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2010年9月，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來北京參加中國與(yu) 世界銀行合作30周年座談會(hui) 時，提出一個(ge) 問題，世界銀行見證了中國30多年來從(cong) 一個(ge) 低收入國家成長為(wei) 中等收入國家的過程；而二戰後，世界上100多個(ge) 中等收入國家絕大部分不能夠發展成為(wei) 高收入國家，隻有10多個(ge) 國家發展成為(wei) 了高收入國家，其他國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表示希望中國能夠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佐利克於(yu) 是向中國領導人提出，能不能就此作一些研究。此後，中國建議，由中方和世界銀行共同來研究這一問題。後來，這一任務落到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研中心）身上。2012年2月28日，由中國財政部、國研中心和世界銀行聯合組織實施，耗時15個(ge) 月完成的題為(wei) 《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hui) 》的研究報告（以下簡稱：世行報告）發布。世行報告提出了中國到2030年之前的戰略抉擇，認為(wei) 中國經濟發展的六大戰略方向應為(wei) ：完成向市場經濟轉型；加快開放型創新步伐；推進綠色發展，變環境壓力為(wei) 綠色增長，使之成為(wei) 發展的動力；增進機會(hui) 均等，擴大麵向全民的衛生、教育和就業(ye) 服務；加強國內(nei) 財政體(ti) 係及其現代化；將中國的結構性改革與(yu) 國際經濟變化聯係起來，與(yu) 世界各國建立互利共贏關(guan) 係。世行報告會(hui) 議版本全文468頁，包含了一份主報告及五份專(zhuan) 題報告，幾乎涉及了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方方麵麵。其中，結構性改革部分由世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韓偉(wei) 森（Ardo Hansson）和國研中心企業(ye) 所副所長張文魁共同負責。報告提出，kaiyun官方地址有三大阻力，分別來自“既得利益者”、“因改革而短期內(nei) 利益受損者”，以及一些“觀點引領者”。

　　近日，就世行報告中關(guan) 於(yu) 中國未來的結構性改革等問題，記者對張文魁進行了專(zhuan) 訪。

　　張文魁提出，絕大部分國企都應該走民營化的道路，國企民營化改革會(hui) 有很大阻力，除了要進行意識形態創新之外，還必須有勇氣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我認為(wei) ，目前尋求改革共識，並不就是意味著需要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認同，不一定非要妥協，要看社會(hui) 大多數人對改革的支持與(yu) 否。當然，對於(yu) 國企民營化的受損者，也應該讓他們(men) 有合理可行的退出機製，比如補償(chang) 等。”

　　追趕型國家的發展模式

　　如果硬要說有中國模式的話，那它在很多方麵其實並沒有超出東(dong) 亞(ya) 模式，如通過權威政治保持較長時間的社會(hui) 穩定，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強大的產(chan) 業(ye) 幹預和要素引導能力，充分實行儲(chu) 蓄動員和資本積累，有效利用先發國家的技術、資本、管理、經驗和市場需求，同時還有吃苦耐勞的人民，等等。當然中國也有某些獨特的東(dong) 西，這主要就是中國在市場化的過程中仍然保留了龐大的國有部門。

　　記者：這兩(liang) 年，輿論關(guan) 於(yu) 中國模式的爭(zheng) 議頗多，事實上，中國模式的核心之一即為(wei) 政府對經濟的強勢主導。世行報告認為(wei) ，未來如果政府繼續這種強力幹預，會(hui) 損害技術效率和創新能力。應該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張文魁：從(cong) 世界範圍來看，中國經濟能夠在過去30多年裏保持快速發展，是一個(ge) 謎。一些人把它歸結於(yu) 中國模式。事實上，我認為(wei) ，中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有很多追趕型國家共同的東(dong) 西，可以歸結於(yu) 追趕型國家的發展模式。特別是東(dong) 亞(ya) 國家，它們(men) 的共同點比較明顯，一度被歸結為(wei) 東(dong) 亞(ya) 模式。如果硬要說有中國模式的話，那它在很多方麵其實並沒有超出東(dong) 亞(ya) 模式，如通過權威政治保持較長時間的社會(hui) 穩定，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強大的產(chan) 業(ye) 幹預和要素引導能力，充分實行儲(chu) 蓄動員和資本積累，有效利用先發國家的技術、資本、管理、經驗和市場需求，同時還有吃苦耐勞的人民，等等。

