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在博鼇論壇上指出，中國國企改革事關(guan) 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成敗。破除國企壟斷，降低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是中國麵臨(lin) 的五大挑戰之一。同一天，仿佛是作為(wei) 對保爾森的回應，國資委副主任邵寧也在博鼇稱，目前中國國有大型企業(ye) 的改革方向是公眾(zhong) 化、市場化。邵寧解釋說，現在中央企業(ye) 60％以上的淨資產(chan) 都已經進入上市公司。“就是通過資本市場把現在的國有企業(ye) 改造成為(wei) 上市公司，讓它成為(wei) 市場競爭(zheng) 主體(ti) ，獨立承擔民事責任，這就是公眾(zhong) 化的方向。”他希望外界抱著清醒、建設性的態度，客觀、冷靜地研究中國國企的改革方式。

　　這毫無疑問再一次激起人們(men) 關(guan) 於(yu) 中國國有企業(ye) 乃至所謂“國進民退”的爭(zheng) 論，過去幾年來，壟斷國企—尤其是央企—已成為(wei) 引發社會(hui) 公眾(zhong) 不滿的眾(zhong) 矢之的。但在另一方麵，有關(guan) 國企改革的呼聲又總是受到意識形態原教旨主義(yi) 者的激烈批判。一個(ge) 多月前的世行報告和“杜建國事件”就是一例。部分質疑世行報告的人士認為(wei) ，“有些國有企業(ye) 占據優(you) 勢，那純粹是國有企業(ye) 表現優(you) 異。而不是不允許私營企業(ye) 進入。”

　　從(cong) 近年來政府官員頻繁地駁斥社會(hui) 上“國進民退”的說法、並不斷為(wei) 國企進行自我辯解的態度來看，顯然都把“國進民退”當成了一種批評、一件壞事，而不是一項值得表揚的政績。否則，他們(men) 完全可以公開地表態認為(wei) 這是國有經濟控製力增強的表現，就像那位杜建國深信不疑的那樣，這在政治上也沒什麽(me) 不正確。由此可以間接判斷：至少在中央政府層麵，主觀上從(cong) 來就不希望出現“國進民退”的局麵，當然也就不會(hui) 作出有意識的政策安排。

　　這麽(me) 說來，假如市場上確實有所謂“國進民退”的話，我們(men) 又似乎應當向國有企業(ye) 致敬，因為(wei) 這表明了它們(men) 競爭(zheng) 力的迅速、大幅提升。實際上，國資委前主任李榮融就是這種典型觀點的宣揚者。他曾經頗為(wei) 委屈地對媒體(ti) 說：“我想不明白，為(wei) 什麽(me) 國企搞不好的時候你們(men) 罵，現在我們(men) 國企搞好了你們(men) 還是罵呢？”

　　當然，國資委這個(ge) 部門的局部利益很可能蒙住了李主任的眼睛，使他未能客觀地審視一下，國有企業(ye) 的這些驕人業(ye) 績究竟是憑借什麽(me) 而實現的？它們(men) 又將對整個(ge) 經濟運行和市場秩序產(chan) 生什麽(me) 樣的後果？

　　記得2010年3月中旬，在“央企地王”一發不可收的情況下，國資委下令，要求除了主業(ye) 為(wei) 房地產(chan) 的16家央企，餘(yu) 下還有78家非房地產(chan) 主業(ye) 的央企有序退出房地產(chan) 市場。然而，如果央企真的像許多政策宣傳(chuan) 裏說的那樣，是與(yu) 民企、外企等沒什麽(me) 不同的市場競爭(zheng) 主體(ti) 的話，它們(men) 為(wei) 什麽(me) 不能涉足房地產(chan) 市場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ye) 天然地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wei) 目標，國家法律對此也予以充分保護。如果央企判斷房地產(chan) 市場是當前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最佳目標領域的話，國資委又有什麽(me) 理由責令它們(men) 退出？至於(yu) 所謂主業(ye) 與(yu) 非主業(ye) 的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應該是行政命令指定的，而應該是央企這個(ge) 市場主體(ti) 麵對市場的自我選擇。

