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企改革的曆史演進

　　1978年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後，中國經濟體(ti) 製在改革探索中逐步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其中國有企業(ye) 開始了漫長而崎嶇的改革曆程。國企改革至今大體(ti) 上可劃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放權讓利”。從(cong) 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時間跨越6年左右。期間，1983年國有企業(ye) 向政府上繳利潤由利潤所得稅代替，即“利改稅”。但由於(yu) 稅率過高（達到55%），企業(ye) 交不上稅，“利改稅”政策到1986年底無法繼續實行，“利改稅”不成功。

　　第二階段是1986年12月國務院提出的企業(ye) 承包經營責任製，即常說的“承包製”。但承包製的最大缺陷是有激勵而嚴(yan) 重缺乏約束，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了，但所有者缺位，所有權不能約束經營權，造成了經營者濫用經營自主權謀取私利或小集體(ti) 利益，大量出現“內(nei) 部人控製”現象，進而造成了國有資產(chan) 隨著承包周期變化而不斷流失。

　　第三階段是1993年起至今，主要目標是建立現代企業(ye) 製度，同時進行的還有確立國有資產(chan) 管理新體(ti) 製、國有企業(ye) 戰略布局調整和企業(ye) 股權多元化改革等。現代企業(ye) 製度的特征是：產(chan) 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從(cong) 此，國有企業(ye) 改革進入製度創新階段。在國企改革的第三階段，為(wei) 了解決(jue) 國有企業(ye) 所有者缺位問題，2003年國務院成立國資委，到2004年6月，全國31個(ge) 省（區、市）和新疆生產(chan) 建設兵團國資委全部成立，此後地（市）級國有資產(chan) 監管機構也陸續組建起來。“三級”政府國有資產(chan) 監管機構在國有資產(chan) 保值增值、推動大型國企（特別是央企）發展、推進國有大中型企業(ye) 建立現代企業(ye) 製度等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國企改革的成績及現狀

　　曆經三十多年的改革和發展，國有企業(ye) 已有一係列重大變化。從(cong) 國企數量來看，從(cong) 1998年到2008年，國有企業(ye) 戶數從(cong) 原來的23.8萬(wan) 戶減少到11.4萬(wan) 戶，減少了一半多。國有資本逐步向關(guan) 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ye) 和關(guan) 鍵領域集中，向大企業(ye) 集中，截至2008年大型企業(ye) 戶數占國有企業(ye) 總數的48%（在2000年這一比例不足10%）。在此基礎上實現的利潤增長超過20倍。2010年《財富》雜誌載文，說大陸有46家企業(ye) 進入世界500強，其中有40家為(wei) 國有企業(ye) ，在40家國有企業(ye) 中有29家是央企。大家一般認為(wei) 近些年國有企業(ye) 體(ti) 現著在關(guan) 鍵領域對國民經濟的控製力和影響力。

　　①本表數據匯編範圍為(wei) 國務院國資委監管企業(ye) 、79個(ge) 中央部門（單位）和全國36個(ge) 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各級政府直接投資的非金融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e) （集團）52859家，所屬三級及三級以上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e) 11.4萬(wan) 戶，以下簡稱國有企業(ye) ；

　　②中央國有企業(ye) 包括國務院國資委監管企業(ye) 和中央部門管理企業(ye) ，下同。

　　三、現階段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爭(zheng) 論的焦點

　　國有企業(ye) 改革是經濟體(ti) 製改革最重要的領域之一，同時困難最大、爭(zheng) 議最多。公眾(zhong) 記憶猶新的是2004年由“郎顧之爭(zheng) ”而引發的國企改革大討論。這場爭(zheng) 議的焦點是如何看待產(chan) 權改革中“國有和集體(ti) 資產(chan) 的嚴(yan) 重流失”，以及如何看待國有或集體(ti) 企業(ye) 的管理層收購（MBO）現象。中國經濟界幾乎所有重量級學者都紛紛發表自己的觀點，論戰的經濟學家大致分成兩(liang) 派：“挺郎”一方以左大培、楊帆等人為(wei) 代表；而不讚成郎鹹平主要觀點的有吳敬璉、張維迎及周其仁等。此外法學界及史學界的著名學者也在這場論戰中各自從(cong) 專(zhuan) 業(ye) 角度表達了觀點。

　　這場爭(zheng) 論伴隨著國企改革的深化一直持續到現在，十七大以來尤其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過後，對於(yu) 國企的批評越來越多，關(guan) 於(yu) 國企改革的爭(zheng) 議也更激烈了。

　　1.對國企改革方向的爭(zheng) 議

　　從(cong) 黨(dang) 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報告到黨(dang) 出台的重大經濟文件和國務院重大決(jue) 策，都方向性地提出堅持“兩(liang) 個(ge) 毫不動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重申了這一點：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