　　當然中國也有某些獨特的東(dong) 西，這主要就是中國在市場化的過程中仍然保留了龐大的國有部門，這是東(dong) 亞(ya) 其他國家所沒有的，世界上幾乎也沒有另外一個(ge) 高增長國家有一個(ge) 這樣的龐大國有部門。此外，中國多層級的地方政府體(ti) 係在市場機製引入之後所產(chan) 生的政府間競爭(zheng) ，也比較獨特，但主要還在於(yu) 市場機製發揮了巨大威力而不是政府職能發揮了巨大威力。

　　所以，除了國有部門這一點，中國過去的發展進展並沒有太多獨特的東(dong) 西，並不存在難解之謎。其實早在20世紀60年代，格申克龍（Gerschenkron）和羅森斯坦·羅丹（Rosenstein-Rodan）等經濟學家就總結了後發經濟體(ti) 實現快速發展的模式。即通過強有力的政府來直接幹預推動城市化和工業(ye) 化，克服市場失靈，推動生產(chan) 要素的積累。

　　即使是中國的國有部門，事實上在過去30多年裏也經曆了快速的萎縮，占中國工業(ye) 產(chan) 值的比例由80%下降到30%以下。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也就是國有部門快速萎縮的過程。當然，在工業(ye) 化的初期，建立一些國有企業(ye) 可以發揮較大的作用，國家可以利用國有企業(ye) 來動員巨大的資源，在國家發展的某些階段來快速建立一個(ge) 工業(ye) 體(ti) 係和某些重要工業(ye) 部門，這一現象在一些資本主義(yi) 國家也存在。

　　總體(ti) 而言，很難說有一個(ge) 獨立的中國模式，也不存在中國之謎。

　　再來看一看東(dong) 亞(ya) 的追趕型經濟體(ti) ，就可以發現它們(men) 到了一定發展階段之後隻能有兩(liang) 種選擇：要麽(me) 固守過去的模式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麽(me) 摒棄過去的模式而轉向創新驅動和效率提升進而邁向高收入社會(hui) 。中國應該如何抉擇豈不是很清楚？

　　必須要對國有部門進行根本性的改造

　　在賣力追趕階段，增長並不太依賴技術效率和自主創新，而是依賴資源動員和要素投入，日本有過所謂的“傾(qing) 斜生產(chan) 方式”，其實就是表達這種意思，國有企業(ye) 在這個(ge) 時期應該是較好的資源動員和要素投入平台，可以更好地實現“傾(qing) 斜”。但從(cong) 經濟增長的可持續來看，必須要加大對技術效率和自主創新的依賴，也必須要加大對市場機製的依賴，這個(ge) 時候，“傾(qing) 斜”就會(hui) 成為(wei) 一個(ge) 不好的東(dong) 西。

　　記者：能不能對中國龐大的國有部門與(yu) 時俱進地進行市場化改造，以實現國有企業(ye) 與(yu)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有機結合？

　　張文魁：國有企業(ye) 實現與(yu)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有機結合，這是一個(ge) 奇妙的、豪邁的設想。我隻能說，這不可能。國有企業(ye) 在工業(ye) 化的早期為(wei) 什麽(me) 還能發揮一些積極作用？因為(wei) 在賣力追趕階段，增長並不太依賴技術效率和自主創新，而是依賴資源動員和要素投入，日本有過所謂的“傾(qing) 斜生產(chan) 方式”，其實就是表達這種意思，國有企業(ye) 在這個(ge) 時期應該是較好的資源動員和要素投入平台，可以更好地實現“傾(qing) 斜”。

　　但從(cong) 經濟增長的可持續來看，必須要加大對技術效率和自主創新的依賴，也必須要加大對市場機製的依賴，這個(ge) 時候，“傾(qing) 斜”就會(hui) 成為(wei) 一個(ge) 不好的東(dong) 西。國有企業(ye) 即使在過去30多年裏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但這也是以市場機製的不斷引入為(wei) 基礎的，而在市場機製不斷引入的過程中，國有部門在經曆不斷的重組並導致了大量的成本。

