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長期不懈奮鬥和改革，中國的國有企業(ye) 取得了顯著的發展成就，其中的佼佼者已進入世界500強之列，成為(wei) 中國參與(yu) 國際競爭(zheng) 、實現經濟自主的重要力量。作為(wei) 當代重要的經濟組織之一，國有企業(ye) 仍存在一些缺點，自然不足為(wei) 奇。關(guan) 鍵是要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對症下藥，從(cong) 而進一步提高國有企業(ye) 的整體(ti) 素質和綜合實力，為(wei) 強國富民服務。當前，對國有企業(ye) 多有質疑，常見的觀點主要有：（1）產(chan) 權不明晰，導致效益低下，並指責近年來國有企業(ye) 效益的改善，不過是一種壟斷暴利；（2）國有企業(ye) 的所謂壟斷利潤，被國有企業(ye) 獨享甚至被內(nei) 部人瓜分，國有企業(ye) 員工成為(wei) “特殊利益集團”；（3）國有企業(ye) 存在種種腐敗現象；（4）國有企業(ye) 的壯大，造成了“國進民退”的後果，限製了民營經濟的發展。對這些質疑觀點，要引起高度重視，並作出有說服力的回應，以避免誤導國有企業(ye) 的改革。

　　一、為(wei) 什麽(me) 說國有製不影響企業(ye) 產(chan) 權明晰

　　有些人認為(wei) ，國有企業(ye) 產(chan) 權不明晰，名義(yi) 上全民所有，但實際上誰也不把它當成自己的企業(ye) ，誰也沒有意願把它管理好、經營好，隻能通過私有化，才能解決(jue) “所有者缺位”的問題。這種論調其實大謬特謬。

　　在西方國家，私人企業(ye) 多采用以出資額履行契約的有限責任製度，從(cong) 而使投資人避免因投資或經營失敗被迫承擔無限責任的巨大風險。企業(ye) 成為(wei) 人格化的法人，成為(wei) 獨立的民事主體(ti) ，它們(men) 以自身資本為(wei) 限、自主對外開展經營活動。很明顯，法人製度的確立，即意味著企業(ye) 產(chan) 權的明晰。按照我國目前的企業(ye) 法律製度，國有企業(ye) 作為(wei) 企業(ye) 法人，其產(chan) 權邊界同樣明晰無誤。正如在西方國家大量存在的國有企業(ye) 一樣，企業(ye) 是國有還是私有，並不影響其產(chan) 權的明晰程度。任一家國有企業(ye) 能夠也隻能以自身資本為(wei) 限承擔法律責任，並開展各種經營活動，這一點同私有企業(ye) 並沒有差別。至於(yu) 有人說，企業(ye) 的國有製會(hui) 導致其經營管理人員不負責任，則是另外一個(ge) 問題——即如何履行“委托－代理”關(guan) 係的信托責任。

　　某一政府職能部門受國家委托，監督管理國有企業(ye) 經營活動，這與(yu) 受托從(cong) 事經濟調控、市場管理、社會(hui) 服務的其他政府部門並無二樣，如果後一種委托的有效性、合理性不容置疑，那麽(me) 前一類委托同樣順理成章。至於(yu) 國有企業(ye) 管理人員受托經營管理國有資產(chan) ，嚴(yan) 格說來，這種信托責任與(yu) 私有企業(ye) 股東(dong) 委托經理人員經營管理企業(ye) 也沒有實質差別。從(cong) 實踐來說，這種信托責任履行的優(you) 劣，是社會(hui) 廣泛關(guan) 注的問題，正像私有企業(ye) 可能因雇傭(yong) 無良經理人員而致使企業(ye) 利益、股東(dong) 利益受損一樣，國有企業(ye) 也無法回避這一風險。因此，嚴(yan) 格信托責任，追究經理人員相應的失職瀆職行為(wei) ，是無論國有企業(ye) 還是私有企業(ye) 都要長抓不懈的一個(ge) 關(guan) 鍵問題，也是國家監管經濟活動的重要內(nei) 容之一。

