的壓力，將成為(wei) 改善經營、完善公司治理的積極力量。

　　七、行政性壟斷與(yu) 政府監管

　　設置國有壟斷、進而政府控製壟斷企業(ye) ，以此調控宏觀，有違經濟規律

　　政府對一些行業(ye) 設定行政壟斷（或特許經營），由國有企業(ye) “控製”，其中一個(ge) 理由是國企更有社會(hui) 責任意識，可以實現國家調控目標。實踐中出現了三個(ge) 問題，一是給企業(ye) 設定多元目標，使它們(men) 無所適從(cong) ；二是行政性壟斷意味著低效率，全社會(hui) 將被迫為(wei) 其埋單；三是企業(ye) 的國有化與(yu) 政府監管是不同的範疇，沒有替代關(guan) 係。

　　例如，在成品油與(yu) 石油價(jia) 格倒掛時，企業(ye) 惜售，導致大範圍“油荒”；通信運營商利用壟斷地位，長期維持高收費、低網速；一些處於(yu) 天然壟斷領域的企業(ye) 自行擴大壟斷範圍，把與(yu) 天然壟斷相關(guan) 的業(ye) 務泛化為(wei) 壟斷領域，謀取利益。

　　如上種種，一方麵廣受社會(hui) 質疑，另一方麵，企業(ye) 利用政府給的條件謀取利益無可厚非。問題在於(yu) ，設置國有壟斷、進而政府控製壟斷企業(ye) ，以此調控宏觀，有違經濟規律；在社會(hui) 效益大於(yu) 企業(ye) 效益的領域，企圖依賴國有壟斷、而非製度和監管實現社會(hui) 目標，是不可靠的。

　　宏觀經濟失衡，是總供給與(yu) 總需求之間出現了較大的不平衡。把國有企業(ye) 作為(wei) 政府宏觀調控的工具，以幹預微觀來調控宏觀，不是科學合理的途徑；除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外，在社會(hui) 效益大於(yu) 企業(ye) 經濟效益的領域，可以設立特許經營，但科學合理的法規和有效的監管是關(guan) 鍵。法製不健全、監管不到位，國有企業(ye) 一樣可能違背公共利益；在監管到位的情況下，民營企業(ye) 不一定不能進入特許經營。

　　八、關(guan) 於(yu) 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

　　國有資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資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當的高度，就會(hui) 產(chan) 生謬誤。結果是國有資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這是以不公平競爭(zheng) 和降低社會(hui) 經濟效率為(wei) 代價(jia)

　　國有資本運營的目標與(yu) 一個(ge) 個(ge) 國有企業(ye) 的目標是有差別的。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把國有資本運營的目標局限為(wei) “保值增值”，似是而非，很容易產(chan) 生誤導。

　　在決(jue) 定國有資本進與(yu) 退的時候，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發問：“在賺錢的行業(ye) 為(wei) 什麽(me) 要退？”國有資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資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當的高度，就會(hui) 產(chan) 生謬誤。例如，政府向國企大量輸送稀缺資源，構築壟斷地位；維持電信高收費；銀行在高利差和存款負利率的情況下繼續出台收費項目等都是資產(chan) 增值的辦法。結果是國有資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這是以不公平競爭(zheng) 和降低社會(hui) 經濟效率為(wei) 代價(jia) 。

　　國有資本的公共性，在投向上體(ti) 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一類投資是追求財務回報，以投資收益彌補社會(hui) 性赤字，保住社會(hui) 底線；另一類是實現公共目標。例如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引領社會(hui) 投資、推進科技進步和產(chan) 業(ye) 升級、保障經濟和國家安全、支持民生建設項目等。

　　再如，亞(ya) 洲金融危機時香港政府為(wei) 救股市，以上千億(yi) 港元敞開收購恒生指數股，在市場回升之後迅速有序退出，解散基金。上世紀60年代美國政府出資幾百億(yi) 美元實施阿波羅登月計劃，結果發展出了一個(ge) 完整的航天產(chan) 業(ye) ，至今保持領先地位。

　　這些都是國有資本實現公共目標和矯正市場失靈很好的案例。盡管在良好運作情況下，大多數可以獲得高倍率的回報，但政府投資的出發點則不是短期的保值增值，而是實現經濟社會(hui) 的公共目標。

　　九、政府與(yu) 企業(ye) 的親(qin) 與(yu) 疏

　　企業(ye) 按所有製和隸屬關(guan) 係被分成“三六九等”。在地方保護主義(yi) 還沒有解決(jue) 的情況下，所有製之間的不平等競爭(zheng) 在強化，兩(liang) 種很強的反市場競爭(zheng) 力量降低了經濟效率、抑製了發展的潛能

　　按企業(ye) 所有製成分和行政隸屬關(guan) 係區別政策，是改革過程遺留的問題，近年在某些方麵似乎在強化。

　　例如，不同所有製的企業(ye) 與(yu) 政府關(guan) 係有親(qin) 有疏，因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其中國有企業(ye) 處於(yu) 絕對強勢地位。

