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上提出了要建立“產(chan) 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ye) 製度。當時所講的現代企業(ye) 製度是指以市場經濟為(wei) 基礎，以完善的企業(ye) 法人製度為(wei) 主體(ti) ，以有限責任製度為(wei) 核心，以公司企業(ye) 為(wei) 主要形式，以產(chan) 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wei) 條件的新型企業(ye) 製度，其主要內(nei) 容包括：企業(ye) 法人製度、企業(ye) 自負盈虧(kui) 製度、出資者有限責任製度、科學的領導體(ti) 製與(yu) 組織管理製度。回過頭看，這應當是一個(ge) 重大的曆史進步，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為(wei) 國企改革指明了方向，為(wei) 我國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框架創造了必要前提，也推動了國有企業(ye) 改革的曆史性突破。

　　但近20年後的今天看，國有企業(ye) 改革的大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在我國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ti) 製框架、全社會(hui) 公共需求全麵快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在發生曆史性轉變的曆史新時期，國有企業(ye) 改革麵臨(lin) 著諸多的新矛盾、新問題。從(cong) 變化了的形勢出發，把建立完善的公共企業(ye) 製度作為(wei) 改革的新目標，實現國有企業(ye) 向公益性的回歸，對實現國企改革的新突破十分關(guan) 鍵。

　　改革開放走到今天，國有企業(ye) 的主要矛盾不是規模做不大，不是不能盈利，而是公益性嚴(yan) 重不足，改革應當確立建設公共企業(ye) 製度的新目標

　　現在人們(men) 評價(jia) 國有企業(ye) 改革的確是“冰火兩(liang) 重天”：有的說成績巨大，有的說比較失望，這兩(liang) 種看法都有比較可靠的數據支撐。說好的，的確國有企業(ye) 戰線盡管收縮了，但規模、利潤都上了大台階。2002-2010年，全國國企數量平均每年減少7500家左右，但同時，銷售收入年均增長18%，利潤年均增長23%。2002-2011年，中央企業(ye) 的資產(chan) 總額從(cong) 7.13萬(wan) 億(yi) 元增加到28萬(wan) 億(yi) 元，營業(ye) 收入從(cong) 3.36萬(wan) 億(yi) 元增加到20.2萬(wan) 億(yi) 元，這些成績的確無法否認。

　　說差的，也能夠毫不費力地找出證據。比如目前國有資本占絕對優(you) 勢地位的行業(ye) 主要在自然資源類產(chan) 業(ye) 等上遊產(chan) 業(ye) 或基礎領域。在石油石化、電力工業(ye) 和通信三大行業(ye) ，2009年國有資本占全部央企資本總額的68.13%。但這些領域的低質量、高價(jia) 格現象也很普遍，包括高管薪酬、員工薪酬畸形高、收租分紅比例低等問題也為(wei) 社會(hui) 所詬病。以基礎電信運營領域為(wei) 例，國有股占比為(wei) 71%，但截至2010年，我國寬帶上網平均速率排名全球第71位，不及美國、英國、日本等30多個(ge) 經濟合作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1/10，但是平均1兆每秒網速的接入費用卻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3-4倍。

　　客觀一點來看，如果比照過去所提的建立現代企業(ye) 製度這個(ge) 目標，成績是巨大的，國有企業(ye) 成為(wei) 市場主體(ti) 、競爭(zheng) 主體(ti) ，也實現了增值保值，應當說與(yu) 原來政策設計的初衷是一致的。但也要看到，國有企業(ye) 公益性不足也成為(wei) 突出的矛盾。

　　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一個(ge) 問題：未來國有企業(ye) 繼續扮演市場主體(ti) 、競爭(zheng) 主體(ti) 的角色好呢，還是作為(wei) 公共企業(ye) ，主要提供公益性服務好呢？