　　在西方國家，私有化並非為(wei) 了明晰產(chan) 權，企業(ye) 的國有化和私有化，都是資本主義(yi) 國家的宏觀政策工具。二戰結束後，為(wei) 了克服戰爭(zheng) 造成的嚴(yan) 重創傷(shang) ，英、法、德等國紛紛推行私有企業(ye) 國有化，利用國家力量恢複經濟，並迎來了資本主義(yi) 發展史上的黃金年代。到1970—1980年代，為(wei) 擺脫財政困難，歐美不少國家則反過來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yi) 政策，將大量國有企業(ye) 私有化。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又通過國有化來幫助企業(ye) 擺脫危機。資本主義(yi) 國家交替使用國有化、私有化的政策工具，實質上在履行兩(liang) 大職能：一是利用國有化，使國家力量援助、拯救陷入困境的私有資本；二是通過將贏利的國有企業(ye) 私有化，為(wei) 私有資本獲得高額利潤、占有和掠奪國庫資源開啟方便之門。這兩(liang) 種職能的交替實現，使國家資源服務於(yu) 私有資本積累的要求。此外，各主要資本主義(yi) 國家國有企業(ye) 私有化的實踐表明，私有化對企業(ye) 經濟效益的改善並不顯著，其中不乏英國鐵路私有化改革失敗等案例。

　　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按照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炮製的所謂“華盛頓共識”的要求，拉美、東(dong) 歐、蘇聯、東(dong) 亞(ya) 、非洲的很多國家開始推行私有化、自由化改革。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改革少有成功的範例。上述國家即使有過短暫的繁榮，但隨即而來的卻是劇烈的經濟危機和持續的社會(hui) 動蕩。像俄羅斯和東(dong) 歐諸國，改革完全摧毀了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和國有企業(ye) ，將大量企業(ye) 出售給國際壟斷資本，但並未促進本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甚至造成了嚴(yan) 重的經濟衰退。

　　二、怎樣讓老百姓共享國有企業(ye) 的發展成果

　　著名曆史學家沃勒斯坦曾指出，資本主義(yi) 隻有與(yu) 國家相結合，才取得節節勝利。“重商主義(yi) ”時期的特許公司，正是國家權力與(yu) 私人資本結合的典型；今天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也與(yu) 各母國政府力量密不可分。當人們(men) 紛紛指責中國石油、中國石化等國有企業(ye) 壟斷市場的時候，為(wei) 何不能想想又是誰壟斷了全球石油市場呢？難道不是屈指可數的、得到超級大國支持的幾個(ge) 壟斷企業(ye) 嗎？差別也許僅(jin) 僅(jin) 在於(yu) ，在中國，人們(men) 有足夠的理由監督任何國有企業(ye) 的經營管理、利潤分配、社會(hui) 貢獻等事務（當然這種監督的有效性、便利性均有待加強），並要求合理分享國有企業(ye) 的發展成果；而一旦這些國有企業(ye) 淪為(wei) 國際壟斷資本操縱的私有企業(ye) ，不但公眾(zhong) 的成果分享權將徹底喪(sang) 失，而且怕是連監督權也很難保證和有效。

　　即使在資本主義(yi) 國家，每年都有大量企業(ye) 因種種原因被兼並或者破產(chan) 。可見，視國有企業(ye) 私有化為(wei) 搞好國有企業(ye) 的唯一出路，隻是一種主觀臆想。在企業(ye) 法人製度普遍建立的前提下，各個(ge) 企業(ye) 都隻有依靠自身資本和能力開展經營活動，並對自身的經營業(ye) 績承擔後果。可以說，企業(ye) 經營得好壞，與(yu) 國有製和私有製關(guan) 係並不大。中外國有企業(ye) 中，不乏業(ye) 績突出的好企業(ye) ；而私有企業(ye) 中，也有大量效益低下的企業(ye) 。與(yu) 中國的國有企業(ye) 相似，今天發達國家的石油、航空、航天產(chan) 業(ye) 的各跨國公司，同樣獲得了政府的強力支持。這種支持的存在基礎，與(yu) 其說取決(jue) 於(yu) 企業(ye) 的所有權，還不如更準確地說，是因為(wei) 這些企業(ye) 的健康發展與(yu) 國家利益息息相關(guan) 。國家對骨幹企業(ye) 的支持，既是各企業(ye) 極力爭(zheng) 奪的結果，又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強調國有企業(ye) 產(chan) 權清晰，並不等於(yu) 說國家、百姓對國有企業(ye) 的經營監督權、成果分享權得到了有效落實。要使我國國有企業(ye) 健康發展，保障公眾(zhong) 合理分享國有企業(ye) 的發展成果十分關(guan) 鍵。

