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美主要發達國家經濟疲軟，而中國經濟卻保持一枝獨秀。經過32年均速9.5％的連續增長，目前中國已成為(wei) 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和製造業(ye) 國，GDP總量也於(yu) 去年躍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並被普遍認為(wei) 將於(yu) 2030年之前超過美國成為(wei) 世界最大經濟體(ti) 。

　　這種強烈的國際對比促使學界、商界、政界不得不思考如下問題：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與(yu) 歐美模式有何不同？中國這種增長模式是否可持續？

　　國家資本主義(yi)

　　與(yu) 歐美的自由資本主義(yi) 不同，中國的市場經濟中政府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以國有企業(ye) 為(wei) 例，政府參與(yu) 投資的企業(ye) 占整個(ge) 中國股市價(jia) 值的80％以上；而且2011年進入全球500強的57家中國企業(ye) 基本上都是國有企業(ye) 。

　　如今，包括中國在內(nei) 的“金磚四國”都比歐美主要發達國家存在著更多的國家幹預，這些市場經濟被籠統地稱為(wei) “國家資本主義(yi) ”。筆者與(yu) 香港科技大學李係、劉學文兩(liang) 位教授的一項研究從(cong) 國家資本主義(yi) 的角度解釋了如下問題：為(wei) 什麽(me) 中國的國有企業(ye) 在上世紀90年代平均利潤率很低，工資待遇很差，而近十年來國有企業(ye) 的平均經濟利潤率節節攀升，反而超過了私人企業(ye) ？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國企與(yu) 私企之間的垂直結構。2000年以後，國有企業(ye) 仍壟斷上遊的一些關(guan) 鍵性產(chan) 業(ye) 和市場，而下遊的產(chan) 業(ye) 絕大多數允許私營企業(ye) 進入競爭(zheng) 並對外開放。由於(yu) 中國目前存在著大量的廉價(jia) 勞動力，加上貿易開放，使得符合中國要素稟賦比較優(you) 勢的下遊企業(ye) 得以大量出口，經濟迅速增長。同時，下遊產(chan) 業(ye) 對上遊的產(chan) 品和服務的需求迅速增長，而國有企業(ye) 恰恰壟斷了這些上遊產(chan) 業(ye) ，所以國有企業(ye) 的贏利得以快速增長。

　　很多人將目前中國國有企業(ye) 的高利潤完全歸因於(yu) 壟斷和補貼，卻忽略了一個(ge) 重要問題：對於(yu) 上遊的國有企業(ye) 而言，壟斷和補貼在改革開放之前和改革開放以後的上世紀90年代都普遍存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為(wei) 什麽(me) 之前的國有企業(ye) 平均利潤率相對於(yu) 外資企業(ye) 和私營企業(ye) 這麽(me) 低？

　　一方麵是由於(yu) 改革和開放，尤其是1992年“鄧南巡”以後，下遊的符合中國勞動力比較優(you) 勢的民營和外資企業(ye) 得以快速發展；另一方麵在政府“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政策下，除了煙酒，很多下遊產(chan) 業(ye) 中的國企都失去原先的壟斷地位，並且由於(yu) 它們(men) 承擔了額外的社會(hui) 性和政策性的負擔，加上產(chan) 權引起的各種公司內(nei) 部治理問題，所以競爭(zheng) 不過民營和外資企業(ye) ，紛紛虧(kui) 損、倒閉、轉製，從(cong) 而將國企的整體(ti) 平均利潤率拉低了。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國際市場的競爭(zheng) 進一步推動了下遊的低效率國有企業(ye) 的退出和轉製。所以這段時間裏，國有企業(ye) 整體(ti) 上從(cong) 短期來講是改革和開放的受害者。

　　國企增長之謎

　　但當虧(kui) 損的國企從(cong) 下遊產(chan) 業(ye) 基本退出完畢後，剩下的位於(yu) 上遊的壟斷性國企能從(cong) 充滿活力的下遊非國有企業(ye) 的發展中得到好處，轉而成為(wei) 改革和開放的受益者。國企和私企的關(guan) 係也從(cong) 先前的同行業(ye) 之間你死我活的競爭(zheng) 對手，變成上下遊之間互補性更強的共生關(guan) 係。