　　早在上世紀80年代，科爾內(nei) 的軟預算約束理論就被廣泛引用，大家都知道國有企業(ye) 在市場中的軟預算約束問題，於(yu) 是大家下決(jue) 心停止國有企業(ye) 虧(kui) 損補貼，同時幫助國有企業(ye) 卸包袱和轉機製，並製訂破產(chan) 法，試圖通過這些改革來硬化國有企業(ye) 的預算約束。經過一段時間，許多人都歡呼雀躍，認為(wei) 我們(men) 成功了。果然是這樣的嗎？其實根本不是，隻不過過去的軟預算約束表現為(wei) 國家對國企的經營性虧(kui) 損進行補貼，而現在則變為(wei) 國家對過度投資國企的資本性支出的支持和各種經濟資源的傾(qing) 斜性注入，同時陷入經營困難的國企仍然需要國家動用公共資源來救助。

　　即使在產(chan) 品市場，國有企業(ye) 的競爭(zheng) 也是不完全的，而在要素市場則麵臨(lin) 更多扭曲，控製權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開放的，我們(men) 能說國有企業(ye) 實現了與(yu) 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這些問題，在國家所有製的框架裏無法找到根本性的解決(jue) 辦法。更何況，國有企業(ye) 有著天然的政商聯接，這對於(yu) 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hui) 的核心要素平等，是一種傷(shang) 害。因此，要建立完善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和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社會(hui) ，就必須要對國有部門進行根本性的改造。

　　轉向內(nei) 生平衡增長模式必須以民營企業(ye) 為(wei) 主體(ti)

　　在未來20年裏，中國的經濟增長沒有辦法像過去30多年那樣依賴要素投入的不斷增加，因為(wei) 不但人口紅利在消失，而且資本積累也已經太高從(cong) 而導致了嚴(yan) 重的結構失衡，技術和管理的直接引進和複製拷貝的空間也大為(wei) 收縮，因此我們(men) 必須轉向一種新的增長模式，我們(men) 可以稱之為(wei) 內(nei) 生平衡增長模式。

　　記者：應該如何理解當下的國企改革？

　　張文魁：過去的30多年，中國經濟基本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長率。這種增長是如何取得的？從(cong) 經濟學上分析，主要是兩(liang) 個(ge) 方麵的作用，一方麵是通過生產(chan) 要素投入的不斷增加，另一方麵是提高生產(chan) 要素的使用效率。這兩(liang) 方麵共同構成了中國經濟增長點基礎。

　　生產(chan) 要素投入好理解，主要是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要素的投入。中國巨大的人口紅利和有效的資本積累都幫助了要素投入的持續增加。而生產(chan) 要素使用效率提高，則包含配置效率提高和技術效率提高兩(liang) 個(ge) 方麵。

　　過去30多年裏，配置效率和技術效率的提高都非常明顯，例如我們(men) 可以明顯發現重要的生產(chan) 要素從(cong) 低效率部門轉入高效率部門的趨勢，一般認為(wei) 農(nong) 業(ye) 部門是低效率部門，而工業(ye) 部門是高效率部門。過去30多年，大量的農(nong) 村勞動力和農(nong) 業(ye) 土地轉移到工業(ye) 部門，所以生產(chan) 要素的使用效率大為(wei) 提高，而技術效率的提高也不難，因為(wei) 我們(men) 可以大量直接引進和複製改進發達國家已有的工藝技術和組織管理等。

　　此外，原來國有部門占用了大量的經濟資源和重要要素，但是國有部門卻在不斷萎縮，因此大量重要的要素從(cong) 國有部門轉移到了民營部門，也提高了配置效率。因此你可以看到，國企改革的推進，資源和要素從(cong) 國有部門向民營部門轉移，是有利於(yu) 經濟增長的。

　　但需要高度關(guan) 注的是，在未來20年裏，中國的經濟增長沒有辦法像過去30多年那樣依賴要素投入的不斷增加，因為(wei) 不但人口紅利在消失，而且資本積累也已經太高從(cong) 而導致了嚴(yan) 重的結構失衡，技術和管理的直接引進和複製拷貝的空間也大為(wei) 收縮，因此我們(men) 必須轉向一種新的增長模式，我們(men) 可以稱之為(wei) 內(nei) 生平衡增長模式。