　　未來國企改革將走向何方？現將經常在主流媒體(ti) 發表觀點的學者專(zhuan) 家（主要是經濟學家）的觀點略列如下，按照敘述的方便排序，不分先後。另，每位專(zhuan) 家的觀點篇幅按照筆者能夠搜集到的他們(men) 的最新公開言論（發表的文章、微博或演講，且能夠代表其一貫的主張）而提煉整理出來：

　　劉國光近期在《人民論壇》上發表的文章《不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方向的改革同樣是死路一條》中指出：當前不能簡單地重複“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應強調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方向的改革，不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方向的改革也是死路一條。要堅持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毫不動搖地發展公、私兩(liang) 種經濟；要延緩“公”降“私”升的速度和程度，阻止化公為(wei) 私的所有製結構轉換過程，堅決(jue) 製止目前借反壟斷來瓜分國有企業(ye) 的浪潮。而他堅持這一觀點的理由是：三十多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除了與(yu) 個(ge) 人因素（能力、教育、培訓機會(hui) 和健康）相關(guan) 外，顯然還與(yu) 所有製結構變化以及“公”降“私”升和化公為(wei) 私的過程有關(guan) 。調整當前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要多方入手，但最根本的是堅持財產(chan) 製度的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隻要堅持公有製占主體(ti) 地位，就可以避免兩(liang) 極分化。

　　左大培認為(wei) 中國的國企改革大致可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第一個(ge) 階段的改革基本上是在公有製的範疇之內(nei) ，進行企業(ye) 經營管理模式的改變；第二個(ge) 階段是1996年之後，這一階段的改革變成了一場“私有化運動”。對於(yu) 第二個(ge) 階段他持否定和批判態度。他認為(wei) 對於(yu) 我們(men) 國家，從(cong) 文化倫(lun) 理角度而言是社會(hui) 低信任度的國家，這種國家隻有兩(liang) 條路可走：要麽(me) 單純依賴私營企業(ye) 而永遠處於(yu) 不發達的狀態，要麽(me) 以國有經濟、國有企業(ye) 帶動經濟發展而變為(wei) 發達國家。中國需要大量的國有經濟是因為(wei) ，中國千年以來積存的文化特征，使中國的私營企業(ye) 難以擺脫家族主義(yi) 的束縛，不同家族的人互不信任，私營部門無法有效地學習(xi) 和開發現代化的生產(chan) 技術，也無力發展私營大企業(ye) ，使得技術進步和大企業(ye) 的發展必須借助國有經濟。

　　從(cong) 要保證公有經濟或者國有企業(ye) 的主體(ti) 地位這一點上來看，劉國光和左大培的觀點基本一致。

　　張維迎不這樣認為(wei) ，他稱國企改革第一個(ge) 要做的事情就是“私有化”，他認為(wei) 國有企業(ye) 已經成為(wei) 未來中國進一步成長的最主要的障礙之一，他希望在5到10年內(nei) ，將國有企業(ye) 的比重降到10%左右。對於(yu) 中國經濟的轉軌尤其是增長模式的轉變，他分別從(cong) 亞(ya) 當·斯密和凱恩斯兩(liang) 種理論視角進行解讀。亞(ya) 當·斯密的理論認為(wei) 財富和經濟的增長遵循一個(ge) 正循環：財富和經濟的增長源自於(yu) 技術進步和創新，而後者又依賴於(yu) 分工（有分工才有專(zhuan) 業(ye) 化，專(zhuan) 業(ye) 化促成專(zhuan) 心致誌的研究和開發，最終才有發明創造），而分工深度由市場交易和規模決(jue) 定，而市場規模的擴展本身導致分工提升，導致技術進步，進而導致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再進一步提升市場的規模。

　　凱恩斯的理論認為(wei) ，經濟增長的模式是GDP等於(yu) 消費加投資加淨出口（俗稱“三駕馬車”），如果願意的話也可以加政府支出。GDP的增長靠“三駕馬車”，出口不行靠投資，投資不行靠消費。

　　對於(yu) 轉型、發展民企還是國企，如果用凱恩斯理論的話，不管國有企業(ye) 、民營企業(ye) ，隻要有需求就好，在法律製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增加總需求最好的辦法就是利用國有企業(ye) ，金融危機後中國四萬(wan) 億(yi) 經濟刺激當中大量的貸款都留給了國有企業(ye) ；從(cong) 亞(ya) 當·斯密角度看這些國有企業(ye) 本身是沒有創新的動力，因而無法真正促進財富和經濟的增長。