　　首先，要大力強化國有企業(ye) 的信息披露工作。作為(wei) 國家出資興(xing) 辦的企業(ye) ，國有企業(ye) 的最終所有者是全體(ti) 人民，因而應當像上市公司定期向股民披露信息一樣，國有企業(ye) 應當全麵、準確、清晰地定期披露企業(ye) 經營管理等信息，自覺維護公眾(zhong) 對國有企業(ye) 的知情權、監督權和建議權。

　　其次，要建立合理規範的國有企業(ye) 發展成果分享製度。一方麵，國家應麵向所有企業(ye) 執行統一的稅收製度，維護公平競爭(zheng) 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麵，國有企業(ye) 利潤原則上可以一分為(wei) 三，即繳入國家財政（如用於(yu) 補充社保基金）、繳入國有企業(ye) 發展基金（這一待建立的基金，主要用於(yu) 高新技術研發和補充國有企業(ye) 資本金）、國有企業(ye) 自身合理留存（用於(yu) 企業(ye) 發展）。一旦這種合理規範的成果分享製度建立起來，將大大增強國有企業(ye) 的政治主動權，更能贏得公眾(zhong) 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落實國有企業(ye) 監管部門的責任。要嚴(yan) 格國有企業(ye) 審計製度，相關(guan) 審計結果應當公之於(yu) 眾(zhong) 。加強監督國有企業(ye) 經營管理人員履行信托責任情況，追究懲戒國有企業(ye) 存在的各種違法犯罪行為(wei) 。國有資產(chan) 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從(cong) 實際出發，不斷完善對國有企業(ye) 經營情況的考核製度並認真組織實施，並將相關(guan) 考核結果如實定期公布。此外，政府國資監管部門履行職責的情況，應當接受嚴(yan) 格的輿論監督、行政監督和司法監督，涉嫌犯罪的應依法懲處，從(cong) 而督促國資監管部門更好地保證國有資產(chan) 的保值增值。

　　三、應當進行什麽(me) 樣的反壟斷

　　前些年，某些特殊勢力指責國有企業(ye) 贏利能力低下，唯有私有化才能解決(jue) 效率問題。經過最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國有企業(ye) 贏利能力明顯增強，這些勢力又攻擊國有企業(ye) 依仗壟斷優(you) 勢實現盈利。

　　其實，對於(yu) 何謂壟斷，我國的《反壟斷法》有明確規定：“本法規定的壟斷行為(wei) 包括：（一）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二）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製競爭(zheng) 效果的經營者集中。”按照這一標準，國有企業(ye) 並不一定就是壟斷企業(ye) ，其贏利能力強也未必就是壟斷暴利。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下，除了少數特殊產(chan) 業(ye) 外，多數國有企業(ye) 都麵臨(lin) 非常激烈的市場競爭(zheng) 。國有企業(ye) 通過增強自身的綜合實力，提高產(chan) 品質量和服務水平，也可以實現經濟效益的改善。

　　壟斷與(yu) 否，受到產(chan) 業(ye) 經濟性質的約束。一些網絡化經營的企業(ye) 如電信、電力、鐵道、自來水等，往往具有自然壟斷性質。在這些自然壟斷產(chan) 業(ye) 中，各國往往采取企業(ye) 獨家經營、政府管製的方式，以滿足社會(hui) 需要。受益於(yu) 上世紀60年代以來通信信息技術（包括傳(chuan) 輸、處理、存貯技術等）的不斷突破，電信產(chan) 業(ye) 由傳(chuan) 統的自然壟斷產(chan) 業(ye) 演變為(wei) 一個(ge) 競爭(zheng) 性日益顯著的產(chan) 業(ye) 。我國從(cong) 上世紀90年代開始推行了一係列改革，有效地打破了電信運營業(ye) 的壟斷格局，還為(wei) 設備製造業(ye) 、信息服務業(ye) 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但在其他多數自然壟斷產(chan) 業(ye) （例如城市自來水供應）中，並沒有實現這樣的演進；通過人為(wei) 調整來破除壟斷，很難取得好的效果。