　　在這樣的模式下，需要更多地依賴內(nei) 生的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提升。很顯然，要實現內(nei) 生平衡增長，一個(ge) 富有活力、效率日益提高的企業(ye) 部門是關(guan) 鍵，而這必須要以民營企業(ye) 為(wei) 主體(ti)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國有部門進行新一輪的改造是無法回避的。新一輪國有部門的改造，應該實現國有部門的顯著收縮，這主要應該通過國有企業(ye) 的民營化來實現。

　　記者：當前民營企業(ye) 仍然受到很多掣肘，與(yu) 國企之間的競爭(zheng) 並不平等，特別是在很多領域，國企牢牢掌握著控製權，如何才能破解這一格局？

　　張文魁：正因為(wei) 此，國企改革必須成為(wei) 中國未來20年結構性改革的關(guan) 鍵議題。

　　國有部門是一個(ge) 低效部門，這是無法否認的，所有嚴(yan) 肅的研究都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關(guan) 於(yu) 效率衡量，國際上最通用的指標有兩(liang) 個(ge) ，一個(ge) 是采用ROE（淨資產(chan) 回報率）。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年報的數據來算，國有企業(ye) 淨資產(chan) 回報率明顯地低於(yu) 民營企業(ye) ，也低於(yu) 外資企業(ye) 。2003年的時候國企和民企的這個(ge) 指標還差不多，民企13%，國企12%；2007年國有企業(ye) 淨資產(chan) 回報率略微高於(yu) 15%，民營企業(ye) 已經是23%了，非常平穩地上升。2009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稍微有點下跌，但這兩(liang) 條線差距越來越大。

　　還有一個(ge) 是采用TFP（全要素生產(chan) 率）指標來衡量效率。幾乎所有經得起推敲、具有引用價(jia) 值的研究都顯示，國有企業(ye) TFP的全要素生產(chan) 率遠遠低於(yu) 民營企業(ye) ，過去30年國有企業(ye) TFP年均增長大概1.5%，而民營企業(ye) 是4.5%。

　　無論是ROE指標，還是TFP的指標，在過去十年國有企業(ye) 發展壯大最快最明顯的時期，都遠遠低於(yu) 民營企業(ye) 。

　　國有部門占有了與(yu) 其效率和規模不相稱的要素，而且往往以相對低廉的價(jia) 格來占有。要轉向內(nei) 生平衡增長，就要讓更多的資源流入民營部門，就要削減國有企業(ye) 的規模。盡管從(cong) 統計數據來說，國有部門在自然收縮，國有企業(ye) 在中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不斷下降，過去10年裏這主要是因為(wei) 民營企業(ye) 的發展速度比國有企業(ye) 快造成的。但是，這還遠遠不夠，下一步我們(men) 必須主動削減國有部門的規模，這樣才能更快地減少資源配置的扭曲和市場競爭(zheng) 的不平等，才能更順利地轉向內(nei) 生平衡增長模式。

　　絕大部分國企都應民營化

　　上世紀90年代最後幾年和本世紀最初幾年，一大批國企就實行了民營化改革。當然，那時的民營化幾乎是一種應付國有部門困境的應急性政策，所以容易搞運動，容易走偏，出現了國有資產(chan) 流失的問題。但後來，關(guan) 於(yu) 民營化改製方麵的政策逐步完善，操作上就越來越規範了。推行新一輪民營化，完全可以避免大規模的國有資產(chan) 流失，相信會(hui) 達到較好效果。

　　記者：有觀點認為(wei) ，事實上，國企也應該有區分，比如是否應該區分為(wei) 公益性質的國有企業(ye) 和競爭(zheng) 性領域的國有企業(ye) 。你認為(wei) ，國企改革應該遵從(cong) 何種路徑？

　　張文魁：我認為(wei) 絕大部分國企都應該走民營化的道路，中小型的國有企業(ye) 可以選擇整體(ti) 出售的辦法。而那些大型、特大型的國企，可以實現股權多元化，國家持有一定的國有股，這將是未來國企改革的方向。純粹的國有企業(ye) ，隻能在極少數特殊領域存在，譬如說提供重要公共產(chan) 品和普遍性服務的領域，以及真正關(guan) 係國家安全的領域，而其他領域的國企都可以民營化。在民營化的過程中，盡管國有企業(ye) 將逐漸成為(wei) 曆史，但可以在較長時期保留一個(ge) 現代化的、具有較強流動性和合理回報率的國有資產(chan) 組合， 這個(ge) 國有資產(chan) 組合應該用完善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來納入到國家預算體(ti) 係當中，並能惠及國民。