　　針對最近頻繁出現在媒體(ti) 上的國企改革“私有化”，華生連續在微博上發表文章反駁。他說當今國企的體(ti) 製十分荒唐，亟需改革，但是私有化分掉國企的股份，企業(ye) 必落入原高管家族與(yu) 官僚權貴手中，使中國重蹈俄羅斯私有化的覆轍。華生作為(wei) “價(jia) 格雙軌製”理論的主要貢獻人之一，認為(wei) 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進行到現在，麵臨(lin) 的都是具體(ti) 問題。推進國企改革要凝聚共識，從(cong) 共識最多的地方開始起步，而產(chan) 品價(jia) 格市場化包括要素價(jia) 格市場化是解決(jue) 問題的突破口，比如電價(jia) 等關(guan) 鍵性資源能源產(chan) 品價(jia) 格的市場化。

　　吳敬璉一直強調要堅持政治體(ti) 製和經濟體(ti) 製相互配合的改革，使市場發揮對資源配置和價(jia) 格形成的基礎性作用，消除行政部門的微觀幹預，他認為(wei) 現代市場經濟需要法治來保障，特別是對產(chan) 權的保護。應對行政壟斷國企進行改革，國企應該繼續“退”，而不是“進”。他認為(wei) 目前的貧富差距產(chan) 生的原因有兩(liang) 項，一是腐敗，二是壟斷，這都和政府權力有關(guan) 。我們(men) 的壟斷不是經濟自由競爭(zheng) 的結果，而是行政權力造成的。要靠改革開放建立一個(ge) 好的體(ti) 製，在這樣的體(ti) 製基礎上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能不能實現發展模式的轉型，取決(jue) 於(yu) 各方麵的努力，而這裏麵界定清楚政府的職能很重要。

　　對國有企業(ye) 股份製改革理論作出主要貢獻的厲以寧認為(wei) 國有企業(ye) 和民營企業(ye) 各有製度創新的優(you) 勢，二者可以合作共贏。但是他認為(wei) 目前存在的行業(ye) 壟斷是國企和民企共同發展創新的障礙。行業(ye) 壟斷是計劃經濟體(ti) 製延續下來的做法，是阻礙國企創新的重要原因。國有企業(ye) 隻有在自主創新方麵做出優(you) 異的成績才能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他指出為(wei) 什麽(me) 要有國有企業(ye) 的原因是國有企業(ye) 有義(yi) 務保證國家戰略的實現。如果把這點認識好了我們(men) 對國有企業(ye) 改革的發展問題就清楚了。

　　拋開國企改革方向性的差異，各方專(zhuan) 家都認為(wei) 下一步國企深化改革，應注重相關(guan) 法律建設。用法律去監管和規範國企的管理、改製、重組和上市。立法隻是基礎，有關(guan) 法學家認為(wei) ，目前國企改革最亟須的其實不隻是法律條文，更重要的是在國企管理及改革的每一個(ge) 環節，認真執行相關(guan) 法律規定。

　　2.國有企業(ye) 是否存在壟斷問題

　　吳敬璉認為(wei) 國企存在壟斷並應該改革。他認為(wei) ，目前在一些很重要的部門存在著行政壟斷，這是跟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要求不符的。針對反壟斷應該隻反那些不好的壟斷，對於(yu) 好的壟斷（“有利於(yu) 國家的壟斷”）則不能反的說法，他指出，這樣一來，一個(ge) 企業(ye) 的壟斷應不應當反就變成無法確定的事情了。例如，中國的電信資費高得驚人，這是與(yu) 行政壟斷直接有關(guan) 的。難道應該以電信企業(ye) 是國有企業(ye) 為(wei) 理由把這些企業(ye) 置於(yu) 《反壟斷法》的調節範圍之外嗎？

　　厲以寧認為(wei) 國企的行業(ye) 壟斷是阻礙其創新的重要因素，行業(ye) 壟斷的存在根源是既得利益的存在，因為(wei) 要維護既得利益就要維持現狀，所以結構調整就難以推進。行業(ye) 壟斷不是市場經濟的產(chan) 物，它延續了計劃經濟下的一些做法，國有企業(ye) 應該自己清理一下，還有哪些是計劃經濟的東(dong) 西，既然我們(men) 要實行市場經濟，那麽(me) 這個(ge) 改革是刻不容緩的，市場經濟並不表示國家不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也不表示在跨行業(ye) 中不能起到規劃和指導的作用，但在市場經濟的範圍內(nei) 應該說行業(ye) 壟斷的存在阻礙了國有企業(ye) 發展，國有企業(ye) 很可能為(wei) 行業(ye) 壟斷的利益而感到滿足了，而創新就減少了。否認國有企業(ye) 存在壟斷的學者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教授張宇，他用HHI指數對目前飽受壟斷詬病的石油石化行業(ye) 、電信行業(ye) 、電力行業(ye) 、鋼鐵行業(ye) 和煤炭行業(ye) 等進行衡量，得出的結論是：除電信和電力行業(ye) 存在自然壟斷因素外，其他行業(ye) 都有較強的競爭(zheng) 性。從(cong) 目前國有企業(ye) 的行業(ye) 分布上看，分布於(yu) 競爭(zheng) 型行業(ye) 的國有企業(ye) 占國有企業(ye) 總數的90%以上。國有企業(ye) 經營績效的改善主要不是來源於(yu) 壟斷，而是來源於(yu) 國有經濟的結構調整和體(ti) 製創新。反壟斷不是當前經濟改革的主要任務，推動科學發展需要進一步做大做強國有企業(ye) 。

