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擁有法製文明的古國，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經曆過無數次的滄桑巨變，但始終保持著國家發展的穩定性、連續性，並且不斷地走向文明與(yu) 進步，以至於(yu) 中華法係成為(wei) 世界法係中的一個(ge) 重要代表，這不是偶然的，是和治國理政豐(feng) 富經驗的總結，以及古聖先賢政治與(yu) 法律智慧的貢獻分不開的。

　　在古人的觀念中，良法與(yu) 善法是同一語

　　中國自進入文明社會(hui) 以後，法律便與(yu) 國家相伴而生。隨著社會(hui) 的發展、疆域的擴大、國家事務的冗繁，階級矛盾與(yu) 民族矛盾紛至遝來，不斷凸顯出法律的治國價(jia) 值。曆史的經驗證明，無法律無以維持日常的生產(chan) 與(yu) 生活秩序;無法律將失去調整上下尊卑之間權利義(yi) 務關(guan) 係的依據;無法律國家無綱紀，難以行使治國理政的功能;無法律不能推動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外無以禦強敵，內(nei) 無以撫寰中;無法律還不能發揮對道德規範的支撐，難以實現德法共治的作用。正因為(wei) 如此，曆代思想家、政治家不厭其煩地論證治國不可一日無法。如商鞅變法時強調，“國皆有法”，“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wei) 也。”

　　古代思想家在論及治國不可無法的同時，也分析了法有良法與(yu) 惡法之分，在實踐中的效果也有顯著區別。在古人的觀念中，良法與(yu) 善法是同一語。宋人王安石說：“立善法於(yu) 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yu) 一國，則一國治。”其所謂善法，即良法也。近人梁啟超還論證了立法之善與(yu) 不善所得到的不同效果，他說：“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賢，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其實，惡法之弊遠甚於(yu) 此。如商之亡，便亡於(yu) 重刑辟;秦之亡，也亡於(yu) “偶語詩書(shu) 者棄市”，“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可見，行惡法失德失民，不亡何待。

　　“法製無常，近民為(wei) 要;古今異勢，便俗為(wei) 宜”，善法定是利民、惠民之法

　　西周滅商以後，周公深切感到殷之所以“墜厥命”，就在於(yu) “失民”。因此他叮囑周人，“人無於(yu) 水監，當於(yu) 民監”。春秋戰國之際，社會(hui) 的大變動，兼並戰爭(zheng) 的連年不絕，進一步凸顯了民的作用。諸子百家紛紛倡導利民、惠民之說，以期得到民的擁護。孔子說：“百姓足，君孰與(yu)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yu) 足?”商鞅說：“法者，所以愛民也。”“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luan) ”。商鞅變法之所以獲得成功，就在於(yu) 他所推行的“開阡陌封疆”的土地立法，重農(nong) 抑商的經濟立法，獎勵耕戰實行軍(jun) 功爵的軍(jun) 事立法，推行一家一戶為(wei) 生產(chan) 單位的社會(hui) 立法等，得到了民的支持。慎到也說：“法非從(cong) 天下，非從(cong) 地出，發於(yu) 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明中期以後，具有作為(wei) 的首輔張居正說：“法無古今，惟其時之所宜與(yu) 民之所安耳”，“法製無常，近民為(wei) 要;古今異勢，便俗為(wei) 宜。”

　　總之，體(ti) 現民情、洽於(yu) 民心之法一定是利民、惠民之法，既有利於(yu) 民的生產(chan) 、生活所需要的自然空間，也為(wei) 民的再生產(chan) ，甚至是擴大再生產(chan) 提供了必要條件。

　　“法與(yu) 時轉則治”，法律循變協時的發展軌跡及其影響

　　早在《尚書(shu) ·呂刑》中便有“刑罰世輕世重”的記載。《周禮·秋官·司寇》進一步提出根據不同的形勢製定和適用不同的法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luan) 國用重典。”主張變法改製的法家更強調法因時勢而變的可變性。慎到說：“守法而不變則衰。”商鞅說：“禮法以時而定，製令各順其宜。”韓非在傳(chuan) 承前人觀點的基礎上作出了新的概括：“故治民無常，唯治為(wei) 法。法與(yu) 時轉則治，治與(yu) 世宜則有功……時移而治之不易者亂(luan) ，能治眾(zhong) 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yu) 時移，而禁與(yu) 能變。”法家的觀點反映了進化的曆史觀和以經驗為(wei) 基礎的實證精神。