　　於(yu) 是又有人說，國有企業(ye) —尤其是央企—不是普通企業(ye) ，它們(men) 承擔著重要的社會(hui) 責任，它們(men) 不應該“與(yu) 民爭(zheng) 利”，更不應該在市場有可能陷入非理性的時候火上澆油。注意，這裏的“與(yu) 民爭(zheng) 利”已經不再僅(jin) 僅(jin) 指政府與(yu) 老百姓“爭(zheng) 利”，而是同時包含了國有企業(ye) 與(yu) 民營企業(ye) 之間的市場競爭(zheng) 。假如我們(men) 認同這類“國企特殊論”的話，那麽(me) 央企確實不應該參與(yu) 已經讓老百姓怨聲載道的樓市，當然也就更不應該為(wei) 過街老鼠似的“地王”抬轎子。然而，一旦這種邏輯成立，則實際上國有企業(ye) 就不再是真正意義(yi) 上的“企業(ye) ”。換句話說，它們(men) 必須要退出的就不僅(jin) 僅(jin) 是樓市，而是所有的競爭(zheng) 性市場；它們(men) 應當介入的，是將盈利視為(wei) 天經地義(yi) 的“普通企業(ye) ”沒有動力參與(yu) 的社會(hui) 公共品領域；它們(men) 實際上就成了所謂“服務型政府”在為(wei) 社會(hui) 提供公共服務時的執行機構，就像西方國家裏的少數國有企業(ye) —如英國的BBC—那樣。但至少到目前為(wei) 止，中國的國有企業(ye) 扮演的絕不是這種角色。

　　敏感的人應當已經能夠看到，所有這一團相互矛盾的混亂(luan) 邏輯最終都把我們(men) 帶到下列這一組相互關(guan) 聯的問題上：理論上，國有企業(ye) 的性質究竟應該是什麽(me) （它為(wei) 什麽(me) 要存在）？現實中，國有企業(ye) 又扮演了何種角色（它都做了些什麽(me) ）？國有企業(ye) 與(yu) 真正意義(yi) 上的自由市場經濟究竟是否相容？……

　　經過了改革開放30多年的摸索實踐，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國有企業(ye) 的根本問題或許並不在於(yu) “大鍋飯”和“低效率”這些它們(men) 時常表現出來的表麵病征。事實上，即便在西方國家，私有產(chan) 權的企業(ye) 隻要規模達到一定程度，特別是那些股票上市的公眾(zhong) 公司，其所有者與(yu) 經營者就必然是分離的。按照這種邏輯，隻要國有企業(ye) 內(nei) 部建立起有效的經理人激勵機製，外部又有運轉良好的經理人市場（這些構成了所謂“現代企業(ye) 製度”），它在理論上完全可能與(yu) 產(chan) 權清晰的私人公司同樣有效率。這就是本文開頭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先生傳(chuan) 播的論調。

　　事實上，國有企業(ye) 的根本問題在於(yu) 它與(yu) 行政權力的關(guan) 係。過去的許多經驗告訴我們(men) ，國有企業(ye) 經常利用與(yu) 政府的特殊關(guan) 係，通過後者出台的傾(qing) 向性、保護性和行政壟斷性政策取得競爭(zheng) 的優(you) 勢，從(cong) 而擠壓民間的經濟活動空間。換句話說，國有企業(ye) 往往是通過不公平的方式（裁判明顯偏袒甚至吹黑哨）贏得所謂的“市場競爭(zheng) ”的。而正是因為(wei) 國有企業(ye) 的大量存在，才使得政府無法成為(wei) 一個(ge) 公正的裁判。於(yu) 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悖論：即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主觀上並沒有“國進民退”的意圖，甚至還非常希望並連續出台各種政策鼓勵民營企業(ye) 發展壯大，但客觀上它實際上每天都在有意無意地做著促使“國進民退”的事情。更為(wei) 嚴(yan) 重的是，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的不公平競爭(zheng) 一定會(hui) 阻礙真正的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甚而為(wei) 國家邁向法治社會(hui) 的轉型製造重重障礙。

　　因此，眼下已經到了必須要從(cong) 根本回答國有企業(ye) 在市場經濟中的屬性與(yu) 定位問題的時候。否則，不僅(jin) 國有企業(ye) 本身難以避免李榮融主任為(wei) 之委屈的那種左右為(wei) 難、進退失據的窘境，中國的市場經濟體(ti) 係也終究難以繼續推進下去。