　　一些人會(hui) 質疑，民營化之路在中國走得通嗎？回答是肯定的。事實上，在上世紀90年代最後幾年和本世紀最初幾年，一大批國企就實行了民營化改革。當然，那時的民營化幾乎是一種應付國有部門困境的應急性政策，所以容易搞運動，容易走偏，出現了國有資產(chan) 流失的問題。但後來，關(guan) 於(yu) 民營化改製方麵的政策逐步完善，操作上就越來越規範了。推行新一輪民營化，不但完全可以避免大規模的國有資產(chan) 流失，而且在促進企業(ye) 的穩健經營和改善企業(ye) 的公司治理方麵都有更加成熟的經驗，相信會(hui) 達到較好效果。

　　不過，國企民營化改革也會(hui) 有很大阻力，除了要進行意識形態創新之外，還必須有勇氣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我認為(wei) 目前尋求改革共識，並不就是意味著需要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認同，不一定非要妥協，要看社會(hui) 大多數人對改革的支持與(yu) 否。當然，對於(yu) 國企民營化的受損者，也應該讓他們(men) 有合理可行的退出機製，比如補償(chang) 等。

　　記者：世行報告認為(wei) ，國有企業(ye) 控製著幾大戰略性產(chan) 業(ye) ，而因為(wei) 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幹預的領域，中國政府卻一度有所退出。請問，這種控製出於(yu) 何種考慮？你是如何看待政府的產(chan) 業(ye) 幹預和產(chan) 業(ye) 政策這一問題的？

　　張文魁：2006年，國務院有關(guan) 部門出台了一個(ge) 產(chan) 業(ye) 清單，規定國有經濟對軍(jun) 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7個(ge) 行業(ye) 保持“絕對控製力”。此外，國有經濟要對裝備製造、汽車、信息技術、建築、鋼鐵、有色金屬和化工產(chan) 業(ye) 這些基礎或支柱產(chan) 業(ye) 保持“較強控製力”。

　　但是我認為(wei) ，這個(ge) 產(chan) 業(ye) 清單太長，很多競爭(zheng) 性行業(ye) ，都不需要國有企業(ye) 來控製。根據最近的研究，國企幾乎存在於(yu) 所有的競爭(zheng) 行業(ye) 中，甚至在批發貿易、零售和餐飲業(ye) 。我們(men) 認為(wei) ，鋼鐵、化工、汽車、裝備製造，這些產(chan) 業(ye) ，國企完全可以退出。無論是央企，還是地方國資，都應該進行清理，比如2011年上海家化國資退出的例子，就是國資成功退出的典範。

　　我認為(wei) ，廣泛的產(chan) 業(ye) 幹預、龐大的國有部門、強行的要素控製，構成了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yi) 的三大基石。在中國，這三個(ge) 東(dong) 西都顯而易見。

　　就中國的產(chan) 業(ye) 政策而言，至少從(cong) 兩(liang) 方麵來說是不成功的。首先，產(chan) 業(ye) 的實際發展往往與(yu) 政府的初衷不一致。有些時候，政府要重點發展的行業(ye) 卻沒有發展起來，另外一些時候這些行業(ye) 發展了，卻慢於(yu) 政府規劃的時間表。此外，還有一些未被選為(wei) 重點扶持對象的產(chan) 業(ye) 蓬勃發展，如湖南長沙的工程機械工業(ye) 集群。盡管這樣，在賣力追趕階段，產(chan) 業(ye) 政策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轉入內(nei) 生平衡增長模式，就必須要摒棄產(chan) 業(ye) 幹預，極大地簡化產(chan) 業(ye) 政策。同時，應該放棄強行的要素控製。說穿了，就是要有勇氣終結國家資本主義(yi) 。

　　國企紅利上繳比例有必要提高到30%左右

　　國企揮霍現金的做法必須要解決(jue) ，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國企所有權多元化和公司治理商業(ye) 化的基礎上，建立正式的、完善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製度，其目的是根據企業(ye) 情況進行合理分紅，讓董事會(hui) 製定合適的分紅比例，同時形成國企出售和國有股減持的正常機製，並將所有收支情況和資產(chan) 組合情況納入全國人大的監督和審議範圍。從(cong) 這個(ge) 角度而言，提高國企分紅盡管是一個(ge) 重要問題，但不是核心問題，國企的核心問題還是產(chan) 權民間化、治理商業(ye) 化。