　　曆史研究證明，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的形成和發展與(yu) 壟斷息息相關(guan) 。重商主義(yi) 的特許公司自成立時起，英國、荷蘭(lan) 、法國等各國政府就授予其壟斷經營權。德國作為(wei) 歐洲經濟中的後起之秀，一段時間內(nei) 也廣泛默許各種形式的壟斷行為(wei) ，目的在於(yu) 快速增強德國企業(ye) 的競爭(zheng) 實力。至於(yu) 像微軟、英特爾等著名的跨國公司，也因為(wei) 涉嫌壟斷而招致執法部門的調查甚至處罰。可見，壟斷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會(hui) 根源。

　　從(cong) 世界範圍看，飛機製造業(ye) 是一個(ge) 高度壟斷的高技術產(chan) 業(ye) 。全球使用的民用航空飛機，絕大多數都產(chan) 自美國波音和歐洲空中客車兩(liang) 家公司。對於(yu) 這種顯而易見的壟斷格局，美國和歐洲不僅(jin) 沒有反壟斷的意思，相反，還通過一係列的支持措施幫助這兩(liang) 家企業(ye) 增強競爭(zheng) 優(you) 勢。美國政府曾授予波音公司巨額軍(jun) 機訂單，支持它完成了對麥道的兼並；歐洲有關(guan) 政府曾給予空中客車公司大量補貼，以支持它與(yu) 波音公司的競爭(zheng) 。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政府、公眾(zhong) 之所以能夠容忍這種壟斷的存在，原因有三：一是飛機製造業(ye) 是具有戰略意義(yi) 的產(chan) 業(ye) ，它關(guan) 係美國和歐洲的戰略利益；二是高技術產(chan) 業(ye) 的進步，需要巨額研發資金，過大的競爭(zheng) 壓力導致的技術和市場風險將使企業(ye) 無法承受；三是波音和空客兩(liang) 家公司超強的遊說能力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後發展國家在戰略產(chan) 業(ye) 中沒有一定程度的壟斷，企業(ye) 將很難自立於(yu) 世界之林。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產(chan) 油國，都未能建立起獨立自主的石油化學工業(ye) 。這些國家原油儲(chu) 量雖然在世界上占比很高，卻依然飽受石油供應短缺的困擾；原因就在於(yu) 全球石油市場處於(yu) 幾個(ge) 寡頭的控製之下。在這種環境中，中國石油企業(ye) 處境本已相當困難，如果繼續以所謂“反壟斷”、支持民營油企等為(wei) 理由，削弱中國的骨幹石油企業(ye) ，非但不能保障中國的石油安全、降低燃料價(jia) 格，反而將有利於(yu) 埃克森、不列顛石油等國際石油寡頭清除競爭(zheng) 對手，並方便它們(men) 取中國企業(ye) 的資源、產(chan) 能、市場和利潤而代之。

　　顯然，壟斷是一個(ge) 普遍存在的現象，其形成的原因又比較複雜，雖然它常常損害公眾(zhong) 利益，人們(men) 對壟斷也少有好感，但要輕易擺脫它的製約並不容易。近年來，中國在深化企業(ye) 改革中，把破除壟斷作為(wei) 一個(ge) 優(you) 先目標，並在實踐中取得了不錯的成績。盡管壟斷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普遍性，但壟斷極易損害公眾(zhong) 利益，因此，各國一般都反對濫用壟斷地位，損害市場公平競爭(zheng) 、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中國的《反壟斷法》也不例外。

　　在反壟斷的問題上，無論是對國有企業(ye) 還是私有企業(ye) ，無論是對跨國公司還是本土企業(ye) ，都應當一視同仁地開展執法活動，積極興(xing) 利除弊。一味指責國有企業(ye) 壟斷，要求其退出競爭(zheng) 性產(chan) 業(ye) ，而對跨國公司、私有企業(ye) 的壟斷置若罔聞，是顯而易見的雙重標準，對中國有害無益。這種做法的背後，要麽(me) 出於(yu) 對壟斷的曆史和實質知之不多，要麽(me) 是以破除壟斷為(wei) 借口，為(wei) 跨國公司擊垮中國國有企業(ye) 提供輿論支持。