　　所謂公共企業(ye) ，是指持續存在的、以為(wei) 社會(hui) 提供具有公益性產(chan) 品和服務為(wei) 主要經營活動的、且具有一定盈利目標、受到政府特殊管製措施製約的組織化經濟實體(ti) 。建立公共企業(ye) 製度，擴大國有企業(ye) 的公益性，有望使我國的國有企業(ye) 改革獲得新的生命力，去的曆史性的新突破。

　　國有企業(ye) 作為(wei) 公共企業(ye) 更能夠反映社會(hui) 公眾(zhong) 對公益性服務的新要求

　　我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有一個(ge) 很大的變化就是公共教育、公共醫療、社會(hui) 保障、住房保障、公共就業(ye) 、環境保護等領域的公共產(chan) 品或準公共產(chan) 品需求全麵快速增長。而在這些領域的公共投入嚴(yan) 重不足，發展嚴(yan) 重滯後，從(cong) 而造成實際社會(hui) 福利水平難以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而同步提高。

　　放在這個(ge) 特定背景下就不難理解，為(wei) 什麽(me) 經營管理國有企業(ye) 的人認為(wei) 自己成績巨大，而老百姓並不買(mai) 賬。對於(yu) 一般老百姓來說，你國有企業(ye) 賺再多的錢、規模再增長幾倍，並不關(guan) 乎自己的福利提高。有時候相反，可能要支付更多的價(jia) 格去購買(mai) 國有企業(ye) 提供的產(chan) 品和服務。

　　過去我們(men) 說現代企業(ye) 製度是個(ge) 新東(dong) 西，那時候整個(ge) 國家缺少真正的企業(ye) ，今天真正的企業(ye) 一點都不缺，缺的是具有公共精神、社會(hui) 責任的公共企業(ye) 。就拿一段時期以來人們(men) 關(guan) 注的校車問題來說，許多國家由政府辦校車公司，寧願自己虧(kui) 損，也要保證學生們(men) 坐上最有安全保障的校車。美國是提倡市場自由的國家，但校車由聯邦、州以及地方政府共同管理校車服務。美國校車的安全係數是家庭轎車和公共汽車的40倍。我們(men) 看到國有企業(ye) 終於(yu) 開始盈利了，看到國有企業(ye) 規模擴張了，但令人擔憂的是，如果國有企業(ye) 都不願意更多地承擔公共責任，能夠鼓勵社會(hui) 資本去做虧(kui) 損的生意？

　　今天在變化了的形勢下，仍然把國有企業(ye) 改革的目標限定在現代企業(ye) 製度上，看不出國有企業(ye) 與(yu) 私營企業(ye) 有什麽(me) 區別，在操作上都是競爭(zheng) 主體(ti) 、市場主體(ti) ，都要擴張，都要盈利。與(yu) 現代企業(ye) 製度這個(ge) 目標相比，公共企業(ye) 製度這個(ge) 目標更能夠反映廣大社會(hui) 公眾(zhong) 的現實需求。

　　今天社會(hui) 公眾(zhong) 對國有企業(ye) 改革的真正訴求和期待，就是讓國有企業(ye) 成為(wei) 真正的公共企業(ye) ，把提高普遍福利作為(wei) 自己的主要目標追求，而不是把盈利和擴張放在首位。

　　國有企業(ye) 作為(wei) 公共企業(ye) 更能反映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要求

　　“十二五”時期，中央已確定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wei) 主線的改革發展思路。未來5-10年，能不能順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對我國邁向高收入階段十分關(guan) 鍵。國有企業(ye) 發展定位問題應當服從(cong) 於(yu)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ge) 大局。

　　第一，國有企業(ye) 作為(wei) 公共企業(ye) ，把普遍服務作為(wei) 自己的目標追求，大幅度加大公共產(chan) 品和準公共產(chan) 品領域的投資，解決(jue) 廣大居民在上學、看病、養(yang) 老、住房等方麵的後顧之憂，減輕中低收入者的負擔，有利於(yu) 創造良好的消費預期，實現由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轉型。