　　楊啟先指出，有關(guan) 特殊壟斷的企業(ye) ，比如石油、電信，從(cong) 長遠來看，國家還要壟斷，因為(wei) 它們(men) 關(guan) 係國家的經濟安全。劉國光認為(wei) 在有關(guan) 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戰略性部門及自然壟斷產(chan) 業(ye) ，問題的關(guan) 鍵不在於(yu) 有沒有控製和壟斷，而在於(yu) 誰來控製和壟斷。一般說來，這些特殊部門和行業(ye) ，由公有製企業(ye) 經營要比由私有製企業(ye) 經營能更好地體(ti) 現國家的戰略利益和社會(hui) 公眾(zhong) 利益。他同時也指出國有壟斷企業(ye) 也應該進行改革，行政性壟斷的弊病是應當革除的。

　　3.國企是否低效的問題

　　關(guan) 於(yu) 國企是否低效吳敬璉有鮮明觀點：國有企業(ye) 的效率是否高於(yu) 民營企業(ye) ，已經有翔實數據支持的否定性結論。改革開放的最初十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效率提高基本來源於(yu) 非國有部門（“民營部門”），而占有經濟資源主要部分的國有部門不但增長緩慢，而且效率有下降的趨勢。虧(kui) 損企業(ye) 的數量逐年增加。以致到1990年代中期整個(ge) 國有企業(ye) 部門陷入了盈不抵虧(kui) 的困境。這種情況必然要拖累整個(ge) 國家的財政金融體(ti) 係。其中，銀行係統的呆壞賬大量積累，麵臨(lin) 極大的係統性風險。要改變這一狀況國企要有步驟地退出一般性競爭(zheng) 領域。與(yu) 吳敬璉持相近觀點的還有張維迎、周其仁等經濟學家。

　　反對國企低效論的有劉國光、左大培、夏小林等。左大培指出，許多人認為(wei) 發展國有企業(ye) 會(hui) 降低經濟效率是完全錯誤的偏見。這個(ge) 偏見主要是將“利潤低”與(yu) “效率低”混為(wei) 一談。許多國有企業(ye) 的人均利潤遠低於(yu) 私營企業(ye) ，但人均產(chan) 出並不一定低於(yu) 私營企業(ye) 。其原因在於(yu) 國有企業(ye) 淨產(chan) 值的內(nei) 部分配比私營企業(ye) 更偏向於(yu) 企業(ye) 員工。這種單純由於(yu) 淨產(chan) 值內(nei) 部分配不同所造成的低利潤，並不能算作國有企業(ye) 的無效率。許多人相信國有企業(ye) 沒有效率，是因為(wei) 他們(men) 看到了20世紀90年代 60%多的國有企業(ye) 虧(kui) 損的現象。但是這並不能證明國有企業(ye) 沒有效率。全國工商聯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民營企業(ye) 的平均壽命不到3年，有60%在5年內(nei) 破產(chan) ，85%在10年內(nei) 消亡。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時的國有企業(ye) 絕大部分運營了20年以上，而隻有60%多的虧(kui) 損率足以說明國有企業(ye) 比私營企業(ye) 有效率。近三十多年來，則存在許許多多經營狀況一直良好的國有企業(ye) 。

　　以上介紹的是圍繞國企改革不斷爭(zheng) 論中的若幹問題，此外還有相關(guan) 的其他諸多問題，例如關(guan) 於(yu) 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國有企業(ye) 的腐敗、國有經濟是否應徹底退出競爭(zheng) 領域和國有企業(ye) 是否存在與(yu) 民爭(zheng) 利等，很多問題都是科學發展觀提出以來，在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宏觀背景下凸顯出來的，亟待探索和深入研究。

　　四、結束語

　　國有企業(ye) 改革了三十多年，也爭(zheng) 論了三十多年，大到國企向哪個(ge) 方向走小到公司治理結構的關(guan) 鍵問題都引發了激烈爭(zheng) 論。而國企改革也伴隨著這些爭(zheng) 論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希望接下來的深化改革，爭(zheng) 辯各方能夠凝聚共識，共同解決(jue) 好國企改革的問題。

　　（胡秀榮根據相關(guan) 資料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