　　可見，法因實際需要而製定，又根據實際的變動而刪修，這就是法律循變協時的發展軌跡。法須循變協時的觀點影響深遠。晚清國勢衰微，民族危機深重，變法之聲遂日隆，論者皆帶有新的時代烙印。如魏源在論證“天下無數百年不敝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的同時，提出了前人所從(cong) 未提及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主張;康有為(wei) 為(wei) 變法維新而大聲疾呼：“聖人之為(wei) 治法也，隨時而變義(yi) ，時移而法亦移。”梁啟超也說：“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

　　循變協時就是中國四千多年法律運行的軌跡。但是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指出法的可變性的同時，也注意保持法律的相對穩定性，反對“數變”。韓非說：“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他甚至尖銳地指出：“法禁易變，號令數下者，可亡也。”唐太宗說：“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宋人歐陽修說：“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cong) 。”

　　法的可變性要在“協時”，法的相對穩定性要在維護法律的“權威”，變中求穩，二者兼顧，不可偏於(yu) 一端。

　　法學逐漸成為(wei) 顯學，強調法平如水，“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

　　春秋戰國時期，麵對大變動、大轉型的曆史潮流，法家學說逐漸成為(wei) 顯學，法家提出“以法為(wei) 治”的主張，反對壟斷國家權力的世卿製度和“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舊體(ti) 製，強調法平如水，公正無私。為(wei) 了表達法律的公平公正，管仲借用度量衡器以相比擬。他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鬥斛也，角量也，謂之法。”又說：“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為(wei) 了表述執法無私，管仲提出：“君臣上下貴賤皆從(cong) 法”，“不為(wei) 君欲變其令，令尊於(yu) 君”。

　　春秋時期，管仲在回答桓公問如何仿效聖王之所為(wei) 時說：“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商鞅曾明白表述：“聖人為(wei) 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唐貞觀初年，太宗鑒於(yu) 隋末法令滋彰、人難盡悉，提出以“簡約易知”為(wei) 立法原則，並且敕令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修律官，“斟酌今古，除煩去弊。”根據太宗所定的立法原則修訂的律、令、格確實較為(wei) 簡約。明朝吳元年十月，李善長等擬議律令時，朱元璋便嚴(yan) 肅指出：“法貴簡當，使人知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liang) 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為(wei) 奸，非法意也。”

　　道德入律、改惡勸善彰顯了中華法係的價(jia) 值

　　中國是沿著由家而國的路徑進入文明社會(hui) 的，氏族社會(hui) 末期因血緣紐帶而形成的宗法倫(lun) 常關(guan) 係，成為(wei) 最重要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和最基本的人倫(lun) 道德。在儒家勢盛的漢代，通過說經解律和引經注律，使得三綱五常之類的道德規範入律。

　　一方麵，道德的法律化，多少改變了法律凜然而不可近的威嚴(yan) ，使百姓由畏法而敬法，而守法，提升了人們(men) 遵守法律的自覺性，也提高了法律的權威性。另一方麵，法律的道德化，法由勸善而兼止惡，使遵守道德的義(yi) 務與(yu) 遵守法律的義(yi) 務相統一，違背了法律化的道德，也要受到法律的製裁。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早在夏朝便出現了“不孝罪”，漢以後的刑法典中對於(yu) 不忠、不孝、不悌、不敬長、不睦、不義(yi) 、不廉、不信等道德規範都列為(wei) 法律規範，甚至成為(wei) 十惡重罪。這對於(yu) 提高中華民族的道德素質也起了某種強製的作用，明刑弼教的價(jia) 值就在於(yu) 此。道德入律，改惡勸善也彰顯了中華法律文化的特殊性、典型性和中華法係的價(jia) 值。

　　中國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論及治國須有法的同時，又不厭其詳地闡述隻有良法，才能治國。然而，中國古代即使是良法也旨在維護上下尊卑不平等的法定權利，即使是良法也是“生於(yu) 君”，而非“生於(yu) 民”，如同黃宗羲所說，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以致皇帝頒發的敕、令、詔、諭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以在肯定古代良法積極性的同時，也要看到其曆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性。

　　(作者為(wei)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