　　記者：現在許多人都非常關(guan) 注國企分紅問題。增加國企分紅是不是可以成為(wei) 國企深化國企改革的突破口？

　　張文魁：對於(yu) 國企分紅，國家目前有統一的規定。2008年前，國有企業(ye) 隻上繳稅收，不上繳紅利。自2008年開始，在建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製度的呼聲下，國企最終告別了13年不繳紅利的曆史。按照有關(guan) 規定，目前國企紅利上繳比例分別為(wei) 15%、10%、5%和0.我認為(wei) ，這個(ge) 比例可以提高，譬如到30%左右是有必要的，並且是可以承受的。

　　目前，國企內(nei) 部人掌握了大量現金流，所以過度投資和盲目擴張非常嚴(yan) 重，國企揮霍現金的做法必須要解決(jue) 。但更加重要的是，要在國企所有權多元化和公司治理商業(ye) 化的基礎上，建立正式的、完善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製度，其目的是根據企業(ye) 情況進行合理分紅，讓董事會(hui) 製定合適的分紅比例，同時形成國企出售和國有股減持的正常機製，並將所有收支情況和資產(chan) 組合情況納入全國人大的監督和審議範圍。從(cong) 這個(ge) 角度而言，提高國企分紅盡管是一個(ge) 重要問題，但不是核心問題，國企的核心問題還是產(chan) 權民間化、治理商業(ye) 化。

　　記者：現在有共識，就是大企業(ye) 和小企業(ye) 、國企和民營企業(ye) 應該有公平的競爭(zheng) 環境，事實上現在並不公平，你認為(wei)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什麽(me) ？也有政策在規範，但是好像失靈了，這是何種原因造成的？

　　張文魁： 事實上，早在10多年前，國家就提出民企和國企建立平等競爭(zheng) 、優(you) 勝劣汰的機製。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guan) 於(yu) 鼓勵支持和引導個(ge) 體(ti) 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部以促進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為(wei) 主題的中央政府文件，因文件內(nei) 容共36條，這份文件通常被簡稱為(wei) “非公36條”。“非公36條”頒布5年之後，國務院於(yu) 2010年5月再次發布了“國務院關(guan) 於(yu) 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幹意見”，簡稱為(wei) “新36條”。

　　但是這些政策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為(wei) 什麽(me) ？我覺得，中國隻要有龐大的國有部門存在，就不可能存在平等競爭(zheng) 、優(you) 勝劣汰的競爭(zheng) 機製。因為(wei) 龐大的國有部門存在，完善的市場機製就不可能存在。這是因為(wei) ，隻要龐大國企存在，對政府來說，國企就是“親(qin) 兒(er) 子”，而民企隻能是“幹兒(er) 子”，政府就會(hui) 認為(wei) ，打虎親(qin) 兄弟，上陣父子兵，總是會(hui) 分個(ge) 親(qin) 疏，再加上國企與(yu) 政府之間天然的“政商聯接”，民企與(yu) 國企之間不可能有平等的地位。

　　因此，要給民營企業(ye) 平等的地位，必須要改革國有部門。現在不管是給民企三十六變，還是給它七十二變，它都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所以由此來看，“新36條”即便是在今年出台了操作細則，其作用也不會(hui) 太大，我個(ge) 人並不給予太大希望。當然，民營部門自身也要改變和提升，比如增強自己的守法意識和合規意識。

　　事實上，當前，一些民營企業(ye) 為(wei) 了搶奪經濟資源和商業(ye) 機會(hui) ，可能會(hui) 采取不理性、不合法的方式，這樣整個(ge) 經濟就會(hui) 出現“政商聯接”大競賽和資源爭(zheng) 搶大競賽，而不是效率提升和自主創新大競賽。不過民企的缺陷是可以解決(jue) 的，而國企的缺陷是無法解決(jue) 了。總體(ti) 而言，若沒有國企的民營化改革，就不會(hui) 有平等競爭(zheng) 的市場體(ti) 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