　　需要強調的是，假如沒有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和強勁的外需，對於(yu) 下遊企業(ye) 的產(chan) 品需求就隻能限於(yu) 本國的消費能力，那麽(me) 下遊的產(chan) 量就會(hui) 遠低於(yu) 現在的水平，從(cong) 而對上遊的國有企業(ye) 的產(chan) 品和服務需求也就會(hui) 大大降低，國企就不可能像現在這麽(me) 富。

　　反之，中國對出口實行各種鼓勵性的政策，並積極投資道路、港口等基礎性設施，這不僅(jin) 有利於(yu) 下遊企業(ye) 的出口和擴張，也間接有利於(yu) 上遊的壟斷性國企。更進一步地，給定中國的高儲(chu) 蓄率和低消費，假設中國政府把錢借給外國的消費者能立即換來大量外需，那麽(me) 中國上遊的國有企業(ye) 就可以從(cong) 這種資本項目的不平衡中獲得更多好處。

　　另外，上遊國有企業(ye) 之所以可以持續地高贏利，與(yu) 中國的二元勞動力市場密切有關(guan) 。中國是一個(ge) 尚未完成城市化和工業(ye) 化的人口大國，仍存在大量的農(nong) 村剩餘(yu) 勞動力。大量廉價(jia) 勞動力為(wei) 上遊國有企業(ye) 的壟斷定價(jia) 創造了更大空間。

　　反之，假如中國是一個(ge) 人口小國，那麽(me) 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chan) 品的出口一定會(hui) 迅速拉升勞動力成本，而為(wei) 了保持最終產(chan) 品的國際競爭(zheng) 力，上遊的國有企業(ye) 就無法對它所提供的中間產(chan) 品和服務再征收那麽(me) 高的壟斷價(jia) 格，利潤就會(hui) 大幅減小。

　　尚需繼續改革

　　行文至此，我們(men) 自然要問：世界經濟危機和人民幣升值等因素使得中國的外需相對下降，另外，近兩(liang) 年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也在不斷上升，如果不繼續改革，國有企業(ye) 的高利潤會(hui) 持續下去嗎？進一步地，中國的這種具有垂直結構特點的“國家資本主義(yi) ”增長模式可持續嗎？中國會(hui) 不會(hui) 也像一些拉美國家那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再高速增長？

　　根據我們(men) 的“垂直結構”分析框架，答案很清楚：若不進行結構性改革，上遊國企的高利潤便不可持續，而要使上遊國企繼續維持高利潤有三種途徑：

　　一是不要輕易放棄外需，這就必須讓產(chan) 業(ye) 結構順應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向附加值更高的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方向以合適的速度不斷地升級；二是保持內(nei) 需的高增長，特別是要提高嚴(yan) 重偏低的消費內(nei) 需，這就需要提高廣大勞動力的收入，健全養(yang) 老醫療等保障體(ti) 製；三是提高上遊國有企業(ye) 的生產(chan) 效率。

　　如何使具有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ye) 提高生產(chan) 率？是否必須私有化？一方麵，上遊某些產(chan) 業(ye) 的壟斷地位並非完全因為(wei) 所有製導致，而是自然壟斷。所以，即便將這些企業(ye) 私有化或允許新的私人企業(ye) 進入，這些產(chan) 業(ye) 最終仍可能保持較高的壟斷性。而且其中有些產(chan) 業(ye) 的確涉及國家安全，需要政府的參與(yu) 或監管。此外，正如西方很多國家抱怨的那樣，中國的大型國企在日益激烈的國際商業(ye) 競爭(zheng) 中經常名正言順地得到股東(dong) 政府的支持而占據很多額外優(you) 勢。

　　另一方麵，必須看到，“垂直結構”絕不意味著分屬不同產(chan) 業(ye) 的國企和私企從(cong) 此不再具有排他性的競爭(zheng) 關(guan) 係。相反，國企和私企不但在附加值鏈條上分蛋糕，而且還要在資本、勞動等要素市場上競爭(zheng) 。

　　尤其是在資本市場上，政府主導了銀行業(ye) 、保險業(ye) ，國家控股企業(ye) 又主導了股市，這種格局使得國有企業(ye) 的融資渠道更多，成本更低，很大程度上擠占了民營企業(ye) 的生存空間，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ye) 的發展。而中國下遊產(chan) 業(ye) 的發展才是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如果不大力發展為(wei) 下遊民營企業(ye) 服務的金融機製，那麽(me) 中國經濟的增長就會(hui) 失去最基本的原動力。

　　作者王勇為(wei) 香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