　　四、“國進民退”是個(ge) 偽(wei) 問題

　　麵對百年罕見的金融危機，中國政府通過對骨幹國有企業(ye) 加大投資力度，刺激國內(nei) 市場需求，從(cong) 而避免因出口市場萎縮造成經濟滑坡。總體(ti) 上講，這些反危機措施收到了預期效果。但在這一過程中，某些特殊勢力以個(ge) 別產(chan) 業(ye) （如煤炭）或者少數企業(ye) 被收購、被兼並為(wei) 借口，批評所謂“國進民退”，驚呼改革陷入停滯甚至倒退。按照這樣的邏輯，國有企業(ye) 被私有化就是改革和進步，國有企業(ye) 收購經營不善的私營企業(ye) 就是阻礙和退步。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yi) 的觀點，既不符合經濟發展的曆史法則，在現實世界中也很難行得通。

　　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美國也采用國有化的措施，政府直接注資拯救花旗銀行、通用汽車等支柱企業(ye) ，使政府在這些企業(ye) 的持股增加。“國進民退”政策，是西方國家抵禦金融危機的重要宏觀工具。類似的救市行動，歐盟、日本也不乏其例。這與(yu) 拉美債(zhai) 務危機、亞(ya) 洲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對各國的要求完全相反。拉美、亞(ya) 洲、俄羅斯等地的一些國家麵對危機，迷信經濟自由化的教條，放棄政府幹預，結果使經濟雪上加霜。

　　中國的國有企業(ye) 在應對危機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通過國有企業(ye) 進行投資，能夠迅速進入重點產(chan) 業(ye) 、形成新的有效需求。這些需求又有力地刺激了對上下遊、中小型企業(ye) 的采購訂貨，從(cong) 而為(wei) 中國經濟走出困境創造有利條件。以電信業(ye) 為(wei) 例，2009年初中央政府發放3G牌照，三家電信運營商當年投入數千億(yi) 元資金，建設3G通信基礎設施，由此使上遊設備製造企業(ye) 、下遊信息服務企業(ye) ，獲得了強有力的需求刺激，動力由此傳(chuan) 導給整個(ge) 產(chan) 業(ye) 鏈。

　　反危機很難放棄“國進”，因為(wei) 政府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落實，無法脫離骨幹企業(ye) 資源。更何況，骨幹企業(ye) 的發展繁榮，必然刺激市場需求的增長，從(cong) 而為(wei) 更多的中小企業(ye) 開拓增長空間。單單一個(ge) 東(dong) 風汽車公司，供應商就達到160餘(yu) 家，正所謂“一馬當行、萬(wan) 馬歡騰”。硬要把“國民共進”說成“國進民退”，要麽(me) 是真糊塗，要麽(me) 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其實，所謂“國進民退”中的“民”，無非是境內(nei) 外私有資本的代名詞而已。當年蘇聯、東(dong) 歐等前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國有企業(ye) 的私有化，即“國退民進”，不僅(jin) 使本國寡頭完成了財富積累的掠奪史，也使很多跨國公司有機會(hui) 瓜分其資源、市場和利潤。但這種改革，往往使人民大眾(zhong) 利益受到普遍損害。如果在企業(ye) 國有體(ti) 製下，人們(men) 在法律上還有權分享企業(ye) 創造的剩餘(yu) 的話，那麽(me) 在私有體(ti) 製下，這一權利在法律上將完全喪(sang) 失。鼓吹“國退民進”的某些勢力，表麵看似乎為(wei) “民”鼓與(yu) 呼。但是，由於(yu) 貧富分化十分嚴(yan) 重，少數人固然能夠在私有化中獲益，而對大量平民來說，削弱甚至摧毀國有企業(ye) ，對他們(men) 並無好處。口口聲聲反對“國進民退”的某些勢力，不過是打著民眾(zhong) 的旗號、為(wei) 少數人劫掠國有財富製造輿論而已。