　　第二，國有企業(ye) 作為(wei) 公共企業(ye) ，把普遍服務作為(wei) 自己的目標追求，大幅度加大公共產(chan) 品和準公共產(chan) 品領域的投資，在城鄉(xiang)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對賦予農(nong) 民國民待遇，取消城鄉(xiang) 二元的戶籍製度，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至關(guan) 重要。未來5-10年，我國經濟轉型的巨大潛力在人口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的加快將為(wei) 服務業(ye) 的快速發展開辟巨大的空間，從(cong) 而為(wei) 我國實現由工業(ye) 主導向服務業(ye) 轉型創造十分有利的條件。

　　第三，國有企業(ye) 作為(wei) 公共企業(ye) ，把普遍服務作為(wei) 自己的目標追求，很重要的是進入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在這些方麵加大投資，其實就是大幅度提高我國的人力資本投入水平。這將為(wei) 我國實現由物質資本向人力資本主導的經濟轉型奠定重要基礎。我國能不能由人口大國轉變為(wei) 人力資本大國，對我國順利邁向高收入階段具有決(jue) 定性意義(yi) 。

　　國有企業(ye) 作為(wei) 公共企業(ye) 更能夠反映完善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新要求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強調理順政府與(yu) 市場關(guan) 係的同時，又再次強調“兩(liang) 個(ge) 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應當說，這給下一步國有企業(ye) 改革定位，完善市場經濟體(ti) 製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思想。在這一指導思想下，至少可以明確如下幾點：

　　第一，國有經濟和非公經濟並不是對立的關(guan) 係，不是簡單的“國進民退”或者“國退民進”，我們(men) 的市場經濟體(ti) 製完全可以兼容二者的發展，並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未來的改革方向是發展國有經濟和非公經濟的互補關(guan) 係，發揮二者各自的優(you) 勢，而不是讓二者對立起來爭(zheng) “地盤”。

　　第二，國有企業(ye) 作為(wei) 公共企業(ye) ，把普遍服務作為(wei) 自己的主要目標追求，才能把自己的優(you) 勢真正發揮好。我們(men) 常說國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現在的國有企業(ye) ，尤其是央企規模與(yu) 過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語，2011年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ye) 中，中央企業(ye) 有38家上榜。現在國家最大的事情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水平，確保國家穩定發展。在這些方麵，國有企業(ye) 潛在的優(you) 勢遠沒有發揮出來。

　　第三，國有企業(ye) 作為(wei) 公共企業(ye) ，把普遍服務作為(wei) 自己的主要目標追求，有利於(yu) 真正落實“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目前非公有製經濟不僅(jin) 是創造最多經濟產(chan) 出（約占GDP的70%）和就業(ye) 的部門，是最主要的增長引擎，而且也是創新最為(wei) 活躍的經濟部門（65%和專(zhuan) 利和75%的技術創新都來自非公經濟）。國有企業(ye) 主動追求社會(hui) 責任，就會(hui) 給非公經濟開辟更大的政策空間和製度空間。

　　第四，國有企業(ye) 作為(wei) 公共企業(ye) ，是強化了國有經濟的主體(ti) 地位和主導地位，並能夠將這個(ge) 主體(ti) 地位和主導地位植根於(yu) 公平可持續的市場經濟體(ti) 製框架內(nei) 。早在2008年，有測算表明，我國到2020年實現城鄉(xiang)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要投入6.42萬(wan) 億(yi) 。

　　再比如，國有資本在推動綠色轉型與(yu) 綠色增長方麵的空間相當大。“十一五”我國環境保護投入為(wei) 2.16萬(wan) 億(yi) 元，約占GDP的1.41%；但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顯示，當治汙投入占GDP的1.5%-2%時才能控製汙染，占GDP的2%-3%時才能改善環境質量。在我國資源環境產(chan) 權改革嚴(yan) 重滯後的條件下，民營經濟很難有積極性進軍(jun) 這些領域，新增國有資本理應在該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十二五”時期，國有資本積極參與(yu) ，使全國環保投入比“十一五”的投入至少增加1.5倍，達到5.4萬(wan) 億(yi) 元，有望使生態環境得到真正有效的改善。