　　一是它屬“體(ti) 製內(nei) ”、有“行政級別”和從(cong) 政府那裏獲得稀缺資源的優(you) 勢。如獲得土地、礦產(chan) 等自然資源，獲得電網、電信等特許經營權，獲得政府投資項目的能力也最強。二是可以方便地獲得銀行貸款。國企產(chan) 出大約占三分之一，但獲得的銀行貸款約占70％。三是國企在一些上遊產(chan) 業(ye) 、基礎服務業(ye) 形成寡頭壟斷，獲得超額利潤。四是即便在競爭(zheng) 行業(ye) ，也有市場準入和行政審批兩(liang) 道門檻。一些重要產(chan) 業(ye) 的準入條件往往是為(wei) 大型企業(ye) “量身定製”；而行政審批則和與(yu) 政府的親(qin) 疏程度相關(guan) 。很多民營企業(ye) 因此被擋在門外，稱此為(wei) “玻璃門”。五是政府承擔了過多的建設職能，在既有國企之外，通過“融資平台”又建立了一批國有企業(ye) ，在基礎設施等領域民營企業(ye) 大都被擠了出去。

　　實際上企業(ye) 按所有製和隸屬關(guan) 係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央企具有最高的社會(hui) 地位和話語權，地方國企處於(yu) 次之地位；外資企業(ye) 有較強實力和話語權，受到國家和地方的青睞；民營企業(ye) 則處於(yu) 最為(wei) 不利的地位。

　　近年來，為(wei) “躲避風險”，國企更傾(qing) 向於(yu) 在內(nei) 部進行交易、形成配套。如為(wei) 發展電動車，央企在自己圈子內(nei) 組成聯盟，大手筆投資，建立產(chan) 業(ye) 鏈，對民營企業(ye) 形成了市場壁壘。銀行顯性或隱性地把民企看做不可信任的企業(ye) 群，為(wei) 規避“政治風險”，都有遠離民企的傾(qing) 向。再如，有的地方政府不惜直接出麵幹預，來“做大”國有企業(ye) ，甚至強製盈利的民營企業(ye) 被虧(kui) 損國有企業(ye) 兼並。在鋼鐵、煤炭、民航等領域屢屢出現民企被擠出的案例。

　　在地方保護主義(yi) 還沒解決(jue) 的情況下，所有製之間的不平等競爭(zheng) 在強化，兩(liang) 種很強的反市場競爭(zheng) 力量降低了經濟效率、抑製了發展的潛能。

　　十、關(guan) 於(yu) “國進民退”與(yu) “民進國退”

　　摘掉企業(ye) “所有製標簽”，消除“所有製鴻溝”，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將是生產(chan) 力的又一次解放

　　這個(ge) 爭(zheng) 論是沒有意義(yi) 的。作為(wei) 執政黨(dang) 和政府追求的絕不是誰進或誰退，而是鼓勵所有企業(ye) 公平競爭(zheng) ，都做強做大、所有資本資源都迸發出發展的潛能。

　　爭(zheng) 論的實質不是這個(ge) 問題的本身，而是競爭(zheng) 的公平性。在我國漸進式改革中曾不得不對不同所有製企業(ye) 區別對待、輪番政策調整的做法沒有及時改變，有些一直延續至今。

　　輿論、政府管理和涉及企業(ye) 的許多政策都打上了“所有製烙印”，包括已經上市的股權多元化的公眾(zhong) 公司，每家企業(ye) 都有一個(ge) “所有製標簽”，分作“體(ti) 製內(nei) ”和“體(ti) 製外”，並對其有親(qin) 有疏。這就在市場中形成了一條很深的“所有製鴻溝”。近來，這種對立在社會(hui) 上進一步情緒化，已經成為(wei) 經濟社會(hui) 穩定發展非常值得重視的體(ti) 製障礙。世界上幾乎沒有哪一個(ge) 市場經濟國家把“所有製”提到如此的高度，以致割裂市場。

　　不平等的競爭(zheng) 條件和政府對國企的幹預，使民企和國企都有諸多抱怨，都認為(wei) 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市場效率來源於(yu) 市場主體(ti) 的公平地位和機會(hui) 均等。從(cong) 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的角度看，法律規定範圍內(nei) 的各類資本都是國家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寶貴資源，應當受到公平的保護；各類資本投資的企業(ye) 都會(hui) 創造就業(ye) 和稅收，應當獲得平等的競爭(zheng) 地位。

　　隨著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和居民財產(chan) 性收入的積累，國有經濟的比重呈下降趨勢，有人開始擔心民營經濟發展是否已經碰到了“天花板”？麵對種種現象和輿論，民企發展到一定程度就缺乏安全感，移民和財產(chan) 向境外轉移的數量和規模日益上升。針對這些現象，有人提出，在我們(men) 的體(ti) 製和政策下能不能培育、容納和留住本土成長出來的李嘉誠、王永慶、郭鶴年和李秉哲？