　　五、如何看待和解決(jue) 與(yu) 國有企業(ye) 相關(guan) 的收入分配問題

　　把所謂“壟斷企業(ye) ”高收入指為(wei) 收入分配問題的主要症結，與(yu) 事實並不相符。首先，部分國有企業(ye) 的高管收入水平並不能代表國有企業(ye) 全體(ti) 雇員的收入狀況，從(cong) 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看，現在很多私有企業(ye) 的高管薪資與(yu) 國有企業(ye) 相比，並沒有明顯差別。其次，近年來，多數國有企業(ye) 普通員工工資所得，保持了在企業(ye) 收益中的合理份額（但也存在很多例外）。而問題是，其他企業(ye) （特別是一些所謂“血汗工廠”）中員工工資在企業(ye) 收益中占比過低，這已嚴(yan) 重損害了整個(ge) 勞工階層的利益。第三，在某些領域，灰色收入居高不下是導致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原因，但此事涉嫌違法犯罪、與(yu) 腐敗問題關(guan) 係更密，需要通過持續的反腐敗努力來解決(jue) 。

　　調整收入分配差距，應當通過完善所得稅製度加以解決(jue) 。具體(ti) 地說，對就職於(yu) 不同機構的勞動者，國家都需要按照統一的稅製收繳家庭（或者個(ge) 人）所得稅。對於(yu) 高收入者、超高收入者，可以實施更高的累進稅率。之所以需要以稅收而不是工資限額作為(wei) 調整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工具，目的在於(yu) 在調節收入分配的同時，維護公平競爭(zheng) 的市場環境。如果單單根據機構性質的不同（如黨(dang) 政機關(guan) 、國有企業(ye) 、民營企業(ye) 、外資企業(ye) 等），設定不同的薪資限製標準，勢必造成勞動力價(jia) 格的極端扭曲。比如，當隻有國有企業(ye) 管理人員薪資受到嚴(yan) 格限製，而民營企業(ye) 、外資企業(ye) 卻不受限製時，必然會(hui) 造成國有企業(ye) 優(you) 秀人才外流。時間一長，國有企業(ye) 競爭(zheng) 力將不可避免受損。再比如，如果單單對中國企業(ye) 的管理人員和員工薪資進行限製、而對外資企業(ye) 網開一麵，則勢必損害中國企業(ye) 的競爭(zheng) 力。因此，企圖對特定機構、特定人員薪資水平設限的思路，很難說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合理選擇。

　　曆史經驗也證明了上述結論。當年韓國樸正熙政府引進外資企業(ye) ，一方麵允許不同企業(ye) 采用各自的薪資政策，另一方麵卻通過收繳所得稅，有效調整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當時的現實是，在韓外資企業(ye) 開出的薪水遠高於(yu) 韓國本土企業(ye) ，如果放任自流，則勢必使韓國本土企業(ye) 人才流失、競爭(zheng) 力受損。樸正熙政府意識到這一問題後，采取了對高收入者實施高所得稅政策。此舉(ju) 的效果，使工作在外資企業(ye) 和韓國企業(ye) 的勞工，收入差距縮小到10%－20%左右，從(cong) 而有效緩解了本土企業(ye) 的人才競爭(zheng) 壓力，也避免了收入差距過大。這一明智政策為(wei) 韓國短時間造就一批世界級企業(ye) 發揮了良好作用。

　　當前，大量一線勞動者工資微薄，已成為(wei) 社會(hui) 關(guan) 注的熱點。出現這一問題的真正原因，不在於(yu) 國有企業(ye) 職工工資收入太高，而在於(yu) 非國有企業(ye) 職工工資收入在企業(ye) 收益中占比過低。因此，從(cong) 總體(ti) 上講，國有企業(ye) 職工工資所得，較好地保住了在企業(ye) 收益中的份額，是合理而且應當的，不能強逼國有企業(ye) 薪資水平向底層看齊。當務之急在於(yu) ，政府和工會(hui) 等組織應當推動非國有企業(ye) 提高工人工資在企業(ye) 收益中的合理占比，避免利潤侵蝕工資的狀況繼續惡化。隨著中國綜合經濟實力的增強，必須讓公眾(zhong) 分享改革成果。正如鄧小平早就預見到的，如果發生兩(liang) 極分化，必然會(hui) 導致貧富矛盾、城鄉(xiang) 矛盾、地區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不斷惡化，將無法保持國家穩定和社會(hui) 和諧。

　　（作者單位：中國聯通綜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