　　如果國有資本能在上述公益性領域發揮作用，不僅(jin) 不會(hui) 削弱國有資本的控製力，反而有助於(yu) 強化國有資本主導地位，而且這種控製力是建立在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前提下，建立在社會(hui) 福利最大化的目標下，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為(wei) 有利，更具有可持續性。

　　第五，實現國有企業(ye) 改革目標從(cong) 現代企業(ye) 製度到公共企業(ye) 製度的升華

　　無論從(cong) 實踐上還是從(cong) 理論上，對我國國有企業(ye) 改革的方向性選擇提出新的要求。我國迫切需要從(cong) 基本國情出發，探索建立規範的公共企業(ye) 製度，並使之法定化，消除各種無謂的爭(zheng) 論。

　　從(cong) 實踐看，建立公共企業(ye) 製度應當從(cong) 解決(jue) 國有資本公益性不足的矛盾出發，確立三個(ge) 具體(ti) 目標：第一，新時期國有資本的主導作用，應當有利於(yu) 提高普遍福利水平，應當確立國有資本在提高普遍福利上的目標；第二，國有資本要發揮社會(hui) 穩定功能，需要帶頭進行收入分配改革，在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上有所作為(wei) ；第三，國有資本盈利的增加，不能主要服務於(yu) 國有資本規模的擴張，而應當服務於(yu) 公益性支出的增加。

　　國有企業(ye) 在提高普遍福利上的目標可以做這樣的定位：第一，與(yu) 我國2020年基本實現城鄉(xiang)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相銜接，規定新增國有資本配置在公共產(chan) 品領域的約束性指標，使公益性服務惠及農(nong) 村、落後地區和困難群體(ti) ，使新增國有資本投入到公益性服務上的比例不低於(yu) 60%；第二，確立基礎領域提高產(chan) 品服務質量、降低價(jia) 格的目標，倒逼國有壟斷行業(ye) 改革；第三，在同一行業(ye) ，區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環節，規定公益性環節國有資本最低配置比例目標，限製非公益性環節的國有資本投入。

　　國有企業(ye) 作為(wei) “社會(hui) 穩定器”的目標可以做這樣的定位：第一，控製行業(ye) 收入差距。根據2009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我國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ye) 的差距達11倍。這是一個(ge) 相對保守的數字，但即使是這個(ge) 數字也大大高於(yu) 國際的平均水平。例如，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業(ye) 工資差距，日本、英國、法國約為(wei) 1.6-2倍，德國、加拿大、美國、韓國在2.3-3倍之間。

　　考慮到我國行業(ye) 間工資差距的壟斷因素，“十二五”期間應重點控製壟斷行業(ye) 的過高收入。在這個(ge) 前提下，有可能將行業(ye) 差距縮小到7倍左右。第二，控製壟斷行業(ye) 工資的總收入。通過5-10年的努力，將壟斷行業(ye) 收入占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比例從(cong) 60%左右降低到40%以內(nei) 。第三，參考各行業(ye) 的平均標準，製定國有企業(ye) 高管薪酬標準。把壟斷行業(ye) 高管薪酬與(yu) 一般競爭(zheng) 性行業(ye) 的高管薪酬差距控製在30%以內(nei) 。

　　國有企業(ye) 正確處理盈利性和公益性的目標可以做這樣的定位：強化國有資本公益性，重要的途徑是通過對國有資本收租分紅，擴大公益性支出，使國有企業(ye) 分紅能夠逐步承擔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新增財力的30%-40%，即承擔2.8-3.7萬(wan) 億(yi) 元。國有企業(ye) “十二五”累計利潤預期為(wei) 10.8萬(wan) 億(yi) 元，要承擔起2.8-3.7萬(wan) 億(yi) 元的社會(hui) 福利建設新增支出，國有企業(ye) 分紅比例在“十二五”期間平均分紅率需要達到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