　　我們(men) 正麵臨(lin)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重要的途徑是鼓勵創新創業(ye) 、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此時，非公經濟的發展至關(guan) 重要。多種所有製經濟公平競爭(zheng) 的理論觀點中央早已確認並闡明；國務院“老36條”、“新36條”也已發布多時，但進展十分有限。近來，有關(guan) 所有製的爭(zheng) 論反而再起。

　　上世紀90年代初，有關(guan) “姓資姓社”問題的突破，大大解放了思想，為(wei)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掃清了障礙，極大地調動了經濟增長潛力；今天，如果能摘掉企業(ye) “所有製標簽”，消除“所有製鴻溝”，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將是新時期生產(chan) 力的又一次解放。

　　十一、探索親(qin) 市場經濟的國有資產(chan) 實現形式

　　在一般領域，國有資產(chan) 實現方式的資本化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在確立“現代企業(ye) 製度是國有企業(ye) 改革方向”的同時，中央一直特別關(guan) 注的另一個(ge) 問題是國有資產(chan) 管理如何能與(yu) 市場經濟融合。早在1993年十三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就提出，“積極探索國有資產(chan) 管理和經營的合理形式和途徑”。1997年十五大進一步指出，“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chan) 力發展的公有製實現形式”。2002年十六大再次指出，“進一步探索公有製特別是國有製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進一步強調“積極探索國有資產(chan) 監管和經營的有效形式”。

　　迄今為(wei) 止，我們(men) 一直將國有經濟等同於(yu) 國有企業(ye) ，在產(chan) 業(ye) 領域把實物形態的“國有企業(ye) ”作為(wei) 國有經濟的唯一實現形式。盡管在部分市場失靈的領域仍有實際意義(yi) ，但隨著改革的深化，在一般領域繼續以擁有、管理和控製“國有企業(ye) ”群，作為(wei) 國有資產(chan) 實現形式，使企業(ye) 和政府不斷遇到各種困惑。

　　將經營性資產(chan) 資本化，選擇可以用財務語言清晰界定、計量，並具有良好流動性、可進入市場運作的具有公共性的資本化的實現形式，具有重要意義(yi) 。銀行業(ye) 國有資產(chan) 資本化管理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一般領域，國有資產(chan) 實現方式的資本化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一是國有資產(chan) 資本化意味著國家從(cong) 擁有、管理和控製國有企業(ye) ，轉向擁有和運作國有資本；意味著頂層國有企業(ye) 的整體(ti) 改製。持股機構與(yu) 投資的企業(ye) 建立股東(dong) 與(yu) 公司的關(guan) 係，政府不再控製和管理；企業(ye) 依法成為(wei) 獨立市場主體(ti) ，聚焦於(yu) 財務業(ye) 績，在董事會(hui) 指導下，在競爭(zheng) 中做強做大。這對政府和企業(ye) 都是又一次解放。

　　二是資本化的國有資產(chan) 具有良好的流動性，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將通過國有資本在行業(ye) 和企業(ye) 間的“有進有退”來實現。這種進退，原則上不影響企業(ye) 的經營範圍和業(ye) 務結構。

　　三是政府擺脫了與(yu) “國有企業(ye) ”關(guan) 聯關(guan) 係的掣肘，有助於(yu) 站在超脫地位，進行市場監管，提供公共服務；有助於(yu) 改變按所有製區分企業(ye) 的政策，公平地對待各類企業(ye) ，消除“所有製鴻溝”，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

　　四是國有資本可分作兩(liang) 種投向，兩(liang) 種運作機製。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國家委托專(zhuan) 業(ye) 投資控股機構投資運作，實現政府特定的公共目標。在一般領域的投資，委托專(zhuan) 業(ye) 的社會(hui) 性投資機構運作，追求更高的財務回報。兩(liang) 類投資各有明確的目標，有利於(yu) 提高效率。

　　五是國有資本投資收益通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主要用於(yu) 彌補體(ti) 製轉軌過程中必須解決(jue) 的那些需要公共財政支付的曆史欠賬，保障經濟社會(hui) 平穩轉型，並使“全民所有”回歸全民分享的本性。

　　六是國有資本預期功能主要通過市場運作實現，而不是以破壞市場機製為(wei) 前提。這就使國有資本具有“親(qin) 市場性”。規模較大的國有經濟的這種存在，原則上沒有扭曲市場的動因，而是維護市場的力量。

　　國有企業(ye) 改革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改革的任務並沒有完成。黨(dang) 的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以來中央對國有企業(ye) 改革的重大理論創新和指導方針是完全正確的。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ye) 改革，將為(wei) 體(ti) 製轉軌、實現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作者為(wei)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